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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是京城槐花盛开的季节。
马路边、胡同里、高楼大厦间……凡有国槐树的地方,触目可见一团团青翠浮起。走近瞧,重重碧叶间吐出簇簇黄花,清新淡雅中别有一番热烈;微风吹过,细软的花瓣簌簌地落满一地,教人不忍踩上脚去。
2006年的此时,我认识了任继愈先生。去年七月,满城槐花绽放的季节,他走完了九十三个春秋。
在这花开花落、寒去暑来的一年来,我常常会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缘,让我结识了这样一位仁者,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成为后辈中与他走得最近的人。如今,国图三零二办公室中那一个个难忘的上午,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永远的追念。
一
其实,说起来,我不是任继愈先生的弟子,也没有在他领导下工作过。论年龄,我是他的下辈;论专业,我是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我与任继愈先生的认识,缘于一次访谈,那次内容主要是关于语文教育问题。任先生从中国历史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谈语文教育的意义,认为“语文课应该代表五千年的成果”,他的见解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后来,这篇采访稿《祖国的语文,为什么不学?》在《中国青年报》刊出。
不过,真正使我走近任先生的是因为一套台湾国文教材。
那次采访后不久,我在偶然一个机会,见到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这套书曾为台湾高中国文必修课教材,内容为“四书”的选编。我看过后,十分喜爱,觉得很适合大陆的中学生学习,便想将它引进大陆出版。可我非出版界人,而台湾国文教材在大陆尚属于出版“敏感区”,我试探着问了两家给我出过书的出版社,都碰了钉子,朋友们也认为不大可能。
可我不愿放弃。我将教材送去国图办公室请任继愈先生过目,他看过后当场说:“我支持你。找不到出版社,我们自己凑钱来出。我算一份。”
就这样,我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奔走,其间联系过十余家出版社。在那些希望与失望交织的日子里,每次打电话向任先生“汇报”情况时,不等我开口,任先生先问:“嗯,王丽,有好消息吗?”而每次听到这句话,即使明明是“坏消息”,我也会忍不住一乐,不自觉地换一种口气向他“汇报“。今天想来,任先生似乎有意无意地用这样一种方式给我“打气”,教我振作起来,有了重新去“碰壁”的勇气。
2008年3月,在经过无数波折之后,这套书终于由一家文化公司代理出版。任继愈先生破例为此书写序。如今,这套书已成为不少地方培训国学教师的教材,一些读者还买了赠送亲友。
只是我心里明白,没有任继愈先生,我做不成这件事。
二
第一次采访,请任继愈先生谈关于语文教育问题时,他就特别强调语文课应该体现五千年的成果,他提出,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自从有文字以来没有中断过。他说:“你看骑马的“馬”字,从前那个写法一直到现在,能看出那个痕迹;还有那个“魚”字,也能看得出来。而古希腊文和现代英语是不一样的,拉丁文跟现在的欧洲语言不一样,古代的印地语跟现在也不一样。只有中国持续不断的五千年,语文课应该代表五千年的成果。”因此,他特别忧心年轻人不认识繁体字的问题,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用简识繁”,具体设想是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将凡是容易引起歧义的、已经被简化的繁体字都加个括号注在后头。老师也不用教学生,更不用考学生,这样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十二年天天见面,耳濡目染,学生自然就认识了,看繁体字的《西游记》,看《水浒传》就不会发生困难。
我想起有一回在地摊上淘书。旁边一位中年人拿起一本台湾版的民国人物传记,说是准备买了给儿子看。可一翻书页,见是繁体字排印,马上撂下说:“我儿子不认识繁体字,看不懂。”我问他儿子多大,他说:“上大学了。”我当时心里一惊,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因此,我对任先生的建议颇为赞同。
任继愈先生还强调说:“这个又不影响文字改革的政策嘛。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就不至于断层,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希望你中学语文能把这点做到,就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情。”他有时跟我说话的口气,好像我是教育部长一样,教我哭笑不得。
