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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 （2021）09-0096-08
异好簋和爯簋都是近年面世的有比较重要学术价值的彝铭，并且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西周时期家族教育的一些情况，值得重视和研究。西周时期的教育分为学校教育和家族教育两类。西周时期的学校教育由官府进行，当代学者们依据“三礼”的材料，对此进行过详细深入的研究，正确地揭示出这个时期“学在官府”“官师合一”“政教不分”等时代特征。可是，对于这个时期的家族教育则少有关注，主要原因在于相关的文献资料不足。今补释近年面世的两件西周时期的彝铭，为此提供了新材料，以期能够加深对于西周时期家族教育的认识。
异好簋，因其铭文风格独特引起专家关注。这件簋通高17厘米，口径22.5厘米，器形深腹圜底，侈口方唇。颈部有四个牛首纽。簋的腹部饰对称的垂叶纹，颈中及圈足饰蛇纹。器的内底铸铭文36字。关于此簋的断代，可从朱凤瀚先生说，定为康王时器。异好簋面世后，迭经专家考释，吴镇烽、朱凤瀚、董珊等先生皆有卓见，但尚有可以补释的余地，今试说之，敬请专家指正。
为讨论方便计，今据诸家所释，并附以拙见，先将铭文楷写如下：
非曰：“异好！我隹（唯）曰若，我王（往）渺（濒）宣事，乍（作）器，无逢多为它（也）。异好小子，其肇乍（作）器，迫必兴还。”异好自（幺 幺）（兹）！（见图1）
铭文有几处颇为纠结难辨，下面略陈拙见以供参考。
首先，对于器主和器名的论定。
从铭文内容看，除末尾四字外，通篇皆是名“非”者对于异好的训教辞语，或有专家将此器称为“非盂”，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此铭的主题是名异好者牢记训教以自警，若说是名“非”者记自己的训教之辞，于理不太讲得通。此器之名，吴镇烽初定它为“盂”，后来改为“簋”，朱凤瀚亦认为称簋为妥，故此器当称为“异好簋”。
图1
其次，对于铭文“我隹（唯）曰若”的理解。
“我”是名“非”者的自称。铭文“若”之义当即“如此”。《尚书·大诰》“宁王若勤”，杨筠如云：“‘若’，可训如此，亦可训如彼。”《孟子·梁惠王》上“以若所为求若所欲”，旧注训若为“顺”，焦循云：“若，如此也。谓以如此所为求如此所欲”，两相比较，焦循說为优。《荀子·礼论》“若者必死”，梁启雄引《史记·礼书》“正义”说“若，如此也。”铭文“我唯曰若”，意即以下便是我所讲的话。
铭文的“王”，专家或依古音通假而读若“往”，意指“过去”，朱先生曾举《诗经》和《庄子》中的两例说明“王”可通假而读为“往”。信而有征，是为卓识。可是，如此读，虽然意亦可通。但尚有可议之处。关键在于这个“王（往）”字所表示的铭文之意是“前往”或是“以往”，并不明确。并且在今所见彝铭中，“王”绝大多数作君王字，找不见将“王”用若动词，意为“往”的用例，本铭的“王”字，董珊说即指周王，此句意谓“遇到我们周王颁赠休宠之，则作器纪念”。这种解释合乎对于“王”的一般理解，亦可通释铭文，较将“王”字通假为“往”之说为优。虽然，名“非”者得见周王，并得周王赏赐的机会不多，也没有其他器铭可资为证，但也没有理由绝对否定这种可能性。
铭文“事”字，诸家多读若“使”，连下读为“事（使）乍器”。古文字里，史、吏、使、事、士等字同源，每相通假。“事”“使”通假，是没有问题的，但此处却不必通假。若用如动词“使”，则语意难明。“使乍（作）器”者是何人呢？是周王吗？彝铭中从无周王命令某人作器以纪念之例。是名“非”者吗？若是的话，那就是名非者使自己作器，语意亦不通畅。因此，这个“事”字当连上读，意谓我遇到王奖勉之事。“事”用作事情字，在铭文里亦常见，如“从邢侯征事”“朕亵事”“用司乃祖考事”“夙夜从其政事”等，异好簋的“宣事”与以上几例用法相同，亦指某项事情而言。
遇赏而制器纪念，是西周前期彝铭的常例。马承源先生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所列诸王王世之器，器数多且有普遍意义。今据此书将西周前期因赏（包括赐物、任官及表扬勉励）而作的各王世之器的情况列为下表。
《西周早期制器情况表》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到因赏而制器占到总器数的4/5以上。由此可见《异好簋》所言“（川 步）（濒）宣事，乍（作）器”，合乎当时制器的普遍情况。此句铭文之意可用“遇赐作器”来表述。这种遇赐而作器纪念的情况，在商代晚期的彝铭中就有显例。如：
