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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讨论热潮的鼓荡之下，时下的中国文艺学研究界，中西文论的会通性研究似乎已经成为文艺学发展不言而喻的前提，因而也就是亟需开展的研究方向，但我认为有必要对此论题保持谨慎的态度，否则很有可能在自我陶醉的快乐中徒自酝酿虚假的学术繁荣，这种事实上正在发生的情形恐怕绝不是倡导者们所希望看到的。
首先存在问题的是用以“会通”的“中国文论”的所指。如果是指“五四”以来在学科意义上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理论，我认为是成问题的。众所周知，这种意义上的“中国文论”先是受到欧美近代文论的影响，五十年代起与前苏联文论结下不解之缘，八十年代后又全面转向欧美文论，而且总是令人扼腕地落后半拍。有人说我们在百年内把几千年的“西方文论”集中操演了一遍，这话并不为过。操演的结果是，虽然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也曾发挥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造就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整体图景，进而强有力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但从思维模式、理论架构以迄概念范畴，都烙有“西方文论”的深刻印记。我们没有提出自己的问题，更没贡献出一套独具特色的话语系统，诚如季羡林先生十几年前的感慨：“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人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可以发问：在经历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狂欢”之后，在没有什么西方文学理论不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以后，中国的文艺学研究贡献了什么与众不同的理论、思想和学术以解说这个世界呢?虽然我们一直努力试图将中国古代文论的智慧纳入其中，但在此“中国文论”的整体结构中，中国古代文论实际上大多是被用作印证根源于西方文论的普遍真理的思想材料，传统文论范畴像“意境”几乎是硬生生地塞进去的，这只要翻翻为数众多、虽然大同小异却都标着所谓“新编”字样的文学理论教科书便不难明白。于是，既然这种“中国文论”在相当大意义上本就是“西方文论”的移植，那也显然不具备“会通”的资格。
那么，拿“中国传统文论”来“会通”又会怎样?这倒是符合在异质性层面上对话、互动、融通的论旨，而任谁都承认“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确实存在着异质性，问题是“中国传统文论”在哪里?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传统文论的精神血脉早已经荡然无存，既没有文学文本的支撑，更缺乏文化信念的依托，它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语境与文学生态其实是格格不入的，前些年热闹一时的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讨论最终趋于沉寂实属必然。而在研究层面，自近代开始创立古代文论或文学批评史学科起，我们实际上是运用“西方文论”的理论范式以整合中国古代的诗文评、戏曲小说评点等思想资料，典型的表现就是努力理出一条古人对文学从缺乏自觉到产生自觉、从实用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到审美中心主义的文学观念的发展线索，这样的文论著作读得越多，对“西方文论”的理解反倒会越深，而切关中国文论根本的一些领域我们还少有涉足一比如“中国文论的基本结构”就是一个关键问题，至于像“中国重表现，西方重再现”一类看似清晰的对举则更是对中西文论的双重误解。所以余虹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的写作在既有的现代汉语语境中会造成双重假象：“其一，仿佛中国古代有一种‘文学理论’，即有一种西方式的文学意识和理论，这种意识和理论可以从古代文论、诗论、词论、曲论、小说论中抽取出来；其二，仿佛古代汉语中的文学一词与现代汉语中的文学一词有某种渊源关系，仿佛后者的意义是从前者中派生出来的。”据此思路，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为框架进行的“古代文论研究”似乎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所以，我们看到，依据现代文学理论范畴及进化论史观梳理古代思想资料的现代文论史家，往往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若坚持现代文学理论立场，就可能将许多文论思想资料排除在外，例如《文心雕龙》中的很多文体分析材料，学者或以《文心雕龙》为文体学著作；反之，欲保持古代思想资料之完整性，又不得不膨胀现代文学理论的本来架构，例如说孟子具有“与民同乐”的美学思想。对此，我们习以为常的理解就是中国文论具有不同于西方文论的性质，于是上述两种做法便都可以顺理成章，这实在是一种十分无奈也很无力的解释。结果，那些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人们抱怨说，经过现代文学理论整理出的“中国文论”不过是“西方文学理论”的翻版，而所谓的“中西文论比较”不过是一堆杂凑而已。这一事实使我们不能不深自反省。
同样存在问题的是用以进行“会通”的另一方，即“西方文论”的所指，这也是很难确定的。且不说欧美各国的文论传统有异，并非铁板一块，即使我们把“西方文论”想当然地看作是一个话语系统，从其历史演进看，也难以确定其基本结构，试问如何处理结构主义文论与解构主义文论的针锋相对?德里达、米勒等激进思想家更认为在电信时代文学已经终结、文学研究已成过去，在这样的思想家面前，再谈什么“文论的会通”大概是毫无意义的。而从研究层面看，我们距离真正学理性的研究还有相当的距离。即就西方文论话语的输入而言，多年来我们往往是受制于时代思潮的鼓荡，急功近利地择取，或凭一己兴趣，挂一漏万，甚至一味趋新，追逐理论时尚，全面系统而严谨的译介还很缺乏，至于凭藉第一手资料，对西方文论的问题、思路、价值所做的细致深入的个案研究，也所见不多，更不要说达到能与西方文论研究者对话的层次了。现在已经有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但限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这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现在有些穿梭于中西思想世界的学者感慨我们实际上并没真正读懂西方的思想，恐怕并非全无道理。当无数莘莘学子凭藉这样的译作和“研究”，也来放言高论假想中的“西方文论”，怎不令人担忧他们实际是在热心而不自觉地制造学术垃圾?