当时我的一本书重版,想送任先生一本。我将书带到任先生办公室,在扉页上写名字时,任继愈先生在旁边提醒说:不要写那个简化的“丽”字,写繁体的“麗”字。
大约是2007年的下半年,他又一次跟我提到“用简识繁”的事情。当时社会上已不断有恢复繁体字的呼声,其中有非文化教育界的政协委员。我便跟他建议说,要不您写封信向全国政协或教育部提出。他想了想说,自己一个人提恐怕效果不大。不过,他说了几位在学术界德高望重的老学者的名字,让我去找他们,先听听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也同意“用简识繁”的建议,就大家联名写一份提案给全国政协和教育部。于是,我便领了这个“重任”去奔走了。
可是,结果却并不理想。我怏怏地回去向任先生汇报,在电话里本想将前后经过述说一番,话刚开头,任先生便打断我:“你告诉我结果吧。”
这件事便不了了之。至今想起,我仍觉得惭愧,没有完成任先生交托的任务。我相信,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一定还惦记着这件事。
三
任继愈先生是最后一代完整接受过中国传统启蒙教育,又经过现代教育洗礼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六岁左右入私塾开蒙,九岁上了当时济南市省立第一模范小学,后进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
二十世纪上半叶新旧并存、活泼多元的教育格局,为他们这一代人提供了后来者再也不可能有的黄金时代;而新旧、中西两种教育的交汇融通,也奠定了他们日后成为一代学术大家的基础,更熔铸了他们独特的精神气质和襟怀器识。
而与那些一辈子坐在象牙塔中的学者更不同的是:他们生于忧患——经历过八年民族抵抗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任继愈先生与二百四十多名北大师生一道,组成湘滇旅行团,从湖南长沙到云南昆明,风餐露宿,徒步跋涉一千三百多公里,历时两个月。这段经历,使他有机会与底层的人民共患难,更深切地体会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与她五千年文化的生命力。后来,他在自己带有自传性质的《我的追求》一文中回忆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而这种“沉重之心”——即家国之忧也成为他们这一代的精神符号,更是任继愈先生须臾不能放下的情结。
记得去年六月,任继愈先生住院时我去看他。他当时已病重不起,示意我坐在他床边的椅子上,第一句话便问:“你最近忙些什么?”我赶紧说:“给《中国青年报》写了一篇文章,叫《找回‘家’、‘国’的支点》……”
“这个题目好,这个题目好!”他连说了两遍,“‘家、国’的支点就是文化——就是落在文化上!”
他接着又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不能需要的时候就说五千年,不需要的时候就说六十年。五千年就是五千年!”重病中的他,一提及此,仿佛沉疴顿去。
也因此,他在世的最后几年,最忧心的便是中国教育问题。他在很多场合谈到自己的忧虑。2007年,他曾给温家宝总理写信,信中提及抗战时期自己在西南联大上学的经历,以及西南联大英才辈出的情形,并直言:“我国教育面临危机,我常为此长夜不眠。”
四
认识任继愈先生四年多来,每次去国图办公室看他,和他谈天,说东道西,对于我,都是一次阳光般美好的回忆。
记得当时我住在离国图不远的一处旧房子里,房子朝北,整个冬天不见阳光。我又是个“坐”家,于是养成了一出门,便往有阳光的地方凑的习惯。每回去国图三零二办公室看望任继愈先生时,都会征询他:可不可以打开百叶窗让阳光照进来。次数一多,每次我一去,任先生便会心地笑着,一边蹒跚着要去拉百叶窗上的绳子,一边“指挥”道:“来,你自己把窗子开开。”然后要我坐到阳光最充盈的那张沙发上,他坐在我对面。有一回我告辞起身时,任先生笑吟吟地说:“可惜阳光你带不走。”
去年四月间,任继愈先生住院的前一天,我去看他。去之前先给他电话,他像往常那样欣然说:“欢迎你来,不过时间别太长,后面还有人呢。”因为每到他上班的那天上午,总会有不少人来找他,有请示工作的,有远道来拜访的,应接不暇。
后来得知,他第二天就住进北京医院了。
他住院后,我应《凤凰周刊》之约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家国的支点在文化——记任继愈先生》。文章刊出时,任先生已经看不到了。7月11日下午,我从国图办公室得知了噩耗。
7月13日,国家图书馆设了灵堂供公众吊唁。那天下午,我在骄阳中走了两站地,终于在第三家花店买到了一束新鲜的白色菊花,捧在怀中匆匆赶往国图,在任先生遗像前留下最后一张合影。我在留言簿上写下一行字:“任先生,以后不能常来国图看您了,但有‘好消息’,一定会打电话告诉您。”下面署名为“王麗”。
7月18日,国家图书馆在八宝山为任继愈先生举行告别仪式。记得那天上午京城大雨滂沱。我没有去,我独自待在家中,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固执地拒绝:我不去,我不想去那个地方,不想听到那刺耳的哀乐声,不想看到任继愈先生那样子地躺着,却再也不能起来同我说话,问我:王丽,有好消息吗?
