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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眼睛会说话。”袁咏仪对我说。过了45岁,她的眼睛依旧有神。凑近了看,巩膜瓷白,瞳仁又黑又大,中间一抹亮,随着她讲话的内容闪烁。偶尔看照片,她觉得自己的眼睛已不复年轻时的灵气,“不是老了,是我看的东西多了。”
二十多岁时的袁咏仪是野孩子,天不怕地不怕。拍王晶的电影,她因疲倦倒在一旁睡觉,王晶叫醒她,她睡得迷迷糊糊张口便骂,骂完发现站在面前的是导演,拿被子盖住头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那时的“野”来自于她非学院派的出身——成长在警察世家,从未接受过表演训练,因获香港小姐冠军进入娱乐圈。第一部电影《阿飞与阿基》获香港金像奖最佳新人奖,次年《新不了情》获最佳女主角,又过一年凭借《金枝玉叶》蝉联。上世纪90年代初,香港电影仍处于黄金时代,这个成绩在金像奖历史上前无古人。随着香港电影的衰退,袁咏仪转而主攻电视剧市场,又留下了花木兰、任盈盈等角色,成为一代人童年记忆的一部分。
她因结婚生子淡出娱乐圈,数年后,孩子渐渐长大,她终于有心力与空闲延续对表演的热爱。于是,《龙门镖局》等热播剧中又有了她的身影。她坦然接受了出演妈妈辈的角色,惟一条件是,孩子不能超过12岁。
最近一次出现在大众眼前,是在湖南卫视热播的原创校园纪实节目《一年级·毕业季》中。她和丈夫张智霖一同担任导师,带着科班生与旁听生对抗,重回大学时代,和学生一同面临毕业。
真人秀里的袁咏仪,没架子、不爱化妆、直来直往。她迅速跟学生打成一片,一起排练小品、话剧和音乐剧,带他们去片场实践,邀约好友陈伟霆跟学生们交流舞台经验。她和张智霖在表演上的野路子弥补了接受四年表演专业学习的科班生实践上的不足。以往参加综艺节目负责玩,现在成了老师,她深感责任重大——每句话都会对学生有影响,24小时暴露在镜头前,她有些压力。
出道25年,袁咏仪依旧说自己是野孩子,遇到看不惯的事总是嘴快过脑袋。她还是留着当年的干练短发,皮肤紧致、身材高挑,聊到兴头上便哈哈大笑,像机关枪,笑声都踩在节奏上,带得旁人也欢快起来。
袁咏仪也变了,有神的瞳仁里藏不住怀疑。她说自己想尽量多接触小孩子,找回些纯真的感觉,“人看多了,事情经历多了,眼神会被一些膜盖住,感觉得到,没办法,接受它。”
1990年,新一届香港小姐招募,口号是“新女性”。这一年的冠军是袁咏仪,她留短发、不化妆,永远穿T恤和牛仔裤,跟以往前凸后翘浓妆艳抹的香港小姐一比,新得彻底。曾志伟开玩笑说她“从头到脚趾,没一处是漂亮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选出来”。媒体打圆场,“不是啊,很靓啊”,从此袁咏仪有了新外号“靓靓”。
她幼时幻想最多的画面便是夺得港姐冠军。她会拉上妹妹一起玩角色扮演,自己拿着港姐权杖,绕场一周。十六七岁时,她得到机会做袁洁莹的替身,在片场发现做演员很痛苦,即便拿了港姐进演艺圈,一样被骂。“哇噻,除了父母谁敢骂我。我不要当港姐,也不要拍戏。”再度燃起对香港小姐的兴趣,仅仅因为那年参赛可以免费去加拿大拍外景。