甲寅，子赏小子眚贝五朋，眚扬君赏，用作父己宝彝。
第四，铭文“无逢无多为”，是对“异好”的告诫。
第五，铭文“兴还”，意指看着规矩。
铭文的“还”字，《说文》训为“复也”，《尔雅·释言》谓：“还，返也。”朱骏声说“还”字可以“假借为旋、为转”。《汉书·项籍传》“还叱之”，师古注：“还，谓回面也。”准此，“还”字有回顾之义。关于“兴还”，朱凤瀚说其意为“起身而向后瞻望”，是很贴切的理解。名“非”者要异好回顾什么呢？铭文之意即谓，异好刚刚到可以制器的年纪和地位，用铭文的话来说就是“异好小子，其肇乍（作）器”。然而，异好还不大懂制作彝器的先例和规矩，所以要他回头看看以前的制器的规矩。这先例和规矩就是得赏赐方制器纪念。能够得到君主或上级的赏赐，是君主或上级对于制器者功劳的肯定和表彰，这才值得制器纪念。铸造彝器在许多情况下，是制器者忠君和忠于上级贵族的表示，是非常郑重的事情。制器之事是制器者对于君上和宗族的敬重和认同。所以制器应当守规矩，名“非”者告诫异好的主旨就在这里。
若单论“兴还”二字，止是回顾之义，并未说回顾什么。但是联系铭文上下之意，可以推测它指回顾先例和规矩。董珊将铭文“还”训为“顾”，正确可从。但又将“还顾”理解为“眷顾”，却似未达一间。这是宗族长教诲异好之辞，铭文“迺必兴还”，是让异好所做之事，而不是让某人来眷顾异好。
第六，铭文“异好自（幺 幺）（兹）”当是异好的自警之辞。
铭文“自（幺 幺）”的“（幺 幺）”读若兹，用作“此”，例证甚多，不备举。遍检彝铭里的“（幺 幺）”字，尚未发现别种用法。异好簋的这个字用作“此”，当无可疑。铭文的“自”字，疑当训为“用”。《尚书·皋陶谟》“自我五礼有庸哉”，伪孔传：“自，用也。”《尚书·召诰》“自时配皇天”，伪孔传：“用是大邑配上天”。《诗经·大雅·繇》“自土沮漆”，毛传：“自，用。”《礼记·大传》“自仁率亲”，郑注：“自，犹用也。”王引之说：“自，词之用也。《书·康诰》‘凡民自得罪。’某氏“传”训‘自’为‘用’。《召诰》曰：‘自服于土中’，郑注亦曰：‘自，用也。’”黄侃批注云：“‘自’本词言之字。”铭文“异好自统统（幺 幺）（兹）”是听闻名“非”者的教诲后，异好表示要用此教诲。将此语释为异好的话，比释为名“非”者，语意较为恰适。
通过以上对于异好簋铭文的补释，我们可以把铭文意译如下：
非说：“异好，我所说的话如下，我以前遇休赏之事才制作彝器，若不遇这样的事就不随意制器。异好，你这个年轻人，刚刚开始有制器的资格，一定要回顾看看制器的先例规矩。”异好将这些教诲铸为器铭，永远自警牢记。此篇以大部分文字记载大宗宗子，即宗族长，对于名异好者的教诲，再以异好永记教诲的简短文字结束，两层意思表达得十分清楚。
如果我们理解铭文之意尚无大错的话，就可以有以下的认识。
首先，通過异好簋铭文可以窥见西周早期礼制的一些侧面，最主要的就是宗族教诲子弟要懂规矩，守规矩。此篇铭文绝大部分是异好所记名“非”者对他的教诲。朱凤瀚先生推断名“非”者是“异氏宗族的宗子”，推测异好“很可能是小宗分支之长，当然也可能只是宗族内年少者”，是可信从的。从铭文里所说异好已到可以制器的年龄和地位看，朱先生所推测异好身份的前说，即异氏宗族“小宗分支之长”，可能更近乎是。今所见彝器铭文里面，小宗作器时，多不忘写上“用享孝于大宗”之类的话，以表示对于大宗的敬重。宗子对于宗族内部诸族有多方面的影响，《礼记·曲礼》下所云“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就是一个显例。
其次，宗族铸器无论是祭祖，亦或是记赏，皆有极深的用意，此正如于省吾先生所言：“制器撰铭以其德业光烈，传诸子若孙，以享以祀，世守而永宝之，冀其拊循遗泽，奋发濯磨，趾其前徽而不坠也。”专家研究周代作器用途铭辞，其中有“明言作器以告祖受赐事之铭辞”及“用受赐之品物祭献祖考之铭辞”两类，今见异好簋铭辞所言“遇赐作器”的惯例，可以加深对于这两类铭辞的认识。
通过对于异好簋铭文的分析，朱凤瀚先生分析当时的宗法制度，很有卓见。他指出“宗子对族人在制作青铜礼器方面也具有制约之权”，是非常正确的。就以宗族长对于小宗制器有制约之权来说，商代晚期已有这种情况出现，如小子（豕 刀 又）鼎：
叔史（使）小子（豕 刀 又）作寒姒尊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铭文称叔者应当是名“小子（豕 刀 又）”的族长，因得他的允许，所以“小子（豕 刀 又）”得以制器。这个铭文可为朱先生说的又一旁证。就周代而论，许多“先例”积而成规矩，不少规矩则演为制度。可见制度实与长期实践有着渊源关系。宗法之制内容非常广泛，由许多大大小小的规矩组成。异好簋所言让我们看到宗子对于年轻的支族长的谆谆教诲，也让我们看到了当时规矩形成的一个侧面。教诲规矩，不仅存在于当时的官学之中，而且宗子对于贵族子弟亦有时时提点、教导的情况。
