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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腐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不治之症。中国历史上有不贪腐的官员,却没有不贪腐的衙门。有没有例外?有。就笔者所知,晚清中国海关可算一个,且再难找第二个。
英国人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基本上杜绝了贪腐,其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贪腐并非不治之症,在中国反贪是有可能成功的,关键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并不难——古今中外尽有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难的是我们是否有制定科学反腐制度的真诚,以及将制度落到实处的机制。因为说到底,反腐制度设计的核心是约制权力,只要存在不受约制的权力,再好的制度设计也无法真正落到实处、发挥效用。是故,反腐败,非知之难,乃行之难。
以上便是笔者撰写《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贪污腐败的衙门》(下简称《衙门》)一文的逻辑和基本结论。该文于2009年10月12日的《南方都市报》刊出后,网络传播甚广。后有吴海勇先生撰写《大清海关贪不贪?》(见《同舟共进》2010年第4期)一文予以反驳,认为所谓“晚清唯一廉洁衙门”的神话可以休矣,同晚清其他衙门相较,洋人治下的海关,贪腐只是程度深浅、范围广狭以及贪腐主体的华洋之别而已。
吴先生文章以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和1905年比利时列日世博会海关洋员涉嫌贪污为例,指控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存在贪腐行为。按理,指控他人贪污,应当有确凿的证据才是。可惜的是,该文对史料的掌握粗疏,依据的材料属于未经证实的道听途说之辞,有些内容明显是错误的。
吴文指控海关洋员贪污世博会经费说:“(1904年世博会,清廷)特派出溥伦贝子为正监督,并斥资75万两白银作为参博经费。这笔巨款折换成龙元,有170万龙元之多……海关承办参博展品耗去45万龙元……另有45万龙元,为洋副监柯乐尔(美国人,时任海关副税司)、书记员巴士伯(法国人)提走,竟不知派作何用。海关洋员如蝇嗜血,叮上中国参博这块肥肉,贪腐之巨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这段文字依据的材料是《东方杂志》1905年第9期《记散鲁伊斯(即圣路易斯——笔者注)博览会中国入赛情形》一文,该文对本次世博会中国代表团的开支有专门介绍说:“华员:伦贝子用费多寡未详。黄开甲承办国亭闻费45万龙元,他项未详。洋员:阿乐尔、巴士伯用项约45万龙元。承办赛品用费约45万龙元。”并附有一个“记者按”,称“此次赛会,闻中国政府约费170万龙元之数”。
《东方杂志》这篇文章多次用了“闻”字,说明它本是道听途说之辞,要用它作为立论的依据,首先要分辨其正误。关于中国参加该次世博会的经费总额,《东方杂志》文章说“约费170万龙元”,吴先生从其他材料中知道是“75万两白银”,这两者本来就存在矛盾,若思维缜密,当不难发现其问题。然而,吴文却将二者混为一谈,说75万两银子“折换成龙元,有170万龙元之多”,却不知道两者根本就不相等,犯了常识性错误。
按照75万两白银折换成龙元为170万元的逻辑,1龙元应当折合0.44两银子。然而稍知经济史的都知道,晚清龙元虽复杂多变,但1龙元的价值主要有折合白银0.72两和1两两种情况,而以折合0.72两白银(与墨西哥银元相似)为主,从未有折合0.44两白银的情况。《东方杂志》文章中有“黄开甲承办国亭闻费45万龙元”说法,黄开甲是本次世博会中方副监督,负责“国亭”(相当于中国馆)建造,建国亭花费45万银子众所周知,据此可推论《东方杂志》文中所说的“龙元”应该就是银子两,170万龙元应该就是170万银子。这样,问题就出来了:中国为参加1904年的世博会到底花了多少银子?这些银子的具体用途是怎么样的?到底是哪个环节存在贪污?指控海关洋员贪污是否有真凭实据?