次日下午,我一个人去紫竹院公园,公园的东面紧邻着国图——那里曾是任继愈先生每周来办公的地方。刚在公园南门口下车,顷刻间天低云暗,大雨倾盆而至。我伫立车站雨棚下,抬头透过白茫茫雨幕,在盈耳的雷声与风雨声中,望见马路两侧连成一线的国槐树上,无数的槐花坠落枝头,扑向大地,纷飞的花瓣在雨帘中织出一派空濛的浅黄色,天地间仿佛响起一支无词的哀歌……我的泪水簌簌而下。
五
我知道,任继愈先生不是一位完人。我知道即使在这样一个物质至上、精神沦落的时代,一个存续五千年的民族也总是会有值得敬仰之人,一种绵延五千年的文化总会有其托命之人。
自1987年任继愈先生调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后,便开始启动大规模的国家修史工程。在他的主持下,以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赵城金藏》为底本、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历经十余年完成了一百零七卷,其两亿字规模的《续编》也已启动;另一件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在他的推动下已经影印出版;依托国家图书馆馆藏启动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目前已经进行到第二期;1992年启动的皇皇七亿字的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也已进行了十七年;他还出任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订工作的总编纂。
而任继愈先生自己六十年代出版的一部《中国哲学史》的修订工作,却搁置了许多年,有出版社建议他找研究生来协助,被他一口谢绝。
他曾在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将迎来有史以来的又一轮新的文化高潮,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承前启后,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
他知道自己看不到这一天,他也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因此,近两年,每次住院,病情刚刚稳定,他便要回家。及至一回到家里,身体还没完全康复,便要去办公室上班。别人劝他,他总说:“不来不行,有事啊。”
任继愈先生还主编过一套《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这套书涉及考古、史地、思想、文化、教育、军事、经济、文艺、体育等十个门类,共包含一百个专题,分成一百册。每个专题由该领域的一流学者撰写,每册约七万字左右,兼顾知识性和趣味性,属于真正的大家小书,合起来相当于一部中国历史文化的小百科全书,特别适合中学生或具备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当时他就动员了一百多位学者参与,前后花了五年时间,199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定价一千元人民币,可由于种种原因发行很一般。他知道我喜欢这套书,便买了一套送我。如今,这套书已成了我研究与写作的常用工具书。
任继愈先生还曾跟我说过一个想法,他很想举办一个全国性的青少年中国历史知识竞赛。我好奇地问他怎么会想到这个主意,他说:“我看现在不是有什么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物理竞赛吗?我们有那么伟大的历史文化,为什么不可以搞一个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竞赛?”他还想在电视台开一个讲座,用故事的形式来讲我们的文化历史,可以按照这套《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的专题来讲,比方说: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国的名山大川、中国的古代服饰、中国的文房四宝等等,但他的这两个心愿至今没有实现。
六
在任继愈先生离世后的一年来,我仿佛明白了好多事情,我甚至觉得比过去更加走近了他。比如,他为什么从来不提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召见的事情,也不太愿意提自己“文革”中的经历。有一次跟我谈天,谈到“一二九”运动,他随口说到当时一些细节,我问他怎么知道,他笑说:“我是经历过的呀。”刚一出口便立刻自嘲,“看我像九斤老太一样”。他的警觉令我惊异。
与任继愈先生接触过的人大都这样的感觉:走进国图三零二办公室,仿佛进入一个气场,让你心定神安、清明而笃实。并且,我还发现,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在病中,任继愈先生永远是那样神色安详,仪态从容。即便是躺在病榻上,发着高烧,身上插着管子,也少见颓唐之色,更不愿跟人诉说自己的病痛。这与我见过的一些同样为衰病所困的老学者很不一样。