最后，西周青铜铭文，多载受封赏之事，以光耀家族或祖先，并记载对于周王或上级贵族的颂扬赞美。直抒胸臆或记载上级教诲的铭文到西周中、后期才渐有所见。这种记载宗子教诲的青铜器铭文出现在西周早期，是少见的，这对于研究青铜器铭文的发展有一定的意义。
国家博物馆近年入藏爯鼎1件，爯簋2件，吴镇烽《铭图》披露爯簋2件，再盨1件。从器形和铭文看，这六器皆属名再者一人所制的成套礼器。六件再器铭文大同小异，其内容经吴振武、朱凤瀚等先生精研，虽然已犁然可读，但仍有一些问题有再议的余地。本文进行若干补释，冀求拾遗之效，敬请指正。
国家博物馆入藏的爯簋（乙）铭文清晰，可以作为研究的基础。现将铭文具引如下（见图2）：
细读铭文，觉得有以下几个问题，有再议的余地
图2
因为铭文首言“遣伯乍（作）”，所以有专家以为“遣伯”即为制器者，他是铭文里名再者的父亲。遣伯为其父作器，称其父名爯者为“文考”。此说比较迂曲，所以信之者少。另一种说法也认为遣伯为作器者，根据是铭文“乍”读为“措”。“措者，施也”。《广雅·释诂》“施，予也”，“即为赠送之义”。“乍”通假而读若“措”，是可以的，“措”亦有“施”意，施亦有“予”意，但施在“予”的意义上并无与“措”相通假的例证。“措”只与“施”的部分意義相通，并不与“施”的全部意义相通。所以这里的辗转相通难以取信。还有一种说法比较可取，即读“乍”为“胙”。“胙”本指祭神的牲肉，祭礼毕将胙分赐大家享用，所以它可以用为动词“赐”，典型的用例即《左传》所谓的“胙之土而命氏”。专家或指出爯鼎载此事谓“遣伯易（赐）爯宗彝”，可证“乍”必当为赐之意。由此而言，遣伯为作器者，将器“赏赐给再宗彝”。此释尚有不大明确之处。制作彝器须有一个过程，大致说来有筹措原料、联系铸铜作坊、交付制作用费、撰写铭文等。按照一般的理解，爯簋的遣伯为大宗之长，而再是大宗下的小宗的宗子。大宗的族长为小宗不怕麻烦、如此制器并赠予小宗，不合常理。所以吴振武推测遣伯“乍爯宗彝”，“大抵是出资作器”，翟胜利说是“遣伯赐金，爯自铸”。两家说法当近乎是。综上，可以得出的认识是遣伯是出资者，爯则是制作者和器主。
其二，“用夙夜享，邵（昭）文神”，当作两句读。
金文的“发卲”读为“昭”是为常例。这里的“昭”当即周代习语“昭假”之省。《诗经·鲁颂·泮水》“昭假烈祖”，毛传：“假，至也。”或谓“昭假烈祖”意即“使鬼神显灵并来到人世”，裘锡圭赞成此说。“昭假”意即使鬼神显灵，这种解释是可取的。具体来说，西周春秋时期，人们认为先祖辞世后，便隐然存在于另外一个世界，人之身体即化为“魄”，它是确实的存在，但又是人们所见不到的存在。这就像阴历的晦朔前后，虽然天穹不见月亮，但人们依然意识到月亮此时是客观实在的。看不见的人体实在，在西周春秋时期的人看来，就是“魄”。作为“魄”的先祖，在子孙祭祀时来享用祭品的时候，会到祭祀的场所显现，这就是“昭假”。“昭”有使物品或场所明亮之意，“假”训格、至，指来临的先祖。“昭假”犹言照亮了来临的先祖，谓其意“使鬼神显灵”，是可以的。之所以将“用夙夜享邵文神”从中间断开来读，是因为享与卲（昭），本来就是两回事，硬合为一，恐不妥。
其四，“朕文考其用乍（作）厥身”的“厥身”指遣伯所称的“朕文考”之身，非是名爯者之身。
爯簋铭文以记载遣姬、遣伯对于名爯者之父的教诲为主题，铭文两用的“朕文考”，皆当为一人，即名再者之父，不应当分为二人。据铭文，可以分析出铭文所提到的人物辈分关系：
1.遣姬、遣伯（出资为再作器的遣伯）之母、父，是名爯者祖辈的“遣伯”;可以列为本铭所提到的遣氏宗族的第一代“遣伯”。
2.遣伯（遣姬、遣伯之子。他称其父为“朕文考”），是名爯者父辈的“遣伯”;可以列为本铭所提到的遣氏宗族的第二代“遣伯”。
3.名再者（是其父“遣伯”的庶子，其嫡长兄当是第三代“遣伯”，名爯者是遣氏宗族的小宗之长）。
确定铭文的人物辈分关系，为理解其意蕴铺平了道路，方不致张冠李戴。
其五，“念再哉，亡匄”当为名再者自励之语。
此篇铭文结尾所云“念再哉！亡匄”，诸家多理解为希冀先祖常念名爯者，使其没有灾害。细绎此篇铭文，愚以为这样理解是有问题的。铭文谓大宗宗子名遣伯者为小宗宗子名爯者制作宗庙彝器，并且强调遣伯的父母常以德音教诲遣伯坚强，用德音振作遣伯。这些皆是遣伯父母在世时事，现在他们已经逝世，当然就不可能以德音教诲名再者。若是遣伯请其考妣以德音教诲名爯者，便是不情之请，是不合常理之祈求。再说，遣伯虽然为名爯者出资，但制作之事，具体还应当是名再者自己的事情，铭文以大部分文字记载了遣伯的教诰之辞，在铭文末尾处以“念爯哉”，表示自己不忘遣伯教诰的态度，乃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事情。