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清廷任命溥伦为正监督,黄开甲、柯尔乐为副监督。溥伦为皇族,爱新觉罗氏,贝子爵位。黄开甲是广东人,1872年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耶鲁大学肄业,回国后主要在盛宣怀手下工作,时为候补道台。柯尔乐(即《东方杂志》文章中的“阿乐尔”,吴先生文中的“柯乐尔”,但在清代官方文献中为“柯尔乐”)是美国南方人(他的家乡就在圣路易斯或附近的州,这是他被推荐的重要原因),时任东海关税务司(吴先生文章承袭《东方杂志》文章之误,说他是海关副税司),由赫德荐任。
75万银子的筹办经费是黄开甲、柯尔乐估算提出的。为了筹措这75万两银子,弄得舉国骚动。各省迟迟不能凑齐,黄开甲动身前往美国建造国亭时,户部只能请江海关先行垫拨。
75万两银子的花费,主要分成三部分:溥伦支取15万两,用于其行程开支;黄开甲支取45万两,用于建造国亭;柯尔乐支取15万两,用于采办展物。三项花费中,现在所知的最具体可靠的材料是溥伦的开支。溥伦回国后向主管世博事务的外务部(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呈报了详细的“出洋收支经费”,分为薪水、置装归装、礼物、川货、客寓、赏耗、捐款、杂费八项,一共花掉了153328.08两。
黄开甲支取的45万两银子爆出了中外皆知的大丑闻。据事后各种猜测,黄建造国亭实际只用了四五万两,其余大部分被贪污。晚清著名报人汪康年主办的《中外日报》于1904年9月5日刊登参会回国的某人的日记,说黄“仅用极劣木料造卑小之中国房屋十余间,其外观颇类中国之小土地庙,而造屋土木各工皆由广东带去,价廉工贱,是以工料统数无论如何皆不出四万两之谱。随员等回国后痛恨黄开甲所为,遂谓其费不过数千金……”
黄开甲建国亭到底花了多少银子?现有三个材料:一、上述人士之说,“计实用美金二万七千余元,此外全数为黄开甲侵吞”。二、同一天的《中外日报》登出黄被弹劾的新闻,说“才用美币二万五千元,酬应贵人,约用数万元,余皆乾没为己有”。三、1904年第89期的《外交报》有评论文章说黄“以值二万美金之房屋,报销四十五万两”。由这几条材料可知,黄开甲建国亭只花了25000美金或27000美金。当时1美元约值中国银子2两,所以是5万两银子左右。这个数据应是可以相信的,因为次年列日世博会建国亭等花了约6万两,“规模宏壮,方驾列强”,而黄开甲所建质量不佳,曾出现门窗损坏、漏雨而被迫停止开放等情况,质量比不上列日世博会,因此实际花费不应超过列日世博会所费。
黄开甲领了45万两银子,建国亭实际上只用了5万两光景,贪污如此明显,遭御史弹劾、舆论指责都在情理之中。《中外日报》文章说,黄开甲“前次被人揭参,已派亲贵查办。闻黄开甲汇银十八万两入京,大约可以弥缝了事。现闻又有人续参,不知能彻底清查否?”《外交报》说“黄开甲以新进之微员,而敢侵吞巨款于千夫所指之地,事已发见,辄入十八万金于北方,而即可脱然无事”。由此可知黄开甲贪污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为免受追究,还曾向北京汇回18万两,大概有盛宣怀等人帮助说话,最终不了了之。
与黄开甲贪污巨款情况明显相比,柯尔乐支取15万两银子置办参展物是否存在贪污则查无实据,《东方杂志》文章说“阿乐尔、巴士伯用项约45万龙元。承办赛品用费约45万龙元”显然不符史实。吴先生文章据之得出“海关洋员如蝇嗜血”、“贪腐之巨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的结论,立论无据。据有些材料透露,柯尔乐置办展物,是委托上海於仁保险公司承办。那么柯尔乐到底是吃了回扣,还是与该公司合谋贪污?怀疑是可以的,要坐实却需要证据,但从现有材料看,并没有有力的证据。
