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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又该退休了。这是我第三次走向退休。
有固定工作的人,只要寿命够长,一般就都有退休的那一天。年轻人不知退休的滋味,时常妄谈退休之美好。然而,当一个人真正面临退休时,却又难免有些惆怅,其中既有对事业的不舍,也有对人生的留恋。无论一个人多么伟大,退休都意味着已经进入了生命的最后时段。
60岁是一般人退休的年龄,也是我第一次走向退休的时候。
按照人民大学的规定,二级教授可以到65岁退休。笔者自诩为“二流法学家”,因此忝列二级教授。那时,我在内心纠结于法学与文学的选择。我应该继续在人民大学从事法学教研,还是应该归隐山林去进行文学创作?
面对晚年生活的“鱼和熊掌”,我最终选择了前者,因为那既是轻车熟路,也是随遇而安。
为了平衡内心的得失,我在学生们的帮助下,于2013年5月在人民大学图书馆举办了“法学与文学——何家弘教授著作展”。开幕式上高朋满座,致辞者包括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教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先生、法国驻华大使白林女士。在那些赞美的声音中,我很有些功成名就的感觉,也算是彩排了一次退休。
60岁之后,光阴确实似箭,5年转瞬即逝,于是我第二次面临退休。这次已然没有选择。在人生的舞台上,有进场,就有退场。
为了让自己的退场更加华丽,我又在学生们的帮助下,于2018年2月2日在人民大学明德堂举办了“草原情,高山恋——何家弘教授民歌演唱会”。就我这个练声仅两年多的纯业余歌手而言,那场面堪称盛大,那氛围堪称完美,我也就心满意足地谢幕了。
然而,人民大学的政策又发生了一点小变化,而我又非常幸运地赶上了这项新政的末班车。具体来说,我被学校聘为“大华讲席教授”,加上人民大学“杰出学者支持计划”,我的退休年龄推迟到68岁。
坦言之,我已经没有文学创作的热情。在人类文化水平大大提升的今天,写作已不是专业技能,在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的养育下,各路网络写手大显才华。另外,现实生活五彩缤纷,让那现实主义的虚构写作相形见绌。作为一名业余文学爱好者,我的文学创作也就没有太大意思了。
于是,2020年又成为我在人民大学工作的最后一年。我决定站好最后一班岗,认真完成教学科研任务。由于当下的科研考评以论文为主,我就决定多写论文。
庚子年初,一场多点暴发并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大流行突如其来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不过,宅居在家并非坏事。对我来说,不用外出开会讲学,包括原定的出国计劃,我就有了充裕的写作时间。
我认真清理库存,把多年积压的半成品都翻腾出来,修的修,补的补,编的编,造的造,制成论文。一年下来,我竟然完成了23篇论文,包括与学生的合著,还包括9篇英语论文。
文章做成之后,为了能尽快出手,我就采取了两个营销策略:第一是“贱卖”,即只要是正规学刊即可;第二是“杀熟”,即投稿给熟悉的学刊。年终盘点,我已经发表16篇,另有5篇确定发表,只有2篇待定。于是,2020年就成为我发表论文最多的一年,也为我的学术生涯画上了一个相当圆满的句号。
有固定工作的人,只要寿命够长,一般就都有退休的那一天。年轻人不知退休的滋味,时常妄谈退休之美好。然而,当一个人真正面临退休时,却又难免有些惆怅,其中既有对事业的不舍,也有对人生的留恋。无论一个人多么伟大,退休都意味着已经进入了生命的最后时段。
60岁是一般人退休的年龄,也是我第一次走向退休的时候。
按照人民大学的规定,二级教授可以到65岁退休。笔者自诩为“二流法学家”,因此忝列二级教授。那时,我在内心纠结于法学与文学的选择。我应该继续在人民大学从事法学教研,还是应该归隐山林去进行文学创作?
面对晚年生活的“鱼和熊掌”,我最终选择了前者,因为那既是轻车熟路,也是随遇而安。
为了平衡内心的得失,我在学生们的帮助下,于2013年5月在人民大学图书馆举办了“法学与文学——何家弘教授著作展”。开幕式上高朋满座,致辞者包括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教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先生、法国驻华大使白林女士。在那些赞美的声音中,我很有些功成名就的感觉,也算是彩排了一次退休。
60岁之后,光阴确实似箭,5年转瞬即逝,于是我第二次面临退休。这次已然没有选择。在人生的舞台上,有进场,就有退场。
为了让自己的退场更加华丽,我又在学生们的帮助下,于2018年2月2日在人民大学明德堂举办了“草原情,高山恋——何家弘教授民歌演唱会”。就我这个练声仅两年多的纯业余歌手而言,那场面堪称盛大,那氛围堪称完美,我也就心满意足地谢幕了。
然而,人民大学的政策又发生了一点小变化,而我又非常幸运地赶上了这项新政的末班车。具体来说,我被学校聘为“大华讲席教授”,加上人民大学“杰出学者支持计划”,我的退休年龄推迟到68岁。
坦言之,我已经没有文学创作的热情。在人类文化水平大大提升的今天,写作已不是专业技能,在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的养育下,各路网络写手大显才华。另外,现实生活五彩缤纷,让那现实主义的虚构写作相形见绌。作为一名业余文学爱好者,我的文学创作也就没有太大意思了。
于是,2020年又成为我在人民大学工作的最后一年。我决定站好最后一班岗,认真完成教学科研任务。由于当下的科研考评以论文为主,我就决定多写论文。
庚子年初,一场多点暴发并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大流行突如其来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不过,宅居在家并非坏事。对我来说,不用外出开会讲学,包括原定的出国计劃,我就有了充裕的写作时间。
我认真清理库存,把多年积压的半成品都翻腾出来,修的修,补的补,编的编,造的造,制成论文。一年下来,我竟然完成了23篇论文,包括与学生的合著,还包括9篇英语论文。
文章做成之后,为了能尽快出手,我就采取了两个营销策略:第一是“贱卖”,即只要是正规学刊即可;第二是“杀熟”,即投稿给熟悉的学刊。年终盘点,我已经发表16篇,另有5篇确定发表,只有2篇待定。于是,2020年就成为我发表论文最多的一年,也为我的学术生涯画上了一个相当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