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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直立行走》是80后作家宋小词发表于《当代》杂志2016年第6期的一部中篇小说，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小说以武汉为城市背景，以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家庭为线索，反映了城市底层人民悲苦的生活和痛苦的挣扎，直击社会多重现实问题，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
关键词：宋小词 《直立行走》 城市底层
《直立行走》是“80后”作家宋小词发表于《当代》杂志2016年第6期的一部中篇小说，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和好评，该小说获得《当代》文学拉力赛“中篇小说年度总冠军”，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2017年第1期转载，获第六届湖北文学奖，入围2016年“《收获》文学排行榜”。《直立行走》以武汉为城市背景，以一对青年男女周午马、杨双福的恋爱、婚姻、家庭为线索，直击拆迁、城乡差别、贫富不均等多重社会痛点，反映了城市底层人民悲苦的生活和痛苦的挣扎，但又没有一味简单地为某个阶层、某个人群代言，而是能够体谅到当下生活中每种人的艰辛和自尊。本文试从人物形象、人性、题目“直立行走”的内涵三方面入手，深层探究该小说的丰富内涵和艺术价值。
一、鲜明立体的人物形象
《直立行走》讲述了出身于湖北农村的女青年杨双福与武汉城市青年周午马“靠吃饭和睡觉”维持了一年半的恋爱关系。为了使周家多拿到三十平方米的拆迁补贴面积，二人鬼使神差地结了婚，经历了一系列变故后，婚姻破裂。男女主人公形象鲜明立体，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功力。
小说以内聚焦的叙述视角着重刻画了女主人公杨双福的人物形象。杨双福从湖北农村来到武汉，勤勤恳恳地工作，对爱情和美好的生活有着热烈的向往。她的内心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作为乡下人的自卑感，在城市青年周午马面前低声下气、唯唯诺诺，丧失了自己独立的地位和尊严。她是一个善良淳朴的人，虽然深知同事所说的现实道理，但并不爱慕虚荣，即便得知了周午马贫困的家境后也并未失落，而是十分同情，并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未来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这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物形象，敢爱敢恨，积极进取，但又有几分可怜，特别是她的悲剧结局，令人同情。
小说的男主人公周午马是一个可恨又可怜的人物形象。他虽也出身贫寒，但凭借着自己城里人的身份和英俊的外貌，在杨双福面前有着不可一世的优越感，将其玩弄于股掌中，没有丝毫的真情实感。他放荡不羁，不思进取，傲慢、虚伪、自私、冷酷无情，令人厌恶。然而，在小说结尾，随着作者对杨双福的心理描写，读者无不和杨双福一样，对周午马产生了几分同情——“他跟她在一起的生活和性生活他都要忍受郁悶和压抑，这是多么的不容易。更重要的是他狗一样蜷缩在狗房子里近三十年，受了几十年的苦楚，总算要由狗变成人了……”{1}说到底，周午马也不过是个穷苦的底层人民。
杨双福和周午马在出身、外貌、性格和人生态度等多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他们婚姻破裂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在出身方面，杨双福从湖北农村来到武汉工作，十分渴望在武汉站稳脚跟，但内心一直有一种乡下人的自卑感，这从小说开篇的“说到底，她还是怕他瞧不起她。其实她心里也知道，无论她怎么努力，他都是瞧不起她的。城里人总是瞧不起乡下人的”可以看出。而周午马虽出身贫寒，但骨子里却透露出作为城里人的优越感，一直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杨双福。其次，在外貌方面，二人也有着巨大的差距，“周午马武汉人，身高一米七五，眉眼间有几分国民男神张国荣的样儿，这样的男人哪怕当众擤个鼻涕吐口绿痰都是帅的”，而杨双福是“一个农村姑娘，身高不足一米六，相貌平平，因为久坐，腰腹上趴着一圈赘肉，又不懂穿衣打扮”。最后，二人在性格和人生态度方面也有着鲜明的对比：杨双福勤勤恳恳地工作，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拥有美好而光明的未来；而周午马却放荡不羁，不思进取，对于生活没有明确的目标和规划，得过且过。此外，在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上，杨双福对婚姻有着热烈的向往，将婚姻视为庄严而神圣的大事，渴望从爱人身上获得温暖与关爱：“她想体会被人搀扶的滋味，想感受人与人相偎着的暖意。”而周午马却相反，将爱情和婚姻视为儿戏，将杨双福当作自己的性工具，以一个花花公子的姿态游戏人生。