《说文》训念为“常思也”，正合此铭“念”字之义。“念再哉”，意即名再者常思遣伯的教诲辞语。职是之故，“念爯哉”就不可能是遣伯祈求其考妣之辞，而就当是名再者的自励之辞。“念再哉”，即“再念哉”，属于谓语前置。 谓语前置在先秦语言里并不少见。早在甲骨文时代即有其例，如“受年商”，为了突出“受年”，就将“商受年”写成“受年商”。周代有了更多的谓语前置情况。特别是在感叹句里多有其例，《尚书》“勖哉夫子！”“肆哉尔庶邦君越尔御事！”“不义惟王”，《诗经》“考卜维王”“有集维鹬”，就是典型。管燮初认为这种情况是“为了突出谓语，谓语可以在主语之先”，张玉金也说这是“为了强调谓语”，并把这种句式称为“主谓倒置句”。这些都是正确的认识。“念爯哉”的词序为了突出作谓语的“念（常思）”，所以把字前置，句式类同于“勖哉夫子”。
铭文最末两字“亡匄”，诸家一致读为“无害”，完全正确。此语是名爯者所牢记的常思遣伯的教诲之语所要达到的没有祸害的目标。
我们现在可以将再簋铭文意译如下：
遣伯为爯制作宗彝，让再用此彝器早晚祭享，祈求祖先显灵，以此努力求得长寿。遣伯说：“我有文采的父考循行遣姬、遣伯的合乎懿德的善言，他们的教诲让我坚强。我有文采的父考以此来完善自己的身心。”爯表示说自己要经常思念遣伯的教诲，达到没有祸害的目標。
爯簋铭文，先以纪事开始，再接叙说遣伯的教诲辞语，最后以再表示个人牢记教诲作结。是一篇首尾完整的文字。爯簋以记叙教诲为主，与习见的铭功记事的彝铭相比，其特色是比较明显的。
西周时期天子、诸侯、卿大夫的贵胄子弟自幼进入“小学”，进行启蒙教育，此后转入“大学”。各地方的贵族子弟则可以进入称为庠若序的“乡学”进行学习。这种教育所覆盖人数是比较少的。大部分普通民众的子弟，难以进入这些学校学习。普通民众子弟虽然可以观摹贵族的各种礼仪，知道一些礼仪知识，但是他们学习的主要场所还是在家族内部。从这个角度说，父、祖辈的言传身教就是他们最好的“老师”。可以说祖辈的德言懿行，就是家族教育的核心，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我们从西周彝铭中，可以看到家族对于这种教育的关心。
居于榜样顶层的是以文王、武王为代表的周天子，即大盂鼎所云“丕顯文王，受天有大令（命），在武王嗣文作邦，闢厥匿，匍（敷）有（佑）四方，畯正氒（厥）民”。天子以下，成为榜样的是诸侯，《诗经·鲁颂》说：“穆穆鲁侯，敬明其德。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既称赞了鲁僖公，也赞颂了历代鲁侯，是一个典型材料。在诸侯之下称颂本宗族先祖功勋的彝铭，今所见者以墙盘最著，它历数了名墙者五世先祖的勋劳与贡献。西周后期出现了彝铭中细数先祖，进行赞颂的风气，彝铭习语“子子孙孙永宝”的根本意思就在于让后世子孙永远以先祖的榜样为“宝”，承继家族的优秀传统。除此之外，以伦理道德教育家族子弟亦是各宗族族长的重要任务。对此，我们试可以爯簋所记遣氏宗族为例进行说明。
西周早期的疐鼎记载周王曾经命令名遣者征伐东夷;西周中期的昔须甗记载名遣者东征建立许多战功，孟簋载遣仲曾和毛公一起出征;西周晚期的柞伯鼎记载遣氏曾随柞伯出征。可以推测，遣氏宗族世代武功强盛。西周中、晚期彝铭有遣氏参与政务的记载，永盂载遣仲曾奉王命和邢伯、荣伯等大员一起参加周王赏赐土地给予师永的仪式，审鼎记载名遣仲者派员管理奠（郑）的田地。爯簋时代为西周中期。由于彝铭缺乏诸名遣者相互关系的材料，因此难以推断他和遣仲、遣叔等人的辈分关系。根据彝铭材料我们可以知道的仅有三项，一是，遣氏是西周时期绵延长久的有较大影响的宗族;二是，从“遣伯”之称可以推测他是遣氏宗族的宗族长;三是，遣伯称自己的妣考为遣姬、遣伯。从爯簋铭文里，我们可以看到遣伯不仅为名爯者制作祭器，而且以自己循行先祖的懿德善言而成长的经历，来教育名爯者要像自己一样，以先祖为榜样。
周代社会占主流的君子人格的形成，学校教育固然有作用，但家族教育应当是更重要的因素。父、祖辈的懿德与功勋，不仅是家族的骄傲，而且是家族子弟学习与模仿的最好榜样。春秋时期宋国的正考父鼎应当也是爯簋类的文字，《左传》记载宋国贵族正考父鼎的部分铭文：“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铭文说受君之奖勉，一定要益发谦逊。可知此鼎铭乃是正考父所记父祖之懿德善言，他以此自勉，以恭敬守礼著称于世，所以鲁国孟僖子称赞他“三命兹益恭”。榜样的力量无穷，它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比学校的教育更普遍和持久。本铭所载遣伯对于名再者的教诲言辞，说明他对于这一作用的认识是清醒的。
