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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比较蝴蝶这一相同的意象，即黄哲伦《蝴蝶君》作品中主角加立马尔接受不了精神偶像的破灭而选择死亡，在追求“物”“我”的统一过程中失败后放弃和毁灭，和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梦蝶”这一寓言故事所表现的追求“物”“我”统一失败后超越有限的悲剧人生，得出当精神追求与现实出现矛盾的时候，一定要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对待遇到的挫折，才能在矛盾的现实世界中取得相对完满的人生的结论。
关键词：《蝴蝶君》；庄周梦蝶；悲剧；超越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7--01
历来美国华裔/亚裔文学作品，不管是建构还是解构，都是以东方主义为背景来写作，以东方主义为前提来评论的。比如黄哲伦的《蝴蝶君》中，外交官加利马尔爱上了扮演蝴蝶夫人的中国演员宋丽玲。多年后他才发现自己深爱的蝴蝶夫人竟是个为获得情报而接近他的间谍，而且还是个男扮女装的间谍。绝望中，加利马尔自杀而死。作者通过倒置逆来顺受、无怨无悔的东方女子和残忍薄情的西方男子的形象，使原有的东西方权力关系发生了惊人的颠覆，从而狠狠地击碎了西方人长期以来强加在东方人身上的强制和霸权。
然而，脱开反击东方主义这一角度，黄哲伦选择的蝴蝶这一形象，其实是加利马尔爱上的东方文化的精神代表。在他得知精神代表的真实身份与他的现实生活和利益有强烈冲突时，接受不了精神偶像的破灭而选择死亡。在追求“物”“我”的统一过程中失败的悲剧，与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梦蝶”这一寓言故事所表现的追求“物”“我”统一失败后的超越形成鲜明对比。同一意象造成不同的结果，值得比较和借鉴。
一、庄子的出路
“庄周梦蝶”是《庄子·齐物论》中一则寓言，其文因精致凝练，意味深永，历来为文人学者津津乐道。庄子梦见蝴蝶，还是蝴蝶梦见庄子，在“物”“我”两者矛盾迷惑的时候，即“生”和“死”痛苦重重的时候，人生悲剧的根源就形成了。尽管“庄周梦蝶”充满了悲剧意识，但庄子没有走向《列子》中“吾与汝亦幻也”的悲观主义或虚无主义，他仍承认“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对现实“异化”现象的清醒认识，使庄子更加强调人的自由和健全人格的培养。“庄周梦蝶”最后提出的“物化”，就是通过审美的方式超越悲剧的人生，因为人只有审美地存在才能超越外在功利目的，才能最终完成完善人格的建构，成为完全的、自由之人。“庄周梦蝶”中的“物化”通过“物我两忘”，也就是以“坐忘”的方式来达到忘己、忘功、忘名、忘适，摒除假象的遮蔽，揭示真实，超越本体，真正把握存在的本真。庄子的超越与自由并非是黑格尔认识的自由，那种对“绝对理念”的纯思辩的抽象把握，当然更非宗教彼岸式的超越，而是在现实的人生之中特别是在情感之中去达到对无限的体验，进入一种超越有限的自由。因此，《庄子》既超越，又不脱离感性生活，通过“以美启真”达到真善美的感性统一——人的诗意栖居。
二、加利马尔的出路
但显然《蝴蝶君》中的加利马尔没有真正超越到这一境界，甚至可以说离此还很远，这和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黄哲伦安排加立马尔自杀，一方面是为了颠覆西方长期以来强加于东方的精神歧视和枷锁，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人性的一个自然选择：追求目标的破灭，会带来整个生命的崩溃和破灭。看黄哲伦的生活背景，他成长于洛杉矶第二代华裔移民家庭，他的父母希望儿子学习法律，医学或者贸易。他曾一度顺从父母的意愿，但发现自己缺少出色的数学才华，行医所需要的眼明手快也并非擅长，而用词语创造出眼前变幻的世界才是他的兴趣真正所在。父母作为第二代华裔移民，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有一段相当的距离，不可能在他的思想里灌输这样那样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而且父母本来并不希望他写作，他的写作完全出于他自己的爱好和天赋，所以从头至尾影响他写作基本观点的，只能是作为东方人本性中的一种对西方的反抗以及人性的自然选择——灭亡。这是他和庄子相去深远甚至背道而驰的地方，因为他不可能像庄子一样参透“梦就是醒，醒就是梦，万物始于一，复归于一”的道理，也就是说，他并不具备从破灭的悲剧里超越，从而达到真善美感性统一的条件。
三、“物”、“我”统一，积极超越
蝴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是一个精灵的代表，活跃于文学的各个文本与文化的各种场合。蝴蝶象征着人性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本质，一直是人类所追求的真善美的代表。黄哲伦的蝴蝶和庄子的梦蝶，都体现了人类对这一的本质的探索与向往。然而追求美好的“物”“我”消融的境界，总会遭到残酷现实的破灭。故而当精神追求与现实出现矛盾的时候，一定要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对待遇到的挫折，才能在矛盾的现实世界中取得相对完满的人生。因为任何事物都是辨证的，审美的超越从反面又印证了人生悲剧性与不完满，悲剧的人生既然不可避免，与其用放弃和毁灭带来消失，消失就等于没有任何希望，不如在现实感性的生活中接受有限的悲剧人生，继而“以美启真”，把握存在的本真状态，积极主动地追求自由的理想境界，实现悲剧的超越。
参考文献：
[1]郭公民：《“庄周梦蝶”的悲剧内涵及其哲学指归》，《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2]卢俊：《从蝴蝶夫人到蝴蝶君--黄哲伦的文化策略初探》，《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
