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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埃德·卢比当过阿尔·卡彭的私人保镖，后来自己干起了运贩私酒的营生，挣了不少钱。禁酒时期结束后，他回到老家伊利乌姆老磨坊镇。在这里，他盘下几家店，其中有一家是个餐馆，他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埃德·卢比牛排馆。这是一家很不错的餐馆，红色的前门上还有一副黄铜门环。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7点钟，哈维和克莱尔·埃利奥特把餐馆门上的铜门环打得啪啪响，因为餐馆的门锁着。他们是从30英里外的城里赶过来的。今天是他们结婚14周年，他们将要在卢比的牛排馆庆祝他们的第14个结婚纪念日。
哈维和克莱尔·埃利奥特有很多孩子，也有很多的爱，就是没有很多的钱，所以他们一年来这里一次其实是糟蹋钱。他们盛装打扮，带上从牙缝里省出来的20美元，像埃及的末代国王法鲁克和他的新女友一样，一路嘻嘻哈哈，驾车来到埃德·卢比牛排馆。
卢比牛排馆里亮着灯，还有音乐，停车场上停着很多车，哪一辆都比哈维和克莱尔他们的新好多。他们的是一辆旧式旅行车，车上的木质部分已经开始朽烂。
牛排馆显然在营业，但红漆大门就是推不开。哈维再次猛扣门环时，门开了。是埃德·卢比本人开的。埃德·卢比是一个长相凶狠、完全秃了顶的小老头儿，他个子不高，却很结实，长得像颗子弹。
卢比异常愤怒。“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想把人逼疯吗？”他说话像鹩哥叫。
“怎么了？”哈维说。
卢比嘴里骂骂咧咧，眼睛看着门环。“这东西马上就要掉了！”他说。“都是些笨蛋，像门上的门环。”他转过身对他身后的大个子打手说：“马上把它拆了！”
“是，先生。”打手说着转身回去找改锥。
“卢比先生？”哈维很茫然，但礼貌地问，“出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了？”卢比说，“是我该问你出什么事了！”他依旧看着门环而不是哈维和克莱尔。“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他说，“万圣节了还是怎么的？今天晚上是盛装打扮起来去敲人家的门直到把人逼疯的时候吗？”
拿盛装打扮挖苦人很明显是指克莱尔·埃利奥特，而且这一奚落也起到了作用。克莱尔容易受到攻击，不是因为她打扮得看上去滑稽可笑，而是因为她穿的那条裙子和她借的那件皮外套。克莱尔看上去并不俗气。谁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看上去也不会俗气。美丽是因为被生活所感动。克莱尔苗条，深情，非常乐观。岁月、家务和生活的烦恼带给她的，除了微不足道的劳累，就是让她的容颜不改。
对于卢比的挖苦，哈维·埃利奥特没有很快反应过来。他依然沉浸在结婚纪念日的好心情当中。所有的焦虑，所有可能遇到的不快都暂时搁到了一边。除了高兴事，哈维打算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他只想到餐馆里面去，那儿有音乐、美酒和佳肴。
“门推不开，”哈维说，“很遗憾，卢比先生，门推不开了。”
“不是推不开，”卢比说，“门锁了。”
“你——把门锁了？”哈维试探地问。
“这里现在是私人俱乐部，”卢比说，“会员都有一把钥匙。你有吗？”
“没有。”哈维说。“怎么——怎么才能弄到一把呢？”
“填一张申请表，交上100美元，然后等着看资格委员会怎么说。”卢比说。“要等两周，有时候得一个月。”
“100美元？”哈维说。
“我想，这里不是你们这种人享乐的地方。”卢比说。
“14年来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一直都是在这里过的呀！”哈维红着脸说。
“是的，我知道。”卢比说，“我清楚地记得你。”
“你记得我？”哈维又燃起了希望，问道。
这回卢比真的很过分。“是啊，款爷，”卢比对哈维说，“你一次给我25美分的小费，我——卢比，有你这个肥主，一次就给我25美分！朋友，我死也不会忘记你！”
卢比用他那短而胖的手不耐烦地做了一个扫地出门的动作。“二位不介意把路给让开吧？”卢比对哈维和克莱尔说，“你们把门堵住了，有会员要进来。”
哈维和克莱尔赶忙低声下气地往后退，让开路。
他们挡住的是两位大模大样走过来的会员。来者是一对中年夫妻，他们大腹便便，洋洋自得，两张胖脸就像两块廉价的馅饼。男的穿一身崭新的晚礼服，女的穿豆绿色的女夜礼服和油光发亮的黑貂皮大衣，看上去像条毛毛虫。
“法官，晚上好！”卢比说，“万普勒太太，晚上好！”
万普勒法官手里拿着一把金灿灿的钥匙。“我不必用这个了吧？”他说。
“因为要做一点小小的修缮，门碰巧是开着的。”卢比说。
“明白了。”法官说。
“我正要把门环卸下来。”卢比说。“老百姓来到这里，不信这是私人俱乐部，把门打得啪啪响，里边的会员都快要疯了。”
法官和他的太太不屑地看了哈维和克莱尔一眼。“我们不是第一个到，是吧？”法官问。
“警察局长已经到了一个小时了，”卢比说，“还有沃尔德伦医生、凯特、查尔夫，还有镇长，都在里面。”
“好了。”法官说，然后和他的太太走进去。
埃德·卢比的保镖手里拿着改锥回来了。
“埃德，这些人还在惹你不痛快？”埃德·卢比的保镖说。没等卢比发话，他便径直走到哈维身边。“走开，小子！滚！”他说。
“走吧，哈维，我们走吧。”克莱尔快要哭出来了。她说。
“没错，滚吧！”卢比说，“你们需要的是像日出饭店那样的路边餐馆。那儿有一块五一份的好吃的汉堡牛排，还有免费的咖啡。你在盘子底下丢个25美分，他们就会把你当大亨吉姆·布雷迪。”
哈维和克莱尔·埃利奥特回到他们的旅行车上。哈维又羞又气，有一两分钟都不敢开车。他双手颤抖着紧握起来，恨不得掐死埃德·卢比和他的保镖！
包含在那些不敬的、骂骂咧咧的只言片语中的信息之一，就是哈维曾经给过卢比25美分的小费。“14年前——我们的第一个结婚纪念日，”哈维说，“当时我给了他——25美分，他就记住了！” “如果他愿意，他有权把餐馆改成俱乐部。”克莱尔面无表情地说。
这时卢比的保镖已经拆完了门环，和卢比一起走进俱乐部，砰地把门关上。
“他肯定有权！”哈维说，“无疑，他有权利！但是他这个臭名昭著的卑鄙小人没有权利像刚才骂我们那样骂人！”
“他真恶心！”克莱尔说。
“没错！”哈维两手十指交叉着握在一起，砸到仪表盘上。“没错——他真恶心！让我们把卢比这样的卑鄙小人斩尽杀绝！”哈维说。
“看——”克莱尔说。
“看什么？”哈维问道，“还有什么能让我心情变得更好或者更坏的吗？”
“看看他们的会员都是些什么东西。”克莱尔说。
一男一女两名醉汉正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
男的正在给出租车司机付费，不料却把一大把零钱和俱乐部的金钥匙掉到了地上。他赶忙趴在地上找钥匙。
和他一起来的那个浪荡女人倚靠在出租车上，显然，她已经无法站立了。
男的拿着钥匙站起来，他为他找到钥匙得意洋洋。“伊利乌姆最顶级俱乐部的钥匙！”他对出租车司机炫耀说。
说完，他拿出钱包，要给出租车司机付钱，这才发现钱包里的钞票最小也是20美元的，司机找不开。
“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醉汉说，“我们进去拿零钱。”
醉汉和那女的顺着人行道跌跌撞撞走到俱乐部门口，男人胡乱地戳着钥匙，企图把它插进锁孔，但一次一次把它戳在红漆大门的木头上。“芝麻开门！”他哈哈大笑起来，钥匙就是插不进锁眼里。
“这就是他们这个俱乐部里的好人。”克莱尔对哈维说，“你不后悔我们不是会员了吧？”
醉汉终于把钥匙插了进去，一扭锁，门开了。他和那个女的差不多是跌进去的。
不一会儿，两个人又跌跌撞撞地被埃德·卢比和他的保镖赶出来了。
“出去！出去！”夜里，卢比的吼声显得格外响亮。“你在哪儿弄的钥匙？”没等醉汉回答，卢比一把抓住醉汉的衣领把他向后按到墙上。“在哪儿弄的？”
“哈利·瓦纳姆借给我的。”醉汉说。
“去告诉哈利，他不再是这儿的会员了！”卢比说。“谁把钥匙借给像你这样的流氓、醉鬼，就取消他的资格！”
之后，他把注意力转移到醉汉的同伴身上。“你永远也别在这里出现！”他对她说。“即使你陪着美国总统来，我也不会让你进去！这就是我把这个地方改成私人俱乐部的原因。我可以禁止像你这样令人讨厌的人入内，我没必要拿好吃的招待——”很明显，他说出了她所从事的职业。
“还有比这更糟的职业呢！”女的说。
“你说出来！”卢比说。
“我从不杀人！”她说，“你能这样说吗？”
这样的指责一点也没有让卢比感到不安。“你想去跟警察局长说吗？”他质问道，“你想去跟镇长说吗？你想去跟万普勒法官说吗？在这个镇上杀人可是重罪啊！”他走近那女的，上下打量着她。“你个多嘴婆！你个——”他又一次说出了她的职业。
“你让我恶心！”卢比又骂了一句。
说着，他使出浑身的劲儿，狠狠一巴掌打过去。这一掌只打得那女人天旋地转，身子一歪，一声不吭，倒在了地上。
醉汉见状，吓得从他的同伴身边、从卢比和他的保镖身边连连后退。他没有帮她，一心只想着自己赶快溜掉。
哈维·埃利奥特从车上跳下去，没等克莱尔来得及拉住他，就已经冲到了卢比面前。
哈维朝卢比的肚子狠狠打了一拳。那肚子像铸铁锅炉一样硬。
那种满足感是哈维记得再清楚不过的了，直到他回到车上还记忆犹新。车子很快就开走了。是克莱尔开的。
哈维懒洋洋地把隐隐作痛的头靠在他14年发妻的肩上。
克莱尔的脸被刚流下来的泪水弄湿了，但她没有哭。她不屈不挠，意志坚强。
她驾车飞速穿过卑劣、肮脏的伊利乌姆商业区。街灯很暗，一盏和一盏之间相隔很远。
一条废弃的有轨电车的轨道不时卡住这辆老旧的旅行车的轮子。
一家珠宝店门前的钟表停了，霓虹灯招牌在闪烁，一会儿变小，一会儿变红，“酒吧”“啤酒”“欢迎光临”“出租汽车”的字样轮流出现。
“我们现在往哪儿去？”哈维问。
“亲爱的，你感觉怎么样？”克莱尔问。
“不知道。”哈维说。
“你看你自己。”克莱尔说。
“看什么？”
“你的衬衣上满是血，好好一套衣服全毁了。”她说。“我在找医院。”
哈维坐起身来，动动肩膀、扭扭脖子，摸摸后颈。“医院？有那么严重吗？”他说。
“不知道。”克莱尔说。
“我——我不觉得很糟糕啊！”
“也许你不需要去医院，”克莱尔说，“可她需要。”
“谁？”哈维问。
“那个女的——那个女人，”克莱尔说，“车后面。”
哈维扭头往车后看，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浑身剧痛。
车后座被放平，做了一张汽车床。在那颠簸的、硬邦邦的床上，灰黄色毯上躺着那个被埃德·卢比打了的女人。她头枕着一件儿童风衣，身上盖着一件男式外套。
带她去金钥匙俱乐部的那个醉汉盘腿坐在那儿。那件男式外套就是他的。这是个大个子乡下人，脸色忧郁、苍白，游移迟钝的眼神告诉哈维，他和谁都不想说话。
“我们怎么把这两个活宝给搭上了？”哈维问。
“是埃德·卢比和他的朋友把他们当礼物送我们的。”克莱尔说。
她开始失去勇气，几乎又要哭出来了。“他们把你和那个女的扔进了车里，”她说，“他们说我要再不开走，就连我也打。”
克莱尔现在心烦意乱，车再也开不下去了。她把车停在路边，无声地哭着。 哈维正试图安慰她时，听见车后门开了又关上。大个子乡下人下了车。
他从那个女人的身上拿起他的外套，站在人行道上穿好。
“你打算上哪儿？”哈维说，“回来，看好那个女的！”
“老弟，她不需要我看了，”乡下人说，“她需要的是殡仪员。她死了。”
远处，警笛鸣响，警灯闪烁。一辆巡逻车开了过来。
“你的朋友警察来了。”那个男的说着拐进一条小巷，不见了。
警车小心翼翼地开到旅行车前面停下来。车顶上的警灯走马灯似的旋转着，把讨厌的蓝色投在街面和街边的建筑物上。
两名警察从车上下来，一人持枪，另一人手里拿着电筒。
“举起手来！不要耍花招！”一名警察说。
哈维和克莱尔赶忙举起手。
“你们是刚才在卢比金钥匙俱乐部闹事的吧？”这次问话的是一位警官。
“闹事？”哈维说。
“你肯定就是打那个女人的家伙！”警官说。
“我？”哈维说。
“他们把她放在车后边。”另一名警察说着打开旅行车后门。他看看那个女人，然后抬起她已无血色的手又放下。“已经死了。”他说。
“我们正要送她去医院。”哈维说。
“有用吗？”警官说，“打完之后再送去医院，有用吗？”
“我没有打她。”哈维说。“我为什么打她呢？”
“她对你妻子说了些你不爱听的话。”警官说。
“那是卢比，是卢比打的。”哈维说。
“除了几个小小的细节外，故事编得真像。”警官说。
“什么细节？”哈维问。
“目击证人！”警官说。“谈到目击证人，老兄，镇长、警察局长，还有万普勒法官和他的妻子，他们都看见是你打的！”
哈维和克莱尔·埃利奥特被带到了肮脏不堪的伊利乌姆警察局。
在那儿，采集了指纹之后，没人给他们东西擦拭手上的油墨。这种令人不堪忍受的羞辱发生得这么快，这么不可更改，哈维和克莱尔的反应是惊愕多于愤怒。
一切都是那么令人难以置信，那么突然，哈维和克莱尔只能像孩子一样坚守如下信条：清白的人没有什么好怕的。
克莱尔被带到另一间办公室接受询问。当她即将被带走的时候，她问哈维：“我应该说些什么？”
“告诉他们真相！”哈维说。之后他转身面对刚才带他进来、现在则负责看守他的警官说：“请问，我可以用一下电话吗？”
“请律师？”警官问。
哈维说：“我不需要律师，我想给我们家的保姆打个电话。我想告诉她我们迟一会儿回去。”
警官一阵哈哈大笑之后说：“迟一会儿？”警官脸上有一道疤，从面颊一直扯到肥厚的嘴唇、又从嘴唇一路延伸到结实的下巴上。“迟一会儿？”他重复道。“我说老兄，20年后再说回家吧。如果你运气好，也得20年。”
“我和那个女人的死没有关系。”哈维说。
“我们听听目击证人是怎么说的吧，好吗？”警官说。“他们一会儿就到。”
“如果他们真的看到了当时的情景，”哈维说，“他们来了后的五分钟我就可以回家。如果他们弄错了，或者他们真的认为他们看见是我打死了那女人，你们也可以让我妻子回去呀！”
