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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并非是对当代“原生态民歌”活动产生形成的来龙去脉、历史成因及其发展做整体上的研究，而仅对“原生态民歌”的生存方式、传播途径进行初步分析，以飨读者。
关键词：“原生态民歌”；生存方式；人文内涵；功能特点；唱腔特色
中图分类号：J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1）03-0014-08
引言
本文并非是对当代“原生态民歌”活动产生、形成的来龙去脉、历史成因及其发展作整体上的研究，虽然这样的研究在今天已显必要。“原生态民歌”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对象。这不仅在于这一音乐文化现象的形成，接续着中国传统音乐以及自五四以来延续至今中国音乐发展和建设中形成的不同文化传统，也在于这一现象形成的背后，蕴藏着、或者说体现着当代文化建设中更具主动性的文化选择与价值取向。虽然其形成的动因或者说“文化驱动力”来自多方面的需求，与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但是，值得注意也是令人欣慰甚至赞赏的是，在当代文化传媒中、在政府文化部门中、在专家学者和民间人士中，始终有一批志士仁人，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有所期望甚至抱有厚望，他们身体力行、勇于实践，抓住各种触动社会文化神经的焦点、机遇，最终创造出一个能够在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品类多样、积累深厚、风格各异的音乐文化土壤上，激发、展现民众文化热情的“原生态民歌”文化现象。他们对“原生态民歌”的产生、传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已经改变了中国当代音乐发展的格局，同时也为中国民族音乐在当代的发展，创造了又一次新的历史机遇。这或许是历史上又一次“新民歌运动”的前奏？或许将酝酿着中国民族音乐发展新的成果？经常在亘古遗存中关注历史的研究者，不妨选择一个角度，将历史的眼光放在“历史的起点”。这里的尝试，仅仅限于截取眼前刚刚逝去的一个时间片断，对“原生态民歌”的生存方式、传播途径进行初步的分析，以飨读者。
一、原生态民歌活动报导50例的统计与分析
本文的分析所依据的材料，来自我国25家媒体对2009年12月至2011年2月间原生态民歌活动以报导的50例网络信息。
首先要说明的是，以上这些信息来源，仅限于有限的时间段和有限的媒体报导，本文的分析，也是仅限于对这50例报导内容的认识。并且，限于篇幅，对这50例报导进行分析的深度和广度，同样也是有限的。这自然会暴露本文的局限。但是，作为身处当代音乐文化发展潮流中、并且对原生态民歌现象给予一定程度关注的个体，仍然能够从对这些信息的统计中，同时依据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多种经验和理解，发现即使在这样一个有限的时空范围内产生的信息资料，其统计、分析的结果，也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与原生态民歌活动有关的各类文化、综艺、音乐活动呈现的总体趋势、文化热点、时代特点甚至潮流、风气和存在的问题。
各地媒体中有关原生态民歌的50例报导中，各地传媒的报导次数分别为：北京15例、广州9例、武汉4例、成都和重庆4例、西安3例、呼和浩特3例、海口3例、长沙2例、上海2例、南京2例、太原1例、济南1例、南昌1例。这些数据反映各地媒体对原生态民歌的不同关注程度，其中不仅反映媒体有关文化意识，也反映各地对原生态民歌的重视程度及资源利用程度。
我们可以发现，在这50例来自中央和地方各种传媒有关原生态民歌直接或间接的报导中，中西部地区的媒体就有28例，占总量的56%。其中西部15例，包括内蒙、陕西、甘肃的有关活动报导7例；四川、重庆、贵州的有关活动报导6例；与跨区域的红歌会、老区红歌活动有关的报导2例，这些报导占总量的30%；中部13例，其中包括山西的有关报导5例；河南、大别山区域的报导2例；湖北、湖南的报导6例，占报导总量的26%。与东南沿海等地区的报导相比，其媒体报导的数量所占总量的百分比，是一种具有文化含量的数值，值得关注。其背后是传统民歌文化资源的丰厚、对传统民歌的重视，以及利用原生态民歌促进地方文化建设、旅游开发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意识。概括而言，中西部地区与原生态民歌有关的活动开展，各级地方政府支持力度大、涉及面广、有点有面，群众参与程度高，原生态民歌活动的开展亮点多、品牌多。