责任编辑：黄晓军
异好簋和爯簋都是近年面世的有比较重要学术价值的彝铭，并且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西周时期家族教育的一些情况，值得重视和研究。西周时期的教育分为学校教育和家族教育两类。西周时期的学校教育由官府进行，当代学者们依据“三礼”的材料，对此进行过详细深入的研究，正确地揭示出这个时期“学在官府”“官师合一”“政教不分”等时代特征。可是，对于这个时期的家族教育则少有关注，主要原因在于相关的文献资料不足。今补释近年面世的两件西周时期的彝铭，为此提供了新材料，以期能够加深对于西周时期家族教育的认识。
一、异好簋铭文补释
异好簋，因其铭文风格独特引起专家关注。这件簋通高17厘米，口径22.5厘米，器形深腹圜底，侈口方唇。颈部有四个牛首纽。簋的腹部饰对称的垂叶纹，颈中及圈足饰蛇纹。器的内底铸铭文36字。关于此簋的断代，可从朱凤瀚先生说，定为康王时器。异好簋面世后，迭经专家考释，吴镇烽、朱凤瀚、董珊等先生皆有卓见，但尚有可以补释的余地，今试说之，敬请专家指正。
为讨论方便计，今据诸家所释，并附以拙见，先将铭文楷写如下：
非曰：“异好！我隹（唯）曰若，我王（往）渺（濒）宣事，乍（作）器，无逢多为它（也）。异好小子，其肇乍（作）器，迫必兴还。”异好自（幺 幺）（兹）！（见图1）
铭文有几处颇为纠结难辨，下面略陈拙见以供参考。
首先，对于器主和器名的论定。
从铭文内容看，除末尾四字外，通篇皆是名“非”者对于异好的训教辞语，或有专家将此器称为“非盂”，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此铭的主题是名异好者牢记训教以自警，若说是名“非”者记自己的训教之辞，于理不太讲得通。此器之名，吴镇烽初定它为“盂”，后来改为“簋”，朱凤瀚亦认为称簋为妥，故此器当称为“异好簋”。
其次，对于铭文“我隹（唯）曰若”的理解。
“我”是名“非”者的自称。铭文“若”之义当即“如此”。《尚书·大诰》“宁王若勤”，杨筠如云：“‘若’，可训如此，亦可训如彼。”《孟子·梁惠王》上“以若所为求若所欲”，旧注训若为“顺”，焦循云：“若，如此也。谓以如此所为求如此所欲”，两相比较，焦循說为优。《荀子·礼论》“若者必死”，梁启雄引《史记·礼书》“正义”说“若，如此也。”铭文“我唯曰若”，意即以下便是我所讲的话。
铭文的“王”，专家或依古音通假而读若“往”，意指“过去”，朱先生曾举《诗经》和《庄子》中的两例说明“王”可通假而读为“往”。信而有征，是为卓识。可是，如此读，虽然意亦可通。但尚有可议之处。关键在于这个“王（往）”字所表示的铭文之意是“前往”或是“以往”，并不明确。并且在今所见彝铭中，“王”绝大多数作君王字，找不见将“王”用若动词，意为“往”的用例，本铭的“王”字，董珊说即指周王，此句意谓“遇到我们周王颁赠休宠之，则作器纪念”。这种解释合乎对于“王”的一般理解，亦可通释铭文，较将“王”字通假为“往”之说为优。虽然，名“非”者得见周王，并得周王赏赐的机会不多，也没有其他器铭可资为证，但也没有理由绝对否定这种可能性。
铭文“事”字，诸家多读若“使”，连下读为“事（使）乍器”。古文字里，史、吏、使、事、士等字同源，每相通假。“事”“使”通假，是没有问题的，但此处却不必通假。若用如动词“使”，则语意难明。“使乍（作）器”者是何人呢？是周王吗？彝铭中从无周王命令某人作器以纪念之例。是名“非”者吗？若是的话，那就是名非者使自己作器，语意亦不通畅。因此，这个“事”字当连上读，意谓我遇到王奖勉之事。“事”用作事情字，在铭文里亦常见，如“从邢侯征事”“朕亵事”“用司乃祖考事”“夙夜从其政事”等，异好簋的“宣事”与以上几例用法相同，亦指某项事情而言。
遇赏而制器纪念，是西周前期彝铭的常例。马承源先生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所列诸王王世之器，器数多且有普遍意义。今据此书将西周前期因赏（包括赐物、任官及表扬勉励）而作的各王世之器的情况列为下表。
《西周早期制器情况表》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到因赏而制器占到总器数的4/5以上。由此可见《异好簋》所言“（川 步）（濒）宣事，乍（作）器”，合乎当时制器的普遍情况。此句铭文之意可用“遇赐作器”来表述。这种遇赐而作器纪念的情况，在商代晚期的彝铭中就有显例。如：
甲寅，子赏小子眚贝五朋，眚扬君赏，用作父己宝彝。
第四，铭文“无逢无多为”，是对“异好”的告诫。
第五，铭文“兴还”，意指看着规矩。
