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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什么？有人说，历史就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记录往事，它与按照时间顺序来编写时事的新闻报纸的功能，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一大堆人名、日期和事件的集合。有人说，历史是一个解释框架，史学家们通过这个解释框架来组织、解释人类的经验。而且，这个解释框架常常依据那些由史学家们所关心的问题来建构的。因此，研究历史不仅仅是简单地寻找历史事实，“更是一个在对历史事实进行追溯和叙述的过程中发现意义，并将人物、事件和解释组织成一个网络的过程”。还有人说，历史是对当下的回应。历史的研究不仅为今日的发展提供参考，还为其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
在美国教育史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种种争论。随着美国史学职业化的出现，在20世纪早期，出现了最早的辉格派（celebrationist）史家，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传统派史学家（traditionalist historians），他们将美国教育史视为“一场积极的社会力量与消极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在冲突中，积极的社会力量由于它们内在的正义性，由于它们具有我们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中内在的民主、平等的本质，而取胜”。传统派史学家将学校视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动力，并为其所取得的胜利而“欢呼”。到20世纪20年代初，传统派史学家遭遇到来自自由派或自由-民主派史学家的挑战。虽然这些史学家们并不反对美国教育中的积极因素，但是他们认识到美国教育中存在着的观念冲突与斗争。20世纪60年代末期，出现了修正派或激进修正派的观点。他们认为，美国教育的演进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它是为满足由经济精英主导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需求，生产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根据修正派的观点，学校教育是社会控制的工具，在学校中永远存在着阶级、种族和性别的歧视。再后来，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里根-布什政府时期的保守主义体现在了保守主义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尽管他们不像传统派历史学家一样为美国学校歌功颂德，但是他们在分析学校是如何在促进社会政治变革中受挫时，强调了一致论和共同的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同时，还有一群史学家被人们称之为后现代史学家或新社会史学家，他们从批判理论的角度来审视历史。他们试图说明，历史不是一元的，而是各种势力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多元的过程，必须用种族、民族、阶级、性别和性别取向等多元化的视角来审视它。这些历史学家主张倾听那些被其他历史学家忽视或被边缘化的群体的声音。
其实，无论历史是诠释，还是批判；无论历史是建构，还是解构；历史从根本上说，它是一门艺术，克莱奥既精深严谨又美妙动人。因此，历史首先必须是让人记忆深刻的；必须是感情细腻的、色彩鲜明的、情节丰富的；必须是让人发自内心地被触动、被感动，抑或被震撼的；必须是融汇了当时社会与潮流的风情、风貌和风格。历史是生活着的，而历史的书写与阅读也必然是让作者和读者都继续生活在历史之中。
约翰·塞林的《美国高等教育史》就是这样一部生活着的记述：
在这里，我们体会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庞大而又多元的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不仅仅有我们耳熟能详的研究型大学、博雅学院和社区学院，更有促成这一规模巨大而又富有多样性的高等教育系统形成的细腻描述：19世纪60年代《莫里尔法》的颁布、20世纪40年代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创建，各类学院与大学如何为了获得经费而展开竞争；19世纪70年代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出现，如何转变了美国人对高深的学术研究的看法，孕育出一个极富学术生产力与学术活力的大学类型；传统的博雅学院又如何在历史的跌宕起伏中坚守着强实力的学术研究与人文科学领域的本科教学；而新兴的社区学院又怀有何种的理想，在研究型大学与博雅学院的强势发展中，获得一席之地；也就是说，极富“美国式”理想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精英化是如何协调发展的，各种各样类型的学院与大学是如何使其自身能够获得充分关注的。
在这里，我们体会到的不仅仅是美国学院与大学高度的竞争性与事业性，更有他们如何为了这一私人的事业或者公共的事业而开展活动的生动描述：对生源的竞争、对私人捐赠的竞争、对政府拨款的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说服活动的开展，更有对“校友”的忠诚与奉献精神的培养。
在这里，我们体会到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学院与大学如何与政治、经济发展产生联系，更有他们充满历史感的文化关联——美轮美奂的大学建筑、雕像、铭牌、纪念碑、花园；盛况空前的橄榄球赛、棒球赛、冰球赛以及其他体育竞技；以及冲突激烈的学生运动、少数族裔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这一切的一切让我们体会到的不仅仅是颇富韵味的校园、竞争激烈的赛场以及学潮，更重要的是它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画面，在这幅画面背后渗透出欧洲传统与美国式理想的杂糅；渗透出商业主义、消费主义、市场逻辑对学院与大学的浸入；渗透出阶级、种族、性别激烈冲突的社会结构在学院与大学之中的复演。
