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的晚清，挣扎在改革与保守、封闭与开放的洪流中，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国人较熟悉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时报》等大报不仅是西方了解大清的窗口，本身也深深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中。然而，被华人世界长期忽视的法语、德语以及俄语媒体，当时也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成为非英语国家人士了解中国的主要窗口，它们更成为后人了解当时欧陆人士的中国观、亚洲观的重要坐标。法国的Le Petit Journal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Le Petit Journal，虽然从字面上直译为《小报》，但却是当时绝对的法语大报。这是法兰西的第一张日报，创立于1863年，到1890年代，它的发行量达到100万份。这家报纸自1890开始，每周发行画报增刊，用精美的彩色版画报道国际大事，其中有不少中国主题。二战爆发后Le Petit Journal停办。雪珥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努力，收集了数百份Le Petit Journal画报，包括少量同一风格的Le Petit Parisien（《小巴黎》）画报。在《法兰西•斑斓晚清》专栏中，雪珥将精选其收藏中的精美版画，讲述精彩的晚清故事。
　　
　　1896年7月20日，时尚之都巴黎以一种特殊方式“发布”了新出炉的“名模”及其“时装”：发行量高达100万份的法国大报Le Petit Journal，用头版的整版篇幅，刊登了李鸿章身着黄马褂的大幅彩色画像。这件随着政治气候而穿了脱、脱了穿的黄马褂，俨然成为西方衡量大清政治时尚的风向标。
　　西方人熟悉黄马褂，是从洋枪队的统领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开始。镇压太平天国时，清政府手头本钱不多，兵、饷都要靠带兵将领自筹，政府能给的只有政策。为了调动保卫大清政权的积极性，黄马褂这一惠而不费的“荣誉”品种，便与“巴图鲁”的称号一样被批量开发，成为不少将领们追求的“时尚服饰”。
　　这背后，其实是大清政府在政治体制上的又一次重大让步：将政权向汉族士大夫进一步开放，扩大执政基础，提升执政合法性。当年康熙皇帝大开恩科，就是高举孔孟旗号，巧妙回避政权效忠问题，招安和赎买汉族士大夫。
　　在穿上黄马褂时装的人中，李鸿章随后更获得了连满族勋贵们都望尘莫及的旷世恩典：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赐李鸿章最高等级的三眼花翎，这在二百多年清史中空前绝后，喜得他到处给友人写信介绍三眼花翎如何珍贵。
　　可李鸿章“孔雀开屏”没几天，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一边要管着枪杆子的抗日，另一边还要管着笔杆子的外交。忙乱之中，政敌们趁隙而上，罪名都是骇人听闻但莫须有的腐败、通敌，甚至资敌，军机处认为“皆系影响之词，暧昧之事，碍难查办。” 但众口烁金之下，本就焦头烂额的“裱糊匠”李鸿章陷入“囚徒困境”，战不能、和不得，左右为难，忧谗畏讥。
　　平壤一失，李鸿章果然获咎，黄坎肩、孔雀毛被双双拿下，政敌们则痛打落水狗。美国《纽约世界报》有幅漫画，李鸿章羞人答答地裸身躲在屏风后，黄坎肩、孔雀毛连同大裤衩都丢了一地，邮差则又送来“禁止李鸿章穿xxx”的命令。李鸿章素被西方人当作大清改革开放的领军人物，而他身上的黄马褂、孔雀毛，则俨然成了检验大清改革开放动摇与否的图腾和象征。尽管对于李鸿章本人而言，在那个当口，或者“无衣（无翎）一身轻”，但西方人却将此普遍解读为大清政治寒冬的到来。
　　未几，“李鸿章”再度成了蓝筹股。那些高喊动人口号的爱国者们，因为不想弄脏自己的双手，只能忽悠并逼迫着李鸿章去“奉旨卖国”，自然要先“赏还”黄坎肩和孔雀毛，拉抬李氏行情。李家父子帮大清料理一地鸡毛，黄马褂无非成了“清洁工”的制服而已。
　　待到李鸿章受命以亲王规格出访欧美，他本人乃至老外们才真以为风向已转。每到一国，政界、商界要人们乃至媒体都为大清改革开放献计献策，李鸿章更是处处留心。其时虽是盛夏，李鸿章却常常是全套朝服外罩黄马褂，为维护大清以及自己的尊严而汗流浃背、乐此不疲。
　　装了一脑袋的新感悟、新思想回国后，李鸿章正准备大显身手，却没料到只因凭吊了圆明园这一并未设禁的禁区，便被政敌们抓住把柄，打入冷宫，随后又被远远地支到广东，驱离出了北京的政治核心。
　　随后几年，中国人和西方人都痛苦地发现，即使身着黄马褂，头戴孔雀翎（乃至皇冠），裱糊匠依然只是裱糊匠，大清的这间破屋依然风雨无遮。而当黄马褂成为慈禧太后赏给火车司机的小礼物后，这件曾经辉煌的政治时装便开始沦为小丑的道具，大清的马戏便也唱响了终场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