相比之下，东南沿海传媒的报导，虽也有10例（其中华南8例，江苏、上海2例），但是，江苏、上海的2例，均与世博会有关，不便作为地方文化活动看待（例如世博会中也有中西部地区的原生态民歌活动）。华南的8例报导集中于南宁国际民歌节、海南少数民族会演。可以说是有点无面，随机性强。南宁的国际民歌节，虽有品牌效应，与最初的传统民歌展演为主相比，其中的国际化、流行化因素和趋势渐显。
除以上对中西部、东南沿海地区有关报导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外，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具有全国影响力、俗称“中央级”、甚至代表国家形象的文化、科技活动和综艺、音乐活动中包括的原生态民歌活动及其全局性、导向性影响力，尤其值得关注。例如上海世博会期间，就是各地原生态民歌及传统艺术得到集中展示、并起到最大宣传效应的时期。而有关青歌赛、综艺会演、新春音乐会的3例报导，更是对原生态民歌的活动起到极大宣传、助推作用的传媒行为。特别是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历届青歌赛，对原生态民歌活动的发展有创设之功、推动之力，在全国的影响大，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功能。中央电视台自1984创办青歌赛，第十二届青歌赛首设“原生态”唱法，改变原有“流行、民族、美声”的格局，将传统民歌通过现代传媒呈现给大众，极大地推动了民族音乐在当代不同社会、文化层面中的文化传播和传承。青歌赛上的各种评价，甚至每每成为促进地方原生态民歌活动开展的文化动力。那些从青歌赛原生态民歌评选中脱颖而出的地方民歌手，已经成为地方原生态民歌的传承人，甚至在当代传媒的心理场效中成为群众的偶像。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在本文随机择取的媒体50例报导中，有关王宏伟“回归”独唱音乐会的报导就有4例。应当说，王宏伟在广州大剧院和北京国家大剧院先后举办的“回归”独唱音乐会，对于原生态民歌活动的推进，达到了一个高潮。从新疆哈萨克的民歌到青海花儿，从陕北信天游到内蒙古长调，王宏伟用哈萨克语、蒙古语、维吾尔语、藏语、西北方言演绎传统民歌，以“引领性”的职业歌手身份倡导并彰显原生态民歌的文化价值，意义非同一般。王宏伟的“回归”独唱音乐会，赵季平、徐沛东、印青、杨澜等人有参与、有评论。客观上具有明显的导向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的文化政策。其策划和实施，因其“中央级”标识和导向性明显，从而形成热点。这项活动的意义及其导向性和影响力，不仅具有全局效应，更可能是长久的。
在本文择取的50例各类报导中，“民歌主题类”是占居最大比重的。全国性的如青歌赛、央视春晚、“民歌大拜年”新春音乐会、中国民歌榜、上海世博会中的原生态民歌活动，王宏传以“回归”为主题的独唱音乐会；再如具全国影响的红歌会、民歌会、全国村歌评选活动，以及一些地方性民歌主题活动，都属这类活动。另外，地方乡镇文化艺术会演、节庆活动、旅游活动中，原生态民歌的表演，或具有突出的位置，或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
另外，新出现的原生态民歌载体，不仅包括各种作品和活动的音响、音像录制，甚至还包括以地方原生态民歌为主题内容的音乐影视制作，如：科尔沁原生态民歌、贵州侗苗原生态音乐专辑的制作，山西首部“非遗”题材音乐电视剧《大河风歌》、首部原生态民歌音乐电视连续剧《西口情歌》，均以民歌为主题内容。蒙族音乐剧《心之恋》，有机地融入了蒙古族原生态音乐歌舞。另有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家族摆手舞为题材的电影《摆手舞之恋》也已开拍。此外，在“原生态民歌”当代舞台的表演中，一批来自民间的歌手脱颖而出。这些歌手及其组合，在传媒形成品牌效应后，受邀参加各种活动，赢得广泛的社会声誉。在各地，已经形成一支以来自民间的歌手为主体，也有职业歌唱家加入的原生态民歌表演群体。在教育领域，有关普通高校师生调研民歌发展现状，倡导民歌走进大学校园，提倡通过学校教育传承民歌的报导，同样值得关注。民族音乐在学校艺术教育中的传承，应当是一个全社会予以关注的实践课题。
二、有关原生态民歌人文内涵、功能、特点的讨论