然而，两人却又有着相似之处——作为城市底层，他们出身贫寒，生活艰辛，有着难以言说的悲苦和挣扎，令人同情。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千千万万的城市底层，特别是底层青年与命运抗争的酸甜苦辣。
二、对复杂人性的揭示
《直立行走》对于复杂人性的刻画可谓是入木三分。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把人格分为三个层次：本我、自我、超我。小说中，关于主人公人格结构中的“本我”和“超我”展现得较多。
首先，本我遵循快乐原则，是人的原始的无意识本能，特别是性本能组成的能量系统，包括人的各种生理需要。小说中共有五处大胆而直露的性描写，均带有冷峻苍凉的意味，丝毫没有性爱应有的美感、庄严感和神圣感。这些性描写表现出二人的情侣关系似乎只建立在肉欲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尤其是在最后一次性描写中，二人连日来的苦闷和压抑因为性爱而一扫而空，精神获得了巨大的慰藉和放松，但杨双福很快意识到“她只是他的性工具”，揭示出二人关系的实质。在杨双福出狱后，周午马不接她的电话，不想与她再有任何瓜葛，以至杨双福感慨“他竟如此绝情”，这些描写都将周午马的兽性和冷酷自私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超我遵循道德原则，由社会规范、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内化而来，是个体社会化的结果，起着抑制本我冲动，对自我进行监控以及追求完善境界的作用。小说中对于超我的表现主要在结尾，杨双福出狱后，带着强烈的恨意找到了周午马的新家，打算报复周午马。然而，当她看到周午马宽敞明亮的新家时，想起了过往的种种，内心突然充斥着对周午马的理解和同情，放下仇恨，原谅了他。杨双福放弃了作恶的打算，一方面固然是源于她对周午马的理解和同情；但另一方面，也源于人格结构中，超我所遵循的道德原则，抑制了本我冲动。 小说中其他人物身上也展现出复杂的人性。比如周母为了多获得三十平方米的拆迁补偿面积，劝说杨双福与周午马结婚，为了一己私利利用杨双福；在丈夫病逝后未及时将其安葬，因为“现在抬出去，半分钱的好也没捞到”……这些都体现了周母唯利是图、自私冷酷的特点。此外，楼下阿婆以及周父死后的围观群众也是一种自私冷酷的看客形象。作者在对社会风气的揭示方面，也独具匠心。
三、“直立行走”的内涵
小说题目“直立行走”，构思精巧，与内容相契合，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可以说，“直立行走”四个字精准地概括了主人公周午马和杨双福精神的变化过程。
在《直立行走》中，作者多次将周午马的生活与狗进行比较，如杨双福第一次看到周午马的房间时，“她才顿然明白这不是茅房也不是狗窝，而是周午马的房”，周午马“摇摇晃晃径直去了自己的‘狗窝’”，“月亮升起来了，照出了他们的影子，她觉得她跟他就像两只狗”，以及小说结尾，当杨双福看到周午马的新家时，感慨“更重要的是他狗一样蜷缩在狗房子里近三十年，受了几十年的苦楚，总算要由狗变成人了”……作者将周午马比作狗，将他简陋狭小的房间比作狗窝，颇具讽刺意味。周午马表面上放荡不羁、寻欢作乐，其实内心是极度苦闷和压抑的。这种苦闷和压抑来源于底层生活的贫困、艰辛、沉重，以及对这种生活的愤慨和强烈的恨意。
在杨双福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其思想的巨大轉变。此前，杨双福内心一直有一种乡下人的自卑感，在周午马面前低声下气、唯唯诺诺，抬不起头来，还讨厌自己的生活，仇恨贫穷和自己的出身，自惭形秽，无法坦然地正视和接纳自己。这些都使她无法昂首挺胸地做人和在世间行走。而到了结尾，当她出狱以后，她看清了周午马的真面目，放下了仇恨，摆脱了乡下人的自卑，以云淡风轻的态度来对待过去，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于是，她终于能够在世间“直立行走”，这其实是一种自信、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是她思想的巨大转变。然而，小说晦暗的结局又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悬念和期待。我们不知道杨双福之后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但她思想的这一巨大转变已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和飞跃，对她未来的人生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也给读者以无限的启迪。
正如作者宋小词在《在城市的寒冬里蛰伏——〈直立行走〉创作谈》中所说：“我要书写他们，写他们的艰辛，写他们的疼痛，写他们的泪水，写他们的汗水，写他们的渴望，写他们的屈辱，写他们的精明，写他们的骨头，写他们的压抑，写他们的愤怒，写他们的沧桑，也写他们的精神，写他们的被伤害，也写他们的伤害人。”{2} 作者以冷峻的笔调和一波三折的叙述方式，塑造了鲜明立体的人物形象，对复杂人性进行了深刻的揭示，直面社会现实矛盾，反映了城市底层人民悲苦的生活和痛苦的挣扎，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和发人深省的思想价值。
