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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考古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却一直承受着诸多误解，近年来日益兴起的公共考古便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使命。大庆地区有丰富的考古经历，也做了很多公共考古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效。目前，地方开展公共考古仍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地方结合自身实际，拓展思路，通力合作，将公共考古工作作为未来地方文物保护工作的方向之一。
关键词：大庆;考古;公共考古;公众;博物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自古以来，人们就清楚历史的重要性。而了解历史，一要靠先人典籍，二要靠遗迹遗物。典籍可以作伪、可以有谬误，但遗迹遗物不会说谎。因此，考古具有独特的重要性。通过古物与古迹，人们可以追溯历史、正本清源、还原古人生活场景和思想状态。我国北宋时期就出现了以古代的“吉金”（青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北宋后期金石学家吕大临编纂了现存年代最早的古器物图录《考古图》。欧阳修、赵明诚、李清照、叶昌炽、马衡等都是我国著名的金石学家。
随着社会日益发展，英国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古墓之谜》，美国的《夺宝奇兵》系列、《国家宝藏》系列，我国近年兴起的《鬼吹灯》系列、《盗墓笔记》系列，使得公众对考古愈发关注。然而与此同时，对考古的诸多误解也产生了。有的人认为考古是“象牙塔中的艺术”，即只有学术水平颇高的人才能搞，普通人只能“看天书”，一辈子摸不到门槛;有的人认为“考古就是挖墓”，对城址、遗址、古生物化石埋藏地等非墓葬类遗迹不甚在意;有的人认为“考古就是寻宝”，如果遗迹中没有“值钱的东西”，那就是空欢喜一场;甚至有的人偏激地认为考古就是“公开盗墓”，将学术性的科研活动与卑劣的违法犯罪活动混为一谈。如何让公众正确认识考古，成了考古学目前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1 公共考古概念及发展
公共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或称“公众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公共考古的理念最早出现在西方国家，早期的公共考古就是公共考古教育，如今，公共考古研究的领域已经涉及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公共考古教育、文化遗产所有权、文化遗产的阐述与展示权、专业考古界与公众之间的沟通等诸多领域，涉及文化人类学、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法学、博物馆学等。
严格意义上讲，公共考古学“年纪尚轻”，然而它使长期以来一直被少数考古学家、学者垄断的考古学开始走下“学术的象牙塔”，并将考古人的视线从传统的人类“过去”转向“过去”与“现代”的连接，关注为现代社会公众利益服务的问题。因此，公共考古学不仅是考古学的进步与发展，也可能因此而带动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其他传统学术研究的革命。
近些年，随着西方公共考古理念传入我国，公共考古日益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对公众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设立公共考古中心，定期举办公共考古论坛;国家文物局“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评选;央视《考古·中国》《考古公开课》等电视栏目或纪录片;媒体对最新重大考古发现的新闻追踪报道;《跟北大考古人一起“穿越”》等图书的出版发行;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宣传等。在这些公共考古实践的努力下，公众对考古的误解逐渐消解，对考古和相关历史文化的关注日益增长，为考古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2 大庆地区的考古工作
2.1 初步肇始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庆地区考古工作的开展多基于考古调查，特别是两次松嫩流域的调查工作。如1957年10月，黑龙江省博物馆在嫩江下游左岸开展的考古调查，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和肇源县的10个地点，发现新石器时代、辽金时期遗址遗迹共21处;1973年，肇源县三站镇农民在取沙改土时发现了一具较完整的猛犸象骨骼化石，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
2.2 快速发展阶段
随着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开展，大庆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存。其中，重点遗址在大规模发掘的基础上还开展了系统和有计划的考古学研究工作。如1982年5月—1983年7月，大庆市文物管理站开展了全面的文物调查工作，先后发现58处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辽金时期遗址或遗物点;1964年，黑龙江省博物馆就调查发现了白金宝遗址，并在1974年由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进行了首次发掘，1980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1986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联合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对白金宝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较大规模的发掘。
