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将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并列，构成“五位一體”的目标体系。从三十年前的“四个现代化”到今天的“五位一体”，新增加的维度是生态文明。仅此便可说明，无论在社会议程上，还是在政府的政策议程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已被列入优先级。这是新的社会共识，反映了重要的社会变迁。
　　不过，随着这个词汇的日益流行，我担心它会变成轻飘肤浅的口号。这是因为，人们太容易将“发展”想象为一列不断向前开进的列车，以为它的第一个到站是“经济繁荣”。然后继续前进，下一站便是“生态文明”。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生态文明”概念被推上历史的前台，它的背景板，是极为严重的生态危机。它要求我们从生态的角度，也就是从“文明/危机”的角度，对经济发展与技术应用进行反思，反思其代价、后果与风险。
　　让我们先看一个例子。一位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消息：
　　2012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之癌症研究署（IARC）将“柴油尾气污染”从“可能致癌”调升到“确定致癌”，即一类致癌物。研究表明柴油尾气与肺癌和膀胱癌关系紧密。柴油却仍被列为最经济能源之一，IARC的决定受到相关产业抵制。
　　这位网友感叹说，“当经济与健康矛盾时，人们却忘记生命只有一次。”许多跟帖者转发并重复同样的感慨。有一位说比较直接：“对柴油公交致命打击，利好新能源”。我也转发了，并加上评论：“这是对石油能源宣战，信号弹冉冉升起”。我知道这样说像是文艺腔，但重要的是说出事实：绿色能源正在试图战胜传统能源，而论证传统能源与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之间的关联，正是新能源的全球战略之一。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致癌环境中，那还谈什么文明和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核心问题就是要消除环境风险与健康风险。但这是一个典型的“知易行难”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生态文明建设，究竟需要做什么呢？
　　我认为第一步需要做的，是社会警醒，即在环境污染的现状及其未来风险问题上，提高公众的警觉与认识。这需要克服两个障碍。障碍之一是所谓“吉登斯悖论”，即越是知道环境风险严重，个人反而越是无所谓。理由在于讨论不出结果，反正人人都会受害，个人行动的成效微不足道等等。障碍之二是所谓“替罪羊心态”，即不去努力消除风险，反而把指出风险的人当成麻烦制造者对待。克服障碍的基本方法，是在专家的普遍性科学知识与公众日常生活中的地方性知识之间，建立相互对话与沟通的开放平台。
　　第二步工作是社会协商。当前最紧迫的工作是发展出对于“邻避现象”的调解机制。过去两年中，围绕着建设项目而发生的“邻避运动”迅速增加，受邻避影响的各种项目，相信总共有数千亿元规模。难道这真的是群众无理取闹吗？毋宁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了风险警觉，而风险忧虑已经成为公众行为的基本驱动力之一。
　　从更大范围来看，风险规避策略在各个阶层都表现明显。首先是富裕阶层纷纷向外移民；其次，一般城市居民，更愿意响应或同情邻避诉求，并试图抗议风险源的进入；再次，社会底层例如农民，会表现出破坏性抗争或高额索求补偿两种极端行为。很明显，从自己的亲身感受出发，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的环境恶果产生了强烈的质疑。问题在于，这些质疑，最终会指向每一个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只有在一种积极协商的程序中，人们才有可能反思自身，并对风险分配达成有意义的妥协。
　　但是说到底，我们需要迈出第三步，就是社会创新。意思是说，需要有一种新的技术方式，使我们同时达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以及社会公平。有一种号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设想是，通过“建筑物载能”，发展高度分散的太阳能或风能发电，再借助于网络与密集计算技术，汇聚成智能电网。经验证明，没有人能够事先规定哪些创新会成功。但是，生态文明建设如果包含有这样的创新设想，它将给全社会带来真正的激励和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