袁咏仪答应父亲,选上了港姐就进娱乐圈,没有选上就乖乖去找份工作。夺得冠军,她激动得飘飘然,虽得偿所愿进入娱乐圈,却迟迟没有崭露头角。电视台安排她去做活动,她不喜欢一直站在那儿,不安分,得罪了不少人。港姐光环不到三个月就无影无踪,她渐渐明白:港姐每年都有,没什么了不起。
1991年,柯受良的电影《阿飞与阿基》开拍,陈可辛监制,梁朝伟、张学友主演,还是新人的袁咏仪在其中饰演一名女同性恋。这个角色让她成功当选1992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我要红啦!”她在心里大喊。
历史重演,最佳新人的光环甚至长不过港姐冠军。获奖后,袁咏仪进入刘德华、林青霞主演的《绝代双骄》剧组,进组28天,等了26天才拍她的戏。正值盛夏,她穿了八件衣服,每天去棚里乖乖等着,怕导演突然叫她,一件也不敢脱。通常十多个小时过去,副导演过来说,“拍不到你,你可以回家了。”她把衣服一件件脱掉,全都湿透。
这段几乎不在人前透露的经历,被她拿来教育即将毕业的科班生,“你们都看到袁咏仪台前的风光,却不会知道台下的辛苦。我不会觉得新人原来是这样,但发现是这样的时候,就得去接受。”
“你以为拿奖很了不起啊?没有。最佳新人肯定有很多电影找对吧?对不起,你还是要等二十多天。这个落差是自己给的,他们今天恭喜你,明天就不会说了,只是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至今袁咏仪仍感激那段经历,“我慢慢知道其实有没有得奖地球还是会转,明天太阳还是会出来,没什么了不起。”
许多年后,对着镜子,袁咏仪还是会想起拍摄《新不了情》的片段。她饰演的阿敏正在梳头,往左梳掉一撮,往右梳掉一撮,梳子上乱糟糟的头发有些干枯,透着死亡的气息。她冲出病房,边跑边喊,我不要住在这儿,我不要掉头发!“(那一刻)你真的成了她。”每次回想,她整个人都会发抖,继而害怕,接着痛心。
袁咏仪将这段演技爆发的戏归结为导演尔冬升调教有方,但同上一部《阿飞与阿基》与下一部《金枝玉叶》一起看,导演的调教建立在一些被形容为“老天赏饭吃”的物事上,比如那双带有星辰大海的眼睛,比如那头干净利落的短发,比如在镜头前强烈的感染力。
在《金枝玉叶》里,这种感染力达到顶峰。袁咏仪饰演的林子颖是张国荣饰演的顾家明的忠实歌迷,误打误撞女扮男装成了家明公司的男新人。现实里的张国荣是袁咏仪的偶像,第一次见面,张国荣问她,听说你记剧本很厉害?拍戏的时候,袁咏仪紧张到第一场就NG了九次。张国荣笑她,诶,也不过如此。在片场,她经常缠着张国荣和梅艳芳唱歌,他们有时觉得烦,但她每次都很兴奋,“这就是粉丝拼命捞好处的时候!”这份感情转移到电影里,袁咏仪迅速进入了角色的状态。 两尊最佳女主角让袁咏仪迅速跻身一线,赶上了香港黄金时代的尾巴,与当时的大咖几乎都合作过,她没有让熠熠星光盖住自己的风采,在长长的电影名录上留下名字,靠的正是那份外放,“表演一定要这样,拍戏的时候不往外放,什么时候才往外放?”回顾当年,袁咏仪总结,“那个时候的袁咏仪没什么负担,没什么包袱,没什么可怕,没什么考虑,什么都能往外放出来。所以我常常跟学生说,一定要放出来。”
从《新不了情》到《金枝玉叶》那两年,是袁咏仪最辛苦的一段时间。金像奖新晋影后并没让她风光太久,得奖前签的片约一股脑找上门来,最多的一年,她不停歇地拍了13部戏,最长试过五天不睡觉。影后头衔没有带来太多实际的好处,没人教她怎么演戏,却要求她必须演好。她希望多学一些,别人会说“你没问题啦,你是影后啊”。