2.3 全面发展阶段
随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完成，大庆市新发现了百余处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公众对本地区文化面貌的认识逐渐走向成熟。大庆博物馆、大庆市文物管理站在大庆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古生物考古调查，在大庆多个县区调查发现了古生物埋藏地点。2019—2020年，由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黑龙江大学考古系、大庆博物馆、大庆市文物管理站、大同区文体旅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大庆市大同区九间遗址进行了两期考古发掘。期间，黑龙江大学与大同区在九间遗址成立考古实习基地。
3 目前大庆地区开展公共考古实践的几种途径
早在1981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大庆市就有针对性地开展了考古知识普及。当时，大庆市文物管理站刚刚为配合此次普查而设立，时任大庆市文物管理站首任站长的刘锋彤组织了一支21人的队伍，除了亲自带队实地勘查外，还带了一步放映机放幻灯片，动员当地百姓观看，不仅宣传了保护文物政策，更有利于征集有价值的文物遗址线索。
1996年5月13日，时任大庆文物管理站站长的唐国文接到肇源县文物管理所的报告，称推土机推出了骨化石—“王氏水牛”。当年7月，唐国文以笔名裕林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了肇源县王氏水牛完整骨架出土的消息。張少杰是第五任文物管理站站长，他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展板”，到五区四县去宣传，百姓开始觉醒。
2002年出土于黑龙江省宾县的猛犸象化石，站立时高3.35米、长6.5米，同一个体的化石完整率达85%以上，极为罕见珍贵。它被大庆博物馆征集后，在馆内古生物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努力下装架成功，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此进行了报道。 2006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以下简称“三普”）开始。大庆市成立了“三普”领导小组，积极宣传文物普查和文物保护政策，同时及时公布文物普查阶段性成果。时任大庆市文物管理站站长的颜祥林在《大庆晚报》、大庆网上相继刊登《“最老大庆人”足有4000岁》《这具古尸化石有4500岁了》，使公众对大庆考古工作和历史文化研究工作有了清晰的认识，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响。
经过机构改革与编制调整，大庆各文物管理站所基本都同本区域博物馆合署办公，且本区域考古活动及成果都会在博物馆进行整理、研究和展示，各博物馆便承担起了大部分公共考古工作。各博物馆以馆藏文物为基础，精心设计展厅展板，撰写讲解词，组织企事业单位员工及学校学生进行团体参观，做好重大接待活动，开展丰富多样、生动有趣的博物馆活动和研学，有力地宣传了本区域考古成果。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和“6月中国自然与文化遗产日”中，各博物馆与文物管理站所通力合作，通过特展巡展、发放宣传材料、走进基层做宣讲等方式进行考古知识讲解宣传，使公众对考古的了解更加深入。
在大庆市文博人的不懈努力下，越来越多的社会各界人士加入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上。有不可移动文物的村、屯、乡、镇都自发维护文物，及时反馈文物遗址异常情况，防止文物遭到破坏;有的发现疑似文物，也会及时上报各文物管理站所，积极提供文物线索。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一位名叫李学明的学生，他自小看过一些关于考古的动画片、纪录片，对考古有着浓厚的兴趣。初中时他偶然在家附近拾到化石，积极与大庆市博物馆取得联系申请鉴定，经多方实地查证，最终确认此地为马勒盖泡遗址，化石是“东北原始狼”。得到专家肯定后，李学明自觉承担起了大庆市大同地区的古代遗址踏查工作。经过多年的野外踏查，他先后发现了敖包吐古墓葬、何家窑古城、王地房子遗址群等九处古代遗址、三处墓葬群及二十多处遗物点。这些发现增加了大庆地区古生物种类，也佐证了辖区内特别是大同区人类活动的遗迹，并向前推进了时间，具有重大意义。他还将发现遗址时在地表采集到的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大庆市博物馆等地方博物馆。2018年5月，他主动与大庆市文物博物馆学会、大庆市博物馆等相关文博单位联系，在基础设施完备、有展览条件的情况下，于大庆市第十中学主持籌备了“感悟沧海巨变，铸就文化创新”大型校园文物展暨大庆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展，将他已经捐献给大庆市博物馆90余件文物借调到校德育基地展出，同大庆市博物馆的专家一道给学校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考古课，真正地让文物走进校园，激发同学们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实现了文保成果共享。