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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林语堂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大家，他“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学贯古今，横跨东西文化，一生都在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同样，他主张改革国民懦弱委顿之根性，开启民智。在这样一位学识渊博的人眼中，中国人的国民性是怎样的呢？本文将具体从林语堂的国民观、他认为国民观形成的原因，中西国民性比较三个方面来阐述他的见解。
关键词：林语堂；林语堂作品；国民性；中西比较
作者简介：傅饶（1999-），女，长春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朝鲜语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6-0-02
一、国民性见解
林语堂主张一定要从根本改变国人的懦弱颓丧的劣根性，优柔寡断的性格，和敷衍自保打太极的人生哲学，学习西方积极向上励精图治的精神和优秀成果。可见他直指中国国民性，想要启开民智。
他的文章多谈中国国民性，言辞多一针见血，涤荡人心，直接指出中国人看似美德品质后掩藏的实质与缺陷。令人钦佩的是他雖然语言犀利，却让人明知是批评，却无半分不适之感，反而更乐于去反省自身及中国人之深层人性，剖析灵魂，发人深省。这种温情不使人难堪，更多的是让人会心一笑。林语堂在语言的风格上与鲁迅截然不同，虽同样犀利直接，但鲁迅如投枪匕首直刺咽喉，辛辣而不留情面；林语堂则于幽默中见坦率和理性，包含理性，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
在他的眼中，中国人是盲目自大，以己为尊的。当世界文明以一种快得让人来不及接受的速度向前发展时，中国仍沉浸与文明与原始的荣光之中。在林语堂《谈文化侵略》中，侧面反映了他对中国国民性的剖析。在中国，“运动”一词是如此可笑，即使未参与也可知一二，可见不同“运动”之间相似度之高。这种反文化侵略的运动是盲目的，如接受了国粹家的蛊惑，盲目排外，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搅在一起，不管好坏全盘否定外来文化，这反映出人们习惯以天朝上国自居，夜郎自大，封闭保守的丑态。
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林语堂文风的一个转型期。他从一个英勇激昂的“战士”成功转变成一个彬彬有礼的“绅士”。抛去一针见血式的狠辣，他用委婉平和的笔调与理性冷静的思维对中国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剖析。在他的笔下，国民冷淡而乏真诚，处处是人情之哲学，讲究中庸，无可无不可，老滑俏皮，知足，幽默且具有保守性。而这些特征都相通且统一于圆熟之中。他的作品欢笑中包含讽刺，在指出国民性适于生存的同时又说恰恰是这种国民性使中国敢作敢当、披肝沥胆的英雄式的人很少。他认为这种脆弱的国民性限制了思维和活动，让一切革新的美好愿望都成为枉然。中国人的哲学是阴的、静的、消极的，如老人一般暮气沉沉；中国人讲究实际实用，如女人一般自有计较。在他的眼中，这些品性或是中性的，或是恶习。
二、国民性形成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社会环境里国民都是默默忍耐，对国事闭口不谈，做事有着八面玲珑的态度呢？林语堂认为，含忍是和中国的家庭制度分不开的，散漫放纵是因为人权未得到充分保障，敷衍狡猾的小聪明源自道家思想。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追踪到中国人国民性源头。
其一，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两家的影响。“中国人得势时都信儒教，不遇时都信道教。”可见儒道两家统治了中国人两种不同的思想。在《论幽默》中林语堂讽刺了道学家的虚伪，分析了腐儒与孔子的区别。这样的国民性不是天性使然而是社会环境造成，而在于中国几千年来实行的以儒家为核心代表的封建制度。儒家恰恰是专门训练这种德性的学派。农耕生产方式塑造了中国人保守、封闭、散漫、迷信的国民性，家国同构的封建社会制度决定了国民性的主奴性、依附性和内耗性；在道家的影响下，中国人老诚温厚，消极而保守。老猾俏皮则源自于道家的麻痹，有如吗啡让人感觉异样痛快。如魏晋名士之风流，清淡如风，嗜酒如命，表面看是一种风骨气节，实则是逃避世事的一种明哲保身之消极处世的哲学，就像缩头乌龟为了更好地庇护自己而让甲壳更坚硬。