《金枝玉叶》后,袁咏仪再没得到金像奖的青睐。陈可辛常安慰她,可能刚好那个时候评审都喜欢袁咏仪,喜欢了三年,第四年就不喜欢了。“吸收了陈可辛那句话,就不会对奖项看得太重。可能因为作品好,演得顺手,观众喜欢这个人,评委会跟着喜欢,票房又好,所有的偏向变成了得奖。”
张国荣向徐克介绍袁咏仪,说“这丫头很颠”。袁咏仪怕高,徐克把她吊到四楼,她不顾形象大吵大嚷,几条街都听得到她的声音。遇上谁欺负她,她绝不让对方好过。小时候袁咏仪住在警察大院里,和朋友闹矛盾,别人找上门来,爸妈就说,你们打,谁赢了谁对。一个姑娘欺负她,她让哥哥架住对方双手,冲上去啪啪啪扇巴掌。长大了谁再欺负她,她一定骂回去,每句话都让对方死。
从小到大野惯了,干什么都风风火火。张国荣关心她,有时说话比她还直接,说她声音太大、讲话太直,让她想想后面的事情,深入研究演戏,想想以后走哪条路。“那些话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但我觉得他是为我好,也会思考他的话。”
不知从何时开始,香港拍电影的节奏越来越快。袁咏仪甚至连对手戏演员几岁或者叫什么名字都还没搞清楚就杀青了。“我真的不能接受,但是你不拍,别人会觉得你不给面子。”她记起张国荣的话,向老板提出去上戏进修,一半是逃避,一半是充实自己。
袁咏仪学会了如何看剧本。以前看剧本,写什么说什么,现在得知道为什么这么说,说之前发生了什么,说了以后会怎样。学了以后,拍戏再跟导演讨论,能有条有理地分析,不像从前,说不过导演就发脾气,只能落下一句“好吧,你说的都对,我听你的咯”。
精细的表演方式在当时快节奏的香港电影圈行不通,正巧台湾的《花木兰》剧组找上门来,袁咏仪答应了。《花木兰》在北京拍,冬天,冷到她连嘴都没法张开,可拍着拍着,她发现自己演戏的热情又回来了。拍到一半剧本没了,老板让全员停工等剧本,这在香港是不可能的事情。《花木兰》拍摄时铺轨道,十几个人十几秒就弄好了。在香港拍,二十来分钟了还是没几个人肯动。
“香港那种十天拍完的电影,只是为了把它拍出来,没想过拍出来之后怎样,或者拍出来到底为什么。拍《花木兰》,所有人都希望把30集的电视剧拍好,因为要在电视台放,要争取收视率第一,心态完全不一样。”她偶尔也怀念90年代香港电影的辉煌,“现在市场已经转移到了大陆,香港可以拍的题材不多,人才也不多,后一辈演员也没有很突出的,没有自己的性格。”《花木兰》拍完,原班人马继续拍《笑傲江湖》,袁咏仪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拍电视剧让袁咏仪的生活重新忙碌起来,她和张智霖见面次数大大减少,三四年里,能见着对方的时间不到一半。1993年,袁咏仪因拍摄《边城浪子》和张智霖相识,两人2001年结婚。2004年,袁咏仪因拍戏透支身体,休息了一段时间,考虑生小孩。2006年,儿子张慕童出生,袁咏仪渐渐淡出娱乐圈。吴君如劝袁咏仪继续工作,她拒绝了。儿子翻身、爬起来、走第一步、骑车、说话,她都在, “我没有错过他任何一个成长阶段,也没有因为放弃工作觉得后悔。应该要过另一个阶段了。”袁咏仪开始相夫教子,她不会做饭,每天指挥阿姨准备好等张智霖回家吃。张智霖去录节目都夸她。每次出门,儿子都哭着让她快回家。“我是一个贤妻良母,我觉得我应该是这样。”
现在的生活是袁咏仪不曾想过的,她对婚姻的幻想很远:老了以后,和老公坐在很大的沙发上,子孙绕膝,她打开相簿,“你们看,以前奶奶多厉害!以前姥姥多漂亮!”
