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乔冠华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外交家，其郁郁以终的结局，曾令许多人感到惋惜。他的第二任夫人章含之女士在《我与乔冠华》和《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两书中的自述，更令这种结局染上了一层凄美的悲剧色彩。
　　导致乔冠华晚年悲剧的原委，研究者往往就一些人事关系作出推测，当事人则语焉不详。章含之曾谈及自己被毛泽东点将调入外交部后，未能如愿到新闻司当发言人、且发展一再受阻的人事原因：
　　从我调去美大司受阻一事，我已明白，外交部的人事权，尤其是涉及中美关系这样的部门，越来越由部内两位毛主席身边的人掌握。我隐约地感到外交部情况比较复杂，恐怕不是久留之地。
　　书中所说的这两位特殊人物，当然是指先于章含之到外交部工作的王海容、唐闻生。她俩本是章含之的好朋友，但自她进入外交部后，友谊演变成竞争；章含之嫁给乔冠华之后，更与各种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令关系日趋复杂。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张江姚专案组”于1976年12月编印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其中在“‘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周恩来、康生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标题下，有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及影印件。专案组还对这封信件加了如下按语：
　　乔冠华和章含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由章含之出面，于1976年4月25日写了一封名义上给毛主席，实际上送给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志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


　　江青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恶狠狠地污蔑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坚持同“四人帮”斗争的同志是什么“大、小舰队”，疯狂叫嚣：“吃的（得）饱饱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江青所谓的“更大的胜仗”，就是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统统打下去，“四人帮”篡权复辟。
　　这本专案材料的编印时间，距“四人帮”被捕仅两个月。康生仍算正面人物，按语保持着“文革”式语言，皆不足怪。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真实目的，以及这两人在历史上是否算叛党，史家尽可继续考证。
　　这封“告御状”的信，章含之在上述两书中均未提及。笔者研读后略作归纳，信中包含了如下要素：
　　一、事后觉悟到康生通过海容、小唐诬告江青、春桥事件，是邓小平幕后策划，所以要向主席揭发；二、海容、小唐曾向老乔调查江青、春桥的历史，乔冠华表示完全不知道；三、我们（乔、章）坚持原则，劝海容、小唐不要替康生传话，章特别指出关于江青的话尤其不能传，因为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四、小唐对江青有议论（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养老），海容涉嫌有意安排证人吴仲超出席人民大会堂宴会。
　　这封信似可作为打开乔冠华晚年厄运之谜的一把钥匙。乔冠华在历史上跟随周恩来工作多年，又在1974年随邓小平出访美国；写信时间正值1976年“天安门事件”20天后，此前康生、周恩来已先后去世，全国处于“批邓”高潮，“四人帮”暂居上风。递交后也曾收效一时，令江青对这两位小姐暴跳如雷。
　　毛泽东对此信的表态及其逝世后“四人帮”的倒台，提前结束了乔冠华的政治生命。在1976年12月2日的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中央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长职务。
　　在当时“凡是”思维的主流政治背景下，毛泽东对章含之这封以“我们”口吻来信的批评，已足以形成对乔冠华致命的一击。
　　有人说，“乔老爷”毁于“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一段婚姻（章含之）”；章女士则屡屡提及：“因为我有着很强硬的‘关系’，我只要不受他（乔）的牵连，我的事业会很顺利。”究竟是卿卿误我，还是我误卿卿？这一切，都成为谜团，令史家一头雾水。
　　“四人帮”倒台后，乔冠华被隔离审查，后重新工作，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1983年，乔冠华病逝。2008年1月26日，章含之谢世。
　　（摘自人民网，章立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