{1} 宋小词：《直立行走》，《当代》2016年第6期，第27页。（文中相关引文皆出自此版本，故不再另注）
{2} 宋小词：《在城市的寒冬里蛰伏——〈直立行走〉创作谈》，《中篇小说选刊》2017年第1期，第125页。
作 者：鲁静，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关键词：宋小词 《直立行走》 城市底层
《直立行走》是“80后”作家宋小词发表于《当代》杂志2016年第6期的一部中篇小说，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和好评，该小说获得《当代》文学拉力赛“中篇小说年度总冠军”，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2017年第1期转载，获第六届湖北文学奖，入围2016年“《收获》文学排行榜”。《直立行走》以武汉为城市背景，以一对青年男女周午马、杨双福的恋爱、婚姻、家庭为线索，直击拆迁、城乡差别、贫富不均等多重社会痛点，反映了城市底层人民悲苦的生活和痛苦的挣扎，但又没有一味简单地为某个阶层、某个人群代言，而是能够体谅到当下生活中每种人的艰辛和自尊。本文试从人物形象、人性、题目“直立行走”的内涵三方面入手，深层探究该小说的丰富内涵和艺术价值。
一、鲜明立体的人物形象
《直立行走》讲述了出身于湖北农村的女青年杨双福与武汉城市青年周午马“靠吃饭和睡觉”维持了一年半的恋爱关系。为了使周家多拿到三十平方米的拆迁补贴面积，二人鬼使神差地结了婚，经历了一系列变故后，婚姻破裂。男女主人公形象鲜明立体，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功力。
小说以内聚焦的叙述视角着重刻画了女主人公杨双福的人物形象。杨双福从湖北农村来到武汉，勤勤恳恳地工作，对爱情和美好的生活有着热烈的向往。她的内心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作为乡下人的自卑感，在城市青年周午马面前低声下气、唯唯诺诺，丧失了自己独立的地位和尊严。她是一个善良淳朴的人，虽然深知同事所说的现实道理，但并不爱慕虚荣，即便得知了周午马贫困的家境后也并未失落，而是十分同情，并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未来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这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物形象，敢爱敢恨，积极进取，但又有几分可怜，特别是她的悲剧结局，令人同情。
小说的男主人公周午马是一个可恨又可怜的人物形象。他虽也出身贫寒，但凭借着自己城里人的身份和英俊的外貌，在杨双福面前有着不可一世的优越感，将其玩弄于股掌中，没有丝毫的真情实感。他放荡不羁，不思进取，傲慢、虚伪、自私、冷酷无情，令人厌恶。然而，在小说结尾，随着作者对杨双福的心理描写，读者无不和杨双福一样，对周午马产生了几分同情——“他跟她在一起的生活和性生活他都要忍受郁悶和压抑，这是多么的不容易。更重要的是他狗一样蜷缩在狗房子里近三十年，受了几十年的苦楚，总算要由狗变成人了……”{1}说到底，周午马也不过是个穷苦的底层人民。
杨双福和周午马在出身、外貌、性格和人生态度等多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他们婚姻破裂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在出身方面，杨双福从湖北农村来到武汉工作，十分渴望在武汉站稳脚跟，但内心一直有一种乡下人的自卑感，这从小说开篇的“说到底，她还是怕他瞧不起她。其实她心里也知道，无论她怎么努力，他都是瞧不起她的。城里人总是瞧不起乡下人的”可以看出。而周午马虽出身贫寒，但骨子里却透露出作为城里人的优越感，一直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杨双福。其次，在外貌方面，二人也有着巨大的差距，“周午马武汉人，身高一米七五，眉眼间有几分国民男神张国荣的样儿，这样的男人哪怕当众擤个鼻涕吐口绿痰都是帅的”，而杨双福是“一个农村姑娘，身高不足一米六，相貌平平，因为久坐，腰腹上趴着一圈赘肉，又不懂穿衣打扮”。最后，二人在性格和人生态度方面也有着鲜明的对比：杨双福勤勤恳恳地工作，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拥有美好而光明的未来；而周午马却放荡不羁，不思进取，对于生活没有明确的目标和规划，得过且过。此外，在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上，杨双福对婚姻有着热烈的向往，将婚姻视为庄严而神圣的大事，渴望从爱人身上获得温暖与关爱：“她想体会被人搀扶的滋味，想感受人与人相偎着的暖意。”而周午马却相反，将爱情和婚姻视为儿戏，将杨双福当作自己的性工具，以一个花花公子的姿态游戏人生。
然而，两人却又有着相似之处——作为城市底层，他们出身贫寒，生活艰辛，有着难以言说的悲苦和挣扎，令人同情。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千千万万的城市底层，特别是底层青年与命运抗争的酸甜苦辣。
二、对复杂人性的揭示