当年柯尔乐主持置办的中国参展物有不少小脚女人的缠足弓鞋、鸦片烟具等让中国人丢脸的“国粹”,因被外国人取笑,激起了海内外华人的不满和声讨。因此,柯尔乐置办中国参展物不当确属实情,但若论其有贪污行为,以现有史料看,因缺乏确凿证据,按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法律精神,只能暂时宣判其无罪。
另一些新闻中,有中国商人指控柯尔乐及帮办巴士伯等刁难、勒索华商的说法,此事内情如何,到底是他们违规收取参展场地费用(当时中国商人因其租用场地过小而不能完全展示货物,因而极为不满,存在中国商人要求增加展地而柯尔乐、巴士伯要求商人自己出钱的可能),还是有其他原因,尚不得其详。新闻中也有黄开甲随员欧阳祺克扣华商钱财货物、中饱私囊的说法。
由此可知,指控1904年世博会中柯尔乐等海关洋员贪腐并无实据。其实,即便柯尔乐等人确有贪腐,也不足以证明晚清海关存在腐败及否定《衙门》一文的结论。因为柯尔乐、巴士伯等海关洋员在世博会中的作为是个人行为,而不是代表海关履行海关公务。1904年世博会中方已取得主导权,中方有正副监督,柯尔乐等人只是被暂时委以主持展览事务之任,与海关事务无关。《衙门》一文针对的是晚清海关作为“衙门”这一官方机构为何从整体上杜绝了腐败,要否定《衙门》的结论,应该去找海关衙门事务的史料,而不应去找非海关衙门事务的材料。
清代官场,特别是税关贪污腐败的史料俯拾即是、不胜枚举,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却找不出几个贪污腐败的例子。据统计,在赫德近半个世纪的任期期间,挪用海关资金等涉嫌贪污的案件不超过5起。晚清中国税关存在常关、洋关的区别,两者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可谓“一国两制”,而制度绩效的比较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想一想:为什么晚清海关已基本杜绝了腐败,当代的海关却有“远华案”之类触目惊心的腐败,晚清海关的反贪经验就值得好好研究和总结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英国人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基本上杜绝了贪腐,其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贪腐并非不治之症,在中国反贪是有可能成功的,关键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并不难——古今中外尽有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难的是我们是否有制定科学反腐制度的真诚,以及将制度落到实处的机制。因为说到底,反腐制度设计的核心是约制权力,只要存在不受约制的权力,再好的制度设计也无法真正落到实处、发挥效用。是故,反腐败,非知之难,乃行之难。
以上便是笔者撰写《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贪污腐败的衙门》(下简称《衙门》)一文的逻辑和基本结论。该文于2009年10月12日的《南方都市报》刊出后,网络传播甚广。后有吴海勇先生撰写《大清海关贪不贪?》(见《同舟共进》2010年第4期)一文予以反驳,认为所谓“晚清唯一廉洁衙门”的神话可以休矣,同晚清其他衙门相较,洋人治下的海关,贪腐只是程度深浅、范围广狭以及贪腐主体的华洋之别而已。
吴先生文章以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和1905年比利时列日世博会海关洋员涉嫌贪污为例,指控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存在贪腐行为。按理,指控他人贪污,应当有确凿的证据才是。可惜的是,该文对史料的掌握粗疏,依据的材料属于未经证实的道听途说之辞,有些内容明显是错误的。