（一）“原生态民歌”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真实涵义
“原生态民歌”作为民歌作品及其演唱、展演的存在，它在当代媒体传播与舞台化表演等文化语境中的真实涵义，其实是“来自原生状态的民歌”。就“原生态民歌”概念表述的准确意义而言，其真实的涵义应是“处于原生状态下的民歌”。但是，从“原生态民歌”概念在当代传媒中已经约定俗成，或者说根据其指称而被大量使用的概念看，其实际含义，已非原本意义上的，在“原生状态”中产生、变化、生存的民歌，而是被搬上各种歌会、音乐会、综艺节目表演舞台，来自“原生状态”或“原生环境”的、在不同程度上保留有原生文化环境中母语特征、音乐风格特点的民歌。
一般称谓中的“民歌”，其当代存在状态，其实本身就包含有“处于原生状态下的”和在音乐会、舞台上表演的民歌这两类。在当代传媒中，被作为表演内容的“民歌”，不仅自成一格，并且在所谓“民族”乃至“流行”、“美声”的演唱曲目中，也都有“民歌”的存在，在当代流行音乐语境中，甚至还有“新民歌”的称谓，这些也造成“民歌”这一称谓在当代传媒语境应用中歧义较多的原因。可能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传媒中才出现并广泛使用“原生态民歌”这一词汇，以表达“处于原生状态下的民歌”概念。不得不指出的是，这一概念在当代传媒应用中的实际所指，却是“来自原生状态的民歌”。一些专家与媒体在看待和评价原生态民歌时的意见相左，也是来之于此。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原生态民歌”这一称谓，同时也是对一种当代音乐文化现象的指称。其实际含义是，“来之原生状态的民歌”经“生存状态的置换”，在当代文化环境中发挥出新的文化功能，从而形成的一种新的音乐文化现象。虽然学术界对“原生态民歌”字面意义的理解，仍然是作为“传统民歌”来看待，但是，作为“非遗”申报的传统民歌，其实已经并不处在当代传媒文化语境下的“原生态民歌”概念中。或者说，当代传媒文化语境中的“原生态民歌”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然而，我们毕竟看到，对作为“非遗”的传统民歌的保护和传承，却受到并得益于各类“原生态民歌”文化活动的影响。
（二）“原生态民歌”被作为“音乐作品”经“生存状态的置换”而发挥新的社会功能
当“原生态民歌”被作为“音乐作品”，通过对其生存状态、环境的置换，改变其存在方式，便会导致其生存状态、文化功能和意义的改变。然而，在许多时候，民歌的巨大社会功能，正是通过这种“生存状态的置换”而被发挥出来，在更大的范围得到广泛传播。传统民歌曾经被填词、改编，甚至在其他音乐体裁中被改写旋律、重新配器等，从而被改编为新民歌、革命民歌和其他声乐、器乐体裁中的“民歌”，进而在不同的社会层面、在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中，发挥着不同的功用，就是遵循着这种规律。即使是不改旋律、歌词的传统民歌，也会因这种“生存状态的置换”而发挥新的社会功能。
具“原生状态”的民歌，与出现在舞台化、音乐会环境中的，以及经现代传媒而得以传播的“来之原生状态的民歌”，其存在方式是不同的，这是可以通过对其存在方式以客观描述进而分析出来的。
本源意义上的、具“原生状态”的民歌，实际上是不可能在其“原生状态”以外存在的。当民歌以音乐作品、以舞台化或音乐会的文化样式展现给人们时，就已经脱离了其原生环境中的存在方式，而在文化变异中，成为舞台化或音乐会的表演样式，甚至在新的唱“红歌”一类群众性文艺活动和歌咏活动中成为其表演的重要内容。
（三）“原生态民歌”唱腔的四个特点：腔循方言、唱法自然、情态真切、风格质朴
“原生态民歌”不仅搅动了、并且也改变了当代文化传媒中俗称“流行、民族、美声”的三足鼎立原有格局。“原生态民歌”在此之外再加上一足，成“四象”之态。
“原生态民歌”的文化价值在于其“回归”传统、接续“本源”方面。虽然“流行、民族、美声”的演唱曲目，在不同程度上，也会有来自民歌的作品，或具有民歌风格的成份，而在“民族唱法”中，民歌作品的表现，语言声腔会更具“雅言”性质，发声更具所谓的“科学性”，艺术处理更为精致，但是在腔循方言、唱法自然、情态真切、风格质朴这四个方面，“原生态民歌”离传统民歌更近、更真、更亲，血缘关系更近，与“流行、民族、美声”均不相同而特色明显。以纯粹的方言演唱民歌，应视为“原生态民歌”演唱的典型的、也是代表性特征（这并不排除在相关的群众性歌咏活动中，“原生态民歌”也可以以当代“雅言”来演唱）。“原生态民歌”唱腔风格特点最珍贵的东西，正是其来自民间的原汁原味。许多歌手没有经过专业声乐的发声训练，而是以本色取胜。