《直立行走》对于复杂人性的刻画可谓是入木三分。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把人格分为三个层次：本我、自我、超我。小说中，关于主人公人格结构中的“本我”和“超我”展现得较多。
首先，本我遵循快乐原则，是人的原始的无意识本能，特别是性本能组成的能量系统，包括人的各种生理需要。小说中共有五处大胆而直露的性描写，均带有冷峻苍凉的意味，丝毫没有性爱应有的美感、庄严感和神圣感。这些性描写表现出二人的情侣关系似乎只建立在肉欲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尤其是在最后一次性描写中，二人连日来的苦闷和压抑因为性爱而一扫而空，精神获得了巨大的慰藉和放松，但杨双福很快意识到“她只是他的性工具”，揭示出二人关系的实质。在杨双福出狱后，周午马不接她的电话，不想与她再有任何瓜葛，以至杨双福感慨“他竟如此绝情”，这些描写都将周午马的兽性和冷酷自私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超我遵循道德原则，由社会规范、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内化而来，是个体社会化的结果，起着抑制本我冲动，对自我进行监控以及追求完善境界的作用。小说中对于超我的表现主要在结尾，杨双福出狱后，带着强烈的恨意找到了周午马的新家，打算报复周午马。然而，当她看到周午马宽敞明亮的新家时，想起了过往的种种，内心突然充斥着对周午马的理解和同情，放下仇恨，原谅了他。杨双福放弃了作恶的打算，一方面固然是源于她对周午马的理解和同情；但另一方面，也源于人格结构中，超我所遵循的道德原则，抑制了本我冲动。 小说中其他人物身上也展现出复杂的人性。比如周母为了多获得三十平方米的拆迁补偿面积，劝说杨双福与周午马结婚，为了一己私利利用杨双福；在丈夫病逝后未及时将其安葬，因为“现在抬出去，半分钱的好也没捞到”……这些都体现了周母唯利是图、自私冷酷的特点。此外，楼下阿婆以及周父死后的围观群众也是一种自私冷酷的看客形象。作者在对社会风气的揭示方面，也独具匠心。
三、“直立行走”的内涵
小说题目“直立行走”，构思精巧，与内容相契合，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可以说，“直立行走”四个字精准地概括了主人公周午马和杨双福精神的变化过程。
在《直立行走》中，作者多次将周午马的生活与狗进行比较，如杨双福第一次看到周午马的房间时，“她才顿然明白这不是茅房也不是狗窝，而是周午马的房”，周午马“摇摇晃晃径直去了自己的‘狗窝’”，“月亮升起来了，照出了他们的影子，她觉得她跟他就像两只狗”，以及小说结尾，当杨双福看到周午马的新家时，感慨“更重要的是他狗一样蜷缩在狗房子里近三十年，受了几十年的苦楚，总算要由狗变成人了”……作者将周午马比作狗，将他简陋狭小的房间比作狗窝，颇具讽刺意味。周午马表面上放荡不羁、寻欢作乐，其实内心是极度苦闷和压抑的。这种苦闷和压抑来源于底层生活的贫困、艰辛、沉重，以及对这种生活的愤慨和强烈的恨意。
在杨双福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其思想的巨大轉变。此前，杨双福内心一直有一种乡下人的自卑感，在周午马面前低声下气、唯唯诺诺，抬不起头来，还讨厌自己的生活，仇恨贫穷和自己的出身，自惭形秽，无法坦然地正视和接纳自己。这些都使她无法昂首挺胸地做人和在世间行走。而到了结尾，当她出狱以后，她看清了周午马的真面目，放下了仇恨，摆脱了乡下人的自卑，以云淡风轻的态度来对待过去，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于是，她终于能够在世间“直立行走”，这其实是一种自信、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是她思想的巨大转变。然而，小说晦暗的结局又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悬念和期待。我们不知道杨双福之后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但她思想的这一巨大转变已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和飞跃，对她未来的人生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也给读者以无限的启迪。
正如作者宋小词在《在城市的寒冬里蛰伏——〈直立行走〉创作谈》中所说：“我要书写他们，写他们的艰辛，写他们的疼痛，写他们的泪水，写他们的汗水，写他们的渴望，写他们的屈辱，写他们的精明，写他们的骨头，写他们的压抑，写他们的愤怒，写他们的沧桑，也写他们的精神，写他们的被伤害，也写他们的伤害人。”{2} 作者以冷峻的笔调和一波三折的叙述方式，塑造了鲜明立体的人物形象，对复杂人性进行了深刻的揭示，直面社会现实矛盾，反映了城市底层人民悲苦的生活和痛苦的挣扎，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和发人深省的思想价值。
{1} 宋小词：《直立行走》，《当代》2016年第6期，第27页。（文中相关引文皆出自此版本，故不再另注）
{2} 宋小词：《在城市的寒冬里蛰伏——〈直立行走〉创作谈》，《中篇小说选刊》2017年第1期，第125页。
作 者：鲁静，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