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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意欲表达的远不只是个人的痛苦和绝望。
他说出的许多尖刻凉薄之言，都触及了以色列人过去和现在的共同经验
自设立以来就两年颁一次的国际布克奖，最近两届改成了一年一颁，而且，奖励对象也由一位作家的“全部成就”改为奖励某部较新的文学作品。这种改变，也许是基于对存世的国际级大师越来越少这一事实的考虑。
菲利普·罗思、伊斯迈尔·卡达莱等早已赫赫有名的文坛人物一一获獎，但去年，国际布克奖发给了一位韩国人写的《素食者》，让韩国文学在英国和英语世界的影响力骤然提升。今年的获奖作品则是一部以色列小说《一匹马走进咖啡馆》，作者是大卫·格罗斯曼。
这不是陌生面孔，事实上，给格罗斯曼发个终身成就奖也不为过。他从1986年实验性很强的《证之于：爱》开始，中经《狮蜜》和《一同奔跑的人》这两部十分畅销的小说，再到2008年广受赞誉的《到大地尽头》，算是成果不菲，名气也远超出了以色列本土，可视为仅次于阿摩司·奥兹的以色列文学二号人物。在本届国际布克奖的短名单中，奥兹的近作《犹大》也赫然在列。
与格罗斯曼以往的作品一样，《一匹马走进咖啡馆》写的是一个纯正的以色列故事，触及的主题是每个以色列人都熟悉和关心的：大屠杀、反犹、兵役制、战争与和平、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还有民间的恐惧。但是，这些主题并不是通过一个或多个正面叙述的故事来反映的，而是经由一个喜剧演员之口、在一间咖啡馆里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来的。咖啡馆里的观众时不常地起哄、挑衅，有的拂袖走人，座中有一个演员的熟人，跟他暌违四十余年未见，耐心地看完了这场疯癫的表演。
整本书基本是这位演员的长篇独白。他离了婚，带着几个孩子，正处在一个最容易厌恶人类的年龄——五十来岁。他言语粗俗下流，脑袋里塞满了肮脏的念头，又身患前列腺癌，对人生已经绝望，他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爆发一下，暴露自己从外表到内心的丑恶，让人们尽情地嘲笑自己。他说自己从小就学习表演小丑，本以为这是保全之术，谁知反而引来同龄人更多的欺侮。他邀请在场的人都上来侮辱侮辱他，好让他“重温旧梦”。
他意欲表达的远不只是个人的痛苦和绝望。他说出的许多尖刻凉薄之言，都触及了以色列人过去和现在的共同经验。
例如大屠杀，其可怕不只在于它的发生，更在于它对幸存者的死死缠绕，以及因时间稀释掉苦难记忆而引发的集体抵触与冷眼。再如兵役制，它是每个以色列人头上的悬剑，是每一对父母从孩子降生之日起就在恐惧的“末日审判”，不管以色列的武器多么发达，军事素养多高，死神总要筛走若干条年轻的生命，但谁又敢声言兵役制必须废除呢？
格罗斯曼本人正是这样一位不幸被“选中”的父亲：他的次子乌里在2006年8月的一天，也恰是其三年兵役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刻于黎巴嫩南部阵亡。《到大地尽头》一书罄尽了作家对儿子的思念和对战争的痛切批判，他也因此由一个颇富温情的和平主义者化身为媒体眼里的“反战作家”，一个声色俱厉的公共知识分子。然而，《一匹马走进咖啡馆》所体现的个人风格的转变仍然出乎读者的意料，他们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愤世嫉俗的格罗斯曼。
过去，流浪四方的犹太人养成了自我憎恨的习惯，如今，有了家园的犹太人重新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怨艾。主人公邀请陌生的看客们尽情地鄙视自己，凌辱自己，这个沉沦到最低点的小丑照亮了国家的罪行。
小说宣告格罗斯曼突破了自我——一直觉得他是个感伤型作家的读者，将会在这本书面前改变印象。它换上了一个全新的镜头来观照普通人的痛苦，这痛苦，夹缠着人到晚年时深深的被遗弃感，把人折磨到了宁愿自曝其丑、放弃所有尊敬的地步，以此来显示这国家如何带着累累沉疴，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执迷不悟地行走。虽然小说家不宜对政治指手画脚，然而格罗斯曼、奥兹等人却坚信一点：如果说解除铠甲、放下枪炮会让以色列沦亡，那么更可怕的便是对他人之痛苦的普遍冷漠。