在很多时候，其唱法上天成自然、自然而然以及不同歌手在嗓音、音色诸方面的特点（甚至从专业角度视为某种“发声缺陷”的东西），正是构成其质朴风格的必要因素。当然，“原生态民歌”的歌手若经过嗓音方面的科学训练而不改变原有唱腔风格，也是可以被认可的。但是，一个演唱“原生态民歌”的歌手，若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上述四个方面的特色，恐怕就不应称其为“原生态歌手”了。这里仍有个评价和判断的标准尺度问题。实际上，正是“原生态民歌”在不同地域文化中的亲和力，以及在更大传播范围被广泛认同的文化特色，再加上其应用中的社会功能，才使得“原生态民歌”在当代传媒和音乐文化生活中异军突起，令人耳目一新，迅速成为近年社会音乐文化生活中新的聚焦点。
（四）“原生态民歌”的区域性文化特点鲜明、地方群众参与程度高
“原生态民歌”通过现代媒体而成为普遍关注的社会音乐现象，其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媒体的策划、主创与制作人员、作曲家、民族歌唱家以及对他们的观念具长期影响力的音乐学家中一些具有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并对当代文化发展有责任感的人群。这些人所形成的文化合力，最终在当代文化传媒中创造了“原生态音乐”这样一个在事后对其感受越来越深的“神话”。这里虽然有其生成的机遇，但是，“原生态民歌”在新时期的复兴，其实一直有我国近现代以来形成的、在继承、发展民族音乐方面深入人心的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同时，也有传统音乐仍然与人民的思想情感、生产实践、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在起作用，当代文化建设的需要，也促成了“原生态民歌”再度在群众的音乐生活中唱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没有区域音乐的多样性及其不可替代的地方文化特点，“原生态民歌”的走红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原生态民歌”的区域性特点与广泛的群众性基础，是造成其普及、繁荣之势的一对互为因果的关系。这对关系也造成了经媒体途径而传播的“原生态民歌”活动与广大群众的参与，在更大领域的互促互动。特别是在彰显其地方文化特色的“原生态民歌”活动中，其群众性参与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流行、民族、美声一类音乐活动。有必要指出，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原生态民歌”活动中，来自民间的歌手、乡村城镇的群众成为“原生态民歌”演唱活动中的主体，即使是演唱“原生态民歌”的职业歌唱家，在其演唱活动中，也会运用多种传媒手段，通过各种方式，强调其演唱与地域文化、民间音乐甚至当地歌手的联系。而这种区域性与群众性互为因果、互促互动的特点，也造成了“原生态民歌”演唱活动中，当代媒体的传播与各地群众之间形成的亲和关系以及很高的参与程度。
“原生态民歌”的活动，开始在不同的文化、社会层面上，渐渐形成专家与歌手、专业与民间、政府与民众、中心与边缘的互动关系。“原生态民歌”活动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青歌赛、红歌会以及短期高效应的世博会、国际音乐交流、旅游文化等文化活动而造大声势、借力给力，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
责任编辑：马林
O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Living
Pattern of Primitive Songs under Contemporary Circumstance ——
to Take Fifty Pieces of Network Information
as Examples
Xiu Hail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kes a primary analysis on the living patterns, communication models rather than make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advent of primitive songs and its historical causes.