“我来给你上堂法律课吧，老兄。”警官说，“在这起凶杀案中，你妻子是从犯。因为是她开车帮你逃跑的，她和你的罪一样重。”
哈维被告知在接受了警队队长的询问后，才可以想给谁打电话就打给谁。
一个小时后，轮到哈维去见警队队长了。他问警队队长克莱尔在哪里，队长告诉他克莱尔被关起来了。
“有必要吗？”哈维问。
“我们这儿有个有趣的惯例，”警队队长说，“凡是我们认为与凶杀案有关的人员一律羁押候审。”队长是个身材矮胖的小个子，秃顶。哈维发现他的嘴脸有点似曾相识。
“你的名字叫哈维·K.埃利奥特？”
“没错。”哈维说。
“声称之前从没有犯罪记录？”警队队长问。
“连违规停车的罚单都没有。”哈维说。
“这个我们可以查实。”
“希望你们能够。”哈维说。
“正如我对你妻子说的，”警队队长说，“试图把这种事嫁祸给埃德·卢比，你们真的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你们碰巧挑了一个镇上最受尊重的人。”
“我无意冒犯卢比先生——”哈维反驳说。
警队队长愤怒地在办公桌上猛砸了一拳，打断了哈维的话。“这些话我在你妻子那儿已经听够了！”他说，“我没必要再听你说！”
“要是我说的就是真话呢？”哈维问。
“你认为你们编的故事我们就没有核实吗？”队长说。
“和那个女的一块儿来的那个男人呢？”哈维说，“他会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试图找过他吗？”
警队队长用存心不良的眼神看着哈维。“没有什么男人，”他说，“她是一个人来的。乘出租车。”
“不是这样！”哈维说。“你去问问出租车司机，是有一个男人和她在一起！”
警队队长又在桌子上砸了一拳。“不要说我错了！”他说，“我们跟出租车司机谈过了，他发誓说她是一个人。我们不需要多少证人。出租车司机发誓说他也看见你打那个女人了。”
警队队长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一边接电话，一边看着哈维。“我是卢比队长。请讲。”他说。
然后他对站在哈维身后的警官说：“把这个混蛋弄出去！他让我恶心！把他关到楼下！”
哈维在推搡中走出了办公室，沿铁楼梯来到地下室，这里有几间牢房。
地下室的走道上只有两只裸露着的灯泡发出暗淡的光。地面上有积水，所以垫了几块木板。
“警队队长是埃德·卢比的兄弟？”哈维问警官。 “哪一条法律规定警察不许有兄弟？”警官反问道。
“克莱尔！”哈维大声喊道。他想知道他妻子到底被关在哪间牢房里。
“哥们，她关在楼上。”警官说。
“我要见她！”哈维说，“我要和她说话！我要确定她没事！”
“你的要求还挺多，是吧？”说着，警官一把将他推进狭小的牢房，砰地把牢门关上。
“我要行使我的合法权利！”哈维喊道。
警官哈哈大笑起来。“朋友，都有。你在这里干什么都行，”他说，“就是不能损坏公共财物。”
警官回楼上去了。
地下室好像再没有别人。他能听见的只有头顶上走路的脚步声。
哈维抓着牢门上的木栅栏，试图从脚步声里发现点什么。
有许多大男人走路的声音，有一个人转身出去了，又一个出去了。哈维想。
一个女人高跟鞋的走路声。这脚步声是那么轻快、自由，又那么有条不紊，不可能是克莱尔。
有人在移动一件笨重的家具。有什么东西掉到了地上。有人哈哈大笑起来。几个人突然站起身来，一齐往后挪着椅子。
此时哈维明白了什么叫活埋。
他大声喊起来。“嗨！上面的！救命啊！”他喊道。
附近传来了回应。另一间牢房里，有人懒洋洋地咕哝着什么。
“谁？”哈维问。
“睡觉吧。”那个声音说。这声音是那么烦躁、迟钝和困倦。
“这是个什么镇子？”哈维说。
“什么是什么镇子？”那声音问，“你有位高权重的朋友吗？”
“没有。”哈维说。
“那这就是个烂镇子。”那声音说，“再睡一会儿吧。”
“他们把我妻子关在楼上，”哈维说，“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得做点什么。”
“那你就喊吧。”那声音说。之后，传来一声惨淡的笑。
“你认识埃德·卢比吗？”哈维问。
“你的意思是问我知不知道他是谁？”那声音说。“谁不知道。你的意思是问他是不是我的朋友？如果是的话，你想我会被关在这下面吗？如果是的话，我早就在埃德的俱乐部吃免费的牛排，把我关进来的那个警察早就被打得半死了。”
“埃德·卢比真的那么有权势吗？”哈维问。
“有权势？”那声音说，“你说埃德·卢比？你没听说过那个升天的精神病医生的故事吗？”
“怎么回事？”哈维问。
于是那声音给他讲了一个古老的故事。是地方版的。“精神病医生死了，升了天，明白吗？圣彼得看见他便高兴得不得了，好像上帝有什么精神病需要治疗似的。精神病医生问圣彼得上帝有什么症状，圣彼得对着他的耳朵悄悄地说：‘上帝以为他就是埃德·卢比。’”
那个有条不紊的高跟鞋又咯噔咯噔地从地板上走了过去。电话铃响了。
“一个人怎么可能这么有权势呢？”哈维问。
“在伊利乌姆，埃德·卢比就是一切。”那个声音说。“刚才那个故事的答案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吧？大萧条期间埃德回到这里，带回了他在芝加哥运贩私酒挣到的所有的钞票。当时的伊利乌姆百业不兴，许多店铺等着盘出，于是埃德·卢比就全部买了。”
“我明白了。”哈维说。他开始明白埃德·卢比会有多么可怕。
“有趣的是，”那声音继续说道，“和埃德相处融洽的人都对埃德言听计从，说埃德喜欢听的话。这么一班人在老伊利乌姆过得很开心。就拿警察局长来说吧，他一年工资八千美金，已经当了五年。他把他的工资管理得那么好，以至于他已经有了一套价值七万美元的住房，而且全额付清。他有三辆汽车，在鳕鱼湾有一处避暑山庄，一艘30英尺长的游艇。当然了，卢比的兄弟比他混得还好。”
“就是那个警队队长？”哈维问。
“当然。那个队长逮住什么捞什么。”那声音说，“他才是真正操控警察局的人。现在他拥有伊利乌姆大酒店、出租车公司，还有WKLL广播电台，就是那个《伊利乌姆友好之声》。
“在伊利乌姆还有一些人混得也不错，”那声音继续说道，“像老万普勒法官，还有镇长——”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哈维紧张不安地说。
“别浪费时间了。”那声音说。
“就没有人反对卢比？”哈维问。
“没有。”那声音说。“我们再睡一会儿吧，嗯？”
十分钟后，哈维被带回到楼上。尽管带他的还是关他到这里的那个警官，但这一回没有推搡他，态度也好了许多，甚至还有点歉意。
卢比队长在楼梯的顶头迎接他们。他的态度也变得好多了。他劝哈维把他看作一个虽然爱开玩笑，但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的大男孩。
卢比队长把手搭到哈维的肩膀上，笑眯眯地说：“我们对你粗鲁了，埃利奥特先生。我们知道。对不起。但是你得明白，有时候警察不得不粗鲁，特别是在凶杀案的调查中。”
“那样是可以接受的，”哈维说，“但是你们对被冤枉的人动粗可就不行了。”
卢比队长像个哲学家一样耸耸肩膀。“被冤枉了？也许吧，也许没有，”他说，“那得由法官来定。”
“如果不得不走到那一步的话。”哈维说。
“我想可能的话，你最好尽早和律师谈谈。”警队队长说。
“我也这么想。”哈维说。
“现在局里就有一个，如果你想聘用他的话。”警队队长说。
“是埃德·卢比的又一个兄弟吗？”哈维问道。
卢比队长看上去显得很惊讶，接着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我不会因为你这么说而责备你，”他说，“我能想象你的心情。”
“你能？”哈维说。
“你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陷入了困境，”警队队长说，“突然看来好像每个人都叫卢比。”说着又哈哈大笑起来。“只有我和我兄弟——就这么两个卢比——再没有了。外面这个律师，不但不是我的亲戚，而且对我恨之入骨，对埃德也是。这让你感觉好一点吧？” “也许。”哈维小心回答道。
“‘也许’是什么意思？”警队队长问，“你要还是不要？”
“和他谈了以后我会让你知道。”哈维说。
“去告诉赖明，我们可能给他弄来一个客户了。”警队队长对警官说。
“我想要我的妻子也到这儿来。”哈维说。
“那是自然的，”警队队长说，“这没有什么可争辩的，她马上就来。”
在克莱尔还没到来之前，律师就被带进来，介绍给了哈维。律师叫弗兰克·赖明。赖明夹着一只破旧的黑色公文包，包里好像没多少东西。这个小个子男人长得像一只梨。
赖明名字的大写字母印在公文包的一个面上。他衣衫破旧，松松垮垮，说话气喘吁吁。他留着超大号的胡子，这也许就是他具备胆量和风格的唯一的外在符号了。
他张嘴说话时，发出的声音深沉浑厚，显得那么无畏。他问哈维是否曾被人恐吓或者伤害过，无论是什么方式。他和卢比队长以及那位警官说话时，那种口气好像是这两位遇到麻烦了。
哈维开始感觉好多了。
“请诸位先生出去一下，”赖明说。他以极大的讥讽称警察为“先生”。“我想和我的当事人单独谈谈。”
两位警察顺从地走开。
“你无疑是一缕清风。”哈维说。
“有人这么说我还是第一次。”赖明说。
“我刚才已经开始纳闷，我这是在纳粹德国吗？”哈维说。
“听起来好像你以前从没有被羁押过。”赖明说。
“从来没有。”哈维说。
“总会有第一次。”赖明和蔼地说。“指控你什么？”
“他们没告诉你？”哈维问。
“他们只说他们这里有人需要请律师，”赖明说，“我在这里本来是要办另一起案子。”说着他坐了下来，把那只软塌塌的公文包靠在椅子腿上。“他们指控你什么罪名？”
“他们——他们一直在说凶杀。”哈维说。
这一信息只让赖明略微为难了一下。
“伊利乌姆的警察都是些低能儿，”赖明说，“对他们来说什么都是凶杀。你和这事有什么关系吗？”
“没关系。”哈维说。
“他们说你和这事有什么关系？”赖明问。
“我的拳头。”哈维说。
“在斗殴中你打了人——而且把人打死了？”赖明问。
“我没有打人！”哈维说。
“好吧，好吧，好吧。”赖明安慰哈维说。
“你和这些人是一起的？”哈维问，“你也是这场噩梦的一部分？”
赖明歪着脑袋。“也许你最好解释一下这句话。”他说。
“我听说伊利乌姆镇上的人都在为埃德·卢比效劳，”哈维说，“我想你也是。”
“我？”赖明说，“你在开玩笑吧！你刚才听到我怎么和卢比的兄弟说话的，换成埃德·卢比，我也是这样。我不怕他们。”
“也许——”哈维注视着赖明，他真心想相信他。
“聘我吗？”赖明问。
“律师费多少？”哈维问。
“先付50美元。”赖明说。
“意思是马上就付？”哈维问。
“要和我做生意，”赖明说，“要不马上付，要不就永远也别付。”
“我现在身上只有20美元。”哈维说。
“眼下这就够了。”赖明伸出他的手说。
就在赖明要把钱放进钱包时，一个穿高跟鞋的女警察带着克莱尔·埃利奥特进来了。
克莱尔脸色雪白，一直等到那个女警察出去之后才开口说话。说话时，她的声音沙哑，有些歇斯底里。
哈维抱住克莱尔，鼓励她说：“我们现在有律师了，我们没事了，他知道怎么做。”
“我不相信他，我不相信这里的任何人！”克莱尔眼睛睁得大大的。“哈维！我必须和你单独说！”
“我马上出去，”赖明说，“要我进来的时候叫我。”他把他的公文包留在原地。
赖明一出去，克莱尔就问哈维：“有人恐吓你吗？”
“只有些粗暴的言语。”哈维回答说。
“有人恐吓说要杀死你吗？”克莱尔又问。
“没有。”哈维说。
克莱尔悄悄对哈维说：“有人恐吓我说要杀了我，还有你——”说到这里，克莱尔崩溃了。“还有孩子们。”她断断续续地小声说道。
听了此话，哈维火冒三丈。“谁？”他大喊道，“谁这样恐吓你？”
克莱尔赶忙用手捂住他的嘴，恳求他安静点儿。
哈维推开她的手。“谁？”
这回克莱尔甚至连声音也没有了，只是动动嘴唇，无声地说：“队长。”她抱住他耳语道：“求你了，我们说话得小声点，我们得冷静，动动脑筋，我们得编个新说法。”
“关于什么？”哈维问。
“关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啊。”她摇摇头说，“我们永远不准说出真相。”
“天哪！”哈维说，“这是在美国吗？”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美国，”克莱尔说，“我只知道我们得编一个新故事——否则——否则将要发生一件可怕的事情。”
“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哈维说。
“但更可怕的事情可能还在后面呢。”克莱尔说。
哈维用手后掌揉揉眼眶，努力想了想。“如果他们正试图那么费尽心机地吓唬我们，”他说，“他们肯定也害怕得够呛，我们肯定可以做许多对他们不利的事情。”
“怎么做呢？”克莱尔问。
“坚持真相。”哈维说。“这相当简单。不是吗？这就是他们想要我们闭嘴的原因。”
“我不想危害别人，”克莱尔说，“我只想从这里出去，我只想回家。”
“没错，”哈维说，“现在我们有了律师。这就是开始。”
哈维喊赖明进来。赖明搓着手走进来，高兴地说：“秘密会议结束了？” “结束了。”哈维说。
“对，在他们的地盘上保密很重要。”赖明说，“不过我强烈建议你们不要对律师保密。”
“哈维——”克莱尔提醒说。
“他说得对，”哈维说，“你不懂。他是对的。”
“她喜欢隐瞒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吗？”赖明说。
“她受到了恐吓。就是因为这个。”哈维说。
“受到了谁的恐吓？”赖明问。
“不要告诉他。”克莱尔恳求哈维。
“这个我们稍后再谈。”哈维说，“赖明先生，事实是我没有犯他们强加在我头上的杀人罪。不过我和我妻子确实看见谁杀了人，但是，如果我们把看到的说出来，就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恐吓。”
“不要说了，”克莱尔说，“哈维——不要说了。”
“埃利奥特太太，我向你保证，”赖明说，“无论你和你丈夫跟我说了什么，我都不会说出去。”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为他的诺言感到骄傲。他看上去真是个让人非常心动的人。“现在可以告诉我谁是真正的杀人凶手了。”