近两年,我做中国传统教育史田野调查,走访了一些乡村。我似乎发现,中国文化的根不是在庙堂,而是在“江湖”,在广袤的山川大地。在古风犹存的闽西山村里,我仿佛第一次体验到中国文化的“乡愁”,领悟到孔夫子所谓“礼失而求诸野”。我想起任继愈先生曾说过“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其实,凡从事与中国社会有关的任何一个领域的研究者,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庆幸自己在不算太晚的年岁懂得了这些道理。
我知道,任先生已远行,但国图三零二办公室的阳光,会一路照耀着我,给我温暖和力量。任继愈先生留下的许多东西,需要我用后半生去慢慢体悟,并在这体悟中走近生命的澄明之境。
马路边、胡同里、高楼大厦间……凡有国槐树的地方,触目可见一团团青翠浮起。走近瞧,重重碧叶间吐出簇簇黄花,清新淡雅中别有一番热烈;微风吹过,细软的花瓣簌簌地落满一地,教人不忍踩上脚去。
2006年的此时,我认识了任继愈先生。去年七月,满城槐花绽放的季节,他走完了九十三个春秋。
在这花开花落、寒去暑来的一年来,我常常会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缘,让我结识了这样一位仁者,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成为后辈中与他走得最近的人。如今,国图三零二办公室中那一个个难忘的上午,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永远的追念。
一
其实,说起来,我不是任继愈先生的弟子,也没有在他领导下工作过。论年龄,我是他的下辈;论专业,我是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我与任继愈先生的认识,缘于一次访谈,那次内容主要是关于语文教育问题。任先生从中国历史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谈语文教育的意义,认为“语文课应该代表五千年的成果”,他的见解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后来,这篇采访稿《祖国的语文,为什么不学?》在《中国青年报》刊出。
不过,真正使我走近任先生的是因为一套台湾国文教材。
那次采访后不久,我在偶然一个机会,见到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这套书曾为台湾高中国文必修课教材,内容为“四书”的选编。我看过后,十分喜爱,觉得很适合大陆的中学生学习,便想将它引进大陆出版。可我非出版界人,而台湾国文教材在大陆尚属于出版“敏感区”,我试探着问了两家给我出过书的出版社,都碰了钉子,朋友们也认为不大可能。
可我不愿放弃。我将教材送去国图办公室请任继愈先生过目,他看过后当场说:“我支持你。找不到出版社,我们自己凑钱来出。我算一份。”
就这样,我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奔走,其间联系过十余家出版社。在那些希望与失望交织的日子里,每次打电话向任先生“汇报”情况时,不等我开口,任先生先问:“嗯,王丽,有好消息吗?”而每次听到这句话,即使明明是“坏消息”,我也会忍不住一乐,不自觉地换一种口气向他“汇报“。今天想来,任先生似乎有意无意地用这样一种方式给我“打气”,教我振作起来,有了重新去“碰壁”的勇气。
2008年3月,在经过无数波折之后,这套书终于由一家文化公司代理出版。任继愈先生破例为此书写序。如今,这套书已成为不少地方培训国学教师的教材,一些读者还买了赠送亲友。
只是我心里明白,没有任继愈先生,我做不成这件事。
二
第一次采访,请任继愈先生谈关于语文教育问题时,他就特别强调语文课应该体现五千年的成果,他提出,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自从有文字以来没有中断过。他说:“你看骑马的“馬”字,从前那个写法一直到现在,能看出那个痕迹;还有那个“魚”字,也能看得出来。而古希腊文和现代英语是不一样的,拉丁文跟现在的欧洲语言不一样,古代的印地语跟现在也不一样。只有中国持续不断的五千年,语文课应该代表五千年的成果。”因此,他特别忧心年轻人不认识繁体字的问题,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用简识繁”,具体设想是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将凡是容易引起歧义的、已经被简化的繁体字都加个括号注在后头。老师也不用教学生,更不用考学生,这样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十二年天天见面,耳濡目染,学生自然就认识了,看繁体字的《西游记》,看《水浒传》就不会发生困难。
我想起有一回在地摊上淘书。旁边一位中年人拿起一本台湾版的民国人物传记,说是准备买了给儿子看。可一翻书页,见是繁体字排印,马上撂下说:“我儿子不认识繁体字,看不懂。”我问他儿子多大,他说:“上大学了。”我当时心里一惊,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因此,我对任先生的建议颇为赞同。
任继愈先生还强调说:“这个又不影响文字改革的政策嘛。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就不至于断层,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希望你中学语文能把这点做到,就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情。”他有时跟我说话的口气,好像我是教育部长一样,教我哭笑不得。