在学校的支持下，他与大庆市文博系统相关单位进行协调，组建了大庆市乃至黑龙江省第一家高中校园博物馆即大庆市第十中学博物馆，并成立了与其配套的学生考古社团“古韵考古社”，目前拥有会员50余人。他积极投身校园博物馆工作，对学校现有文物资源进行梳理，完善博物馆配套制度及相关章程，促成文博系统与教育系统对接。在他的努力下，大庆市第十中学博物馆成为大庆市文物博物馆学会会员单位。2019年5月，他又主持筹备了与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博物馆等相关单位联合举办的“大庆市第十中学第二届文物博览周暨杜尔伯特蒙古族历史、民俗文化展”活动。在他的影响下，大庆市第十中学已成为黑龙江省第一家具有校园博物馆的中学，并打造了“一馆一社一励志”的特色办学理念。大同九间遗址考古发掘期间，在保证考古工作安全的前提下，大庆市第十中学到发掘现场进行研学活动。此外，大庆市民间艺术家协会也到九间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进行参观，并慰问考古队成员。
随着自媒体的兴起，大庆市公众考古工作进入新阶段。大庆博物馆、肇源博物馆、大同历史陈列馆都在自营公众号上展示馆藏文物、介绍文物信息、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及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特别是2019—2020年大庆市大同区九间遗址两期考古发掘期间，大同历史陈列馆微信公众号对此次考古发掘工作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进行介绍。同时，大庆市文化广电与旅游局微信公众号“文旅大庆”也进行了转载。2020年12月，《大庆日报》用四个版面报道了大庆地区的历史文化脉络、考古调查发掘以及几代大庆文博人的坚守。时至今日，大庆文博人仍坚守在考古阵地上，通过与遗迹遗物的对话，向公众讲述大庆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4 地方开展公共考古的未来发展趋势探索
通过大庆市开展公共考古的实践，可以看到，地方开展公共考古具有丰富的潜力和良好的效果，应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坚持下去，对提高公众文物保护意识、加强文物保护工作、提升公民良好道德法律素质和文化修养都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但是，地方开展公共考古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公众对考古的误解在某些地方仍然存在，并有可能继续存在很长时间;考古尤其是田野考古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学术，最近又加入了诸多科技手段，对考古现场要求日益严格，加上考古现场的安全性十分重要，公众到考古工地进行现场参观不容易实现;大多数地方的不可移动文物价值并不高，几乎没有进行考古调查和专门发掘的必要，用作公共考古宣传的价值更小;经过考古发掘的，由于地理位置偏僻、遗迹残留不多、讲解价值较小、文物安全性得不到保证等种种原因，无法作为考古公园或者考古实习基地对外开放;公共考古在我国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更为有效的公共考古手段仍需要继续开发;专业考古人才不足，能够担任公共考古工作的人才更少。
笔者以为，未来在地方开展公共考古，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发力：
①加强公共考古理论与实践研究。地方实践同理论有一定的差距，不能照搬照抄。鼓励各文物管理站所积极学习公共考古理论，借鉴先进经验，结合本地实际和以往实践经验，摸索出适合自身的、行之有效的公共考古工作方法。
②拓宽公共考古工作思路。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考古学已经不可避免地同诸多学科有了交叉和联系。可以从其他学科角度入手，反向解读考古，使公众产生“考古也能这样搞”的想法，减少公众对考古“敬而远之”的态度。这也同时要求公共考古人员必须具备跨学科对话能力。
③继续加强各文物管理站所同各博物馆之间的联系。将文物管理站所的考古人才与博物馆的社会教育人才结合起来，优势互补，共同做好公共考古工作。可依托博物馆开展适宜公众的考古体验活动、教育课程、讲座等，解决公共考古场地和人才紧缺问题。
④因地制宜开展考古现场讲解。可选择交通便利、保护良好、价值较高的不可移动文物，有组织地带领公众进行现场讲解并答疑解惑，拉进考古与公众之间的距离，直观消解考古是“象牙塔中的艺术”“考古就是挖墓”“考古就是寻宝”“考古就是公开盗墓”等误解，树立考古在公众心目中的正面形象。
⑤开发公共考古产品。利用媒体、自媒体等打造一批公共考古产品，如在报刊、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刊登考古科普文章、在电视台、短视频App等发布考古方面短视频，甚至可以做考古文创产品。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中提到，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既是公共考古的使命，也必将是未来地方文物保护工作的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1]杭侃.公共考古学推动考古学发展[EB/OL].（2016-09-26）.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926/c40531-28739705.html.
[2]王菁，陈雍.我国公共考古现状分析[J].北方考古，2016（4）：63-65.
[3]陈飞.公共考古需要注意考古学伦理问题[N].中国文物报，2016-09-27（007）.