“埃德·卢比。”哈维说。
“你再说一遍？”赖明木然了。
“埃德·卢比。”哈维说。
赖明一下子跌坐下来，像被抽干了血一样，顷刻间衰老了许多。“我明白了。”他说。现在那声音像掠过树梢的风一样，一点也不深沉。
“我听说，”哈维说，“他是这四邻八乡一个有权势的主儿。”
赖明点点头。“你的消息没错。”他说。
哈维开始讲卢比是怎样打死那个女人的时候，赖明阻止了他。
“你这是怎么——怎么回事？”哈维问。
赖明对他惨淡地笑了笑。“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他说，“但是也是——但是也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这么说，你也在为他效力？”哈维问。
“也许我——毕竟——”赖明说。
“你明白了吧？”克莱尔对哈维说。
赖明拿出钱包，把那20美元退给哈维。
“你不干了？”哈维问。
“这么说吧，”赖明沮丧地说，“从现在起，你从我这里得到的任何建议，一律不收费。我不是这起案子的律师了，而且我提供的任何建议都与法律没有多大关系。”他摊开手。“朋友，我是个见钱眼开的律师。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如果你所说的是真的——”
“是真的！”哈维说。
“那么你就需要一个能与整个镇子抗衡的律师。”赖明说。“因为埃德·卢比是这个镇子。我在伊利乌姆赢过好多案子，不过它们都是埃德·卢比不在乎的案子。”他站起身来。“如果你所说的是真的，那么这就不是一起案子，而是一场战争了。”
“我该怎么办？”哈维问。
“埃利奥特先生，”赖明说，“我给你的建议是，像你妻子一样害怕吧。”
赖明点了点头，然后匆匆地离去。
几分钟后，警官进来带着哈维和克莱尔穿过一道门，进入一个房间。房间里的泛光灯大开着，照得他俩睁不开眼睛。黑暗处传来几声低语。
“这是什么地方？”哈维的手臂搂住克莱尔说。
“叫你说话你再说。”这是卢比队长的声音。
“我需要律师。”哈维说。
“你不是有过一个吗？”警队队长说。“赖明怎么了？”
“他不干了。”哈维说。
有人又在窃笑。
“有意思吗？”哈维苦涩的声音说。
“闭嘴！”卢比警队队长说。
“这有意思吗？”哈维对着黑暗处说。“站在这里的是一男一女两个人，他们一生中从没有犯过法，现在被指控杀死了一个他们试图救助的女人——”
卢比队长从黑暗处冒了出来，把右手里的一样东西展示给哈维看。这是一块8英寸长、4英寸宽、半英寸厚的橡皮板。
“这就是我称之为‘卢比队长牌’自作聪明者的兴奋剂。”警队队长说。他把橡皮板在哈维脸上轻轻地拍了拍。“你想象不出来这东西一板子下去有多疼，”他说，“每次我使用它的时候都感到奇怪。往这边站！站直了。把嘴闭上，面向证人！”
从黏糊糊的橡皮板接触他面颊的那一刻起，他就下定决心要越狱，要逃走。
警队队长返回到黑暗之中时，哈维逃跑的决心已经成为了一种执念。他别无他策了。
黑暗处一个清晰、自豪的男人的声音说，他看见哈维打了那个女人。他自报家门说是伊利乌姆镇的镇长。
镇长的妻子很荣幸地表示支持她的丈夫。
现在，哈维既不反对也不抗议，他正一门心思、尽其所能地辨认强光后面都有些什么。有人从另一个房间进来，告诉哈维门在哪儿，门那边有什么。
在门那边，他看见一个门厅，门厅的外边，他看见了广阔的田野。
接着，卢比队长问万普勒法官是否看见哈维打那个女的了。
“看见了。”这个胖男人认真地说，“我还看见是他妻子帮他逃走的。”
该万普勒太太说话了。“没错，就是那两个人，”她说，“这是我这一辈子看见过的最可怕的事情。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哈维试图辨认出第一排的人和他要越过的第一个人。他能确定的唯一一个人就是那个穿着高跟鞋的女警察。她正在记录刚才所有人的发言。
哈维决定30秒钟后就跑。
他开始数秒。
第二部
哈维·埃利奥特和他妻子克莱尔站在耀眼的泛光灯前。一生中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他，在即将越狱前，在逃脱谋杀的指控前，正数着秒。
现在，他在听所谓的见证他有罪、实际上他才是真正犯有凶杀罪的那个人发言。埃德·卢比，在强烈的灯光后面的某个地方，讲述着他编的故事。他的兄弟，伊利乌姆警察局的队长，不时地向他提一些看似有用的问题。
“三个月前，我把我的餐馆改成了一家私人俱乐部，”埃德·卢比说，“把一切不良分子挡在了外面。”卢比这个阿尔·卡彭曾经的枪手才是真正的不良分子。 “我想那儿站的那两个人，”他指的是哈维和克莱尔。“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或者，他们认为这并不适用于他们。他们不是坏人。不管怎么说，反正今天晚上他们来了，当他们得知不能进去的时候，变得非常恼火，在俱乐部前面长期逗留，不肯离去，还羞辱俱乐部的会员。”
“以前你见过他们吗？”队长问道。
“这地方成为私人俱乐部之前，这两个人通常一年来一次。”卢比说，“我之所以年复一年地记得他们，是因为这个男人常常喝醉，而且喝醉以后就在我这里耍酒疯，变得很凶恶。”
“很凶恶？”警队队长问。
“他就打架，”卢比说，“而且不仅仅打男的。”
“那么今天晚上又是怎么回事？”队长问。
“这两个人在俱乐部门前逗留，给会员们惹事，”卢比说，“这时一名女士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是独自一个人。我不知道她来干什么，我想是在接路边的什么人吧。反正她也停了下来，因此，我的俱乐部外面就有了三个人停留在那里。后来他们就争吵起来了。”
让哈维·埃利奥特感兴趣的是，卢比讲的这个故事对房间里的情绪产生了影响。哈维看不见卢比，但是他感觉得到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看着这个男人。他们被他蛊惑了。
哈维觉得，逃跑的时候到了。
“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并不想要你们相信我的话，”卢比说，“因为我知道有人声称是我打了那个女的。”
“我们已经有了其他目击证人的证词了，”警队队长同情地说，“你说吧，跟我们说出你的看法，我们会去核查的。”
“那好吧，”卢比说。“从出租车上下来的那个女士对着那一个女士——就是站在那儿的那个女士——”
“——埃利奥特太太。”警队队长说。
“是的。”卢比说，“她说了埃利奥特太太一些埃利奥特先生不喜欢听的话，接下来我知道的是，埃利奥特先生就拖拽她，并且——”
哈维·埃利奥特突然冲向泛光灯，冲进模糊不清的黑暗，冲向房门，奔向自由的远方。
哈维躺在二手车停车场一辆老旧的小轿车下面。他距离伊利乌姆警察局有一个街区远。他的耳边一片喧嚣，他的胸部不停地颤抖。越狱仿佛发生在数百年前。他毫不费力地撞开了挡路的人、门、家具，这些被他撞得七零八落，像飘落的树叶。
接着枪声大作，子弹好像就从他脑袋边飞过。
夜幕降临了，人们还在呐喊。哈维静静地躺在小轿车下面。
一个清晰的影像出现在他梦幻般的狂奔中——就那么一个。他十分清楚地记得那个女警察的脸，她是隔在他和自由之间的第一人。哈维把她甩进泛光灯炫目的强光里时，他看见了她乌青、惊愕的脸。
这也是他所看到的唯一的一张脸。
搜捕哈维（这是哈维所听到的情况）听起来是多么可笑、草率、令人沮丧。当他恢复了精力和理智时，他感到不可思议。他想大喊！他想大笑！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取胜了。他还要到州警察局去，他要带州警察局的警察回来，回到伊利乌姆来解救克莱尔。
之后，他将尽自己的能力聘用最好的律师，洗清自己的罪名，把卢比送进监狱，并且要求腐败成风的伊利乌姆镇赔偿他一百万美金。
哈维在车下面向外窥视，他发现追捕他的那些人并没有朝他这边来。他们互相指责着，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孩子气地抱怨对方让他逃走了。
哈维从小轿车下面爬出来，蹲在地上，留心地听了听，然后在灯光的阴影里像侦察兵一样警觉地向前移动。城市的那些微弱的灯光刚才还是他的敌人，现在变成了他的朋友。
他背靠被煤烟熏黑的墙壁慢慢向前走着，然后快速地闪躲，跑进一处颓败房屋的门洞。他意识到，单纯的灾祸也是朋友。避开它、战胜它、摧毁它，可以赋予人生不可思议的价值。
一张报纸被晚风吹着，飞滚过去，仿佛也在以它卑劣的方式离开伊利乌姆。
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声枪响。哈维不知道他们在朝什么开枪，或者什么被打死了。
伊利乌姆镇上没有几辆汽车在行驶，甚至连行人也寥寥无几。一对不修边幅的情人在离哈维不到几英尺的地方默默走过。他们连看也没看他一眼。
一个东倒西歪的醉汉看见哈维，嘴里嘟嘟囔囔地骂了几句，然后蹒跚着走开。
警笛大作。一辆又一辆警车从伊利乌姆警察局驶出后分散而去，它们呆头呆脑地用警笛声和警灯将自己的行踪昭告天下。
在哈维前面不远的地方，一辆警车横在路上，构成了一道喧嚣、闪烁的路障。它堵住了一条铁路路基土堤下面的通道。警察所做的事情多数还是聪明的，他们的警车把哈维的路给拦住了。
在哈维看来，这条路基就是赫然矗立的万里长城，城那边是他向往的自由。他必须认为自由离自己已经很近了，只有一步之遥。实际上，在这段高高的土垒那边还是伊利乌姆镇，只是有着更多昏暗的街灯和更多颓败的街道。希望，真正的希望，在遥远的地方，远远超过了几英里，超过了高速公路。他的希望在反应快捷、清正廉明的州警察局。
但是，哈维现在不得不骗自己，他只要穿越或者跨越这条土垒就行了。
哈维蹑手蹑脚地走到铁路路基旁，沿煤渣的地面悄悄离开这条有警察把守的通道。
他发现，又一条铁路路基土堤下面的通道也被警车堵死了。他能听见有说话的声音。他听出来了，这是卢比队长。
“就别费神要活捉他了，”队长说，“这对他本人，对其他活着的人都没有好处。就当帮纳税人的忙了，格杀勿论。”
什么地方传来火车的汽笛声。
哈维看见一个穿过铁路路基的涵洞。最初，看上去这个涵洞好像离队长站立的地方很近，后来队长打着一支强光手电筒快步走近涵洞时，借着他的手电光，哈维看见了那条专为涵洞开挖的沟渠。沟渠穿过一片扔着许多油桶和杂乱无章垃圾的田地，通向远方。
队长把手电筒关掉后，哈维爬上田地，爬到沟渠边，然后滑进沟渠里。沟渠很浅，又湿又滑。哈维朝涵洞口慢慢爬去。 呼啸的火车越来越近，车速终于在刺耳的咣当声中慢下来。
当火车行至头顶，嘈杂声震耳欲聋时，哈维钻进了涵洞。在涵洞的另一端冒出头来的时候，他根本不考虑那边会不会有人伏击，而是立即沿煤渣斜坡向上攀爬。
哈维抓住了一列运行中火车车厢旁锈迹斑斑的铁扶梯。
似乎过了好久好久，这列行动缓慢的火车才载着哈维离开了伊利乌姆。现在，它正“怨声载道”地穿行在看似没完没了的荒漠、森林和荒野之中。夜风中，哈维的眼睛针刺一样疼，但他还是努力睁大了眼睛，搜索前方的亮光和任何动静，搜寻将帮他解救妻子的另一个世界的踪迹。
火车行到铁路的一段弯道上时，哈维看见了灯光。就在荒无人烟的乡村中，那些灯光看上去像狂欢节一样热闹。
造成这一错觉的东西其实是铁路和公路交叉口的信号灯和停在信号灯前的一辆小车的大灯。
当无盖货车厢吱吱嘎嘎地通过路口时，哈维从火车上跳下去，然后就地打了个滚。
他爬了起来，摇摇摆摆向停在路口的小车走去。借着小车的大灯，他看见开车的是个年轻女子。
他能看得出来她很害怕。
“喂！等一等！拜托了！”哈维说。
火车的最后那节车厢一过去，那女子猛地挂上挡，汽车从哈维身边飞速冲过路口，后轮带起的煤渣溅到了哈维的眼睛里。
清理完眼里的煤渣，他发现小车的尾灯早已消失在夜色里。
火车也走远了。
红色信号灯也灭了。
哈维孤零零地站在北极一样寂静、寒冷的乡野里，放眼望去，哪儿也没有住户的灯光。
远处传来火车凄凉的汽笛声。
哈维把手放到脸上。脸颊很湿，也很脏。黑沉沉的四野让他又想起了伊利乌姆的噩梦。他把手捂在脸上，仿佛只有这双手和这张脸才是真的。
他开始向前走。
再没有汽车开过。
他吃力地走着，不知道现在身处何方，也不知道他要去向何方。有时候他觉得他听到了远处繁忙的公路上车轮碾压发出的沙沙声，看见了忽明忽暗的车灯。
其实什么也没有。
他来到了一家黑洞洞的农舍旁。屋里，收音机嗡嗡地响着。他走上前去敲门。
有人窸窸窣窣地在动。收音机关了。
哈维又敲了几下。门上格子里的玻璃松了，哈维敲门的时候，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他把脸贴近了玻璃，看见里面有香烟头发出的微光，那点亮光只够照到它所在的烟灰缸的边缘上。
哈维又敲了敲门。
“进来吧，”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门没锁。”
哈维进到屋里。“你好吗？”他说。
没有人给他开灯，叫他进来的人也没有问他是谁。哈维犹犹豫豫地转过身，对着黑洞洞的屋里说：“我想用一下你的电话。”
“不许扭头！”声音是从他的身后传来的。“埃利奥特先生，我有一杆双筒猎枪对着你的后腰，你要有任何反常举动，我会立刻把你打成两半！”
哈维举起手。“你知道我的名字？”他问道。
“这是你的名字？”那声音说。
“是的。”哈维说。
“好了，好了，”那声音咯咯地笑着说，“我一个糟老头子，老婆死了，朋友没了，孩子也走了，正想着要在自己身上用这支猎枪呢。你看，我差点错过了！这正好证明——”
“证明什么？”哈维问。
“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什么时候走运。”
天花板上的灯亮了。那灯就在哈维的头顶上。他抬头看了看。因为害怕被一枪打成两半，他不敢往后看。那灯本来应该有三只灯泡，但现在只剩下一只。从那两个隐约可见的灰点，哈维可以看出少了两只。
磨砂玻璃罩上满是小虫子尸体投射过来的影子。
“如果你想的话，可以往后面看，埃利奥特先生，”那声音说。“你亲眼看看我有没有枪。”
哈维慢慢转过身，看见一个皮包骨头的老人。老人满嘴雪白的假牙看上去叫人恶心。他手里真的握着一支猎枪——一件生了锈的、千疮百孔的老古董，装饰花哨的拱形击锤已经扳起来了，随时准备击发。