吴文指控海关洋员贪污世博会经费说:“(1904年世博会,清廷)特派出溥伦贝子为正监督,并斥资75万两白银作为参博经费。这笔巨款折换成龙元,有170万龙元之多……海关承办参博展品耗去45万龙元……另有45万龙元,为洋副监柯乐尔(美国人,时任海关副税司)、书记员巴士伯(法国人)提走,竟不知派作何用。海关洋员如蝇嗜血,叮上中国参博这块肥肉,贪腐之巨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这段文字依据的材料是《东方杂志》1905年第9期《记散鲁伊斯(即圣路易斯——笔者注)博览会中国入赛情形》一文,该文对本次世博会中国代表团的开支有专门介绍说:“华员:伦贝子用费多寡未详。黄开甲承办国亭闻费45万龙元,他项未详。洋员:阿乐尔、巴士伯用项约45万龙元。承办赛品用费约45万龙元。”并附有一个“记者按”,称“此次赛会,闻中国政府约费170万龙元之数”。
《东方杂志》这篇文章多次用了“闻”字,说明它本是道听途说之辞,要用它作为立论的依据,首先要分辨其正误。关于中国参加该次世博会的经费总额,《东方杂志》文章说“约费170万龙元”,吴先生从其他材料中知道是“75万两白银”,这两者本来就存在矛盾,若思维缜密,当不难发现其问题。然而,吴文却将二者混为一谈,说75万两银子“折换成龙元,有170万龙元之多”,却不知道两者根本就不相等,犯了常识性错误。
按照75万两白银折换成龙元为170万元的逻辑,1龙元应当折合0.44两银子。然而稍知经济史的都知道,晚清龙元虽复杂多变,但1龙元的价值主要有折合白银0.72两和1两两种情况,而以折合0.72两白银(与墨西哥银元相似)为主,从未有折合0.44两白银的情况。《东方杂志》文章中有“黄开甲承办国亭闻费45万龙元”说法,黄开甲是本次世博会中方副监督,负责“国亭”(相当于中国馆)建造,建国亭花费45万银子众所周知,据此可推论《东方杂志》文中所说的“龙元”应该就是银子两,170万龙元应该就是170万银子。这样,问题就出来了:中国为参加1904年的世博会到底花了多少银子?这些银子的具体用途是怎么样的?到底是哪个环节存在贪污?指控海关洋员贪污是否有真凭实据?
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清廷任命溥伦为正监督,黄开甲、柯尔乐为副监督。溥伦为皇族,爱新觉罗氏,贝子爵位。黄开甲是广东人,1872年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耶鲁大学肄业,回国后主要在盛宣怀手下工作,时为候补道台。柯尔乐(即《东方杂志》文章中的“阿乐尔”,吴先生文中的“柯乐尔”,但在清代官方文献中为“柯尔乐”)是美国南方人(他的家乡就在圣路易斯或附近的州,这是他被推荐的重要原因),时任东海关税务司(吴先生文章承袭《东方杂志》文章之误,说他是海关副税司),由赫德荐任。
75万银子的筹办经费是黄开甲、柯尔乐估算提出的。为了筹措这75万两银子,弄得舉国骚动。各省迟迟不能凑齐,黄开甲动身前往美国建造国亭时,户部只能请江海关先行垫拨。
75万两银子的花费,主要分成三部分:溥伦支取15万两,用于其行程开支;黄开甲支取45万两,用于建造国亭;柯尔乐支取15万两,用于采办展物。三项花费中,现在所知的最具体可靠的材料是溥伦的开支。溥伦回国后向主管世博事务的外务部(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呈报了详细的“出洋收支经费”,分为薪水、置装归装、礼物、川货、客寓、赏耗、捐款、杂费八项,一共花掉了153328.08两。
黄开甲支取的45万两银子爆出了中外皆知的大丑闻。据事后各种猜测,黄建造国亭实际只用了四五万两,其余大部分被贪污。晚清著名报人汪康年主办的《中外日报》于1904年9月5日刊登参会回国的某人的日记,说黄“仅用极劣木料造卑小之中国房屋十余间,其外观颇类中国之小土地庙,而造屋土木各工皆由广东带去,价廉工贱,是以工料统数无论如何皆不出四万两之谱。随员等回国后痛恨黄开甲所为,遂谓其费不过数千金……”