当时我的一本书重版,想送任先生一本。我将书带到任先生办公室,在扉页上写名字时,任继愈先生在旁边提醒说:不要写那个简化的“丽”字,写繁体的“麗”字。
大约是2007年的下半年,他又一次跟我提到“用简识繁”的事情。当时社会上已不断有恢复繁体字的呼声,其中有非文化教育界的政协委员。我便跟他建议说,要不您写封信向全国政协或教育部提出。他想了想说,自己一个人提恐怕效果不大。不过,他说了几位在学术界德高望重的老学者的名字,让我去找他们,先听听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也同意“用简识繁”的建议,就大家联名写一份提案给全国政协和教育部。于是,我便领了这个“重任”去奔走了。
可是,结果却并不理想。我怏怏地回去向任先生汇报,在电话里本想将前后经过述说一番,话刚开头,任先生便打断我:“你告诉我结果吧。”
这件事便不了了之。至今想起,我仍觉得惭愧,没有完成任先生交托的任务。我相信,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一定还惦记着这件事。
三
任继愈先生是最后一代完整接受过中国传统启蒙教育,又经过现代教育洗礼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六岁左右入私塾开蒙,九岁上了当时济南市省立第一模范小学,后进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
二十世纪上半叶新旧并存、活泼多元的教育格局,为他们这一代人提供了后来者再也不可能有的黄金时代;而新旧、中西两种教育的交汇融通,也奠定了他们日后成为一代学术大家的基础,更熔铸了他们独特的精神气质和襟怀器识。
而与那些一辈子坐在象牙塔中的学者更不同的是:他们生于忧患——经历过八年民族抵抗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任继愈先生与二百四十多名北大师生一道,组成湘滇旅行团,从湖南长沙到云南昆明,风餐露宿,徒步跋涉一千三百多公里,历时两个月。这段经历,使他有机会与底层的人民共患难,更深切地体会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与她五千年文化的生命力。后来,他在自己带有自传性质的《我的追求》一文中回忆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而这种“沉重之心”——即家国之忧也成为他们这一代的精神符号,更是任继愈先生须臾不能放下的情结。
记得去年六月,任继愈先生住院时我去看他。他当时已病重不起,示意我坐在他床边的椅子上,第一句话便问:“你最近忙些什么?”我赶紧说:“给《中国青年报》写了一篇文章,叫《找回‘家’、‘国’的支点》……”
“这个题目好,这个题目好!”他连说了两遍,“‘家、国’的支点就是文化——就是落在文化上!”
他接着又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不能需要的时候就说五千年,不需要的时候就说六十年。五千年就是五千年!”重病中的他,一提及此,仿佛沉疴顿去。
也因此,他在世的最后几年,最忧心的便是中国教育问题。他在很多场合谈到自己的忧虑。2007年,他曾给温家宝总理写信,信中提及抗战时期自己在西南联大上学的经历,以及西南联大英才辈出的情形,并直言:“我国教育面临危机,我常为此长夜不眠。”
四
认识任继愈先生四年多来,每次去国图办公室看他,和他谈天,说东道西,对于我,都是一次阳光般美好的回忆。
记得当时我住在离国图不远的一处旧房子里,房子朝北,整个冬天不见阳光。我又是个“坐”家,于是养成了一出门,便往有阳光的地方凑的习惯。每回去国图三零二办公室看望任继愈先生时,都会征询他:可不可以打开百叶窗让阳光照进来。次数一多,每次我一去,任先生便会心地笑着,一边蹒跚着要去拉百叶窗上的绳子,一边“指挥”道:“来,你自己把窗子开开。”然后要我坐到阳光最充盈的那张沙发上,他坐在我对面。有一回我告辞起身时,任先生笑吟吟地说:“可惜阳光你带不走。”
去年四月间,任继愈先生住院的前一天,我去看他。去之前先给他电话,他像往常那样欣然说:“欢迎你来,不过时间别太长,后面还有人呢。”因为每到他上班的那天上午,总会有不少人来找他,有请示工作的,有远道来拜访的,应接不暇。
后来得知,他第二天就住进北京医院了。
他住院后,我应《凤凰周刊》之约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家国的支点在文化——记任继愈先生》。文章刊出时,任先生已经看不到了。7月11日下午,我从国图办公室得知了噩耗。
7月13日,国家图书馆设了灵堂供公众吊唁。那天下午,我在骄阳中走了两站地,终于在第三家花店买到了一束新鲜的白色菊花,捧在怀中匆匆赶往国图,在任先生遗像前留下最后一张合影。我在留言簿上写下一行字:“任先生,以后不能常来国图看您了,但有‘好消息’,一定会打电话告诉您。”下面署名为“王麗”。
7月18日,国家图书馆在八宝山为任继愈先生举行告别仪式。记得那天上午京城大雨滂沱。我没有去,我独自待在家中,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固执地拒绝:我不去,我不想去那个地方,不想听到那刺耳的哀乐声,不想看到任继愈先生那样子地躺着,却再也不能起来同我说话,问我:王丽,有好消息吗?