老人面带恐慌，但是心情很好，甚至有些兴奋。“埃利奥特先生，不要惹麻烦，”他说，“我们会相处得很好的。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八次勇敢地爬出战壕，朝着敌方冲锋的男人，不是一个吓得不敢开枪的胆小鬼。开枪杀人的事我以前不是没干过。”
“好吧——不惹麻烦。”哈维说。
“你不是我开枪打死的第一个人，”老人说，“就此而言，也不会成为第十个人。”
“我相信你。”哈维说。“我可以问你一下你怎么那么巧，知道我的名字呢？”
“收音机。”老人说。他朝一把扶手椅打了个手势。椅子的坐垫已经绽裂，弹簧也开始失去弹性了。“埃利奥特先生，你最好坐下。”他说。
哈维照办了。“收音机里有有关我的消息？”他问。
“我想有。”老人说。“我想电视上也有。我没有电视。像我这把年纪的人，没必要装电视，有收音机就行。”
“收音机里怎么说我？”哈维问。
“杀了一个女人，越狱了，”老头说，“你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都值一千美元。”老人用枪继续指着哈维，朝电话机走去。“埃利奥特先生，你是个幸运的人。”
“幸运？”哈维说。
“这是我说的。”老人说。“全县的人都知道有一个疯子跑了。收音机里一直对他们说：‘锁好门窗，关掉电灯，待在家里，不要让陌生人进来。’实际上，无论你朝哪家走去，他们都会先开枪，再问话。幸运的是，你走到了一个不容易恐慌的人的家里。”说着，老人从电话架上拿起话筒。
“我这辈子从没伤害过任何人。”哈维说。
“这是收音机里说的。”老头说。“说你是今天晚上刚刚疯了的。”他拨通了接线员，说：“给我接伊利乌姆警察局。” “等等。”哈维说。
“你想要拖延时间，计划如何杀了我吗？”老头说。
“州警察局——给州警察局打！”哈维说。
老头摇摇头，狡谲地笑了。“那笔赏金不是他们提供的。”
电话通了。老头告诉伊利乌姆警局他们在哪儿可以找到哈维。他还一再说明他的住处。伊利乌姆警察局要进入一个他们不熟悉的地区，这儿可不是他们的辖区。
“现在他完全安静下来了。”老头说，“我让他完全安静下来了。”
这是事实。
一场非常艰难的游戏即将结束，哈维感到非常放松。放松是死亡的近亲。
“发生在一个老头身上的趣事，恰好在他快要死的时候。”老头说，“现在我有一千元了，相片要上报纸了——上帝知道一切——”
“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吗？”哈维说。
“打发时间吗？”老头和蔼地说，“怎么都行，只是你要坐在那椅子上别动。”
于是哈维给他讲了他的故事。他讲得很动人。他为自己的故事吃惊，由于吃惊，愤怒和恐惧再次开始渗入到他的体内。
“你一定要相信我！”哈维说，“一定让我给州警察局打个电话！”
老头哈哈地笑起来。“你说一定？”
哈维说：“你不知道伊利乌姆是个什么样的镇子吧？”
“我想我知道，”老头说，“我在那里长大，而且我父亲、我爷爷也在那里长大。”
“你知道埃德·卢比给镇子上带来了什么吗？”哈维说。
“噢，偶尔也听到一点。”老头说。“我知道，他捐给镇医院一栋新侧楼。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还在那栋侧楼上住过。要我说，他是个慷慨的人。”
“即使我告诉了你我说的这些，你还会这么说吗？”哈维说。
“埃利奥特先生，”老头带着诚挚的同情说，“我认为你现在的状况不适合谈论谁好谁坏。由于我也曾经疯过，我说这话的时候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我没有疯。”哈维说。
“当时我也这样说，”老头说，“他们照样把我送进疯人院。我也有过头条新闻，那全是他们编的，他们穿一条裤子编的。”老头摇摇头。“你的故事我也信。埃利奥特先生，我的意思是说，我信。”
“我告诉你，我没有疯。”哈维说。
“那应该由医生来说，不是吗？”老头说。“埃利奥特先生，你知道什么时候他们才让我从疯人院出来的吗？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让我出来，说我可以回家见我的妻子和家人的吗？”
“什么时候？”哈维问。他的肌肉正在缩紧。他知道他即将再次冲破死亡——冲破死亡，进入黑暗。
“在我终于能够明白没有人真的想把我关在里面的时候，”老头说，“在我明白那些都是我的脑子自己想出来的时候，他们才让我回了家。”老头打开收音机，“我们等待的时候听听音乐吧，音乐总没坏处。”
收音机开始播放愚蠢至极的少年爱情音乐，然后是这样一段新闻：
“伊利乌姆警察局认为他们正在接近逃亡的疯子哈维·埃利奥特。此人今晚在伊利乌姆镇金钥匙私人俱乐部门外杀死一名妇女。现提醒广大听众，请继续关注此人，锁好各家门窗，发现形迹可疑者立即报警。此人诡计多端，非常危险。伊利乌姆警察局局长将此人描述为‘疯狗’，并提醒大家不要尝试以礼规劝此人。该警察局已对埃利奥特提出一千美元的悬赏。无论死活。
“这里是WKLL广播电台，《伊利乌姆友好之声》，”播音员说，“电话860，我们将为你提供全天候的新闻和音乐的听觉享受。”
就在这个时候，哈维朝老头扑了过去。
哈维把猎枪撞到一边。双筒猎枪发出一声巨响。
强大的冲击力在房子一侧的墙上撕开一个大洞。
老头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不知所措。他无力地握着那杆猎枪。哈维解除他的武装，拿着枪从后门走出去的时候，他没有做任何反抗。远处公路上传来警笛的声音。
哈维跑进屋后的小树林，但是接着他就明白过来，在树林里他很快就会成为卢比队长和他手下的猎物。他应该出其不意。
于是哈维绕回到公路边，躺在路边的沟里。
三辆伊利乌姆镇警车威武地停在老头的屋前。警车开过去的时候，其中一辆的前轮离哈维的手只有不到一码的地方。
卢比队长领着他的勇士们下车后直奔老头的屋子。蓝色的警灯闪烁，制造出一个噩梦般的效果。
一名警察留在外面，坐在离哈维最近的那辆警车的方向盘后面，全神贯注地看着那屋和进屋去抓人的警察。
哈维悄悄地从沟里爬起来，用那把没装子弹的猎枪对准警察的后脖子，平静而又客气地说：“警官先生？”
警官扭头一看，一支锈迹斑斑的双管猎枪正对着他呢。枪管足有榴弹炮口那么大。
哈维认出了他。他脸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从面颊一直延伸到嘴唇。他和克莱尔就是这位警官逮捕的。
哈维坐到车的后排座位上。“走吧！”他坦然地说。“车灯关掉，慢慢起步。别忘了，我有精神病。如果我们被抓，我就先打死你。好了，我们看看你能多么悄无声息地离开，然后再看看你的车能开多快。”
伊利乌姆镇警车沿着高速公路飞速行驶。后面没有人追赶。所有车辆都靠边让道。
警车正在开往离这里最近的州警察局警营的路上。
开车的警官身体强壮，但他很识时务。他完全按哈维的要求做。同时，他也让哈维知道他并不害怕。他说他很高兴。
“埃利奥特，你认为你这样做能得到什么？”警官问。
哈维在后座上动了动身子，好让自己坐得更舒服点。“它会让许多人得到许多东西。”哈维认真地说。 “你认为州警察局对一个杀人凶手会比我们更宽宏大量吗？”警官问。
“你知道我不是杀人凶手。”哈维说。
“不是越狱犯吗？不是绑匪吗？嗯？”警官说。
“我们等着看吧。”哈维说。“我是什么样的人，马上就会见分晓。大家是什么人，马上就清楚了。”
“埃利奥特，你想听听我的建议吗？”警官问。
“不想。”哈维说。
“如果我是你，我他妈的就从这个国家消失得干干净净。”警官说。“毕竟你已经犯了错误了，朋友，你没有机会了。”
哈维又开始焦虑起来，头一阵阵地疼，脑门后面的伤口像针扎一样，仿佛要裂开似的，头晕目眩时缓时重。
哈维忍住眩晕，问警官：“一年里你有几个月在佛罗里达度假？你妻子有漂亮的毛皮大衣和六万美元的房子吗？”
“你真的疯了。”警官说。
“你没得到你的那一份？”哈维问。
“那一份什么？”警官说，“我干我的工作，我挣我的工资。”
“在这个国家最堕落的城市。”哈维说。
警官哈哈大笑起来。“你想要改变这一切，是吗？”
巡逻车慢下来，突然一个急转弯，拐上一条岔道，来到州警察局崭新警营前的停车场。这是一幢花里胡哨的黄砖建筑。
车一停下，就被荷枪实弹的警察包围了起来。
警官转过身，冲哈维咧嘴一笑。“朋友，这里就是你心目中的天堂。”他说。“得了，下去吧，去和天使们好好聊聊。”
哈维被从车里拽出来，戴上脚镣和手铐。
然后，他被警察架着带进警营，送到牢房，重重地扔到一张简易床上。
牢房里散发着新鲜的油漆味。
为了一睹这位亡命之徒的尊容，人们把牢房门口围得水泄不通。
哈维昏厥了过去。
“不——他没有装。”云天雾地里的哈维听见有人说。“他的后脑勺伤得很厉害。”
哈维睁开眼，看见一个非常年轻的男子正站在他身边。
“你好。”年轻人看见他睁开了眼睛说。
“你是谁？”哈维问。
“我是米切尔医生。”年轻人说。这是一个肩膀不宽、态度庄重、戴着眼镜的年轻人。与站在他身后的两个人相比，他显得非常微不足道。那两个大男人一个是卢比队长，一个是穿着警服的州警察局的警官。
“你感觉怎样？”米切尔医生问。
“非常糟糕。”哈维说。
米切尔医生说：“这在我的意料之中。”他转身面对着卢比队长。
“这人你不能带回监狱。”医生说。“他必须到伊利乌姆医院去做X光检查，至少要观察24个小时。”
卢比队长发出一声苦笑。“好了，他进来以后，伊利乌姆的纳税人现在要让他好好休息一下了。”他说。
哈维坐起来，感到一阵恶心。“我妻子——我妻子怎样了？”他问。
“已经半疯了。”卢比队长说。“都是因为你做的那些事。你他妈的还能指望她怎么样？”
“你们还把她关着？”哈维说。
“没有，”卢比队长说，“谁在我们的监狱里待得不开心，我们马上就放他走，让他直接走。这你是知道的，你是行家。”
“我要你们把我妻子带到这儿来。”哈维说，“这是我来这儿——”说着他又迷糊起来，低声说，“是要把我妻子从伊利乌姆弄出来。”
“你为什么要把你妻子从伊利乌姆弄出来？”米切尔医生问。
“医生——”队长诙谐地说，“你老是问犯人他们怎么会想到这么做那么做的，你就没有时间行医了。”
米切尔医生看上去对队长有些不悦。他继续问哈维问题。
“医生，”卢比队长说，“那种病叫什么来着——有人老是觉得所有人都在针对他？”
“狂想症。”米切尔医生有点紧张地说。
“我们看见埃德·卢比打死了一个女人，”哈维说，“于是他们就反咬一口说是我打死的。他们说，要是我们说出去，他们就杀了我们。”他向后一靠。意识正迅速消失。“看在上帝的分上，谁来帮帮我们吧。”
救护车把哈维·埃利奥特送回伊利乌姆医院。太阳正在冉冉升起。他知道自己正被送往医院，也知道太阳在升起。他听见有人提到太阳正在升起。
睁开眼睛，他看见两个男人骑坐在与他的病床平行的长凳上，随着救护车的颠簸，两个人在不停地摇晃。
哈维一点也不想知道他们是谁。希望破灭了，也就没有了好奇心。再者，哈维被注射了麻药。他只记得那位年轻医生说，为了止痛给他打了一针。那一针在解除哈维痛苦的同时，也解除了他的担忧，留给他的只有一种虚幻的安逸：一切都无关紧要。
根据两位旅伴的交谈，他知道他们是谁了。
“你是新来的吧，医生？”一个说，“以前在镇上不曾见过你。”这是卢比队长。
“我三个月前刚开始执业。”医生说。这是米切尔医生。
“你应该认识我的兄弟，”队长说，“他能够帮你开业。他帮衬过许多人。”
“我听说了。”医生说。
“埃德稍稍的吹捧不会伤害谁。”队长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医生说。
“躺着的这家伙企图陷害埃德，他真的犯了一个愚蠢可笑的错误。”队长说。
“这我能看出来。”医生说。
“实际上，镇上的每一个人，只要是有头有脸的，个个都可以为埃德的清白作证，都可以证明是这个混蛋干的。”队长说。
“嗯嗯！”医生说。
“什么时候我把你介绍给埃德。”队长说。“我想你们俩会成为好朋友的。”
“我真是受宠若惊。”医生说。
在伊利乌姆医院急诊室，哈维·埃利奥特被从救护车上转移到推车上。
一个病人刚好在哈维之前到，所以哈维他们被迫在接待室里耽搁了一会儿。不过时间也不长。那个病人一到医院就死了。那个病人是男性，躺着的推车和哈维的一模一样。 哈维认识他。
他就是之前带他的女友去埃德·卢比金钥匙俱乐部的那个男人。他亲眼看见了他的女友被埃德·卢比打死。
他是哈维最重要的目击证人。他也死了。
“他怎么了？”卢比队长问护士。
“谁知道，”护士说，“他们在公交车站后面的那条小巷子里发现了他。他的脖子后面被人打了一枪。”护士盖上死者的脸。
“太糟糕了，”卢比队长说。他转身对着哈维。“无论如何，埃利奥特，你比他幸运。至少你没有死。”他说。
哈维·埃利奥特躺在推车上，在医院里转了一圈，做颅骨X光检查、做脑电图，医生还认真检查看他的眼睛、耳朵、鼻子和咽喉。
无论他被推到哪里，卢比队长和米切尔医生都紧紧跟随，寸步不离。卢比队长说下面这样的话时，哈维没有异议：“真是疯了！你知道吗？我们彻夜不眠，就是想一枪干净利落地结果了这个家伙，但现在呢，我们整天在这里陪着他，花大把的钱给他做检查。真是疯了！”
米切尔医生给哈维打的针扰乱了他的时间观念，但是，他确实感觉到各种检查一直进展缓慢，而且，越来越多的医生正在被召集过来。
米切尔医生好像对他的病人也变得更加紧张。
又有两个医生到了。他们简单地观察了一下哈维，便和米切尔医生走到一边，低声商量起来。
一个正在拖地的清洁工停下手头没完没了的工作，仔细看了看哈维。“就是他？”他问。
“就是他。”卢比队长说。
“看上去不像是亡命之徒，不是吗？”清洁工说。
“他已经快没命了。”队长说。
“就像耗尽了油的汽车一样。”清洁工点点头。“他疯了吗？”他又问。
“他最好是疯了。”队长说。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清洁工问。
“要是他没疯，”队长说，“他就要坐电椅。”
“哎呀呀，”清洁工摇摇头说，“很高兴我不是他。”他又开始清洁地板，在走廊上推出了一连串污白色的水浪。
走廊那头传来很大的说话声。
哈维漠然地扭过头，看见埃德·卢比正朝他走来。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大个子保镖和他的好友——肥头大耳的万普勒法官。