脾气随着生活的改变变得温和。从前袁咏仪一点就炸毛,和她对戏的女演员戴着美瞳演戏,她骂:“你快去把它脱下来!我看着好像跟一条死鱼演戏一样!”从此对方再没有戴过美瞳。“你觉得我说话很直,甚至刻薄,没关系,我开心,你不喜欢你可以不听。”
陈可辛评价,袁咏仪“是个内心善良的大好人,只是表达方式很多时候是错的”。袁咏仪认同,“有时候我的表现让人觉得我很坏,其实我不是刻薄,只是把最真实的一面说出来,但人家其实是不想听的。”
年岁渐长,她明白宽容的重要。“这么大岁数了,说话不能不负责任,也不能太伤人。你一直想着怎么堵他,每句话说出来都是一把剑。而且你说出来了,对方就会改吗?不一定。”经历多了生离死别,她突然觉得很多事情都没那么重要了。再遇到看不过眼的,性子里的爽直会蹦出来,但她不会任其发作,而是告诉自己,袁咏仪,算了吧。“可能骂完以后就没机会再说话了,那会带着这个遗憾一辈子。”
不变的大概是出道就有的烟火气,聊着聊着拍拍你的肩膀,谈到某个出格的港姐模仿她张大嘴惊声尖叫。仿佛上一秒刚买完菜、聊完家常的香港母亲,下一秒呼朋唤友砌长城。这股烟火气与年轻时不谙世事的袁咏仪眼中的纯真是矛盾的,却与现在的她无比契合。
阅历和经验成为财富,做演员之余,袁咏仪当起老师。《一年级·毕业季》节目组与她沟通时,一开始让她带旁听生,她想,跟自己一样都是野孩子,肯定从头疯到尾,答应了。开工前一两天换成她带科班生,她有些抗拒。在上戏进修时,她正式接触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时间有限,并没有特别深入,她怕年轻人搬出理论跟她对谈,她应付不来。
说服她的理由是:他们专业能力可能够了,但是表演经验、临场应对还不够的,而这正是她和张智霖具备的。这些教给学生,能让他们更快明白表演是什么。
她希望教会科班生“从观众角度反思表演”、“演员必须凭直觉看事情,我跟他们讲的,是偏观众的角度,观众希望看到什么,这样对他们更有帮助。”
即将毕业的学生找她诉苦,怕毕业就失业,袁咏仪给他们打气,毕业是让你们飞得更远。基本功在那儿,面对全新的环境,不是失业,是新生。
儿子长大后,她偶尔接戏,只是早年的梦想如今已成了兴趣。陈建斌和她聊天,说她可以演村姑。她开始给自己设定角色:土生土长东北大姑娘,不能从香港北上,要有文化差异,用普通话配音也无所谓,为了体验角色,还要到东北去生活一段时间。
她希望60岁还能演戏,不一定大红大紫,“我不喜欢影迷围着我说喜欢我,但是我喜欢影迷说喜欢我什么电影,一句话足够了。演员每个阶段都有代表作,这是我的目标,现在我所有代表作都在二十几岁,四十几岁的好像没有?”
“这会是你的遗憾吗?”
“没关系,我还没到50岁,还有机会。”
二十多岁时的袁咏仪是野孩子,天不怕地不怕。拍王晶的电影,她因疲倦倒在一旁睡觉,王晶叫醒她,她睡得迷迷糊糊张口便骂,骂完发现站在面前的是导演,拿被子盖住头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那时的“野”来自于她非学院派的出身——成长在警察世家,从未接受过表演训练,因获香港小姐冠军进入娱乐圈。第一部电影《阿飞与阿基》获香港金像奖最佳新人奖,次年《新不了情》获最佳女主角,又过一年凭借《金枝玉叶》蝉联。上世纪90年代初,香港电影仍处于黄金时代,这个成绩在金像奖历史上前无古人。随着香港电影的衰退,袁咏仪转而主攻电视剧市场,又留下了花木兰、任盈盈等角色,成为一代人童年记忆的一部分。
她因结婚生子淡出娱乐圈,数年后,孩子渐渐长大,她终于有心力与空闲延续对表演的热爱。于是,《龙门镖局》等热播剧中又有了她的身影。她坦然接受了出演妈妈辈的角色,惟一条件是,孩子不能超过12岁。
最近一次出现在大众眼前,是在湖南卫视热播的原创校园纪实节目《一年级·毕业季》中。她和丈夫张智霖一同担任导师,带着科班生与旁听生对抗,重回大学时代,和学生一同面临毕业。
真人秀里的袁咏仪,没架子、不爱化妆、直来直往。她迅速跟学生打成一片,一起排练小品、话剧和音乐剧,带他们去片场实践,邀约好友陈伟霆跟学生们交流舞台经验。她和张智霖在表演上的野路子弥补了接受四年表演专业学习的科班生实践上的不足。以往参加综艺节目负责玩,现在成了老师,她深感责任重大——每句话都会对学生有影响,24小时暴露在镜头前,她有些压力。