Key words:
primitive songs; living patterns;
humanistic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unction; character of vocal music in a Chinese opera
关键词：“原生态民歌”；生存方式；人文内涵；功能特点；唱腔特色
中图分类号：J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1）03-0014-08
引言
本文并非是对当代“原生态民歌”活动产生、形成的来龙去脉、历史成因及其发展作整体上的研究，虽然这样的研究在今天已显必要。“原生态民歌”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对象。这不仅在于这一音乐文化现象的形成，接续着中国传统音乐以及自五四以来延续至今中国音乐发展和建设中形成的不同文化传统，也在于这一现象形成的背后，蕴藏着、或者说体现着当代文化建设中更具主动性的文化选择与价值取向。虽然其形成的动因或者说“文化驱动力”来自多方面的需求，与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但是，值得注意也是令人欣慰甚至赞赏的是，在当代文化传媒中、在政府文化部门中、在专家学者和民间人士中，始终有一批志士仁人，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有所期望甚至抱有厚望，他们身体力行、勇于实践，抓住各种触动社会文化神经的焦点、机遇，最终创造出一个能够在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品类多样、积累深厚、风格各异的音乐文化土壤上，激发、展现民众文化热情的“原生态民歌”文化现象。他们对“原生态民歌”的产生、传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已经改变了中国当代音乐发展的格局，同时也为中国民族音乐在当代的发展，创造了又一次新的历史机遇。这或许是历史上又一次“新民歌运动”的前奏？或许将酝酿着中国民族音乐发展新的成果？经常在亘古遗存中关注历史的研究者，不妨选择一个角度，将历史的眼光放在“历史的起点”。这里的尝试，仅仅限于截取眼前刚刚逝去的一个时间片断，对“原生态民歌”的生存方式、传播途径进行初步的分析，以飨读者。
一、原生态民歌活动报导50例的统计与分析
本文的分析所依据的材料，来自我国25家媒体对2009年12月至2011年2月间原生态民歌活动以报导的50例网络信息。
首先要说明的是，以上这些信息来源，仅限于有限的时间段和有限的媒体报导，本文的分析，也是仅限于对这50例报导内容的认识。并且，限于篇幅，对这50例报导进行分析的深度和广度，同样也是有限的。这自然会暴露本文的局限。但是，作为身处当代音乐文化发展潮流中、并且对原生态民歌现象给予一定程度关注的个体，仍然能够从对这些信息的统计中，同时依据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多种经验和理解，发现即使在这样一个有限的时空范围内产生的信息资料，其统计、分析的结果，也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与原生态民歌活动有关的各类文化、综艺、音乐活动呈现的总体趋势、文化热点、时代特点甚至潮流、风气和存在的问题。
各地媒体中有关原生态民歌的50例报导中，各地传媒的报导次数分别为：北京15例、广州9例、武汉4例、成都和重庆4例、西安3例、呼和浩特3例、海口3例、长沙2例、上海2例、南京2例、太原1例、济南1例、南昌1例。这些数据反映各地媒体对原生态民歌的不同关注程度，其中不仅反映媒体有关文化意识，也反映各地对原生态民歌的重视程度及资源利用程度。
我们可以发现，在这50例来自中央和地方各种传媒有关原生态民歌直接或间接的报导中，中西部地区的媒体就有28例，占总量的56%。其中西部15例，包括内蒙、陕西、甘肃的有关活动报导7例；四川、重庆、贵州的有关活动报导6例；与跨区域的红歌会、老区红歌活动有关的报导2例，这些报导占总量的30%；中部13例，其中包括山西的有关报导5例；河南、大别山区域的报导2例；湖北、湖南的报导6例，占报导总量的26%。与东南沿海等地区的报导相比，其媒体报导的数量所占总量的百分比，是一种具有文化含量的数值，值得关注。其背后是传统民歌文化资源的丰厚、对传统民歌的重视，以及利用原生态民歌促进地方文化建设、旅游开发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意识。概括而言，中西部地区与原生态民歌有关的活动开展，各级地方政府支持力度大、涉及面广、有点有面，群众参与程度高，原生态民歌活动的开展亮点多、品牌多。