[4]张凤礼.大庆地区考古事业的回顾与研究[J].大庆社会科学，2020（5）：124-127.
关键词：大庆;考古;公共考古;公众;博物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自古以来，人们就清楚历史的重要性。而了解历史，一要靠先人典籍，二要靠遗迹遗物。典籍可以作伪、可以有谬误，但遗迹遗物不会说谎。因此，考古具有独特的重要性。通过古物与古迹，人们可以追溯历史、正本清源、还原古人生活场景和思想状态。我国北宋时期就出现了以古代的“吉金”（青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北宋后期金石学家吕大临编纂了现存年代最早的古器物图录《考古图》。欧阳修、赵明诚、李清照、叶昌炽、马衡等都是我国著名的金石学家。
随着社会日益发展，英国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古墓之谜》，美国的《夺宝奇兵》系列、《国家宝藏》系列，我国近年兴起的《鬼吹灯》系列、《盗墓笔记》系列，使得公众对考古愈发关注。然而与此同时，对考古的诸多误解也产生了。有的人认为考古是“象牙塔中的艺术”，即只有学术水平颇高的人才能搞，普通人只能“看天书”，一辈子摸不到门槛;有的人认为“考古就是挖墓”，对城址、遗址、古生物化石埋藏地等非墓葬类遗迹不甚在意;有的人认为“考古就是寻宝”，如果遗迹中没有“值钱的东西”，那就是空欢喜一场;甚至有的人偏激地认为考古就是“公开盗墓”，将学术性的科研活动与卑劣的违法犯罪活动混为一谈。如何让公众正确认识考古，成了考古学目前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1 公共考古概念及发展
公共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或称“公众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公共考古的理念最早出现在西方国家，早期的公共考古就是公共考古教育，如今，公共考古研究的领域已经涉及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公共考古教育、文化遗产所有权、文化遗产的阐述与展示权、专业考古界与公众之间的沟通等诸多领域，涉及文化人类学、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法学、博物馆学等。
严格意义上讲，公共考古学“年纪尚轻”，然而它使长期以来一直被少数考古学家、学者垄断的考古学开始走下“学术的象牙塔”，并将考古人的视线从传统的人类“过去”转向“过去”与“现代”的连接，关注为现代社会公众利益服务的问题。因此，公共考古学不仅是考古学的进步与发展，也可能因此而带动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其他传统学术研究的革命。
近些年，随着西方公共考古理念传入我国，公共考古日益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对公众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设立公共考古中心，定期举办公共考古论坛;国家文物局“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评选;央视《考古·中国》《考古公开课》等电视栏目或纪录片;媒体对最新重大考古发现的新闻追踪报道;《跟北大考古人一起“穿越”》等图书的出版发行;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宣传等。在这些公共考古实践的努力下，公众对考古的误解逐渐消解，对考古和相关历史文化的关注日益增长，为考古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2 大庆地区的考古工作
2.1 初步肇始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庆地区考古工作的开展多基于考古调查，特别是两次松嫩流域的调查工作。如1957年10月，黑龙江省博物馆在嫩江下游左岸开展的考古调查，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和肇源县的10个地点，发现新石器时代、辽金时期遗址遗迹共21处;1973年，肇源县三站镇农民在取沙改土时发现了一具较完整的猛犸象骨骼化石，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
2.2 快速发展阶段
随着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开展，大庆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存。其中，重点遗址在大规模发掘的基础上还开展了系统和有计划的考古学研究工作。如1982年5月—1983年7月，大庆市文物管理站开展了全面的文物调查工作，先后发现58处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辽金时期遗址或遗物点;1964年，黑龙江省博物馆就调查发现了白金宝遗址，并在1974年由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进行了首次发掘，1980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1986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联合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对白金宝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较大规模的发掘。
2.3 全面发展阶段