他说出的许多尖刻凉薄之言，都触及了以色列人过去和现在的共同经验
自设立以来就两年颁一次的国际布克奖，最近两届改成了一年一颁，而且，奖励对象也由一位作家的“全部成就”改为奖励某部较新的文学作品。这种改变，也许是基于对存世的国际级大师越来越少这一事实的考虑。
菲利普·罗思、伊斯迈尔·卡达莱等早已赫赫有名的文坛人物一一获獎，但去年，国际布克奖发给了一位韩国人写的《素食者》，让韩国文学在英国和英语世界的影响力骤然提升。今年的获奖作品则是一部以色列小说《一匹马走进咖啡馆》，作者是大卫·格罗斯曼。
这不是陌生面孔，事实上，给格罗斯曼发个终身成就奖也不为过。他从1986年实验性很强的《证之于：爱》开始，中经《狮蜜》和《一同奔跑的人》这两部十分畅销的小说，再到2008年广受赞誉的《到大地尽头》，算是成果不菲，名气也远超出了以色列本土，可视为仅次于阿摩司·奥兹的以色列文学二号人物。在本届国际布克奖的短名单中，奥兹的近作《犹大》也赫然在列。
与格罗斯曼以往的作品一样，《一匹马走进咖啡馆》写的是一个纯正的以色列故事，触及的主题是每个以色列人都熟悉和关心的：大屠杀、反犹、兵役制、战争与和平、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还有民间的恐惧。但是，这些主题并不是通过一个或多个正面叙述的故事来反映的，而是经由一个喜剧演员之口、在一间咖啡馆里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来的。咖啡馆里的观众时不常地起哄、挑衅，有的拂袖走人，座中有一个演员的熟人，跟他暌违四十余年未见，耐心地看完了这场疯癫的表演。
整本书基本是这位演员的长篇独白。他离了婚，带着几个孩子，正处在一个最容易厌恶人类的年龄——五十来岁。他言语粗俗下流，脑袋里塞满了肮脏的念头，又身患前列腺癌，对人生已经绝望，他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爆发一下，暴露自己从外表到内心的丑恶，让人们尽情地嘲笑自己。他说自己从小就学习表演小丑，本以为这是保全之术，谁知反而引来同龄人更多的欺侮。他邀请在场的人都上来侮辱侮辱他，好让他“重温旧梦”。
他意欲表达的远不只是个人的痛苦和绝望。他说出的许多尖刻凉薄之言，都触及了以色列人过去和现在的共同经验。
例如大屠杀，其可怕不只在于它的发生，更在于它对幸存者的死死缠绕，以及因时间稀释掉苦难记忆而引发的集体抵触与冷眼。再如兵役制，它是每个以色列人头上的悬剑，是每一对父母从孩子降生之日起就在恐惧的“末日审判”，不管以色列的武器多么发达，军事素养多高，死神总要筛走若干条年轻的生命，但谁又敢声言兵役制必须废除呢？
格罗斯曼本人正是这样一位不幸被“选中”的父亲：他的次子乌里在2006年8月的一天，也恰是其三年兵役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刻于黎巴嫩南部阵亡。《到大地尽头》一书罄尽了作家对儿子的思念和对战争的痛切批判，他也因此由一个颇富温情的和平主义者化身为媒体眼里的“反战作家”，一个声色俱厉的公共知识分子。然而，《一匹马走进咖啡馆》所体现的个人风格的转变仍然出乎读者的意料，他们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愤世嫉俗的格罗斯曼。
过去，流浪四方的犹太人养成了自我憎恨的习惯，如今，有了家园的犹太人重新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怨艾。主人公邀请陌生的看客们尽情地鄙视自己，凌辱自己，这个沉沦到最低点的小丑照亮了国家的罪行。
小说宣告格罗斯曼突破了自我——一直觉得他是个感伤型作家的读者，将会在这本书面前改变印象。它换上了一个全新的镜头来观照普通人的痛苦，这痛苦，夹缠着人到晚年时深深的被遗弃感，把人折磨到了宁愿自曝其丑、放弃所有尊敬的地步，以此来显示这国家如何带着累累沉疴，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执迷不悟地行走。虽然小说家不宜对政治指手画脚，然而格罗斯曼、奥兹等人却坚信一点：如果说解除铠甲、放下枪炮会让以色列沦亡，那么更可怕的便是对他人之痛苦的普遍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