既然问题出在儒道身上，解铃还须系铃人。林语堂提议儒道两家相互补充与吸收。儒家文明对人性形成的压抑，可以用道家推崇的超脱于世来纠正，而道家所带有的保守消极的处世观就用儒家积极入世观来纠正，诸如此类。使两家学说和谐相处，重塑国民性。
其二是百姓的个人利益没有保障，政府与人民之间是压迫与顺从的关系。在《谈言论自由》中，他说道：“政府所喜欢的，也是守口如瓶的顺民，并非喊痛的百姓。”“骂不痛时，你可尽管笑骂，骂得痛时，‘好官’会把你枪毙。”做官的人不愿听民吁民呼，相反钟情于民赞民颂。中国人向来没有人权和保障，致使国民漠视国事，如一盘散沙，以防祸从口出，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淡消极态度最为稳妥安全。这种冷漠到了什么地步呢？甚至没有人巴望能给人民公民权利的法律保障，也没有人诚意热切地需要它。其讽刺意味厚泽绵长。另外，中国人的“幽默”滑稽性质削弱了中国人办事的严肃态度。中国的俗语和口头语言中便充满了对世事人生的嘲讽，戏剧意味很强。比如说在行政管理系统中的上任和离职，中国人叫作“上台”、“下台。”国民将一种求而不得的苦闷转移于其所发的欣悦的狂笑之中，悲哀而又过分。
想要改变这种现象，想要国民追求积极的人生态度，化自由散漫为团结一致，首先就要改变这种明哲保身的思想。而这种思想的改变不是几句话就能解决的，归根结底，是要改变这个让人不得不采取这种态度的社会环境。具体来说，是给国民真正的法律保障，让他们有所依托，有所相信。因此，给予宪法和人权的保障是团结国民的根本要点。
三、林语堂关于中西国民性比较
西方人因对中国的了解不是很透彻，把不懂当深奥，反而觉得中国神秘，有一度很崇拜。而实际上，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等都落后于人，却沉浸于自己的美梦中如痴如醉。在《论中外的国民性》中，林语堂说过，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较来看，中国人缺乏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和奋发有为的动力，墨守成规，保守落后，擅长修身养性；而西方民族爱好探险，敢于实践。可见中国的文化是沉静阴柔的，西方的文化是阳剛好动的。因此，中国文化就像耄耋老人的深沉的智慧，而外国文化就好比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的奇思妙想。
在林语堂的作品中，曾多次提到英国与中国的相似性，都注重“德性”，却又有不同。崇尚实际与相信庸见是两国的相同点，但相比英国人对系统制度的信任与发展，中国人缺乏对组织制度的相信，这或许是受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政治制度所影响。国人对国家的系统制度只是被迫接受，这只是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统治而进行的压迫手段，对于民生，老百姓得不到真正的保障。
中国人讲的理性与希腊人及西方任何民族不同。中国的理性是庸见之崇拜，思想是直觉的、组合的，希腊人的思想是逻辑的、分析的。昔秦有商鞅变法，所推政策无一不是强国富民之道，但推行变法的商鞅最后却落得个被车裂的后果。何其讽刺。表面看，商鞅之死是君主的更换与话语权的转变，他其所行之法触犯大贵族的利益。少数人为了保护自己利益，不愿变法，多数人是无力参与评谏。但从根本来看，就是中国人固有的庸见的崇拜，政策由统治阶层定夺，法制的提出没有专门的保护。上层人盲目的追求利益，下层人盲目的服从和崇拜，缺乏真正的思考。而如商鞅一般有理性的人在这样一个庸俗的环境中则显得“理性过于发达”，所以他牺牲了。反观希腊，推行城邦民主，大部分人有发言权，官员的选拔上推行投票制，轮流执政，这有效避免了一个人专断的“中国式悲剧”。并且希腊制度主动保障民生，给观众发放观剧经贴，推行法律等。希腊人在保障民生与重视人权的制度下，精神和思想极度自由开放。
这种国民性的不同是经年累月的，不能简单说哪种的好坏，要辩证分析。
参考文献：
[1]王兆胜.林语堂论“国民性”[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
[2]俞祖华；赵慧峰. 比较文化视野里的中国人形象—辜鸿铭、林语堂对中西国民性的比较[J].中州学刊，2000.