埃德·卢比，一个举止文雅的男士，首先担心的是他那双黑色尖头皮鞋的洁净度。“看你往哪儿拖，”他操着鹩哥般的嗓音对清洁工说，“这可是50美元一双的鞋！”
埃德俯视着哈维。“天哪，”他说，“这就是那个一人军团啊。”然后，他问他的兄弟，哈维会不会说话、能不能听见。
“他们告诉我，他的听力还行。”队长说，“好像根本说不了话。”
埃德·卢比笑着对万普勒法官说：“叫我说，这样的人再好不过了。法官，你说呢？”
医生们的讨论会结束了，他们一致认为情况不乐观。医生返回到哈维身边。
卢比队长把年轻的米切尔医生介绍给他的兄弟，埃德。“埃德，这是镇上新来的医生。”卢比说。“他好像有点护着埃利奥特。”
“我想这是他当初誓言的一部分，对吧？”埃德·卢比说。
“你说什么？”米切尔医生说。
“不管他是什么人，也不管他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医生仍然要救死扶伤，是吧？”
“是的。”米切尔医生说。
卢比认识另外的两个医生，他们也认识他，但他们互相都不太喜欢对方。“你们两个也在给埃利奥特这家伙看病？”埃德问。
“没错。”其中一个答道。
“谁能告诉我这家伙出了什么事，要这么多医生赶过来给他看病？”卢比队长问。
“他的病非常复杂，”米切尔医生说，“非常棘手，非常微妙。”
“什么意思？”埃德·卢比问。
“是这样，”米切尔医生说，“现在我们差不多都同意必须立刻给这个人做手术，否则他很可能死掉。”
哈维被冲洗了身体，剃光了头，然后被推进那道双开门，放到了手术室耀眼的灯光下。
卢比兄弟俩被挡在了门外面。现在只有几名医生和护士在哈维的周围。他只能看见他们的眼睛、他们的口罩和身上穿的手术室的隔离服。
哈维一边等待戴口罩的麻醉师出现，一边默默地祈祷。他想起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埃利奥特先生？”米切尔医生说，“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哈维答道。
“你感觉怎么样？”米切尔医生又问。
“在上帝的手里。”哈维说。
“埃利奥特先生，你不是一个有重病的人。”米切尔医生说，“我们也没有打算给你做手术。我们把你弄到这儿是为了保护你。”手术台周围的眼睛不安地转动着。米切尔医生说出了他们不安的原因。“埃利奥特先生，我们在这里冒了相当大的危险。”他说。“我们无法知道你是不是应该受到保护，所以我们想再听一次你的故事。”
面对一双双滴溜溜转来转去的眼珠，哈维轻轻地摇了摇头，几乎让人察觉不到。“我没有故事。”他说。
“没有故事？”米切尔医生说，“我们为了你惹了这么大的麻烦，你居然说没有故事？”
“无论埃德·卢比和他的兄弟怎么说，那都是实情。”哈维说，“你们可以告诉埃德，我终于明白了。他怎么说都行。告诉他，我不会再给他惹任何麻烦了。”
“埃利奥特先生，”米切尔医生说，“我们这里不论男的还是女的，没有一个人不想看见埃德·卢比和他的同伙进监狱。”
“我不相信你们，”哈维说，“我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他摇了摇头。“就现在的状况，”他说，“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证明我的故事了。埃德·卢比已经说服了所有的证人。有一个目击证人我想我可以说服——他也死了。就在楼下。”
这一条消息让手术台边的人感到惊愕。
“你认识那个人？”米切尔医生问。
埃德·卢比当过阿尔·卡彭的私人保镖，后来自己干起了运贩私酒的营生，挣了不少钱。禁酒时期结束后，他回到老家伊利乌姆老磨坊镇。在这里，他盘下几家店，其中有一家是个餐馆，他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埃德·卢比牛排馆。这是一家很不错的餐馆，红色的前门上还有一副黄铜门环。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7点钟，哈维和克莱尔·埃利奥特把餐馆门上的铜门环打得啪啪响，因为餐馆的门锁着。他们是从30英里外的城里赶过来的。今天是他们结婚14周年，他们将要在卢比的牛排馆庆祝他们的第14个结婚纪念日。
哈维和克莱尔·埃利奥特有很多孩子，也有很多的爱，就是没有很多的钱，所以他们一年来这里一次其实是糟蹋钱。他们盛装打扮，带上从牙缝里省出来的20美元，像埃及的末代国王法鲁克和他的新女友一样，一路嘻嘻哈哈，驾车来到埃德·卢比牛排馆。
卢比牛排馆里亮着灯，还有音乐，停车场上停着很多车，哪一辆都比哈维和克莱尔他们的新好多。他们的是一辆旧式旅行车，车上的木质部分已经开始朽烂。
牛排馆显然在营业，但红漆大门就是推不开。哈维再次猛扣门环时，门开了。是埃德·卢比本人开的。埃德·卢比是一个长相凶狠、完全秃了顶的小老头儿，他个子不高，却很结实，长得像颗子弹。
卢比异常愤怒。“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想把人逼疯吗？”他说话像鹩哥叫。
“怎么了？”哈维说。
卢比嘴里骂骂咧咧，眼睛看着门环。“这东西马上就要掉了！”他说。“都是些笨蛋，像门上的门环。”他转过身对他身后的大个子打手说：“马上把它拆了！”
“是，先生。”打手说着转身回去找改锥。
“卢比先生？”哈维很茫然，但礼貌地问，“出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了？”卢比说，“是我该问你出什么事了！”他依旧看着门环而不是哈维和克莱尔。“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他说，“万圣节了还是怎么的？今天晚上是盛装打扮起来去敲人家的门直到把人逼疯的时候吗？”
拿盛装打扮挖苦人很明显是指克莱尔·埃利奥特，而且这一奚落也起到了作用。克莱尔容易受到攻击，不是因为她打扮得看上去滑稽可笑，而是因为她穿的那条裙子和她借的那件皮外套。克莱尔看上去并不俗气。谁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看上去也不会俗气。美丽是因为被生活所感动。克莱尔苗条，深情，非常乐观。岁月、家务和生活的烦恼带给她的，除了微不足道的劳累，就是让她的容颜不改。
对于卢比的挖苦，哈维·埃利奥特没有很快反应过来。他依然沉浸在结婚纪念日的好心情当中。所有的焦虑，所有可能遇到的不快都暂时搁到了一边。除了高兴事，哈维打算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他只想到餐馆里面去，那儿有音乐、美酒和佳肴。
“门推不开，”哈维说，“很遗憾，卢比先生，门推不开了。”
“不是推不开，”卢比说，“门锁了。”
“你——把门锁了？”哈维试探地问。
“这里现在是私人俱乐部，”卢比说，“会员都有一把钥匙。你有吗？”
“没有。”哈维说。“怎么——怎么才能弄到一把呢？”
“填一张申请表，交上100美元，然后等着看资格委员会怎么说。”卢比说。“要等两周，有时候得一个月。”
“100美元？”哈维说。
“我想，这里不是你们这种人享乐的地方。”卢比说。
“14年来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一直都是在这里过的呀！”哈维红着脸说。
“是的，我知道。”卢比说，“我清楚地记得你。”
“你记得我？”哈维又燃起了希望，问道。
这回卢比真的很过分。“是啊，款爷，”卢比对哈维说，“你一次给我25美分的小费，我——卢比，有你这个肥主，一次就给我25美分！朋友，我死也不会忘记你！”
卢比用他那短而胖的手不耐烦地做了一个扫地出门的动作。“二位不介意把路给让开吧？”卢比对哈维和克莱尔说，“你们把门堵住了，有会员要进来。”
哈维和克莱尔赶忙低声下气地往后退，让开路。
他们挡住的是两位大模大样走过来的会员。来者是一对中年夫妻，他们大腹便便，洋洋自得，两张胖脸就像两块廉价的馅饼。男的穿一身崭新的晚礼服，女的穿豆绿色的女夜礼服和油光发亮的黑貂皮大衣，看上去像条毛毛虫。
“法官，晚上好！”卢比说，“万普勒太太，晚上好！”
万普勒法官手里拿着一把金灿灿的钥匙。“我不必用这个了吧？”他说。
“因为要做一点小小的修缮，门碰巧是开着的。”卢比说。
“明白了。”法官说。
“我正要把门环卸下来。”卢比说。“老百姓来到这里，不信这是私人俱乐部，把门打得啪啪响，里边的会员都快要疯了。”
法官和他的太太不屑地看了哈维和克莱尔一眼。“我们不是第一个到，是吧？”法官问。
“警察局长已经到了一个小时了，”卢比说，“还有沃尔德伦医生、凯特、查尔夫，还有镇长，都在里面。”
“好了。”法官说，然后和他的太太走进去。
埃德·卢比的保镖手里拿着改锥回来了。
“埃德，这些人还在惹你不痛快？”埃德·卢比的保镖说。没等卢比发话，他便径直走到哈维身边。“走开，小子！滚！”他说。
“走吧，哈维，我们走吧。”克莱尔快要哭出来了。她说。
“没错，滚吧！”卢比说，“你们需要的是像日出饭店那样的路边餐馆。那儿有一块五一份的好吃的汉堡牛排，还有免费的咖啡。你在盘子底下丢个25美分，他们就会把你当大亨吉姆·布雷迪。”
哈维和克莱尔·埃利奥特回到他们的旅行车上。哈维又羞又气，有一两分钟都不敢开车。他双手颤抖着紧握起来，恨不得掐死埃德·卢比和他的保镖！
包含在那些不敬的、骂骂咧咧的只言片语中的信息之一，就是哈维曾经给过卢比25美分的小费。“14年前——我们的第一个结婚纪念日，”哈维说，“当时我给了他——25美分，他就记住了！” “如果他愿意，他有权把餐馆改成俱乐部。”克莱尔面无表情地说。
这时卢比的保镖已经拆完了门环，和卢比一起走进俱乐部，砰地把门关上。
“他肯定有权！”哈维说，“无疑，他有权利！但是他这个臭名昭著的卑鄙小人没有权利像刚才骂我们那样骂人！”
“他真恶心！”克莱尔说。
“没错！”哈维两手十指交叉着握在一起，砸到仪表盘上。“没错——他真恶心！让我们把卢比这样的卑鄙小人斩尽杀绝！”哈维说。
“看——”克莱尔说。
“看什么？”哈维问道，“还有什么能让我心情变得更好或者更坏的吗？”
“看看他们的会员都是些什么东西。”克莱尔说。
一男一女两名醉汉正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
男的正在给出租车司机付费，不料却把一大把零钱和俱乐部的金钥匙掉到了地上。他赶忙趴在地上找钥匙。
和他一起来的那个浪荡女人倚靠在出租车上，显然，她已经无法站立了。
男的拿着钥匙站起来，他为他找到钥匙得意洋洋。“伊利乌姆最顶级俱乐部的钥匙！”他对出租车司机炫耀说。
说完，他拿出钱包，要给出租车司机付钱，这才发现钱包里的钞票最小也是20美元的，司机找不开。
“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醉汉说，“我们进去拿零钱。”
醉汉和那女的顺着人行道跌跌撞撞走到俱乐部门口，男人胡乱地戳着钥匙，企图把它插进锁孔，但一次一次把它戳在红漆大门的木头上。“芝麻开门！”他哈哈大笑起来，钥匙就是插不进锁眼里。
“这就是他们这个俱乐部里的好人。”克莱尔对哈维说，“你不后悔我们不是会员了吧？”
醉汉终于把钥匙插了进去，一扭锁，门开了。他和那个女的差不多是跌进去的。
不一会儿，两个人又跌跌撞撞地被埃德·卢比和他的保镖赶出来了。
“出去！出去！”夜里，卢比的吼声显得格外响亮。“你在哪儿弄的钥匙？”没等醉汉回答，卢比一把抓住醉汉的衣领把他向后按到墙上。“在哪儿弄的？”
“哈利·瓦纳姆借给我的。”醉汉说。
“去告诉哈利，他不再是这儿的会员了！”卢比说。“谁把钥匙借给像你这样的流氓、醉鬼，就取消他的资格！”
之后，他把注意力转移到醉汉的同伴身上。“你永远也别在这里出现！”他对她说。“即使你陪着美国总统来，我也不会让你进去！这就是我把这个地方改成私人俱乐部的原因。我可以禁止像你这样令人讨厌的人入内，我没必要拿好吃的招待——”很明显，他说出了她所从事的职业。
“还有比这更糟的职业呢！”女的说。
“你说出来！”卢比说。
“我从不杀人！”她说，“你能这样说吗？”
这样的指责一点也没有让卢比感到不安。“你想去跟警察局长说吗？”他质问道，“你想去跟镇长说吗？你想去跟万普勒法官说吗？在这个镇上杀人可是重罪啊！”他走近那女的，上下打量着她。“你个多嘴婆！你个——”他又一次说出了她的职业。
“你让我恶心！”卢比又骂了一句。
说着，他使出浑身的劲儿，狠狠一巴掌打过去。这一掌只打得那女人天旋地转，身子一歪，一声不吭，倒在了地上。
醉汉见状，吓得从他的同伴身边、从卢比和他的保镖身边连连后退。他没有帮她，一心只想着自己赶快溜掉。
哈维·埃利奥特从车上跳下去，没等克莱尔来得及拉住他，就已经冲到了卢比面前。
哈维朝卢比的肚子狠狠打了一拳。那肚子像铸铁锅炉一样硬。
那种满足感是哈维记得再清楚不过的了，直到他回到车上还记忆犹新。车子很快就开走了。是克莱尔开的。
哈维懒洋洋地把隐隐作痛的头靠在他14年发妻的肩上。
克莱尔的脸被刚流下来的泪水弄湿了，但她没有哭。她不屈不挠，意志坚强。
她驾车飞速穿过卑劣、肮脏的伊利乌姆商业区。街灯很暗，一盏和一盏之间相隔很远。
一条废弃的有轨电车的轨道不时卡住这辆老旧的旅行车的轮子。
一家珠宝店门前的钟表停了，霓虹灯招牌在闪烁，一会儿变小，一会儿变红，“酒吧”“啤酒”“欢迎光临”“出租汽车”的字样轮流出现。
“我们现在往哪儿去？”哈维问。
“亲爱的，你感觉怎么样？”克莱尔问。
“不知道。”哈维说。
“你看你自己。”克莱尔说。
“看什么？”
“你的衬衣上满是血，好好一套衣服全毁了。”她说。“我在找医院。”
哈维坐起身来，动动肩膀、扭扭脖子，摸摸后颈。“医院？有那么严重吗？”他说。
“不知道。”克莱尔说。
“我——我不觉得很糟糕啊！”
“也许你不需要去医院，”克莱尔说，“可她需要。”
“谁？”哈维问。
“那个女的——那个女人，”克莱尔说，“车后面。”
哈维扭头往车后看，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浑身剧痛。