黄开甲建国亭到底花了多少银子?现有三个材料:一、上述人士之说,“计实用美金二万七千余元,此外全数为黄开甲侵吞”。二、同一天的《中外日报》登出黄被弹劾的新闻,说“才用美币二万五千元,酬应贵人,约用数万元,余皆乾没为己有”。三、1904年第89期的《外交报》有评论文章说黄“以值二万美金之房屋,报销四十五万两”。由这几条材料可知,黄开甲建国亭只花了25000美金或27000美金。当时1美元约值中国银子2两,所以是5万两银子左右。这个数据应是可以相信的,因为次年列日世博会建国亭等花了约6万两,“规模宏壮,方驾列强”,而黄开甲所建质量不佳,曾出现门窗损坏、漏雨而被迫停止开放等情况,质量比不上列日世博会,因此实际花费不应超过列日世博会所费。
黄开甲领了45万两银子,建国亭实际上只用了5万两光景,贪污如此明显,遭御史弹劾、舆论指责都在情理之中。《中外日报》文章说,黄开甲“前次被人揭参,已派亲贵查办。闻黄开甲汇银十八万两入京,大约可以弥缝了事。现闻又有人续参,不知能彻底清查否?”《外交报》说“黄开甲以新进之微员,而敢侵吞巨款于千夫所指之地,事已发见,辄入十八万金于北方,而即可脱然无事”。由此可知黄开甲贪污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为免受追究,还曾向北京汇回18万两,大概有盛宣怀等人帮助说话,最终不了了之。
与黄开甲贪污巨款情况明显相比,柯尔乐支取15万两银子置办参展物是否存在贪污则查无实据,《东方杂志》文章说“阿乐尔、巴士伯用项约45万龙元。承办赛品用费约45万龙元”显然不符史实。吴先生文章据之得出“海关洋员如蝇嗜血”、“贪腐之巨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的结论,立论无据。据有些材料透露,柯尔乐置办展物,是委托上海於仁保险公司承办。那么柯尔乐到底是吃了回扣,还是与该公司合谋贪污?怀疑是可以的,要坐实却需要证据,但从现有材料看,并没有有力的证据。
当年柯尔乐主持置办的中国参展物有不少小脚女人的缠足弓鞋、鸦片烟具等让中国人丢脸的“国粹”,因被外国人取笑,激起了海内外华人的不满和声讨。因此,柯尔乐置办中国参展物不当确属实情,但若论其有贪污行为,以现有史料看,因缺乏确凿证据,按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法律精神,只能暂时宣判其无罪。
另一些新闻中,有中国商人指控柯尔乐及帮办巴士伯等刁难、勒索华商的说法,此事内情如何,到底是他们违规收取参展场地费用(当时中国商人因其租用场地过小而不能完全展示货物,因而极为不满,存在中国商人要求增加展地而柯尔乐、巴士伯要求商人自己出钱的可能),还是有其他原因,尚不得其详。新闻中也有黄开甲随员欧阳祺克扣华商钱财货物、中饱私囊的说法。
由此可知,指控1904年世博会中柯尔乐等海关洋员贪腐并无实据。其实,即便柯尔乐等人确有贪腐,也不足以证明晚清海关存在腐败及否定《衙门》一文的结论。因为柯尔乐、巴士伯等海关洋员在世博会中的作为是个人行为,而不是代表海关履行海关公务。1904年世博会中方已取得主导权,中方有正副监督,柯尔乐等人只是被暂时委以主持展览事务之任,与海关事务无关。《衙门》一文针对的是晚清海关作为“衙门”这一官方机构为何从整体上杜绝了腐败,要否定《衙门》的结论,应该去找海关衙门事务的史料,而不应去找非海关衙门事务的材料。
清代官场,特别是税关贪污腐败的史料俯拾即是、不胜枚举,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却找不出几个贪污腐败的例子。据统计,在赫德近半个世纪的任期期间,挪用海关资金等涉嫌贪污的案件不超过5起。晚清中国税关存在常关、洋关的区别,两者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可谓“一国两制”,而制度绩效的比较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想一想:为什么晚清海关已基本杜绝了腐败,当代的海关却有“远华案”之类触目惊心的腐败,晚清海关的反贪经验就值得好好研究和总结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