[3]刘昉昉.林语堂笔下中国人的国民性及其思考[J].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
关键词：林语堂；林语堂作品；国民性；中西比较
作者简介：傅饶（1999-），女，长春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朝鲜语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6-0-02
一、国民性见解
林语堂主张一定要从根本改变国人的懦弱颓丧的劣根性，优柔寡断的性格，和敷衍自保打太极的人生哲学，学习西方积极向上励精图治的精神和优秀成果。可见他直指中国国民性，想要启开民智。
他的文章多谈中国国民性，言辞多一针见血，涤荡人心，直接指出中国人看似美德品质后掩藏的实质与缺陷。令人钦佩的是他雖然语言犀利，却让人明知是批评，却无半分不适之感，反而更乐于去反省自身及中国人之深层人性，剖析灵魂，发人深省。这种温情不使人难堪，更多的是让人会心一笑。林语堂在语言的风格上与鲁迅截然不同，虽同样犀利直接，但鲁迅如投枪匕首直刺咽喉，辛辣而不留情面；林语堂则于幽默中见坦率和理性，包含理性，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
在他的眼中，中国人是盲目自大，以己为尊的。当世界文明以一种快得让人来不及接受的速度向前发展时，中国仍沉浸与文明与原始的荣光之中。在林语堂《谈文化侵略》中，侧面反映了他对中国国民性的剖析。在中国，“运动”一词是如此可笑，即使未参与也可知一二，可见不同“运动”之间相似度之高。这种反文化侵略的运动是盲目的，如接受了国粹家的蛊惑，盲目排外，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搅在一起，不管好坏全盘否定外来文化，这反映出人们习惯以天朝上国自居，夜郎自大，封闭保守的丑态。
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林语堂文风的一个转型期。他从一个英勇激昂的“战士”成功转变成一个彬彬有礼的“绅士”。抛去一针见血式的狠辣，他用委婉平和的笔调与理性冷静的思维对中国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剖析。在他的笔下，国民冷淡而乏真诚，处处是人情之哲学，讲究中庸，无可无不可，老滑俏皮，知足，幽默且具有保守性。而这些特征都相通且统一于圆熟之中。他的作品欢笑中包含讽刺，在指出国民性适于生存的同时又说恰恰是这种国民性使中国敢作敢当、披肝沥胆的英雄式的人很少。他认为这种脆弱的国民性限制了思维和活动，让一切革新的美好愿望都成为枉然。中国人的哲学是阴的、静的、消极的，如老人一般暮气沉沉；中国人讲究实际实用，如女人一般自有计较。在他的眼中，这些品性或是中性的，或是恶习。
二、国民性形成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社会环境里国民都是默默忍耐，对国事闭口不谈，做事有着八面玲珑的态度呢？林语堂认为，含忍是和中国的家庭制度分不开的，散漫放纵是因为人权未得到充分保障，敷衍狡猾的小聪明源自道家思想。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追踪到中国人国民性源头。
其一，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两家的影响。“中国人得势时都信儒教，不遇时都信道教。”可见儒道两家统治了中国人两种不同的思想。在《论幽默》中林语堂讽刺了道学家的虚伪，分析了腐儒与孔子的区别。这样的国民性不是天性使然而是社会环境造成，而在于中国几千年来实行的以儒家为核心代表的封建制度。儒家恰恰是专门训练这种德性的学派。农耕生产方式塑造了中国人保守、封闭、散漫、迷信的国民性，家国同构的封建社会制度决定了国民性的主奴性、依附性和内耗性；在道家的影响下，中国人老诚温厚，消极而保守。老猾俏皮则源自于道家的麻痹，有如吗啡让人感觉异样痛快。如魏晋名士之风流，清淡如风，嗜酒如命，表面看是一种风骨气节，实则是逃避世事的一种明哲保身之消极处世的哲学，就像缩头乌龟为了更好地庇护自己而让甲壳更坚硬。
既然问题出在儒道身上，解铃还须系铃人。林语堂提议儒道两家相互补充与吸收。儒家文明对人性形成的压抑，可以用道家推崇的超脱于世来纠正，而道家所带有的保守消极的处世观就用儒家积极入世观来纠正，诸如此类。使两家学说和谐相处，重塑国民性。