车后座被放平，做了一张汽车床。在那颠簸的、硬邦邦的床上，灰黄色毯上躺着那个被埃德·卢比打了的女人。她头枕着一件儿童风衣，身上盖着一件男式外套。
带她去金钥匙俱乐部的那个醉汉盘腿坐在那儿。那件男式外套就是他的。这是个大个子乡下人，脸色忧郁、苍白，游移迟钝的眼神告诉哈维，他和谁都不想说话。
“我们怎么把这两个活宝给搭上了？”哈维问。
“是埃德·卢比和他的朋友把他们当礼物送我们的。”克莱尔说。
她开始失去勇气，几乎又要哭出来了。“他们把你和那个女的扔进了车里，”她说，“他们说我要再不开走，就连我也打。”
克莱尔现在心烦意乱，车再也开不下去了。她把车停在路边，无声地哭着。 哈维正试图安慰她时，听见车后门开了又关上。大个子乡下人下了车。
他从那个女人的身上拿起他的外套，站在人行道上穿好。
“你打算上哪儿？”哈维说，“回来，看好那个女的！”
“老弟，她不需要我看了，”乡下人说，“她需要的是殡仪员。她死了。”
远处，警笛鸣响，警灯闪烁。一辆巡逻车开了过来。
“你的朋友警察来了。”那个男的说着拐进一条小巷，不见了。
警车小心翼翼地开到旅行车前面停下来。车顶上的警灯走马灯似的旋转着，把讨厌的蓝色投在街面和街边的建筑物上。
两名警察从车上下来，一人持枪，另一人手里拿着电筒。
“举起手来！不要耍花招！”一名警察说。
哈维和克莱尔赶忙举起手。
“你们是刚才在卢比金钥匙俱乐部闹事的吧？”这次问话的是一位警官。
“闹事？”哈维说。
“你肯定就是打那个女人的家伙！”警官说。
“我？”哈维说。
“他们把她放在车后边。”另一名警察说着打开旅行车后门。他看看那个女人，然后抬起她已无血色的手又放下。“已经死了。”他说。
“我们正要送她去医院。”哈维说。
“有用吗？”警官说，“打完之后再送去医院，有用吗？”
“我没有打她。”哈维说。“我为什么打她呢？”
“她对你妻子说了些你不爱听的话。”警官说。
“那是卢比，是卢比打的。”哈维说。
“除了几个小小的细节外，故事编得真像。”警官说。
“什么细节？”哈维问。
“目击证人！”警官说。“谈到目击证人，老兄，镇长、警察局长，还有万普勒法官和他的妻子，他们都看见是你打的！”
哈维和克莱尔·埃利奥特被带到了肮脏不堪的伊利乌姆警察局。
在那儿，采集了指纹之后，没人给他们东西擦拭手上的油墨。这种令人不堪忍受的羞辱发生得这么快，这么不可更改，哈维和克莱尔的反应是惊愕多于愤怒。
一切都是那么令人难以置信，那么突然，哈维和克莱尔只能像孩子一样坚守如下信条：清白的人没有什么好怕的。
克莱尔被带到另一间办公室接受询问。当她即将被带走的时候，她问哈维：“我应该说些什么？”
“告诉他们真相！”哈维说。之后他转身面对刚才带他进来、现在则负责看守他的警官说：“请问，我可以用一下电话吗？”
“请律师？”警官问。
哈维说：“我不需要律师，我想给我们家的保姆打个电话。我想告诉她我们迟一会儿回去。”
警官一阵哈哈大笑之后说：“迟一会儿？”警官脸上有一道疤，从面颊一直扯到肥厚的嘴唇、又从嘴唇一路延伸到结实的下巴上。“迟一会儿？”他重复道。“我说老兄，20年后再说回家吧。如果你运气好，也得20年。”
“我和那个女人的死没有关系。”哈维说。
“我们听听目击证人是怎么说的吧，好吗？”警官说。“他们一会儿就到。”
“如果他们真的看到了当时的情景，”哈维说，“他们来了后的五分钟我就可以回家。如果他们弄错了，或者他们真的认为他们看见是我打死了那女人，你们也可以让我妻子回去呀！”
“我来给你上堂法律课吧，老兄。”警官说，“在这起凶杀案中，你妻子是从犯。因为是她开车帮你逃跑的，她和你的罪一样重。”
哈维被告知在接受了警队队长的询问后，才可以想给谁打电话就打给谁。
一个小时后，轮到哈维去见警队队长了。他问警队队长克莱尔在哪里，队长告诉他克莱尔被关起来了。
“有必要吗？”哈维问。
“我们这儿有个有趣的惯例，”警队队长说，“凡是我们认为与凶杀案有关的人员一律羁押候审。”队长是个身材矮胖的小个子，秃顶。哈维发现他的嘴脸有点似曾相识。
“你的名字叫哈维·K.埃利奥特？”
“没错。”哈维说。
“声称之前从没有犯罪记录？”警队队长问。
“连违规停车的罚单都没有。”哈维说。
“这个我们可以查实。”
“希望你们能够。”哈维说。
“正如我对你妻子说的，”警队队长说，“试图把这种事嫁祸给埃德·卢比，你们真的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你们碰巧挑了一个镇上最受尊重的人。”
“我无意冒犯卢比先生——”哈维反驳说。
警队队长愤怒地在办公桌上猛砸了一拳，打断了哈维的话。“这些话我在你妻子那儿已经听够了！”他说，“我没必要再听你说！”
“要是我说的就是真话呢？”哈维问。
“你认为你们编的故事我们就没有核实吗？”队长说。
“和那个女的一块儿来的那个男人呢？”哈维说，“他会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试图找过他吗？”
警队队长用存心不良的眼神看着哈维。“没有什么男人，”他说，“她是一个人来的。乘出租车。”
“不是这样！”哈维说。“你去问问出租车司机，是有一个男人和她在一起！”
警队队长又在桌子上砸了一拳。“不要说我错了！”他说，“我们跟出租车司机谈过了，他发誓说她是一个人。我们不需要多少证人。出租车司机发誓说他也看见你打那个女人了。”
警队队长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一边接电话，一边看着哈维。“我是卢比队长。请讲。”他说。
然后他对站在哈维身后的警官说：“把这个混蛋弄出去！他让我恶心！把他关到楼下！”
哈维在推搡中走出了办公室，沿铁楼梯来到地下室，这里有几间牢房。
地下室的走道上只有两只裸露着的灯泡发出暗淡的光。地面上有积水，所以垫了几块木板。
“警队队长是埃德·卢比的兄弟？”哈维问警官。 “哪一条法律规定警察不许有兄弟？”警官反问道。
“克莱尔！”哈维大声喊道。他想知道他妻子到底被关在哪间牢房里。
“哥们，她关在楼上。”警官说。
“我要见她！”哈维说，“我要和她说话！我要确定她没事！”
“你的要求还挺多，是吧？”说着，警官一把将他推进狭小的牢房，砰地把牢门关上。
“我要行使我的合法权利！”哈维喊道。
警官哈哈大笑起来。“朋友，都有。你在这里干什么都行，”他说，“就是不能损坏公共财物。”
警官回楼上去了。
地下室好像再没有别人。他能听见的只有头顶上走路的脚步声。
哈维抓着牢门上的木栅栏，试图从脚步声里发现点什么。
有许多大男人走路的声音，有一个人转身出去了，又一个出去了。哈维想。
一个女人高跟鞋的走路声。这脚步声是那么轻快、自由，又那么有条不紊，不可能是克莱尔。
有人在移动一件笨重的家具。有什么东西掉到了地上。有人哈哈大笑起来。几个人突然站起身来，一齐往后挪着椅子。
此时哈维明白了什么叫活埋。
他大声喊起来。“嗨！上面的！救命啊！”他喊道。
附近传来了回应。另一间牢房里，有人懒洋洋地咕哝着什么。
“谁？”哈维问。
“睡觉吧。”那个声音说。这声音是那么烦躁、迟钝和困倦。
“这是个什么镇子？”哈维说。
“什么是什么镇子？”那声音问，“你有位高权重的朋友吗？”
“没有。”哈维说。
“那这就是个烂镇子。”那声音说，“再睡一会儿吧。”
“他们把我妻子关在楼上，”哈维说，“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得做点什么。”
“那你就喊吧。”那声音说。之后，传来一声惨淡的笑。
“你认识埃德·卢比吗？”哈维问。
“你的意思是问我知不知道他是谁？”那声音说。“谁不知道。你的意思是问他是不是我的朋友？如果是的话，你想我会被关在这下面吗？如果是的话，我早就在埃德的俱乐部吃免费的牛排，把我关进来的那个警察早就被打得半死了。”
“埃德·卢比真的那么有权势吗？”哈维问。
“有权势？”那声音说，“你说埃德·卢比？你没听说过那个升天的精神病医生的故事吗？”
“怎么回事？”哈维问。
于是那声音给他讲了一个古老的故事。是地方版的。“精神病医生死了，升了天，明白吗？圣彼得看见他便高兴得不得了，好像上帝有什么精神病需要治疗似的。精神病医生问圣彼得上帝有什么症状，圣彼得对着他的耳朵悄悄地说：‘上帝以为他就是埃德·卢比。’”
那个有条不紊的高跟鞋又咯噔咯噔地从地板上走了过去。电话铃响了。
“一个人怎么可能这么有权势呢？”哈维问。
“在伊利乌姆，埃德·卢比就是一切。”那个声音说。“刚才那个故事的答案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吧？大萧条期间埃德回到这里，带回了他在芝加哥运贩私酒挣到的所有的钞票。当时的伊利乌姆百业不兴，许多店铺等着盘出，于是埃德·卢比就全部买了。”
“我明白了。”哈维说。他开始明白埃德·卢比会有多么可怕。
“有趣的是，”那声音继续说道，“和埃德相处融洽的人都对埃德言听计从，说埃德喜欢听的话。这么一班人在老伊利乌姆过得很开心。就拿警察局长来说吧，他一年工资八千美金，已经当了五年。他把他的工资管理得那么好，以至于他已经有了一套价值七万美元的住房，而且全额付清。他有三辆汽车，在鳕鱼湾有一处避暑山庄，一艘30英尺长的游艇。当然了，卢比的兄弟比他混得还好。”
“就是那个警队队长？”哈维问。
“当然。那个队长逮住什么捞什么。”那声音说，“他才是真正操控警察局的人。现在他拥有伊利乌姆大酒店、出租车公司，还有WKLL广播电台，就是那个《伊利乌姆友好之声》。
“在伊利乌姆还有一些人混得也不错，”那声音继续说道，“像老万普勒法官，还有镇长——”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哈维紧张不安地说。
“别浪费时间了。”那声音说。
“就没有人反对卢比？”哈维问。
“没有。”那声音说。“我们再睡一会儿吧，嗯？”
十分钟后，哈维被带回到楼上。尽管带他的还是关他到这里的那个警官，但这一回没有推搡他，态度也好了许多，甚至还有点歉意。
卢比队长在楼梯的顶头迎接他们。他的态度也变得好多了。他劝哈维把他看作一个虽然爱开玩笑，但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的大男孩。
卢比队长把手搭到哈维的肩膀上，笑眯眯地说：“我们对你粗鲁了，埃利奥特先生。我们知道。对不起。但是你得明白，有时候警察不得不粗鲁，特别是在凶杀案的调查中。”
“那样是可以接受的，”哈维说，“但是你们对被冤枉的人动粗可就不行了。”
卢比队长像个哲学家一样耸耸肩膀。“被冤枉了？也许吧，也许没有，”他说，“那得由法官来定。”
“如果不得不走到那一步的话。”哈维说。
“我想可能的话，你最好尽早和律师谈谈。”警队队长说。
“我也这么想。”哈维说。
“现在局里就有一个，如果你想聘用他的话。”警队队长说。
“是埃德·卢比的又一个兄弟吗？”哈维问道。
卢比队长看上去显得很惊讶，接着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我不会因为你这么说而责备你，”他说，“我能想象你的心情。”
“你能？”哈维说。
“你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陷入了困境，”警队队长说，“突然看来好像每个人都叫卢比。”说着又哈哈大笑起来。“只有我和我兄弟——就这么两个卢比——再没有了。外面这个律师，不但不是我的亲戚，而且对我恨之入骨，对埃德也是。这让你感觉好一点吧？” “也许。”哈维小心回答道。
“‘也许’是什么意思？”警队队长问，“你要还是不要？”
“和他谈了以后我会让你知道。”哈维说。
“去告诉赖明，我们可能给他弄来一个客户了。”警队队长对警官说。
“我想要我的妻子也到这儿来。”哈维说。
“那是自然的，”警队队长说，“这没有什么可争辩的，她马上就来。”
在克莱尔还没到来之前，律师就被带进来，介绍给了哈维。律师叫弗兰克·赖明。赖明夹着一只破旧的黑色公文包，包里好像没多少东西。这个小个子男人长得像一只梨。
赖明名字的大写字母印在公文包的一个面上。他衣衫破旧，松松垮垮，说话气喘吁吁。他留着超大号的胡子，这也许就是他具备胆量和风格的唯一的外在符号了。
他张嘴说话时，发出的声音深沉浑厚，显得那么无畏。他问哈维是否曾被人恐吓或者伤害过，无论是什么方式。他和卢比队长以及那位警官说话时，那种口气好像是这两位遇到麻烦了。
哈维开始感觉好多了。
“请诸位先生出去一下，”赖明说。他以极大的讥讽称警察为“先生”。“我想和我的当事人单独谈谈。”
两位警察顺从地走开。
“你无疑是一缕清风。”哈维说。
“有人这么说我还是第一次。”赖明说。
“我刚才已经开始纳闷，我这是在纳粹德国吗？”哈维说。
“听起来好像你以前从没有被羁押过。”赖明说。
“从来没有。”哈维说。
“总会有第一次。”赖明和蔼地说。“指控你什么？”
“他们没告诉你？”哈维问。
“他们只说他们这里有人需要请律师，”赖明说，“我在这里本来是要办另一起案子。”说着他坐了下来，把那只软塌塌的公文包靠在椅子腿上。“他们指控你什么罪名？”
“他们——他们一直在说凶杀。”哈维说。
这一信息只让赖明略微为难了一下。
“伊利乌姆的警察都是些低能儿，”赖明说，“对他们来说什么都是凶杀。你和这事有什么关系吗？”
“没关系。”哈维说。
“他们说你和这事有什么关系？”赖明问。
“我的拳头。”哈维说。
“在斗殴中你打了人——而且把人打死了？”赖明问。
“我没有打人！”哈维说。
“好吧，好吧，好吧。”赖明安慰哈维说。
“你和这些人是一起的？”哈维问，“你也是这场噩梦的一部分？”
赖明歪着脑袋。“也许你最好解释一下这句话。”他说。
“我听说伊利乌姆镇上的人都在为埃德·卢比效劳，”哈维说，“我想你也是。”
“我？”赖明说，“你在开玩笑吧！你刚才听到我怎么和卢比的兄弟说话的，换成埃德·卢比，我也是这样。我不怕他们。”
“也许——”哈维注视着赖明，他真心想相信他。
“聘我吗？”赖明问。
“律师费多少？”哈维问。
“先付50美元。”赖明说。
“意思是马上就付？”哈维问。
“要和我做生意，”赖明说，“要不马上付，要不就永远也别付。”
“我现在身上只有20美元。”哈维说。
“眼下这就够了。”赖明伸出他的手说。
就在赖明要把钱放进钱包时，一个穿高跟鞋的女警察带着克莱尔·埃利奥特进来了。
克莱尔脸色雪白，一直等到那个女警察出去之后才开口说话。说话时，她的声音沙哑，有些歇斯底里。