因此，历史不仅仅是政治史、经济史，它更是活生生的社会文化史。塞林的笔下，美国高等教育史是生动的、是活泼的、是生活着的；他将美国学院与大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题、思潮、制度、实践、文化与整个社会网络充分联系起来；既有概括与抽象化的理论总结，更有具体的、细腻的细节描绘，充分让我们体会到生动的历史，让我们生活在历史之中。
在美国教育史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种种争论。随着美国史学职业化的出现，在20世纪早期，出现了最早的辉格派（celebrationist）史家，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传统派史学家（traditionalist historians），他们将美国教育史视为“一场积极的社会力量与消极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在冲突中，积极的社会力量由于它们内在的正义性，由于它们具有我们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中内在的民主、平等的本质，而取胜”。传统派史学家将学校视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动力，并为其所取得的胜利而“欢呼”。到20世纪20年代初，传统派史学家遭遇到来自自由派或自由-民主派史学家的挑战。虽然这些史学家们并不反对美国教育中的积极因素，但是他们认识到美国教育中存在着的观念冲突与斗争。20世纪60年代末期，出现了修正派或激进修正派的观点。他们认为，美国教育的演进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它是为满足由经济精英主导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需求，生产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根据修正派的观点，学校教育是社会控制的工具，在学校中永远存在着阶级、种族和性别的歧视。再后来，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里根-布什政府时期的保守主义体现在了保守主义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尽管他们不像传统派历史学家一样为美国学校歌功颂德，但是他们在分析学校是如何在促进社会政治变革中受挫时，强调了一致论和共同的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同时，还有一群史学家被人们称之为后现代史学家或新社会史学家，他们从批判理论的角度来审视历史。他们试图说明，历史不是一元的，而是各种势力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多元的过程，必须用种族、民族、阶级、性别和性别取向等多元化的视角来审视它。这些历史学家主张倾听那些被其他历史学家忽视或被边缘化的群体的声音。
其实，无论历史是诠释，还是批判；无论历史是建构，还是解构；历史从根本上说，它是一门艺术，克莱奥既精深严谨又美妙动人。因此，历史首先必须是让人记忆深刻的；必须是感情细腻的、色彩鲜明的、情节丰富的；必须是让人发自内心地被触动、被感动，抑或被震撼的；必须是融汇了当时社会与潮流的风情、风貌和风格。历史是生活着的，而历史的书写与阅读也必然是让作者和读者都继续生活在历史之中。
约翰·塞林的《美国高等教育史》就是这样一部生活着的记述：
在这里，我们体会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庞大而又多元的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不仅仅有我们耳熟能详的研究型大学、博雅学院和社区学院，更有促成这一规模巨大而又富有多样性的高等教育系统形成的细腻描述：19世纪60年代《莫里尔法》的颁布、20世纪40年代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创建，各类学院与大学如何为了获得经费而展开竞争；19世纪70年代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出现，如何转变了美国人对高深的学术研究的看法，孕育出一个极富学术生产力与学术活力的大学类型；传统的博雅学院又如何在历史的跌宕起伏中坚守着强实力的学术研究与人文科学领域的本科教学；而新兴的社区学院又怀有何种的理想，在研究型大学与博雅学院的强势发展中，获得一席之地；也就是说，极富“美国式”理想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精英化是如何协调发展的，各种各样类型的学院与大学是如何使其自身能够获得充分关注的。
在这里，我们体会到的不仅仅是美国学院与大学高度的竞争性与事业性，更有他们如何为了这一私人的事业或者公共的事业而开展活动的生动描述：对生源的竞争、对私人捐赠的竞争、对政府拨款的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说服活动的开展，更有对“校友”的忠诚与奉献精神的培养。
在这里，我们体会到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学院与大学如何与政治、经济发展产生联系，更有他们充满历史感的文化关联——美轮美奂的大学建筑、雕像、铭牌、纪念碑、花园；盛况空前的橄榄球赛、棒球赛、冰球赛以及其他体育竞技；以及冲突激烈的学生运动、少数族裔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这一切的一切让我们体会到的不仅仅是颇富韵味的校园、竞争激烈的赛场以及学潮，更重要的是它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画面，在这幅画面背后渗透出欧洲传统与美国式理想的杂糅；渗透出商业主义、消费主义、市场逻辑对学院与大学的浸入；渗透出阶级、种族、性别激烈冲突的社会结构在学院与大学之中的复演。
因此，历史不仅仅是政治史、经济史，它更是活生生的社会文化史。塞林的笔下，美国高等教育史是生动的、是活泼的、是生活着的；他将美国学院与大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题、思潮、制度、实践、文化与整个社会网络充分联系起来；既有概括与抽象化的理论总结，更有具体的、细腻的细节描绘，充分让我们体会到生动的历史，让我们生活在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