相比之下，东南沿海传媒的报导，虽也有10例（其中华南8例，江苏、上海2例），但是，江苏、上海的2例，均与世博会有关，不便作为地方文化活动看待（例如世博会中也有中西部地区的原生态民歌活动）。华南的8例报导集中于南宁国际民歌节、海南少数民族会演。可以说是有点无面，随机性强。南宁的国际民歌节，虽有品牌效应，与最初的传统民歌展演为主相比，其中的国际化、流行化因素和趋势渐显。
除以上对中西部、东南沿海地区有关报导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外，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具有全国影响力、俗称“中央级”、甚至代表国家形象的文化、科技活动和综艺、音乐活动中包括的原生态民歌活动及其全局性、导向性影响力，尤其值得关注。例如上海世博会期间，就是各地原生态民歌及传统艺术得到集中展示、并起到最大宣传效应的时期。而有关青歌赛、综艺会演、新春音乐会的3例报导，更是对原生态民歌的活动起到极大宣传、助推作用的传媒行为。特别是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历届青歌赛，对原生态民歌活动的发展有创设之功、推动之力，在全国的影响大，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功能。中央电视台自1984创办青歌赛，第十二届青歌赛首设“原生态”唱法，改变原有“流行、民族、美声”的格局，将传统民歌通过现代传媒呈现给大众，极大地推动了民族音乐在当代不同社会、文化层面中的文化传播和传承。青歌赛上的各种评价，甚至每每成为促进地方原生态民歌活动开展的文化动力。那些从青歌赛原生态民歌评选中脱颖而出的地方民歌手，已经成为地方原生态民歌的传承人，甚至在当代传媒的心理场效中成为群众的偶像。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在本文随机择取的媒体50例报导中，有关王宏伟“回归”独唱音乐会的报导就有4例。应当说，王宏伟在广州大剧院和北京国家大剧院先后举办的“回归”独唱音乐会，对于原生态民歌活动的推进，达到了一个高潮。从新疆哈萨克的民歌到青海花儿，从陕北信天游到内蒙古长调，王宏伟用哈萨克语、蒙古语、维吾尔语、藏语、西北方言演绎传统民歌，以“引领性”的职业歌手身份倡导并彰显原生态民歌的文化价值，意义非同一般。王宏伟的“回归”独唱音乐会，赵季平、徐沛东、印青、杨澜等人有参与、有评论。客观上具有明显的导向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的文化政策。其策划和实施，因其“中央级”标识和导向性明显，从而形成热点。这项活动的意义及其导向性和影响力，不仅具有全局效应，更可能是长久的。
在本文择取的50例各类报导中，“民歌主题类”是占居最大比重的。全国性的如青歌赛、央视春晚、“民歌大拜年”新春音乐会、中国民歌榜、上海世博会中的原生态民歌活动，王宏传以“回归”为主题的独唱音乐会；再如具全国影响的红歌会、民歌会、全国村歌评选活动，以及一些地方性民歌主题活动，都属这类活动。另外，地方乡镇文化艺术会演、节庆活动、旅游活动中，原生态民歌的表演，或具有突出的位置，或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
另外，新出现的原生态民歌载体，不仅包括各种作品和活动的音响、音像录制，甚至还包括以地方原生态民歌为主题内容的音乐影视制作，如：科尔沁原生态民歌、贵州侗苗原生态音乐专辑的制作，山西首部“非遗”题材音乐电视剧《大河风歌》、首部原生态民歌音乐电视连续剧《西口情歌》，均以民歌为主题内容。蒙族音乐剧《心之恋》，有机地融入了蒙古族原生态音乐歌舞。另有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家族摆手舞为题材的电影《摆手舞之恋》也已开拍。此外，在“原生态民歌”当代舞台的表演中，一批来自民间的歌手脱颖而出。这些歌手及其组合，在传媒形成品牌效应后，受邀参加各种活动，赢得广泛的社会声誉。在各地，已经形成一支以来自民间的歌手为主体，也有职业歌唱家加入的原生态民歌表演群体。在教育领域，有关普通高校师生调研民歌发展现状，倡导民歌走进大学校园，提倡通过学校教育传承民歌的报导，同样值得关注。民族音乐在学校艺术教育中的传承，应当是一个全社会予以关注的实践课题。
二、有关原生态民歌人文内涵、功能、特点的讨论
（一）“原生态民歌”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真实涵义