“会通研究”的倡导者们的理由是经过百年来对中西文论的研究，以及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我们已经拥有了深厚的基础，从上述事实来看，这种判断恐怕是过于乐观了，其实倒是西方的思想没读通，自己的传统回不去，尤为严重的是没有自己的问题与思路，于是便如维特根斯坦所讥讽的哲学家，他们如同困惑于捕蝇瓶中的苍蝇，虽竭尽努力，却始终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这论调可能略嫌悲观，但实在是时下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困境的真实写照。所以，我以为，在此情形下不经批判地倡言“中西文论的会通”实在可称是一厢情愿的游谈，只能加重当前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混乱局面，其虚幻而美丽的光晕更可能遮蔽真正亟需解决的问题，例如对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存在意义的重新认定便是这样的问题。
还值得质疑的是“会通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创造”一种普适性的“世界文论”吗?这似乎是“会通研究”隐含的必然指向，所谓普适性恐怕只能作为各种文学理论对话的底线罢了。既然如此，试图构造一种普适性的世界文论体系实在并无多大意义，正与重建“本真性的中国文论话语”的倡导同样是向壁虚构的假论题，同样暴露了切身感受着西方文化霸权挤压的弱势文化群体的一种自卑与自傲纠缠不清的复杂心态。
我希望没有误解“会通研究”的倡导者们的意思，因为如果只是强调在全球本土化语境中开展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对话，那便没有必要刻意提出这样一种研究方向。我当然也不是全然否定“会通研究”的意义，既然东海西海，此心攸同，便总会在对诸如文学性之类问题上有些大致相通的体悟与识见。我只想提请注意“会通研究”的限度与本来意义，而在从事这种宏大研究之前，更需要扎扎实实地做些基础性的工作，例如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审理，而要使古代文论如其所是地呈现，便不仅要清理源自西方的现代文学理论对古代文论的遮蔽，包括体系形态、理论架构、概念术语等等，而且必须深入到传统文化的根柢处，对古代文论的范畴命题作文化还原式的探究，这些工作多还乏人问津。至关要紧并亟需的是，我们必须对置身于全球本土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发展与创造问题有真正切身的理解，这才是“中西文论会通性研究”的根基，而正是在这一点上，许多文艺学的研究者似乎还没找到自己的位置。
首先存在问题的是用以“会通”的“中国文论”的所指。如果是指“五四”以来在学科意义上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理论，我认为是成问题的。众所周知，这种意义上的“中国文论”先是受到欧美近代文论的影响，五十年代起与前苏联文论结下不解之缘，八十年代后又全面转向欧美文论，而且总是令人扼腕地落后半拍。有人说我们在百年内把几千年的“西方文论”集中操演了一遍，这话并不为过。操演的结果是，虽然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也曾发挥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造就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整体图景，进而强有力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但从思维模式、理论架构以迄概念范畴，都烙有“西方文论”的深刻印记。我们没有提出自己的问题，更没贡献出一套独具特色的话语系统，诚如季羡林先生十几年前的感慨：“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人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可以发问：在经历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狂欢”之后，在没有什么西方文学理论不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以后，中国的文艺学研究贡献了什么与众不同的理论、思想和学术以解说这个世界呢?虽然我们一直努力试图将中国古代文论的智慧纳入其中，但在此“中国文论”的整体结构中，中国古代文论实际上大多是被用作印证根源于西方文论的普遍真理的思想材料，传统文论范畴像“意境”几乎是硬生生地塞进去的，这只要翻翻为数众多、虽然大同小异却都标着所谓“新编”字样的文学理论教科书便不难明白。于是，既然这种“中国文论”在相当大意义上本就是“西方文论”的移植，那也显然不具备“会通”的资格。
那么，拿“中国传统文论”来“会通”又会怎样?这倒是符合在异质性层面上对话、互动、融通的论旨，而任谁都承认“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确实存在着异质性，问题是“中国传统文论”在哪里?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传统文论的精神血脉早已经荡然无存，既没有文学文本的支撑，更缺乏文化信念的依托，它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语境与文学生态其实是格格不入的，前些年热闹一时的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讨论最终趋于沉寂实属必然。而在研究层面，自近代开始创立古代文论或文学批评史学科起，我们实际上是运用“西方文论”的理论范式以整合中国古代的诗文评、戏曲小说评点等思想资料，典型的表现就是努力理出一条古人对文学从缺乏自觉到产生自觉、从实用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到审美中心主义的文学观念的发展线索，这样的文论著作读得越多，对“西方文论”的理解反倒会越深，而切关中国文论根本的一些领域我们还少有涉足一比如“中国文论的基本结构”就是一个关键问题，至于像“中国重表现，西方重再现”一类看似清晰的对举则更是对中西文论的双重误解。