次日下午,我一个人去紫竹院公园,公园的东面紧邻着国图——那里曾是任继愈先生每周来办公的地方。刚在公园南门口下车,顷刻间天低云暗,大雨倾盆而至。我伫立车站雨棚下,抬头透过白茫茫雨幕,在盈耳的雷声与风雨声中,望见马路两侧连成一线的国槐树上,无数的槐花坠落枝头,扑向大地,纷飞的花瓣在雨帘中织出一派空濛的浅黄色,天地间仿佛响起一支无词的哀歌……我的泪水簌簌而下。
五
我知道,任继愈先生不是一位完人。我知道即使在这样一个物质至上、精神沦落的时代,一个存续五千年的民族也总是会有值得敬仰之人,一种绵延五千年的文化总会有其托命之人。
自1987年任继愈先生调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后,便开始启动大规模的国家修史工程。在他的主持下,以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赵城金藏》为底本、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历经十余年完成了一百零七卷,其两亿字规模的《续编》也已启动;另一件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在他的推动下已经影印出版;依托国家图书馆馆藏启动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目前已经进行到第二期;1992年启动的皇皇七亿字的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也已进行了十七年;他还出任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订工作的总编纂。
而任继愈先生自己六十年代出版的一部《中国哲学史》的修订工作,却搁置了许多年,有出版社建议他找研究生来协助,被他一口谢绝。
他曾在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将迎来有史以来的又一轮新的文化高潮,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承前启后,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
他知道自己看不到这一天,他也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因此,近两年,每次住院,病情刚刚稳定,他便要回家。及至一回到家里,身体还没完全康复,便要去办公室上班。别人劝他,他总说:“不来不行,有事啊。”
任继愈先生还主编过一套《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这套书涉及考古、史地、思想、文化、教育、军事、经济、文艺、体育等十个门类,共包含一百个专题,分成一百册。每个专题由该领域的一流学者撰写,每册约七万字左右,兼顾知识性和趣味性,属于真正的大家小书,合起来相当于一部中国历史文化的小百科全书,特别适合中学生或具备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当时他就动员了一百多位学者参与,前后花了五年时间,199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定价一千元人民币,可由于种种原因发行很一般。他知道我喜欢这套书,便买了一套送我。如今,这套书已成了我研究与写作的常用工具书。
任继愈先生还曾跟我说过一个想法,他很想举办一个全国性的青少年中国历史知识竞赛。我好奇地问他怎么会想到这个主意,他说:“我看现在不是有什么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物理竞赛吗?我们有那么伟大的历史文化,为什么不可以搞一个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竞赛?”他还想在电视台开一个讲座,用故事的形式来讲我们的文化历史,可以按照这套《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的专题来讲,比方说: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国的名山大川、中国的古代服饰、中国的文房四宝等等,但他的这两个心愿至今没有实现。
六
在任继愈先生离世后的一年来,我仿佛明白了好多事情,我甚至觉得比过去更加走近了他。比如,他为什么从来不提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召见的事情,也不太愿意提自己“文革”中的经历。有一次跟我谈天,谈到“一二九”运动,他随口说到当时一些细节,我问他怎么知道,他笑说:“我是经历过的呀。”刚一出口便立刻自嘲,“看我像九斤老太一样”。他的警觉令我惊异。
与任继愈先生接触过的人大都这样的感觉:走进国图三零二办公室,仿佛进入一个气场,让你心定神安、清明而笃实。并且,我还发现,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在病中,任继愈先生永远是那样神色安详,仪态从容。即便是躺在病榻上,发着高烧,身上插着管子,也少见颓唐之色,更不愿跟人诉说自己的病痛。这与我见过的一些同样为衰病所困的老学者很不一样。
近两年,我做中国传统教育史田野调查,走访了一些乡村。我似乎发现,中国文化的根不是在庙堂,而是在“江湖”,在广袤的山川大地。在古风犹存的闽西山村里,我仿佛第一次体验到中国文化的“乡愁”,领悟到孔夫子所谓“礼失而求诸野”。我想起任继愈先生曾说过“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其实,凡从事与中国社会有关的任何一个领域的研究者,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庆幸自己在不算太晚的年岁懂得了这些道理。
我知道,任先生已远行,但国图三零二办公室的阳光,会一路照耀着我,给我温暖和力量。任继愈先生留下的许多东西,需要我用后半生去慢慢体悟,并在这体悟中走近生命的澄明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