出道25年,袁咏仪依旧说自己是野孩子,遇到看不惯的事总是嘴快过脑袋。她还是留着当年的干练短发,皮肤紧致、身材高挑,聊到兴头上便哈哈大笑,像机关枪,笑声都踩在节奏上,带得旁人也欢快起来。
袁咏仪也变了,有神的瞳仁里藏不住怀疑。她说自己想尽量多接触小孩子,找回些纯真的感觉,“人看多了,事情经历多了,眼神会被一些膜盖住,感觉得到,没办法,接受它。”
“港姐每年都有,没什么了不起”
1990年,新一届香港小姐招募,口号是“新女性”。这一年的冠军是袁咏仪,她留短发、不化妆,永远穿T恤和牛仔裤,跟以往前凸后翘浓妆艳抹的香港小姐一比,新得彻底。曾志伟开玩笑说她“从头到脚趾,没一处是漂亮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选出来”。媒体打圆场,“不是啊,很靓啊”,从此袁咏仪有了新外号“靓靓”。
她幼时幻想最多的画面便是夺得港姐冠军。她会拉上妹妹一起玩角色扮演,自己拿着港姐权杖,绕场一周。十六七岁时,她得到机会做袁洁莹的替身,在片场发现做演员很痛苦,即便拿了港姐进演艺圈,一样被骂。“哇噻,除了父母谁敢骂我。我不要当港姐,也不要拍戏。”再度燃起对香港小姐的兴趣,仅仅因为那年参赛可以免费去加拿大拍外景。
袁咏仪答应父亲,选上了港姐就进娱乐圈,没有选上就乖乖去找份工作。夺得冠军,她激动得飘飘然,虽得偿所愿进入娱乐圈,却迟迟没有崭露头角。电视台安排她去做活动,她不喜欢一直站在那儿,不安分,得罪了不少人。港姐光环不到三个月就无影无踪,她渐渐明白:港姐每年都有,没什么了不起。
1991年,柯受良的电影《阿飞与阿基》开拍,陈可辛监制,梁朝伟、张学友主演,还是新人的袁咏仪在其中饰演一名女同性恋。这个角色让她成功当选1992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我要红啦!”她在心里大喊。
历史重演,最佳新人的光环甚至长不过港姐冠军。获奖后,袁咏仪进入刘德华、林青霞主演的《绝代双骄》剧组,进组28天,等了26天才拍她的戏。正值盛夏,她穿了八件衣服,每天去棚里乖乖等着,怕导演突然叫她,一件也不敢脱。通常十多个小时过去,副导演过来说,“拍不到你,你可以回家了。”她把衣服一件件脱掉,全都湿透。
这段几乎不在人前透露的经历,被她拿来教育即将毕业的科班生,“你们都看到袁咏仪台前的风光,却不会知道台下的辛苦。我不会觉得新人原来是这样,但发现是这样的时候,就得去接受。”
“你以为拿奖很了不起啊?没有。最佳新人肯定有很多电影找对吧?对不起,你还是要等二十多天。这个落差是自己给的,他们今天恭喜你,明天就不会说了,只是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至今袁咏仪仍感激那段经历,“我慢慢知道其实有没有得奖地球还是会转,明天太阳还是会出来,没什么了不起。”
“没人教我怎么演戏,却要求我必须演好”
许多年后,对着镜子,袁咏仪还是会想起拍摄《新不了情》的片段。她饰演的阿敏正在梳头,往左梳掉一撮,往右梳掉一撮,梳子上乱糟糟的头发有些干枯,透着死亡的气息。她冲出病房,边跑边喊,我不要住在这儿,我不要掉头发!“(那一刻)你真的成了她。”每次回想,她整个人都会发抖,继而害怕,接着痛心。
袁咏仪将这段演技爆发的戏归结为导演尔冬升调教有方,但同上一部《阿飞与阿基》与下一部《金枝玉叶》一起看,导演的调教建立在一些被形容为“老天赏饭吃”的物事上,比如那双带有星辰大海的眼睛,比如那头干净利落的短发,比如在镜头前强烈的感染力。
在《金枝玉叶》里,这种感染力达到顶峰。袁咏仪饰演的林子颖是张国荣饰演的顾家明的忠实歌迷,误打误撞女扮男装成了家明公司的男新人。现实里的张国荣是袁咏仪的偶像,第一次见面,张国荣问她,听说你记剧本很厉害?拍戏的时候,袁咏仪紧张到第一场就NG了九次。张国荣笑她,诶,也不过如此。在片场,她经常缠着张国荣和梅艳芳唱歌,他们有时觉得烦,但她每次都很兴奋,“这就是粉丝拼命捞好处的时候!”这份感情转移到电影里,袁咏仪迅速进入了角色的状态。 两尊最佳女主角让袁咏仪迅速跻身一线,赶上了香港黄金时代的尾巴,与当时的大咖几乎都合作过,她没有让熠熠星光盖住自己的风采,在长长的电影名录上留下名字,靠的正是那份外放,“表演一定要这样,拍戏的时候不往外放,什么时候才往外放?”回顾当年,袁咏仪总结,“那个时候的袁咏仪没什么负担,没什么包袱,没什么可怕,没什么考虑,什么都能往外放出来。所以我常常跟学生说,一定要放出来。”