铭文的“还”字，《说文》训为“复也”，《尔雅·释言》谓：“还，返也。”朱骏声说“还”字可以“假借为旋、为转”。《汉书·项籍传》“还叱之”，师古注：“还，谓回面也。”准此，“还”字有回顾之义。关于“兴还”，朱凤瀚说其意为“起身而向后瞻望”，是很贴切的理解。名“非”者要异好回顾什么呢？铭文之意即谓，异好刚刚到可以制器的年纪和地位，用铭文的话来说就是“异好小子，其肇乍（作）器”。然而，异好还不大懂制作彝器的先例和规矩，所以要他回头看看以前的制器的规矩。这先例和规矩就是得赏赐方制器纪念。能够得到君主或上级的赏赐，是君主或上级对于制器者功劳的肯定和表彰，这才值得制器纪念。铸造彝器在许多情况下，是制器者忠君和忠于上级贵族的表示，是非常郑重的事情。制器之事是制器者对于君上和宗族的敬重和认同。所以制器应当守规矩，名“非”者告诫异好的主旨就在这里。
若单论“兴还”二字，止是回顾之义，并未说回顾什么。但是联系铭文上下之意，可以推测它指回顾先例和规矩。董珊将铭文“还”训为“顾”，正确可从。但又将“还顾”理解为“眷顾”，却似未达一间。这是宗族长教诲异好之辞，铭文“迺必兴还”，是让异好所做之事，而不是让某人来眷顾异好。
第六，铭文“异好自（幺 幺）（兹）”当是异好的自警之辞。
铭文“自（幺 幺）”的“（幺 幺）”读若兹，用作“此”，例证甚多，不备举。遍检彝铭里的“（幺 幺）”字，尚未发现别种用法。异好簋的这个字用作“此”，当无可疑。铭文的“自”字，疑当训为“用”。《尚书·皋陶谟》“自我五礼有庸哉”，伪孔传：“自，用也。”《尚书·召诰》“自时配皇天”，伪孔传：“用是大邑配上天”。《诗经·大雅·繇》“自土沮漆”，毛传：“自，用。”《礼记·大传》“自仁率亲”，郑注：“自，犹用也。”王引之说：“自，词之用也。《书·康诰》‘凡民自得罪。’某氏“传”训‘自’为‘用’。《召诰》曰：‘自服于土中’，郑注亦曰：‘自，用也。’”黄侃批注云：“‘自’本词言之字。”铭文“异好自统统（幺 幺）（兹）”是听闻名“非”者的教诲后，异好表示要用此教诲。将此语释为异好的话，比释为名“非”者，语意较为恰适。
通过以上对于异好簋铭文的补释，我们可以把铭文意译如下：
非说：“异好，我所说的话如下，我以前遇休赏之事才制作彝器，若不遇这样的事就不随意制器。异好，你这个年轻人，刚刚开始有制器的资格，一定要回顾看看制器的先例规矩。”异好将这些教诲铸为器铭，永远自警牢记。此篇以大部分文字记载大宗宗子，即宗族长，对于名异好者的教诲，再以异好永记教诲的简短文字结束，两层意思表达得十分清楚。
二、教规矩：对于异好簋铭文的几点认识
如果我们理解铭文之意尚无大错的话，就可以有以下的认识。
首先，通過异好簋铭文可以窥见西周早期礼制的一些侧面，最主要的就是宗族教诲子弟要懂规矩，守规矩。此篇铭文绝大部分是异好所记名“非”者对他的教诲。朱凤瀚先生推断名“非”者是“异氏宗族的宗子”，推测异好“很可能是小宗分支之长，当然也可能只是宗族内年少者”，是可信从的。从铭文里所说异好已到可以制器的年龄和地位看，朱先生所推测异好身份的前说，即异氏宗族“小宗分支之长”，可能更近乎是。今所见彝器铭文里面，小宗作器时，多不忘写上“用享孝于大宗”之类的话，以表示对于大宗的敬重。宗子对于宗族内部诸族有多方面的影响，《礼记·曲礼》下所云“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就是一个显例。
其次，宗族铸器无论是祭祖，亦或是记赏，皆有极深的用意，此正如于省吾先生所言：“制器撰铭以其德业光烈，传诸子若孙，以享以祀，世守而永宝之，冀其拊循遗泽，奋发濯磨，趾其前徽而不坠也。”专家研究周代作器用途铭辞，其中有“明言作器以告祖受赐事之铭辞”及“用受赐之品物祭献祖考之铭辞”两类，今见异好簋铭辞所言“遇赐作器”的惯例，可以加深对于这两类铭辞的认识。
通过对于异好簋铭文的分析，朱凤瀚先生分析当时的宗法制度，很有卓见。他指出“宗子对族人在制作青铜礼器方面也具有制约之权”，是非常正确的。就以宗族长对于小宗制器有制约之权来说，商代晚期已有这种情况出现，如小子（豕 刀 又）鼎：
叔史（使）小子（豕 刀 又）作寒姒尊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铭文称叔者应当是名“小子（豕 刀 又）”的族长，因得他的允许，所以“小子（豕 刀 又）”得以制器。这个铭文可为朱先生说的又一旁证。就周代而论，许多“先例”积而成规矩，不少规矩则演为制度。可见制度实与长期实践有着渊源关系。宗法之制内容非常广泛，由许多大大小小的规矩组成。异好簋所言让我们看到宗子对于年轻的支族长的谆谆教诲，也让我们看到了当时规矩形成的一个侧面。教诲规矩，不仅存在于当时的官学之中，而且宗子对于贵族子弟亦有时时提点、教导的情况。