“原生态民歌”作为民歌作品及其演唱、展演的存在，它在当代媒体传播与舞台化表演等文化语境中的真实涵义，其实是“来自原生状态的民歌”。就“原生态民歌”概念表述的准确意义而言，其真实的涵义应是“处于原生状态下的民歌”。但是，从“原生态民歌”概念在当代传媒中已经约定俗成，或者说根据其指称而被大量使用的概念看，其实际含义，已非原本意义上的，在“原生状态”中产生、变化、生存的民歌，而是被搬上各种歌会、音乐会、综艺节目表演舞台，来自“原生状态”或“原生环境”的、在不同程度上保留有原生文化环境中母语特征、音乐风格特点的民歌。
一般称谓中的“民歌”，其当代存在状态，其实本身就包含有“处于原生状态下的”和在音乐会、舞台上表演的民歌这两类。在当代传媒中，被作为表演内容的“民歌”，不仅自成一格，并且在所谓“民族”乃至“流行”、“美声”的演唱曲目中，也都有“民歌”的存在，在当代流行音乐语境中，甚至还有“新民歌”的称谓，这些也造成“民歌”这一称谓在当代传媒语境应用中歧义较多的原因。可能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传媒中才出现并广泛使用“原生态民歌”这一词汇，以表达“处于原生状态下的民歌”概念。不得不指出的是，这一概念在当代传媒应用中的实际所指，却是“来自原生状态的民歌”。一些专家与媒体在看待和评价原生态民歌时的意见相左，也是来之于此。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原生态民歌”这一称谓，同时也是对一种当代音乐文化现象的指称。其实际含义是，“来之原生状态的民歌”经“生存状态的置换”，在当代文化环境中发挥出新的文化功能，从而形成的一种新的音乐文化现象。虽然学术界对“原生态民歌”字面意义的理解，仍然是作为“传统民歌”来看待，但是，作为“非遗”申报的传统民歌，其实已经并不处在当代传媒文化语境下的“原生态民歌”概念中。或者说，当代传媒文化语境中的“原生态民歌”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然而，我们毕竟看到，对作为“非遗”的传统民歌的保护和传承，却受到并得益于各类“原生态民歌”文化活动的影响。
（二）“原生态民歌”被作为“音乐作品”经“生存状态的置换”而发挥新的社会功能
当“原生态民歌”被作为“音乐作品”，通过对其生存状态、环境的置换，改变其存在方式，便会导致其生存状态、文化功能和意义的改变。然而，在许多时候，民歌的巨大社会功能，正是通过这种“生存状态的置换”而被发挥出来，在更大的范围得到广泛传播。传统民歌曾经被填词、改编，甚至在其他音乐体裁中被改写旋律、重新配器等，从而被改编为新民歌、革命民歌和其他声乐、器乐体裁中的“民歌”，进而在不同的社会层面、在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中，发挥着不同的功用，就是遵循着这种规律。即使是不改旋律、歌词的传统民歌，也会因这种“生存状态的置换”而发挥新的社会功能。
具“原生状态”的民歌，与出现在舞台化、音乐会环境中的，以及经现代传媒而得以传播的“来之原生状态的民歌”，其存在方式是不同的，这是可以通过对其存在方式以客观描述进而分析出来的。
本源意义上的、具“原生状态”的民歌，实际上是不可能在其“原生状态”以外存在的。当民歌以音乐作品、以舞台化或音乐会的文化样式展现给人们时，就已经脱离了其原生环境中的存在方式，而在文化变异中，成为舞台化或音乐会的表演样式，甚至在新的唱“红歌”一类群众性文艺活动和歌咏活动中成为其表演的重要内容。
（三）“原生态民歌”唱腔的四个特点：腔循方言、唱法自然、情态真切、风格质朴
“原生态民歌”不仅搅动了、并且也改变了当代文化传媒中俗称“流行、民族、美声”的三足鼎立原有格局。“原生态民歌”在此之外再加上一足，成“四象”之态。
“原生态民歌”的文化价值在于其“回归”传统、接续“本源”方面。虽然“流行、民族、美声”的演唱曲目，在不同程度上，也会有来自民歌的作品，或具有民歌风格的成份，而在“民族唱法”中，民歌作品的表现，语言声腔会更具“雅言”性质，发声更具所谓的“科学性”，艺术处理更为精致，但是在腔循方言、唱法自然、情态真切、风格质朴这四个方面，“原生态民歌”离传统民歌更近、更真、更亲，血缘关系更近，与“流行、民族、美声”均不相同而特色明显。以纯粹的方言演唱民歌，应视为“原生态民歌”演唱的典型的、也是代表性特征（这并不排除在相关的群众性歌咏活动中，“原生态民歌”也可以以当代“雅言”来演唱）。“原生态民歌”唱腔风格特点最珍贵的东西，正是其来自民间的原汁原味。许多歌手没有经过专业声乐的发声训练，而是以本色取胜。在很多时候，其唱法上天成自然、自然而然以及不同歌手在嗓音、音色诸方面的特点（甚至从专业角度视为某种“发声缺陷”的东西），正是构成其质朴风格的必要因素。当然，“原生态民歌”的歌手若经过嗓音方面的科学训练而不改变原有唱腔风格，也是可以被认可的。但是，一个演唱“原生态民歌”的歌手，若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上述四个方面的特色，恐怕就不应称其为“原生态歌手”了。这里仍有个评价和判断的标准尺度问题。实际上，正是“原生态民歌”在不同地域文化中的亲和力，以及在更大传播范围被广泛认同的文化特色，再加上其应用中的社会功能，才使得“原生态民歌”在当代传媒和音乐文化生活中异军突起，令人耳目一新，迅速成为近年社会音乐文化生活中新的聚焦点。