从《新不了情》到《金枝玉叶》那两年,是袁咏仪最辛苦的一段时间。金像奖新晋影后并没让她风光太久,得奖前签的片约一股脑找上门来,最多的一年,她不停歇地拍了13部戏,最长试过五天不睡觉。影后头衔没有带来太多实际的好处,没人教她怎么演戏,却要求她必须演好。她希望多学一些,别人会说“你没问题啦,你是影后啊”。
《金枝玉叶》后,袁咏仪再没得到金像奖的青睐。陈可辛常安慰她,可能刚好那个时候评审都喜欢袁咏仪,喜欢了三年,第四年就不喜欢了。“吸收了陈可辛那句话,就不会对奖项看得太重。可能因为作品好,演得顺手,观众喜欢这个人,评委会跟着喜欢,票房又好,所有的偏向变成了得奖。”
演戏的热情又回来了
张国荣向徐克介绍袁咏仪,说“这丫头很颠”。袁咏仪怕高,徐克把她吊到四楼,她不顾形象大吵大嚷,几条街都听得到她的声音。遇上谁欺负她,她绝不让对方好过。小时候袁咏仪住在警察大院里,和朋友闹矛盾,别人找上门来,爸妈就说,你们打,谁赢了谁对。一个姑娘欺负她,她让哥哥架住对方双手,冲上去啪啪啪扇巴掌。长大了谁再欺负她,她一定骂回去,每句话都让对方死。
从小到大野惯了,干什么都风风火火。张国荣关心她,有时说话比她还直接,说她声音太大、讲话太直,让她想想后面的事情,深入研究演戏,想想以后走哪条路。“那些话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但我觉得他是为我好,也会思考他的话。”
不知从何时开始,香港拍电影的节奏越来越快。袁咏仪甚至连对手戏演员几岁或者叫什么名字都还没搞清楚就杀青了。“我真的不能接受,但是你不拍,别人会觉得你不给面子。”她记起张国荣的话,向老板提出去上戏进修,一半是逃避,一半是充实自己。
袁咏仪学会了如何看剧本。以前看剧本,写什么说什么,现在得知道为什么这么说,说之前发生了什么,说了以后会怎样。学了以后,拍戏再跟导演讨论,能有条有理地分析,不像从前,说不过导演就发脾气,只能落下一句“好吧,你说的都对,我听你的咯”。
精细的表演方式在当时快节奏的香港电影圈行不通,正巧台湾的《花木兰》剧组找上门来,袁咏仪答应了。《花木兰》在北京拍,冬天,冷到她连嘴都没法张开,可拍着拍着,她发现自己演戏的热情又回来了。拍到一半剧本没了,老板让全员停工等剧本,这在香港是不可能的事情。《花木兰》拍摄时铺轨道,十几个人十几秒就弄好了。在香港拍,二十来分钟了还是没几个人肯动。
“香港那种十天拍完的电影,只是为了把它拍出来,没想过拍出来之后怎样,或者拍出来到底为什么。拍《花木兰》,所有人都希望把30集的电视剧拍好,因为要在电视台放,要争取收视率第一,心态完全不一样。”她偶尔也怀念90年代香港电影的辉煌,“现在市场已经转移到了大陆,香港可以拍的题材不多,人才也不多,后一辈演员也没有很突出的,没有自己的性格。”《花木兰》拍完,原班人马继续拍《笑傲江湖》,袁咏仪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我是一个贤妻良母,我觉得我应该是这样”
拍电视剧让袁咏仪的生活重新忙碌起来,她和张智霖见面次数大大减少,三四年里,能见着对方的时间不到一半。1993年,袁咏仪因拍摄《边城浪子》和张智霖相识,两人2001年结婚。2004年,袁咏仪因拍戏透支身体,休息了一段时间,考虑生小孩。2006年,儿子张慕童出生,袁咏仪渐渐淡出娱乐圈。吴君如劝袁咏仪继续工作,她拒绝了。儿子翻身、爬起来、走第一步、骑车、说话,她都在, “我没有错过他任何一个成长阶段,也没有因为放弃工作觉得后悔。应该要过另一个阶段了。”袁咏仪开始相夫教子,她不会做饭,每天指挥阿姨准备好等张智霖回家吃。张智霖去录节目都夸她。每次出门,儿子都哭着让她快回家。“我是一个贤妻良母,我觉得我应该是这样。”
现在的生活是袁咏仪不曾想过的,她对婚姻的幻想很远:老了以后,和老公坐在很大的沙发上,子孙绕膝,她打开相簿,“你们看,以前奶奶多厉害!以前姥姥多漂亮!”