随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完成，大庆市新发现了百余处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公众对本地区文化面貌的认识逐渐走向成熟。大庆博物馆、大庆市文物管理站在大庆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古生物考古调查，在大庆多个县区调查发现了古生物埋藏地点。2019—2020年，由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黑龙江大学考古系、大庆博物馆、大庆市文物管理站、大同区文体旅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大庆市大同区九间遗址进行了两期考古发掘。期间，黑龙江大学与大同区在九间遗址成立考古实习基地。
3 目前大庆地区开展公共考古实践的几种途径
早在1981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大庆市就有针对性地开展了考古知识普及。当时，大庆市文物管理站刚刚为配合此次普查而设立，时任大庆市文物管理站首任站长的刘锋彤组织了一支21人的队伍，除了亲自带队实地勘查外，还带了一步放映机放幻灯片，动员当地百姓观看，不仅宣传了保护文物政策，更有利于征集有价值的文物遗址线索。
1996年5月13日，时任大庆文物管理站站长的唐国文接到肇源县文物管理所的报告，称推土机推出了骨化石—“王氏水牛”。当年7月，唐国文以笔名裕林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了肇源县王氏水牛完整骨架出土的消息。張少杰是第五任文物管理站站长，他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展板”，到五区四县去宣传，百姓开始觉醒。
2002年出土于黑龙江省宾县的猛犸象化石，站立时高3.35米、长6.5米，同一个体的化石完整率达85%以上，极为罕见珍贵。它被大庆博物馆征集后，在馆内古生物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努力下装架成功，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此进行了报道。 2006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以下简称“三普”）开始。大庆市成立了“三普”领导小组，积极宣传文物普查和文物保护政策，同时及时公布文物普查阶段性成果。时任大庆市文物管理站站长的颜祥林在《大庆晚报》、大庆网上相继刊登《“最老大庆人”足有4000岁》《这具古尸化石有4500岁了》，使公众对大庆考古工作和历史文化研究工作有了清晰的认识，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响。
经过机构改革与编制调整，大庆各文物管理站所基本都同本区域博物馆合署办公，且本区域考古活动及成果都会在博物馆进行整理、研究和展示，各博物馆便承担起了大部分公共考古工作。各博物馆以馆藏文物为基础，精心设计展厅展板，撰写讲解词，组织企事业单位员工及学校学生进行团体参观，做好重大接待活动，开展丰富多样、生动有趣的博物馆活动和研学，有力地宣传了本区域考古成果。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和“6月中国自然与文化遗产日”中，各博物馆与文物管理站所通力合作，通过特展巡展、发放宣传材料、走进基层做宣讲等方式进行考古知识讲解宣传，使公众对考古的了解更加深入。
在大庆市文博人的不懈努力下，越来越多的社会各界人士加入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上。有不可移动文物的村、屯、乡、镇都自发维护文物，及时反馈文物遗址异常情况，防止文物遭到破坏;有的发现疑似文物，也会及时上报各文物管理站所，积极提供文物线索。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一位名叫李学明的学生，他自小看过一些关于考古的动画片、纪录片，对考古有着浓厚的兴趣。初中时他偶然在家附近拾到化石，积极与大庆市博物馆取得联系申请鉴定，经多方实地查证，最终确认此地为马勒盖泡遗址，化石是“东北原始狼”。得到专家肯定后，李学明自觉承担起了大庆市大同地区的古代遗址踏查工作。经过多年的野外踏查，他先后发现了敖包吐古墓葬、何家窑古城、王地房子遗址群等九处古代遗址、三处墓葬群及二十多处遗物点。这些发现增加了大庆地区古生物种类，也佐证了辖区内特别是大同区人类活动的遗迹，并向前推进了时间，具有重大意义。他还将发现遗址时在地表采集到的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大庆市博物馆等地方博物馆。2018年5月，他主动与大庆市文物博物馆学会、大庆市博物馆等相关文博单位联系，在基础设施完备、有展览条件的情况下，于大庆市第十中学主持籌备了“感悟沧海巨变，铸就文化创新”大型校园文物展暨大庆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展，将他已经捐献给大庆市博物馆90余件文物借调到校德育基地展出，同大庆市博物馆的专家一道给学校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考古课，真正地让文物走进校园，激发同学们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实现了文保成果共享。在学校的支持下，他与大庆市文博系统相关单位进行协调，组建了大庆市乃至黑龙江省第一家高中校园博物馆即大庆市第十中学博物馆，并成立了与其配套的学生考古社团“古韵考古社”，目前拥有会员50余人。他积极投身校园博物馆工作，对学校现有文物资源进行梳理，完善博物馆配套制度及相关章程，促成文博系统与教育系统对接。在他的努力下，大庆市第十中学博物馆成为大庆市文物博物馆学会会员单位。2019年5月，他又主持筹备了与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博物馆等相关单位联合举办的“大庆市第十中学第二届文物博览周暨杜尔伯特蒙古族历史、民俗文化展”活动。在他的影响下，大庆市第十中学已成为黑龙江省第一家具有校园博物馆的中学，并打造了“一馆一社一励志”的特色办学理念。大同九间遗址考古发掘期间，在保证考古工作安全的前提下，大庆市第十中学到发掘现场进行研学活动。此外，大庆市民间艺术家协会也到九间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进行参观，并慰问考古队成员。