[3]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版）》，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7月第一版。
[4]杨秀媚，《<蝴蝶君>：两极间的摇摆——黄哲伦的文化策略分析》，《莆田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关键词：《蝴蝶君》；庄周梦蝶；悲剧；超越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7--01
历来美国华裔/亚裔文学作品，不管是建构还是解构，都是以东方主义为背景来写作，以东方主义为前提来评论的。比如黄哲伦的《蝴蝶君》中，外交官加利马尔爱上了扮演蝴蝶夫人的中国演员宋丽玲。多年后他才发现自己深爱的蝴蝶夫人竟是个为获得情报而接近他的间谍，而且还是个男扮女装的间谍。绝望中，加利马尔自杀而死。作者通过倒置逆来顺受、无怨无悔的东方女子和残忍薄情的西方男子的形象，使原有的东西方权力关系发生了惊人的颠覆，从而狠狠地击碎了西方人长期以来强加在东方人身上的强制和霸权。
然而，脱开反击东方主义这一角度，黄哲伦选择的蝴蝶这一形象，其实是加利马尔爱上的东方文化的精神代表。在他得知精神代表的真实身份与他的现实生活和利益有强烈冲突时，接受不了精神偶像的破灭而选择死亡。在追求“物”“我”的统一过程中失败的悲剧，与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梦蝶”这一寓言故事所表现的追求“物”“我”统一失败后的超越形成鲜明对比。同一意象造成不同的结果，值得比较和借鉴。
一、庄子的出路
“庄周梦蝶”是《庄子·齐物论》中一则寓言，其文因精致凝练，意味深永，历来为文人学者津津乐道。庄子梦见蝴蝶，还是蝴蝶梦见庄子，在“物”“我”两者矛盾迷惑的时候，即“生”和“死”痛苦重重的时候，人生悲剧的根源就形成了。尽管“庄周梦蝶”充满了悲剧意识，但庄子没有走向《列子》中“吾与汝亦幻也”的悲观主义或虚无主义，他仍承认“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对现实“异化”现象的清醒认识，使庄子更加强调人的自由和健全人格的培养。“庄周梦蝶”最后提出的“物化”，就是通过审美的方式超越悲剧的人生，因为人只有审美地存在才能超越外在功利目的，才能最终完成完善人格的建构，成为完全的、自由之人。“庄周梦蝶”中的“物化”通过“物我两忘”，也就是以“坐忘”的方式来达到忘己、忘功、忘名、忘适，摒除假象的遮蔽，揭示真实，超越本体，真正把握存在的本真。庄子的超越与自由并非是黑格尔认识的自由，那种对“绝对理念”的纯思辩的抽象把握，当然更非宗教彼岸式的超越，而是在现实的人生之中特别是在情感之中去达到对无限的体验，进入一种超越有限的自由。因此，《庄子》既超越，又不脱离感性生活，通过“以美启真”达到真善美的感性统一——人的诗意栖居。
二、加利马尔的出路
但显然《蝴蝶君》中的加利马尔没有真正超越到这一境界，甚至可以说离此还很远，这和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黄哲伦安排加立马尔自杀，一方面是为了颠覆西方长期以来强加于东方的精神歧视和枷锁，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人性的一个自然选择：追求目标的破灭，会带来整个生命的崩溃和破灭。看黄哲伦的生活背景，他成长于洛杉矶第二代华裔移民家庭，他的父母希望儿子学习法律，医学或者贸易。他曾一度顺从父母的意愿，但发现自己缺少出色的数学才华，行医所需要的眼明手快也并非擅长，而用词语创造出眼前变幻的世界才是他的兴趣真正所在。父母作为第二代华裔移民，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有一段相当的距离，不可能在他的思想里灌输这样那样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而且父母本来并不希望他写作，他的写作完全出于他自己的爱好和天赋，所以从头至尾影响他写作基本观点的，只能是作为东方人本性中的一种对西方的反抗以及人性的自然选择——灭亡。这是他和庄子相去深远甚至背道而驰的地方，因为他不可能像庄子一样参透“梦就是醒，醒就是梦，万物始于一，复归于一”的道理，也就是说，他并不具备从破灭的悲剧里超越，从而达到真善美感性统一的条件。
三、“物”、“我”统一，积极超越
蝴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是一个精灵的代表，活跃于文学的各个文本与文化的各种场合。蝴蝶象征着人性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本质，一直是人类所追求的真善美的代表。黄哲伦的蝴蝶和庄子的梦蝶，都体现了人类对这一的本质的探索与向往。然而追求美好的“物”“我”消融的境界，总会遭到残酷现实的破灭。故而当精神追求与现实出现矛盾的时候，一定要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对待遇到的挫折，才能在矛盾的现实世界中取得相对完满的人生。因为任何事物都是辨证的，审美的超越从反面又印证了人生悲剧性与不完满，悲剧的人生既然不可避免，与其用放弃和毁灭带来消失，消失就等于没有任何希望，不如在现实感性的生活中接受有限的悲剧人生，继而“以美启真”，把握存在的本真状态，积极主动地追求自由的理想境界，实现悲剧的超越。
参考文献：
[1]郭公民：《“庄周梦蝶”的悲剧内涵及其哲学指归》，《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2]卢俊：《从蝴蝶夫人到蝴蝶君--黄哲伦的文化策略初探》，《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
[3]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版）》，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7月第一版。
[4]杨秀媚，《<蝴蝶君>：两极间的摇摆——黄哲伦的文化策略分析》，《莆田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