最后，西周青铜铭文，多载受封赏之事，以光耀家族或祖先，并记载对于周王或上级贵族的颂扬赞美。直抒胸臆或记载上级教诲的铭文到西周中、后期才渐有所见。这种记载宗子教诲的青铜器铭文出现在西周早期，是少见的，这对于研究青铜器铭文的发展有一定的意义。
三、爯簋铭文补释
国家博物馆近年入藏爯鼎1件，爯簋2件，吴镇烽《铭图》披露爯簋2件，再盨1件。从器形和铭文看，这六器皆属名再者一人所制的成套礼器。六件再器铭文大同小异，其内容经吴振武、朱凤瀚等先生精研，虽然已犁然可读，但仍有一些问题有再议的余地。本文进行若干补释，冀求拾遗之效，敬请指正。
国家博物馆入藏的爯簋（乙）铭文清晰，可以作为研究的基础。现将铭文具引如下（见图2）：
细读铭文，觉得有以下几个问题，有再议的余地
因为铭文首言“遣伯乍（作）”，所以有专家以为“遣伯”即为制器者，他是铭文里名再者的父亲。遣伯为其父作器，称其父名爯者为“文考”。此说比较迂曲，所以信之者少。另一种说法也认为遣伯为作器者，根据是铭文“乍”读为“措”。“措者，施也”。《广雅·释诂》“施，予也”，“即为赠送之义”。“乍”通假而读若“措”，是可以的，“措”亦有“施”意，施亦有“予”意，但施在“予”的意义上并无与“措”相通假的例证。“措”只与“施”的部分意義相通，并不与“施”的全部意义相通。所以这里的辗转相通难以取信。还有一种说法比较可取，即读“乍”为“胙”。“胙”本指祭神的牲肉，祭礼毕将胙分赐大家享用，所以它可以用为动词“赐”，典型的用例即《左传》所谓的“胙之土而命氏”。专家或指出爯鼎载此事谓“遣伯易（赐）爯宗彝”，可证“乍”必当为赐之意。由此而言，遣伯为作器者，将器“赏赐给再宗彝”。此释尚有不大明确之处。制作彝器须有一个过程，大致说来有筹措原料、联系铸铜作坊、交付制作用费、撰写铭文等。按照一般的理解，爯簋的遣伯为大宗之长，而再是大宗下的小宗的宗子。大宗的族长为小宗不怕麻烦、如此制器并赠予小宗，不合常理。所以吴振武推测遣伯“乍爯宗彝”，“大抵是出资作器”，翟胜利说是“遣伯赐金，爯自铸”。两家说法当近乎是。综上，可以得出的认识是遣伯是出资者，爯则是制作者和器主。
其二，“用夙夜享，邵（昭）文神”，当作两句读。
金文的“发卲”读为“昭”是为常例。这里的“昭”当即周代习语“昭假”之省。《诗经·鲁颂·泮水》“昭假烈祖”，毛传：“假，至也。”或谓“昭假烈祖”意即“使鬼神显灵并来到人世”，裘锡圭赞成此说。“昭假”意即使鬼神显灵，这种解释是可取的。具体来说，西周春秋时期，人们认为先祖辞世后，便隐然存在于另外一个世界，人之身体即化为“魄”，它是确实的存在，但又是人们所见不到的存在。这就像阴历的晦朔前后，虽然天穹不见月亮，但人们依然意识到月亮此时是客观实在的。看不见的人体实在，在西周春秋时期的人看来，就是“魄”。作为“魄”的先祖，在子孙祭祀时来享用祭品的时候，会到祭祀的场所显现，这就是“昭假”。“昭”有使物品或场所明亮之意，“假”训格、至，指来临的先祖。“昭假”犹言照亮了来临的先祖，谓其意“使鬼神显灵”，是可以的。之所以将“用夙夜享邵文神”从中间断开来读，是因为享与卲（昭），本来就是两回事，硬合为一，恐不妥。
其四，“朕文考其用乍（作）厥身”的“厥身”指遣伯所称的“朕文考”之身，非是名爯者之身。
爯簋铭文以记载遣姬、遣伯对于名爯者之父的教诲为主题，铭文两用的“朕文考”，皆当为一人，即名再者之父，不应当分为二人。据铭文，可以分析出铭文所提到的人物辈分关系：
1.遣姬、遣伯（出资为再作器的遣伯）之母、父，是名爯者祖辈的“遣伯”;可以列为本铭所提到的遣氏宗族的第一代“遣伯”。
2.遣伯（遣姬、遣伯之子。他称其父为“朕文考”），是名爯者父辈的“遣伯”;可以列为本铭所提到的遣氏宗族的第二代“遣伯”。
3.名再者（是其父“遣伯”的庶子，其嫡长兄当是第三代“遣伯”，名爯者是遣氏宗族的小宗之长）。
确定铭文的人物辈分关系，为理解其意蕴铺平了道路，方不致张冠李戴。
其五，“念再哉，亡匄”当为名再者自励之语。
此篇铭文结尾所云“念再哉！亡匄”，诸家多理解为希冀先祖常念名爯者，使其没有灾害。细绎此篇铭文，愚以为这样理解是有问题的。铭文谓大宗宗子名遣伯者为小宗宗子名爯者制作宗庙彝器，并且强调遣伯的父母常以德音教诲遣伯坚强，用德音振作遣伯。这些皆是遣伯父母在世时事，现在他们已经逝世，当然就不可能以德音教诲名再者。若是遣伯请其考妣以德音教诲名爯者，便是不情之请，是不合常理之祈求。再说，遣伯虽然为名爯者出资，但制作之事，具体还应当是名再者自己的事情，铭文以大部分文字记载了遣伯的教诰之辞，在铭文末尾处以“念爯哉”，表示自己不忘遣伯教诰的态度，乃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事情。《说文》训念为“常思也”，正合此铭“念”字之义。“念再哉”，意即名再者常思遣伯的教诲辞语。职是之故，“念爯哉”就不可能是遣伯祈求其考妣之辞，而就当是名再者的自励之辞。“念再哉”，即“再念哉”，属于谓语前置。 谓语前置在先秦语言里并不少见。早在甲骨文时代即有其例，如“受年商”，为了突出“受年”，就将“商受年”写成“受年商”。周代有了更多的谓语前置情况。特别是在感叹句里多有其例，《尚书》“勖哉夫子！”“肆哉尔庶邦君越尔御事！”“不义惟王”，《诗经》“考卜维王”“有集维鹬”，就是典型。管燮初认为这种情况是“为了突出谓语，谓语可以在主语之先”，张玉金也说这是“为了强调谓语”，并把这种句式称为“主谓倒置句”。这些都是正确的认识。“念爯哉”的词序为了突出作谓语的“念（常思）”，所以把字前置，句式类同于“勖哉夫子”。
