【摘 要】
：
在区分自然语言中词项（包括专名、摹状词、自然种类词等）的指示性使用和谓述性使用的基础上，可以对克里普克关于严格指示词和非严格指示词的区分提出系统性反驳。这一反驳基于如下6个断言：（1）在不同的语境中，大多数词项都有指示性使用和谓述性使用，不论它们是做句子的主词还是谓词。（2）对于专名和自然种类词来说，其指示性使用是第一位的，其谓述性使用寄生于前者。（3）对于限定摹状词来说，其谓述性使用是第一位的，其指示性使用寄生于前者。（4）指示性使用和谓述性使用的区分是语义的而非语用的。（5）指示性使用和谓述性使用的区
【基金项目】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研究项目“描述论与直接指称论之争--回顾、批判和建构”（12AZD072）和“分析哲学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2AZX008）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区分自然语言中词项（包括专名、摹状词、自然种类词等）的指示性使用和谓述性使用的基础上，可以对克里普克关于严格指示词和非严格指示词的区分提出系统性反驳。这一反驳基于如下6个断言：（1）在不同的语境中，大多数词项都有指示性使用和谓述性使用，不论它们是做句子的主词还是谓词。（2）对于专名和自然种类词来说，其指示性使用是第一位的，其谓述性使用寄生于前者。（3）对于限定摹状词来说，其谓述性使用是第一位的，其指示性使用寄生于前者。（4）指示性使用和谓述性使用的区分是语义的而非语用的。（5）指示性使用和谓述性使用的区分是对当代语言哲学的新添加，因为它不同于先前已有的其他区分，如指称性用法和归属性用法，语义指称和说话者指称，从言模态和从物模态，宽辖域和窄辖域，歧义指称，以及有关专名的谓述主义。（6）基于指示性使用和谓述性使用的区分，对“亚里士多德可能不是亚里士多德”和“亚里士多德可能不是亚历山大的老师”这两个句子，可以分别给出为真的解读和为假的解读。根据这一事实以及其他理由，可以推知：克里普克关于严格指示词和非严格指示词的区分是失败的。
其他文献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人们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在两种语境下展开的：一种是意识形态的语境；一种是思想史的语境。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在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方面经历了从强意识形态语境到弱意识形态语境的转化，目前正处在突破意识形态语境、建构思想史语境的阶段。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建构研究第二国际的思想史语境必须开展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在认识论的层面上分析第二国际的理论论争，建构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揭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西欧特色和时代特征，从中发现马克思主义在
要法籍耶稣会士贺清泰在乾嘉年间中译武加大本《圣经》，全书近半系注解。本文讨论《化成之经》前二章所解的天主及其化成天地与人等问题。贺清泰随明代耶稣会士解经，结论为天主无形、三位一体或天主无中生有等化成天地与万物的大能。他顺此续谈圣号，总论宇宙万象，结为托勒密及第谷一脉的地心说。贺氏复援引天主教的传统释经，而在人类这方面，关怀的是夏娃取自亚当的肋骨，目的在夫妻互敬互重，又回应了明末耶稣会士的相关论述。
“经”与“传”是儒家经典文本的两种类型，“经”是三代文明的遗典，为原圣刀性文本，而“传”大多创作于“轴心时代”，即春秋战国之世，为解释或阐发“六经”思想的作品，传对于经文的诠解以及后续的注疏之学，构成了儒家经学的主要内容。儒家的解经之学，向来就有“以经解经”的说法，而更为普遍的情形是“以传解经”。如何从现代诠释学的眼界来分析这两种方式，将其中的内蕴给予清楚的说明，并由此揭示出传统经典解释的特征，这对于经学形态的现代理解及其诠释学意义的发掘，可能是极有帮助的。
2016年4月21-23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月刊》社、上海大学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英国格拉斯哥卫生和医疗保建社会史中心联合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国际卫生组织：历史上的人、政治和实践”顺利召开。会议以“国际卫生组织：历史上的人、政治和实践”为主题，结合当前人们关注的卫生、健康问题，对国际组织在医疗卫生方面取得的成就、受到的挫折进行了总结，对当前国际组织建设中凸显出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探究，并对国际卫生组织的相关史学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讨，现择要综述如下。
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首先表现在对于“天（宇宙世界）”之本质的认识及其表象系统截然不同。其次，西方基于对宇宙本质的思考进而建构的“原子式自我”，在中国找不到对应的表现，相反，正如有的学者所认识到的，中国建构的是“关系性自我”。再次，从根本上说，西方的“天”与人是彼此独立、相互对立的二元关系，人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灵智”掌握“天”的“本质”，从而获得真实的知识；而中国文化始终没有建立基于实体论之真理观和愿子论之自我观的天人二元关系，主张万有皆“气”，气化流行，鸢飞鱼跃，将天人联结为息息相通的生命整体。
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的理论来源和发展情况的梳理，结合俄国十月革命时期、20世纪30年代、20世纪50、60年代，苏联美学界对艺术的讨论，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内部矛盾性，即一方面强调理论上的自由与理性的诚实，另一方面强调功利主义与意识形态功能。本文阐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更注重艺术的功利性的事实，并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由于无法对当代艺术做出解释和评价，而生发出的两种理论发展模式：一是祛除了“阶级斗争”等概念的社会理论和实践，另一个是普遍理论基础上的社会哲学。本文最后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的
在现代思想史上，爱国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具有既相互兼容又彼此紧张的复杂关系。本文考察了关于爱国主义的“本能论”和“自爱论”等一些流行见解及其道德疑点，辨析以“理性、包容与温和”取向来约束爱国主义激情的困难所在。作者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通过借鉴宪政爱国主义与共和爱国主义的理论，并结合中国历史的经验，探索一种新的爱国论述，主张以政治自觉来吸纳和超越自然文化属性，走向从“文化政治”到“政治文化”的转变。
长期以来，相对于左翼文学历史与思想研究，左翼文学的诗学研究一直显得较为薄弱。为求整合和拓展左翼文学研究的内部视野，深入探讨左翼作家的艺术个性、左翼理论和批评的诗学内涵和追求，复旦大学中文系配合《路翎全集》（上编，1-6卷）的发布，于2014年6月主办了“左翼文学诗学研究前沿工作坊”，十余位专家学者在其中的“圆桌论坛”对如何理解左翼文学、如何划定其边界，以及左翼诗学研究的问题与可能进行了讨论，不乏深刻的洞见和思想碰撞的火花。本刊特整理发表，以期引发更深入的思考与探究。
如何救治库恩式相对主义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当代哲学难题。新（或后）康德主义者M．弗里德曼将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修订为“能动的相对化的先验原则”，提出了一个由“元范式”、范式和经验规律所构成的“理性动力学”，倡导科学与哲学并行的“综合史观”。通过对康德传统及其当代演化的梳理，可以论证如下观点：其一，后现代相对主义病根在于“拒斥形而上学”；其二，强调科学与哲学的“并行”或“互补”将是我们从相对主义迷局中拯救哲学的必由之路。
如何看待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既是经济学家长期纷争不已的问题，更是近年来转轨经济研究涉猎的重大挑战性课题。不同转轨国家的实践证明了国家能力有效性对于制度变迁的至关重要意义，彰显了强调政府职能的反新古典传统的转轨理论的科学价值，昭示了流行的新古典学派转轨理论的严重缺陷，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失败。结合当代转轨国家丰富的实践经验。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国家能力与体制转轨的关系，进一步剖析新古典主义自由放任理念的错误实质．深入地总结以保持国家有效能力为显著特征的中国改革实践所具有的理论内涵，将有助于促进当代转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