哈维抱住克莱尔，鼓励她说：“我们现在有律师了，我们没事了，他知道怎么做。”
“我不相信他，我不相信这里的任何人！”克莱尔眼睛睁得大大的。“哈维！我必须和你单独说！”
“我马上出去，”赖明说，“要我进来的时候叫我。”他把他的公文包留在原地。
赖明一出去，克莱尔就问哈维：“有人恐吓你吗？”
“只有些粗暴的言语。”哈维回答说。
“有人恐吓说要杀死你吗？”克莱尔又问。
“没有。”哈维说。
克莱尔悄悄对哈维说：“有人恐吓我说要杀了我，还有你——”说到这里，克莱尔崩溃了。“还有孩子们。”她断断续续地小声说道。
听了此话，哈维火冒三丈。“谁？”他大喊道，“谁这样恐吓你？”
克莱尔赶忙用手捂住他的嘴，恳求他安静点儿。
哈维推开她的手。“谁？”
这回克莱尔甚至连声音也没有了，只是动动嘴唇，无声地说：“队长。”她抱住他耳语道：“求你了，我们说话得小声点，我们得冷静，动动脑筋，我们得编个新说法。”
“关于什么？”哈维问。
“关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啊。”她摇摇头说，“我们永远不准说出真相。”
“天哪！”哈维说，“这是在美国吗？”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美国，”克莱尔说，“我只知道我们得编一个新故事——否则——否则将要发生一件可怕的事情。”
“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哈维说。
“但更可怕的事情可能还在后面呢。”克莱尔说。
哈维用手后掌揉揉眼眶，努力想了想。“如果他们正试图那么费尽心机地吓唬我们，”他说，“他们肯定也害怕得够呛，我们肯定可以做许多对他们不利的事情。”
“怎么做呢？”克莱尔问。
“坚持真相。”哈维说。“这相当简单。不是吗？这就是他们想要我们闭嘴的原因。”
“我不想危害别人，”克莱尔说，“我只想从这里出去，我只想回家。”
“没错，”哈维说，“现在我们有了律师。这就是开始。”
哈维喊赖明进来。赖明搓着手走进来，高兴地说：“秘密会议结束了？” “结束了。”哈维说。
“对，在他们的地盘上保密很重要。”赖明说，“不过我强烈建议你们不要对律师保密。”
“哈维——”克莱尔提醒说。
“他说得对，”哈维说，“你不懂。他是对的。”
“她喜欢隐瞒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吗？”赖明说。
“她受到了恐吓。就是因为这个。”哈维说。
“受到了谁的恐吓？”赖明问。
“不要告诉他。”克莱尔恳求哈维。
“这个我们稍后再谈。”哈维说，“赖明先生，事实是我没有犯他们强加在我头上的杀人罪。不过我和我妻子确实看见谁杀了人，但是，如果我们把看到的说出来，就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恐吓。”
“不要说了，”克莱尔说，“哈维——不要说了。”
“埃利奥特太太，我向你保证，”赖明说，“无论你和你丈夫跟我说了什么，我都不会说出去。”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为他的诺言感到骄傲。他看上去真是个让人非常心动的人。“现在可以告诉我谁是真正的杀人凶手了。”
“埃德·卢比。”哈维说。
“你再说一遍？”赖明木然了。
“埃德·卢比。”哈维说。
赖明一下子跌坐下来，像被抽干了血一样，顷刻间衰老了许多。“我明白了。”他说。现在那声音像掠过树梢的风一样，一点也不深沉。
“我听说，”哈维说，“他是这四邻八乡一个有权势的主儿。”
赖明点点头。“你的消息没错。”他说。
哈维开始讲卢比是怎样打死那个女人的时候，赖明阻止了他。
“你这是怎么——怎么回事？”哈维问。
赖明对他惨淡地笑了笑。“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他说，“但是也是——但是也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这么说，你也在为他效力？”哈维问。
“也许我——毕竟——”赖明说。
“你明白了吧？”克莱尔对哈维说。
赖明拿出钱包，把那20美元退给哈维。
“你不干了？”哈维问。
“这么说吧，”赖明沮丧地说，“从现在起，你从我这里得到的任何建议，一律不收费。我不是这起案子的律师了，而且我提供的任何建议都与法律没有多大关系。”他摊开手。“朋友，我是个见钱眼开的律师。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如果你所说的是真的——”
“是真的！”哈维说。
“那么你就需要一个能与整个镇子抗衡的律师。”赖明说。“因为埃德·卢比是这个镇子。我在伊利乌姆赢过好多案子，不过它们都是埃德·卢比不在乎的案子。”他站起身来。“如果你所说的是真的，那么这就不是一起案子，而是一场战争了。”
“我该怎么办？”哈维问。
“埃利奥特先生，”赖明说，“我给你的建议是，像你妻子一样害怕吧。”
赖明点了点头，然后匆匆地离去。
几分钟后，警官进来带着哈维和克莱尔穿过一道门，进入一个房间。房间里的泛光灯大开着，照得他俩睁不开眼睛。黑暗处传来几声低语。
“这是什么地方？”哈维的手臂搂住克莱尔说。
“叫你说话你再说。”这是卢比队长的声音。
“我需要律师。”哈维说。
“你不是有过一个吗？”警队队长说。“赖明怎么了？”
“他不干了。”哈维说。
有人又在窃笑。
“有意思吗？”哈维苦涩的声音说。
“闭嘴！”卢比警队队长说。
“这有意思吗？”哈维对着黑暗处说。“站在这里的是一男一女两个人，他们一生中从没有犯过法，现在被指控杀死了一个他们试图救助的女人——”
卢比队长从黑暗处冒了出来，把右手里的一样东西展示给哈维看。这是一块8英寸长、4英寸宽、半英寸厚的橡皮板。
“这就是我称之为‘卢比队长牌’自作聪明者的兴奋剂。”警队队长说。他把橡皮板在哈维脸上轻轻地拍了拍。“你想象不出来这东西一板子下去有多疼，”他说，“每次我使用它的时候都感到奇怪。往这边站！站直了。把嘴闭上，面向证人！”
从黏糊糊的橡皮板接触他面颊的那一刻起，他就下定决心要越狱，要逃走。
警队队长返回到黑暗之中时，哈维逃跑的决心已经成为了一种执念。他别无他策了。
黑暗处一个清晰、自豪的男人的声音说，他看见哈维打了那个女人。他自报家门说是伊利乌姆镇的镇长。
镇长的妻子很荣幸地表示支持她的丈夫。
现在，哈维既不反对也不抗议，他正一门心思、尽其所能地辨认强光后面都有些什么。有人从另一个房间进来，告诉哈维门在哪儿，门那边有什么。
在门那边，他看见一个门厅，门厅的外边，他看见了广阔的田野。
接着，卢比队长问万普勒法官是否看见哈维打那个女的了。
“看见了。”这个胖男人认真地说，“我还看见是他妻子帮他逃走的。”
该万普勒太太说话了。“没错，就是那两个人，”她说，“这是我这一辈子看见过的最可怕的事情。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哈维试图辨认出第一排的人和他要越过的第一个人。他能确定的唯一一个人就是那个穿着高跟鞋的女警察。她正在记录刚才所有人的发言。
哈维决定30秒钟后就跑。
他开始数秒。
第二部
哈维·埃利奥特和他妻子克莱尔站在耀眼的泛光灯前。一生中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他，在即将越狱前，在逃脱谋杀的指控前，正数着秒。
现在，他在听所谓的见证他有罪、实际上他才是真正犯有凶杀罪的那个人发言。埃德·卢比，在强烈的灯光后面的某个地方，讲述着他编的故事。他的兄弟，伊利乌姆警察局的队长，不时地向他提一些看似有用的问题。
“三个月前，我把我的餐馆改成了一家私人俱乐部，”埃德·卢比说，“把一切不良分子挡在了外面。”卢比这个阿尔·卡彭曾经的枪手才是真正的不良分子。 “我想那儿站的那两个人，”他指的是哈维和克莱尔。“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或者，他们认为这并不适用于他们。他们不是坏人。不管怎么说，反正今天晚上他们来了，当他们得知不能进去的时候，变得非常恼火，在俱乐部前面长期逗留，不肯离去，还羞辱俱乐部的会员。”
“以前你见过他们吗？”队长问道。
“这地方成为私人俱乐部之前，这两个人通常一年来一次。”卢比说，“我之所以年复一年地记得他们，是因为这个男人常常喝醉，而且喝醉以后就在我这里耍酒疯，变得很凶恶。”
“很凶恶？”警队队长问。
“他就打架，”卢比说，“而且不仅仅打男的。”
“那么今天晚上又是怎么回事？”队长问。
“这两个人在俱乐部门前逗留，给会员们惹事，”卢比说，“这时一名女士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是独自一个人。我不知道她来干什么，我想是在接路边的什么人吧。反正她也停了下来，因此，我的俱乐部外面就有了三个人停留在那里。后来他们就争吵起来了。”
让哈维·埃利奥特感兴趣的是，卢比讲的这个故事对房间里的情绪产生了影响。哈维看不见卢比，但是他感觉得到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看着这个男人。他们被他蛊惑了。
哈维觉得，逃跑的时候到了。
“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并不想要你们相信我的话，”卢比说，“因为我知道有人声称是我打了那个女的。”
“我们已经有了其他目击证人的证词了，”警队队长同情地说，“你说吧，跟我们说出你的看法，我们会去核查的。”
“那好吧，”卢比说。“从出租车上下来的那个女士对着那一个女士——就是站在那儿的那个女士——”
“——埃利奥特太太。”警队队长说。
“是的。”卢比说，“她说了埃利奥特太太一些埃利奥特先生不喜欢听的话，接下来我知道的是，埃利奥特先生就拖拽她，并且——”
哈维·埃利奥特突然冲向泛光灯，冲进模糊不清的黑暗，冲向房门，奔向自由的远方。
哈维躺在二手车停车场一辆老旧的小轿车下面。他距离伊利乌姆警察局有一个街区远。他的耳边一片喧嚣，他的胸部不停地颤抖。越狱仿佛发生在数百年前。他毫不费力地撞开了挡路的人、门、家具，这些被他撞得七零八落，像飘落的树叶。
接着枪声大作，子弹好像就从他脑袋边飞过。
夜幕降临了，人们还在呐喊。哈维静静地躺在小轿车下面。
一个清晰的影像出现在他梦幻般的狂奔中——就那么一个。他十分清楚地记得那个女警察的脸，她是隔在他和自由之间的第一人。哈维把她甩进泛光灯炫目的强光里时，他看见了她乌青、惊愕的脸。
这也是他所看到的唯一的一张脸。
搜捕哈维（这是哈维所听到的情况）听起来是多么可笑、草率、令人沮丧。当他恢复了精力和理智时，他感到不可思议。他想大喊！他想大笑！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取胜了。他还要到州警察局去，他要带州警察局的警察回来，回到伊利乌姆来解救克莱尔。
之后，他将尽自己的能力聘用最好的律师，洗清自己的罪名，把卢比送进监狱，并且要求腐败成风的伊利乌姆镇赔偿他一百万美金。
哈维在车下面向外窥视，他发现追捕他的那些人并没有朝他这边来。他们互相指责着，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孩子气地抱怨对方让他逃走了。
哈维从小轿车下面爬出来，蹲在地上，留心地听了听，然后在灯光的阴影里像侦察兵一样警觉地向前移动。城市的那些微弱的灯光刚才还是他的敌人，现在变成了他的朋友。
他背靠被煤烟熏黑的墙壁慢慢向前走着，然后快速地闪躲，跑进一处颓败房屋的门洞。他意识到，单纯的灾祸也是朋友。避开它、战胜它、摧毁它，可以赋予人生不可思议的价值。
一张报纸被晚风吹着，飞滚过去，仿佛也在以它卑劣的方式离开伊利乌姆。
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声枪响。哈维不知道他们在朝什么开枪，或者什么被打死了。
伊利乌姆镇上没有几辆汽车在行驶，甚至连行人也寥寥无几。一对不修边幅的情人在离哈维不到几英尺的地方默默走过。他们连看也没看他一眼。
一个东倒西歪的醉汉看见哈维，嘴里嘟嘟囔囔地骂了几句，然后蹒跚着走开。
警笛大作。一辆又一辆警车从伊利乌姆警察局驶出后分散而去，它们呆头呆脑地用警笛声和警灯将自己的行踪昭告天下。
在哈维前面不远的地方，一辆警车横在路上，构成了一道喧嚣、闪烁的路障。它堵住了一条铁路路基土堤下面的通道。警察所做的事情多数还是聪明的，他们的警车把哈维的路给拦住了。
在哈维看来，这条路基就是赫然矗立的万里长城，城那边是他向往的自由。他必须认为自由离自己已经很近了，只有一步之遥。实际上，在这段高高的土垒那边还是伊利乌姆镇，只是有着更多昏暗的街灯和更多颓败的街道。希望，真正的希望，在遥远的地方，远远超过了几英里，超过了高速公路。他的希望在反应快捷、清正廉明的州警察局。
但是，哈维现在不得不骗自己，他只要穿越或者跨越这条土垒就行了。
哈维蹑手蹑脚地走到铁路路基旁，沿煤渣的地面悄悄离开这条有警察把守的通道。
他发现，又一条铁路路基土堤下面的通道也被警车堵死了。他能听见有说话的声音。他听出来了，这是卢比队长。
“就别费神要活捉他了，”队长说，“这对他本人，对其他活着的人都没有好处。就当帮纳税人的忙了，格杀勿论。”
什么地方传来火车的汽笛声。
哈维看见一个穿过铁路路基的涵洞。最初，看上去这个涵洞好像离队长站立的地方很近，后来队长打着一支强光手电筒快步走近涵洞时，借着他的手电光，哈维看见了那条专为涵洞开挖的沟渠。沟渠穿过一片扔着许多油桶和杂乱无章垃圾的田地，通向远方。
队长把手电筒关掉后，哈维爬上田地，爬到沟渠边，然后滑进沟渠里。沟渠很浅，又湿又滑。哈维朝涵洞口慢慢爬去。 呼啸的火车越来越近，车速终于在刺耳的咣当声中慢下来。
当火车行至头顶，嘈杂声震耳欲聋时，哈维钻进了涵洞。在涵洞的另一端冒出头来的时候，他根本不考虑那边会不会有人伏击，而是立即沿煤渣斜坡向上攀爬。
哈维抓住了一列运行中火车车厢旁锈迹斑斑的铁扶梯。