其二是百姓的个人利益没有保障，政府与人民之间是压迫与顺从的关系。在《谈言论自由》中，他说道：“政府所喜欢的，也是守口如瓶的顺民，并非喊痛的百姓。”“骂不痛时，你可尽管笑骂，骂得痛时，‘好官’会把你枪毙。”做官的人不愿听民吁民呼，相反钟情于民赞民颂。中国人向来没有人权和保障，致使国民漠视国事，如一盘散沙，以防祸从口出，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淡消极态度最为稳妥安全。这种冷漠到了什么地步呢？甚至没有人巴望能给人民公民权利的法律保障，也没有人诚意热切地需要它。其讽刺意味厚泽绵长。另外，中国人的“幽默”滑稽性质削弱了中国人办事的严肃态度。中国的俗语和口头语言中便充满了对世事人生的嘲讽，戏剧意味很强。比如说在行政管理系统中的上任和离职，中国人叫作“上台”、“下台。”国民将一种求而不得的苦闷转移于其所发的欣悦的狂笑之中，悲哀而又过分。
想要改变这种现象，想要国民追求积极的人生态度，化自由散漫为团结一致，首先就要改变这种明哲保身的思想。而这种思想的改变不是几句话就能解决的，归根结底，是要改变这个让人不得不采取这种态度的社会环境。具体来说，是给国民真正的法律保障，让他们有所依托，有所相信。因此，给予宪法和人权的保障是团结国民的根本要点。
三、林语堂关于中西国民性比较
西方人因对中国的了解不是很透彻，把不懂当深奥，反而觉得中国神秘，有一度很崇拜。而实际上，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等都落后于人，却沉浸于自己的美梦中如痴如醉。在《论中外的国民性》中，林语堂说过，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较来看，中国人缺乏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和奋发有为的动力，墨守成规，保守落后，擅长修身养性；而西方民族爱好探险，敢于实践。可见中国的文化是沉静阴柔的，西方的文化是阳剛好动的。因此，中国文化就像耄耋老人的深沉的智慧，而外国文化就好比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的奇思妙想。
在林语堂的作品中，曾多次提到英国与中国的相似性，都注重“德性”，却又有不同。崇尚实际与相信庸见是两国的相同点，但相比英国人对系统制度的信任与发展，中国人缺乏对组织制度的相信，这或许是受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政治制度所影响。国人对国家的系统制度只是被迫接受，这只是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统治而进行的压迫手段，对于民生，老百姓得不到真正的保障。
中国人讲的理性与希腊人及西方任何民族不同。中国的理性是庸见之崇拜，思想是直觉的、组合的，希腊人的思想是逻辑的、分析的。昔秦有商鞅变法，所推政策无一不是强国富民之道，但推行变法的商鞅最后却落得个被车裂的后果。何其讽刺。表面看，商鞅之死是君主的更换与话语权的转变，他其所行之法触犯大贵族的利益。少数人为了保护自己利益，不愿变法，多数人是无力参与评谏。但从根本来看，就是中国人固有的庸见的崇拜，政策由统治阶层定夺，法制的提出没有专门的保护。上层人盲目的追求利益，下层人盲目的服从和崇拜，缺乏真正的思考。而如商鞅一般有理性的人在这样一个庸俗的环境中则显得“理性过于发达”，所以他牺牲了。反观希腊，推行城邦民主，大部分人有发言权，官员的选拔上推行投票制，轮流执政，这有效避免了一个人专断的“中国式悲剧”。并且希腊制度主动保障民生，给观众发放观剧经贴，推行法律等。希腊人在保障民生与重视人权的制度下，精神和思想极度自由开放。
这种国民性的不同是经年累月的，不能简单说哪种的好坏，要辩证分析。
参考文献：
[1]王兆胜.林语堂论“国民性”[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
[2]俞祖华；赵慧峰. 比较文化视野里的中国人形象—辜鸿铭、林语堂对中西国民性的比较[J].中州学刊，2000.
[3]刘昉昉.林语堂笔下中国人的国民性及其思考[J].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