铭文最末两字“亡匄”，诸家一致读为“无害”，完全正确。此语是名爯者所牢记的常思遣伯的教诲之语所要达到的没有祸害的目标。
我们现在可以将再簋铭文意译如下：
遣伯为爯制作宗彝，让再用此彝器早晚祭享，祈求祖先显灵，以此努力求得长寿。遣伯说：“我有文采的父考循行遣姬、遣伯的合乎懿德的善言，他们的教诲让我坚强。我有文采的父考以此来完善自己的身心。”爯表示说自己要经常思念遣伯的教诲，达到没有祸害的目標。
爯簋铭文，先以纪事开始，再接叙说遣伯的教诲辞语，最后以再表示个人牢记教诲作结。是一篇首尾完整的文字。爯簋以记叙教诲为主，与习见的铭功记事的彝铭相比，其特色是比较明显的。
四、榜样的力量：西周家族教育的一个特色
西周时期天子、诸侯、卿大夫的贵胄子弟自幼进入“小学”，进行启蒙教育，此后转入“大学”。各地方的贵族子弟则可以进入称为庠若序的“乡学”进行学习。这种教育所覆盖人数是比较少的。大部分普通民众的子弟，难以进入这些学校学习。普通民众子弟虽然可以观摹贵族的各种礼仪，知道一些礼仪知识，但是他们学习的主要场所还是在家族内部。从这个角度说，父、祖辈的言传身教就是他们最好的“老师”。可以说祖辈的德言懿行，就是家族教育的核心，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我们从西周彝铭中，可以看到家族对于这种教育的关心。
居于榜样顶层的是以文王、武王为代表的周天子，即大盂鼎所云“丕顯文王，受天有大令（命），在武王嗣文作邦，闢厥匿，匍（敷）有（佑）四方，畯正氒（厥）民”。天子以下，成为榜样的是诸侯，《诗经·鲁颂》说：“穆穆鲁侯，敬明其德。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既称赞了鲁僖公，也赞颂了历代鲁侯，是一个典型材料。在诸侯之下称颂本宗族先祖功勋的彝铭，今所见者以墙盘最著，它历数了名墙者五世先祖的勋劳与贡献。西周后期出现了彝铭中细数先祖，进行赞颂的风气，彝铭习语“子子孙孙永宝”的根本意思就在于让后世子孙永远以先祖的榜样为“宝”，承继家族的优秀传统。除此之外，以伦理道德教育家族子弟亦是各宗族族长的重要任务。对此，我们试可以爯簋所记遣氏宗族为例进行说明。
西周早期的疐鼎记载周王曾经命令名遣者征伐东夷;西周中期的昔须甗记载名遣者东征建立许多战功，孟簋载遣仲曾和毛公一起出征;西周晚期的柞伯鼎记载遣氏曾随柞伯出征。可以推测，遣氏宗族世代武功强盛。西周中、晚期彝铭有遣氏参与政务的记载，永盂载遣仲曾奉王命和邢伯、荣伯等大员一起参加周王赏赐土地给予师永的仪式，审鼎记载名遣仲者派员管理奠（郑）的田地。爯簋时代为西周中期。由于彝铭缺乏诸名遣者相互关系的材料，因此难以推断他和遣仲、遣叔等人的辈分关系。根据彝铭材料我们可以知道的仅有三项，一是，遣氏是西周时期绵延长久的有较大影响的宗族;二是，从“遣伯”之称可以推测他是遣氏宗族的宗族长;三是，遣伯称自己的妣考为遣姬、遣伯。从爯簋铭文里，我们可以看到遣伯不仅为名爯者制作祭器，而且以自己循行先祖的懿德善言而成长的经历，来教育名爯者要像自己一样，以先祖为榜样。
周代社会占主流的君子人格的形成，学校教育固然有作用，但家族教育应当是更重要的因素。父、祖辈的懿德与功勋，不仅是家族的骄傲，而且是家族子弟学习与模仿的最好榜样。春秋时期宋国的正考父鼎应当也是爯簋类的文字，《左传》记载宋国贵族正考父鼎的部分铭文：“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铭文说受君之奖勉，一定要益发谦逊。可知此鼎铭乃是正考父所记父祖之懿德善言，他以此自勉，以恭敬守礼著称于世，所以鲁国孟僖子称赞他“三命兹益恭”。榜样的力量无穷，它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比学校的教育更普遍和持久。本铭所载遣伯对于名再者的教诲言辞，说明他对于这一作用的认识是清醒的。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