（四）“原生态民歌”的区域性文化特点鲜明、地方群众参与程度高
“原生态民歌”通过现代媒体而成为普遍关注的社会音乐现象，其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媒体的策划、主创与制作人员、作曲家、民族歌唱家以及对他们的观念具长期影响力的音乐学家中一些具有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并对当代文化发展有责任感的人群。这些人所形成的文化合力，最终在当代文化传媒中创造了“原生态音乐”这样一个在事后对其感受越来越深的“神话”。这里虽然有其生成的机遇，但是，“原生态民歌”在新时期的复兴，其实一直有我国近现代以来形成的、在继承、发展民族音乐方面深入人心的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同时，也有传统音乐仍然与人民的思想情感、生产实践、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在起作用，当代文化建设的需要，也促成了“原生态民歌”再度在群众的音乐生活中唱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没有区域音乐的多样性及其不可替代的地方文化特点，“原生态民歌”的走红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原生态民歌”的区域性特点与广泛的群众性基础，是造成其普及、繁荣之势的一对互为因果的关系。这对关系也造成了经媒体途径而传播的“原生态民歌”活动与广大群众的参与，在更大领域的互促互动。特别是在彰显其地方文化特色的“原生态民歌”活动中，其群众性参与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流行、民族、美声一类音乐活动。有必要指出，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原生态民歌”活动中，来自民间的歌手、乡村城镇的群众成为“原生态民歌”演唱活动中的主体，即使是演唱“原生态民歌”的职业歌唱家，在其演唱活动中，也会运用多种传媒手段，通过各种方式，强调其演唱与地域文化、民间音乐甚至当地歌手的联系。而这种区域性与群众性互为因果、互促互动的特点，也造成了“原生态民歌”演唱活动中，当代媒体的传播与各地群众之间形成的亲和关系以及很高的参与程度。
“原生态民歌”的活动，开始在不同的文化、社会层面上，渐渐形成专家与歌手、专业与民间、政府与民众、中心与边缘的互动关系。“原生态民歌”活动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青歌赛、红歌会以及短期高效应的世博会、国际音乐交流、旅游文化等文化活动而造大声势、借力给力，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
责任编辑：马林
O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Living
Pattern of Primitive Songs under Contemporary Circumstance ——
to Take Fifty Pieces of Network Information
as Examples
Xiu Hail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kes a primary analysis on the living patterns, communication models rather than make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advent of primitive songs and its historical causes.
Key words:
primitive songs; living patterns;
humanistic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unction; character of vocal music in a Chinese op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