脾气随着生活的改变变得温和。从前袁咏仪一点就炸毛,和她对戏的女演员戴着美瞳演戏,她骂:“你快去把它脱下来!我看着好像跟一条死鱼演戏一样!”从此对方再没有戴过美瞳。“你觉得我说话很直,甚至刻薄,没关系,我开心,你不喜欢你可以不听。”
陈可辛评价,袁咏仪“是个内心善良的大好人,只是表达方式很多时候是错的”。袁咏仪认同,“有时候我的表现让人觉得我很坏,其实我不是刻薄,只是把最真实的一面说出来,但人家其实是不想听的。”
年岁渐长,她明白宽容的重要。“这么大岁数了,说话不能不负责任,也不能太伤人。你一直想着怎么堵他,每句话说出来都是一把剑。而且你说出来了,对方就会改吗?不一定。”经历多了生离死别,她突然觉得很多事情都没那么重要了。再遇到看不过眼的,性子里的爽直会蹦出来,但她不会任其发作,而是告诉自己,袁咏仪,算了吧。“可能骂完以后就没机会再说话了,那会带着这个遗憾一辈子。”
不变的大概是出道就有的烟火气,聊着聊着拍拍你的肩膀,谈到某个出格的港姐模仿她张大嘴惊声尖叫。仿佛上一秒刚买完菜、聊完家常的香港母亲,下一秒呼朋唤友砌长城。这股烟火气与年轻时不谙世事的袁咏仪眼中的纯真是矛盾的,却与现在的她无比契合。
阅历和经验成为财富,做演员之余,袁咏仪当起老师。《一年级·毕业季》节目组与她沟通时,一开始让她带旁听生,她想,跟自己一样都是野孩子,肯定从头疯到尾,答应了。开工前一两天换成她带科班生,她有些抗拒。在上戏进修时,她正式接触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时间有限,并没有特别深入,她怕年轻人搬出理论跟她对谈,她应付不来。
说服她的理由是:他们专业能力可能够了,但是表演经验、临场应对还不够的,而这正是她和张智霖具备的。这些教给学生,能让他们更快明白表演是什么。
她希望教会科班生“从观众角度反思表演”、“演员必须凭直觉看事情,我跟他们讲的,是偏观众的角度,观众希望看到什么,这样对他们更有帮助。”
即将毕业的学生找她诉苦,怕毕业就失业,袁咏仪给他们打气,毕业是让你们飞得更远。基本功在那儿,面对全新的环境,不是失业,是新生。
儿子长大后,她偶尔接戏,只是早年的梦想如今已成了兴趣。陈建斌和她聊天,说她可以演村姑。她开始给自己设定角色:土生土长东北大姑娘,不能从香港北上,要有文化差异,用普通话配音也无所谓,为了体验角色,还要到东北去生活一段时间。
她希望60岁还能演戏,不一定大红大紫,“我不喜欢影迷围着我说喜欢我,但是我喜欢影迷说喜欢我什么电影,一句话足够了。演员每个阶段都有代表作,这是我的目标,现在我所有代表作都在二十几岁,四十几岁的好像没有?”
“这会是你的遗憾吗?”
“没关系,我还没到50岁,还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