随着自媒体的兴起，大庆市公众考古工作进入新阶段。大庆博物馆、肇源博物馆、大同历史陈列馆都在自营公众号上展示馆藏文物、介绍文物信息、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及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特别是2019—2020年大庆市大同区九间遗址两期考古发掘期间，大同历史陈列馆微信公众号对此次考古发掘工作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进行介绍。同时，大庆市文化广电与旅游局微信公众号“文旅大庆”也进行了转载。2020年12月，《大庆日报》用四个版面报道了大庆地区的历史文化脉络、考古调查发掘以及几代大庆文博人的坚守。时至今日，大庆文博人仍坚守在考古阵地上，通过与遗迹遗物的对话，向公众讲述大庆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4 地方开展公共考古的未来发展趋势探索
通过大庆市开展公共考古的实践，可以看到，地方开展公共考古具有丰富的潜力和良好的效果，应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坚持下去，对提高公众文物保护意识、加强文物保护工作、提升公民良好道德法律素质和文化修养都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但是，地方开展公共考古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公众对考古的误解在某些地方仍然存在，并有可能继续存在很长时间;考古尤其是田野考古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学术，最近又加入了诸多科技手段，对考古现场要求日益严格，加上考古现场的安全性十分重要，公众到考古工地进行现场参观不容易实现;大多数地方的不可移动文物价值并不高，几乎没有进行考古调查和专门发掘的必要，用作公共考古宣传的价值更小;经过考古发掘的，由于地理位置偏僻、遗迹残留不多、讲解价值较小、文物安全性得不到保证等种种原因，无法作为考古公园或者考古实习基地对外开放;公共考古在我国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更为有效的公共考古手段仍需要继续开发;专业考古人才不足，能够担任公共考古工作的人才更少。
笔者以为，未来在地方开展公共考古，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发力：
①加强公共考古理论与实践研究。地方实践同理论有一定的差距，不能照搬照抄。鼓励各文物管理站所积极学习公共考古理论，借鉴先进经验，结合本地实际和以往实践经验，摸索出适合自身的、行之有效的公共考古工作方法。
②拓宽公共考古工作思路。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考古学已经不可避免地同诸多学科有了交叉和联系。可以从其他学科角度入手，反向解读考古，使公众产生“考古也能这样搞”的想法，减少公众对考古“敬而远之”的态度。这也同时要求公共考古人员必须具备跨学科对话能力。
③继续加强各文物管理站所同各博物馆之间的联系。将文物管理站所的考古人才与博物馆的社会教育人才结合起来，优势互补，共同做好公共考古工作。可依托博物馆开展适宜公众的考古体验活动、教育课程、讲座等，解决公共考古场地和人才紧缺问题。
④因地制宜开展考古现场讲解。可选择交通便利、保护良好、价值较高的不可移动文物，有组织地带领公众进行现场讲解并答疑解惑，拉进考古与公众之间的距离，直观消解考古是“象牙塔中的艺术”“考古就是挖墓”“考古就是寻宝”“考古就是公开盗墓”等误解，树立考古在公众心目中的正面形象。
⑤开发公共考古产品。利用媒体、自媒体等打造一批公共考古产品，如在报刊、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刊登考古科普文章、在电视台、短视频App等发布考古方面短视频，甚至可以做考古文创产品。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中提到，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既是公共考古的使命，也必将是未来地方文物保护工作的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1]杭侃.公共考古学推动考古学发展[EB/OL].（2016-09-26）.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926/c40531-28739705.html.
[2]王菁，陈雍.我国公共考古现状分析[J].北方考古，2016（4）：63-65.
[3]陈飞.公共考古需要注意考古学伦理问题[N].中国文物报，2016-09-27（007）.
[4]张凤礼.大庆地区考古事业的回顾与研究[J].大庆社会科学，2020（5）：124-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