所以余虹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的写作在既有的现代汉语语境中会造成双重假象：“其一，仿佛中国古代有一种‘文学理论’，即有一种西方式的文学意识和理论，这种意识和理论可以从古代文论、诗论、词论、曲论、小说论中抽取出来；其二，仿佛古代汉语中的文学一词与现代汉语中的文学一词有某种渊源关系，仿佛后者的意义是从前者中派生出来的。”据此思路，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为框架进行的“古代文论研究”似乎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所以，我们看到，依据现代文学理论范畴及进化论史观梳理古代思想资料的现代文论史家，往往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若坚持现代文学理论立场，就可能将许多文论思想资料排除在外，例如《文心雕龙》中的很多文体分析材料，学者或以《文心雕龙》为文体学著作；反之，欲保持古代思想资料之完整性，又不得不膨胀现代文学理论的本来架构，例如说孟子具有“与民同乐”的美学思想。对此，我们习以为常的理解就是中国文论具有不同于西方文论的性质，于是上述两种做法便都可以顺理成章，这实在是一种十分无奈也很无力的解释。结果，那些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人们抱怨说，经过现代文学理论整理出的“中国文论”不过是“西方文学理论”的翻版，而所谓的“中西文论比较”不过是一堆杂凑而已。这一事实使我们不能不深自反省。
同样存在问题的是用以进行“会通”的另一方，即“西方文论”的所指，这也是很难确定的。且不说欧美各国的文论传统有异，并非铁板一块，即使我们把“西方文论”想当然地看作是一个话语系统，从其历史演进看，也难以确定其基本结构，试问如何处理结构主义文论与解构主义文论的针锋相对?德里达、米勒等激进思想家更认为在电信时代文学已经终结、文学研究已成过去，在这样的思想家面前，再谈什么“文论的会通”大概是毫无意义的。而从研究层面看，我们距离真正学理性的研究还有相当的距离。即就西方文论话语的输入而言，多年来我们往往是受制于时代思潮的鼓荡，急功近利地择取，或凭一己兴趣，挂一漏万，甚至一味趋新，追逐理论时尚，全面系统而严谨的译介还很缺乏，至于凭藉第一手资料，对西方文论的问题、思路、价值所做的细致深入的个案研究，也所见不多，更不要说达到能与西方文论研究者对话的层次了。现在已经有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但限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这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现在有些穿梭于中西思想世界的学者感慨我们实际上并没真正读懂西方的思想，恐怕并非全无道理。当无数莘莘学子凭藉这样的译作和“研究”，也来放言高论假想中的“西方文论”，怎不令人担忧他们实际是在热心而不自觉地制造学术垃圾?
“会通研究”的倡导者们的理由是经过百年来对中西文论的研究，以及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我们已经拥有了深厚的基础，从上述事实来看，这种判断恐怕是过于乐观了，其实倒是西方的思想没读通，自己的传统回不去，尤为严重的是没有自己的问题与思路，于是便如维特根斯坦所讥讽的哲学家，他们如同困惑于捕蝇瓶中的苍蝇，虽竭尽努力，却始终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这论调可能略嫌悲观，但实在是时下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困境的真实写照。所以，我以为，在此情形下不经批判地倡言“中西文论的会通”实在可称是一厢情愿的游谈，只能加重当前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混乱局面，其虚幻而美丽的光晕更可能遮蔽真正亟需解决的问题，例如对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存在意义的重新认定便是这样的问题。
还值得质疑的是“会通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创造”一种普适性的“世界文论”吗?这似乎是“会通研究”隐含的必然指向，所谓普适性恐怕只能作为各种文学理论对话的底线罢了。既然如此，试图构造一种普适性的世界文论体系实在并无多大意义，正与重建“本真性的中国文论话语”的倡导同样是向壁虚构的假论题，同样暴露了切身感受着西方文化霸权挤压的弱势文化群体的一种自卑与自傲纠缠不清的复杂心态。
我希望没有误解“会通研究”的倡导者们的意思，因为如果只是强调在全球本土化语境中开展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对话，那便没有必要刻意提出这样一种研究方向。我当然也不是全然否定“会通研究”的意义，既然东海西海，此心攸同，便总会在对诸如文学性之类问题上有些大致相通的体悟与识见。我只想提请注意“会通研究”的限度与本来意义，而在从事这种宏大研究之前，更需要扎扎实实地做些基础性的工作，例如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审理，而要使古代文论如其所是地呈现，便不仅要清理源自西方的现代文学理论对古代文论的遮蔽，包括体系形态、理论架构、概念术语等等，而且必须深入到传统文化的根柢处，对古代文论的范畴命题作文化还原式的探究，这些工作多还乏人问津。至关要紧并亟需的是，我们必须对置身于全球本土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发展与创造问题有真正切身的理解，这才是“中西文论会通性研究”的根基，而正是在这一点上，许多文艺学的研究者似乎还没找到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