似乎过了好久好久，这列行动缓慢的火车才载着哈维离开了伊利乌姆。现在，它正“怨声载道”地穿行在看似没完没了的荒漠、森林和荒野之中。夜风中，哈维的眼睛针刺一样疼，但他还是努力睁大了眼睛，搜索前方的亮光和任何动静，搜寻将帮他解救妻子的另一个世界的踪迹。
火车行到铁路的一段弯道上时，哈维看见了灯光。就在荒无人烟的乡村中，那些灯光看上去像狂欢节一样热闹。
造成这一错觉的东西其实是铁路和公路交叉口的信号灯和停在信号灯前的一辆小车的大灯。
当无盖货车厢吱吱嘎嘎地通过路口时，哈维从火车上跳下去，然后就地打了个滚。
他爬了起来，摇摇摆摆向停在路口的小车走去。借着小车的大灯，他看见开车的是个年轻女子。
他能看得出来她很害怕。
“喂！等一等！拜托了！”哈维说。
火车的最后那节车厢一过去，那女子猛地挂上挡，汽车从哈维身边飞速冲过路口，后轮带起的煤渣溅到了哈维的眼睛里。
清理完眼里的煤渣，他发现小车的尾灯早已消失在夜色里。
火车也走远了。
红色信号灯也灭了。
哈维孤零零地站在北极一样寂静、寒冷的乡野里，放眼望去，哪儿也没有住户的灯光。
远处传来火车凄凉的汽笛声。
哈维把手放到脸上。脸颊很湿，也很脏。黑沉沉的四野让他又想起了伊利乌姆的噩梦。他把手捂在脸上，仿佛只有这双手和这张脸才是真的。
他开始向前走。
再没有汽车开过。
他吃力地走着，不知道现在身处何方，也不知道他要去向何方。有时候他觉得他听到了远处繁忙的公路上车轮碾压发出的沙沙声，看见了忽明忽暗的车灯。
其实什么也没有。
他来到了一家黑洞洞的农舍旁。屋里，收音机嗡嗡地响着。他走上前去敲门。
有人窸窸窣窣地在动。收音机关了。
哈维又敲了几下。门上格子里的玻璃松了，哈维敲门的时候，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他把脸贴近了玻璃，看见里面有香烟头发出的微光，那点亮光只够照到它所在的烟灰缸的边缘上。
哈维又敲了敲门。
“进来吧，”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门没锁。”
哈维进到屋里。“你好吗？”他说。
没有人给他开灯，叫他进来的人也没有问他是谁。哈维犹犹豫豫地转过身，对着黑洞洞的屋里说：“我想用一下你的电话。”
“不许扭头！”声音是从他的身后传来的。“埃利奥特先生，我有一杆双筒猎枪对着你的后腰，你要有任何反常举动，我会立刻把你打成两半！”
哈维举起手。“你知道我的名字？”他问道。
“这是你的名字？”那声音说。
“是的。”哈维说。
“好了，好了，”那声音咯咯地笑着说，“我一个糟老头子，老婆死了，朋友没了，孩子也走了，正想着要在自己身上用这支猎枪呢。你看，我差点错过了！这正好证明——”
“证明什么？”哈维问。
“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什么时候走运。”
天花板上的灯亮了。那灯就在哈维的头顶上。他抬头看了看。因为害怕被一枪打成两半，他不敢往后看。那灯本来应该有三只灯泡，但现在只剩下一只。从那两个隐约可见的灰点，哈维可以看出少了两只。
磨砂玻璃罩上满是小虫子尸体投射过来的影子。
“如果你想的话，可以往后面看，埃利奥特先生，”那声音说。“你亲眼看看我有没有枪。”
哈维慢慢转过身，看见一个皮包骨头的老人。老人满嘴雪白的假牙看上去叫人恶心。他手里真的握着一支猎枪——一件生了锈的、千疮百孔的老古董，装饰花哨的拱形击锤已经扳起来了，随时准备击发。
老人面带恐慌，但是心情很好，甚至有些兴奋。“埃利奥特先生，不要惹麻烦，”他说，“我们会相处得很好的。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八次勇敢地爬出战壕，朝着敌方冲锋的男人，不是一个吓得不敢开枪的胆小鬼。开枪杀人的事我以前不是没干过。”
“好吧——不惹麻烦。”哈维说。
“你不是我开枪打死的第一个人，”老人说，“就此而言，也不会成为第十个人。”
“我相信你。”哈维说。“我可以问你一下你怎么那么巧，知道我的名字呢？”
“收音机。”老人说。他朝一把扶手椅打了个手势。椅子的坐垫已经绽裂，弹簧也开始失去弹性了。“埃利奥特先生，你最好坐下。”他说。
哈维照办了。“收音机里有有关我的消息？”他问。
“我想有。”老人说。“我想电视上也有。我没有电视。像我这把年纪的人，没必要装电视，有收音机就行。”
“收音机里怎么说我？”哈维问。
“杀了一个女人，越狱了，”老头说，“你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都值一千美元。”老人用枪继续指着哈维，朝电话机走去。“埃利奥特先生，你是个幸运的人。”
“幸运？”哈维说。
“这是我说的。”老人说。“全县的人都知道有一个疯子跑了。收音机里一直对他们说：‘锁好门窗，关掉电灯，待在家里，不要让陌生人进来。’实际上，无论你朝哪家走去，他们都会先开枪，再问话。幸运的是，你走到了一个不容易恐慌的人的家里。”说着，老人从电话架上拿起话筒。
“我这辈子从没伤害过任何人。”哈维说。
“这是收音机里说的。”老头说。“说你是今天晚上刚刚疯了的。”他拨通了接线员，说：“给我接伊利乌姆警察局。” “等等。”哈维说。
“你想要拖延时间，计划如何杀了我吗？”老头说。
“州警察局——给州警察局打！”哈维说。
老头摇摇头，狡谲地笑了。“那笔赏金不是他们提供的。”
电话通了。老头告诉伊利乌姆警局他们在哪儿可以找到哈维。他还一再说明他的住处。伊利乌姆警察局要进入一个他们不熟悉的地区，这儿可不是他们的辖区。
“现在他完全安静下来了。”老头说，“我让他完全安静下来了。”
这是事实。
一场非常艰难的游戏即将结束，哈维感到非常放松。放松是死亡的近亲。
“发生在一个老头身上的趣事，恰好在他快要死的时候。”老头说，“现在我有一千元了，相片要上报纸了——上帝知道一切——”
“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吗？”哈维说。
“打发时间吗？”老头和蔼地说，“怎么都行，只是你要坐在那椅子上别动。”
于是哈维给他讲了他的故事。他讲得很动人。他为自己的故事吃惊，由于吃惊，愤怒和恐惧再次开始渗入到他的体内。
“你一定要相信我！”哈维说，“一定让我给州警察局打个电话！”
老头哈哈地笑起来。“你说一定？”
哈维说：“你不知道伊利乌姆是个什么样的镇子吧？”
“我想我知道，”老头说，“我在那里长大，而且我父亲、我爷爷也在那里长大。”
“你知道埃德·卢比给镇子上带来了什么吗？”哈维说。
“噢，偶尔也听到一点。”老头说。“我知道，他捐给镇医院一栋新侧楼。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还在那栋侧楼上住过。要我说，他是个慷慨的人。”
“即使我告诉了你我说的这些，你还会这么说吗？”哈维说。
“埃利奥特先生，”老头带着诚挚的同情说，“我认为你现在的状况不适合谈论谁好谁坏。由于我也曾经疯过，我说这话的时候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我没有疯。”哈维说。
“当时我也这样说，”老头说，“他们照样把我送进疯人院。我也有过头条新闻，那全是他们编的，他们穿一条裤子编的。”老头摇摇头。“你的故事我也信。埃利奥特先生，我的意思是说，我信。”
“我告诉你，我没有疯。”哈维说。
“那应该由医生来说，不是吗？”老头说。“埃利奥特先生，你知道什么时候他们才让我从疯人院出来的吗？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让我出来，说我可以回家见我的妻子和家人的吗？”
“什么时候？”哈维问。他的肌肉正在缩紧。他知道他即将再次冲破死亡——冲破死亡，进入黑暗。
“在我终于能够明白没有人真的想把我关在里面的时候，”老头说，“在我明白那些都是我的脑子自己想出来的时候，他们才让我回了家。”老头打开收音机，“我们等待的时候听听音乐吧，音乐总没坏处。”
收音机开始播放愚蠢至极的少年爱情音乐，然后是这样一段新闻：
“伊利乌姆警察局认为他们正在接近逃亡的疯子哈维·埃利奥特。此人今晚在伊利乌姆镇金钥匙私人俱乐部门外杀死一名妇女。现提醒广大听众，请继续关注此人，锁好各家门窗，发现形迹可疑者立即报警。此人诡计多端，非常危险。伊利乌姆警察局局长将此人描述为‘疯狗’，并提醒大家不要尝试以礼规劝此人。该警察局已对埃利奥特提出一千美元的悬赏。无论死活。
“这里是WKLL广播电台，《伊利乌姆友好之声》，”播音员说，“电话860，我们将为你提供全天候的新闻和音乐的听觉享受。”
就在这个时候，哈维朝老头扑了过去。
哈维把猎枪撞到一边。双筒猎枪发出一声巨响。
强大的冲击力在房子一侧的墙上撕开一个大洞。
老头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不知所措。他无力地握着那杆猎枪。哈维解除他的武装，拿着枪从后门走出去的时候，他没有做任何反抗。远处公路上传来警笛的声音。
哈维跑进屋后的小树林，但是接着他就明白过来，在树林里他很快就会成为卢比队长和他手下的猎物。他应该出其不意。
于是哈维绕回到公路边，躺在路边的沟里。
三辆伊利乌姆镇警车威武地停在老头的屋前。警车开过去的时候，其中一辆的前轮离哈维的手只有不到一码的地方。
卢比队长领着他的勇士们下车后直奔老头的屋子。蓝色的警灯闪烁，制造出一个噩梦般的效果。
一名警察留在外面，坐在离哈维最近的那辆警车的方向盘后面，全神贯注地看着那屋和进屋去抓人的警察。
哈维悄悄地从沟里爬起来，用那把没装子弹的猎枪对准警察的后脖子，平静而又客气地说：“警官先生？”
警官扭头一看，一支锈迹斑斑的双管猎枪正对着他呢。枪管足有榴弹炮口那么大。
哈维认出了他。他脸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从面颊一直延伸到嘴唇。他和克莱尔就是这位警官逮捕的。
哈维坐到车的后排座位上。“走吧！”他坦然地说。“车灯关掉，慢慢起步。别忘了，我有精神病。如果我们被抓，我就先打死你。好了，我们看看你能多么悄无声息地离开，然后再看看你的车能开多快。”
伊利乌姆镇警车沿着高速公路飞速行驶。后面没有人追赶。所有车辆都靠边让道。
警车正在开往离这里最近的州警察局警营的路上。
开车的警官身体强壮，但他很识时务。他完全按哈维的要求做。同时，他也让哈维知道他并不害怕。他说他很高兴。
“埃利奥特，你认为你这样做能得到什么？”警官问。
哈维在后座上动了动身子，好让自己坐得更舒服点。“它会让许多人得到许多东西。”哈维认真地说。 “你认为州警察局对一个杀人凶手会比我们更宽宏大量吗？”警官问。
“你知道我不是杀人凶手。”哈维说。
“不是越狱犯吗？不是绑匪吗？嗯？”警官说。
“我们等着看吧。”哈维说。“我是什么样的人，马上就会见分晓。大家是什么人，马上就清楚了。”
“埃利奥特，你想听听我的建议吗？”警官问。
“不想。”哈维说。
“如果我是你，我他妈的就从这个国家消失得干干净净。”警官说。“毕竟你已经犯了错误了，朋友，你没有机会了。”
哈维又开始焦虑起来，头一阵阵地疼，脑门后面的伤口像针扎一样，仿佛要裂开似的，头晕目眩时缓时重。
哈维忍住眩晕，问警官：“一年里你有几个月在佛罗里达度假？你妻子有漂亮的毛皮大衣和六万美元的房子吗？”
“你真的疯了。”警官说。
“你没得到你的那一份？”哈维问。
“那一份什么？”警官说，“我干我的工作，我挣我的工资。”
“在这个国家最堕落的城市。”哈维说。
警官哈哈大笑起来。“你想要改变这一切，是吗？”
巡逻车慢下来，突然一个急转弯，拐上一条岔道，来到州警察局崭新警营前的停车场。这是一幢花里胡哨的黄砖建筑。
车一停下，就被荷枪实弹的警察包围了起来。
警官转过身，冲哈维咧嘴一笑。“朋友，这里就是你心目中的天堂。”他说。“得了，下去吧，去和天使们好好聊聊。”
哈维被从车里拽出来，戴上脚镣和手铐。
然后，他被警察架着带进警营，送到牢房，重重地扔到一张简易床上。
牢房里散发着新鲜的油漆味。
为了一睹这位亡命之徒的尊容，人们把牢房门口围得水泄不通。
哈维昏厥了过去。
“不——他没有装。”云天雾地里的哈维听见有人说。“他的后脑勺伤得很厉害。”
哈维睁开眼，看见一个非常年轻的男子正站在他身边。
“你好。”年轻人看见他睁开了眼睛说。
“你是谁？”哈维问。
“我是米切尔医生。”年轻人说。这是一个肩膀不宽、态度庄重、戴着眼镜的年轻人。与站在他身后的两个人相比，他显得非常微不足道。那两个大男人一个是卢比队长，一个是穿着警服的州警察局的警官。
“你感觉怎样？”米切尔医生问。
“非常糟糕。”哈维说。
米切尔医生说：“这在我的意料之中。”他转身面对着卢比队长。
“这人你不能带回监狱。”医生说。“他必须到伊利乌姆医院去做X光检查，至少要观察24个小时。”
卢比队长发出一声苦笑。“好了，他进来以后，伊利乌姆的纳税人现在要让他好好休息一下了。”他说。
哈维坐起来，感到一阵恶心。“我妻子——我妻子怎样了？”他问。
“已经半疯了。”卢比队长说。“都是因为你做的那些事。你他妈的还能指望她怎么样？”
“你们还把她关着？”哈维说。
“没有，”卢比队长说，“谁在我们的监狱里待得不开心，我们马上就放他走，让他直接走。这你是知道的，你是行家。”
“我要你们把我妻子带到这儿来。”哈维说，“这是我来这儿——”说着他又迷糊起来，低声说，“是要把我妻子从伊利乌姆弄出来。”
“你为什么要把你妻子从伊利乌姆弄出来？”米切尔医生问。
“医生——”队长诙谐地说，“你老是问犯人他们怎么会想到这么做那么做的，你就没有时间行医了。”
米切尔医生看上去对队长有些不悦。他继续问哈维问题。
“医生，”卢比队长说，“那种病叫什么来着——有人老是觉得所有人都在针对他？”
“狂想症。”米切尔医生有点紧张地说。
“我们看见埃德·卢比打死了一个女人，”哈维说，“于是他们就反咬一口说是我打死的。他们说，要是我们说出去，他们就杀了我们。”他向后一靠。意识正迅速消失。“看在上帝的分上，谁来帮帮我们吧。”
救护车把哈维·埃利奥特送回伊利乌姆医院。太阳正在冉冉升起。他知道自己正被送往医院，也知道太阳在升起。他听见有人提到太阳正在升起。
睁开眼睛，他看见两个男人骑坐在与他的病床平行的长凳上，随着救护车的颠簸，两个人在不停地摇晃。
哈维一点也不想知道他们是谁。希望破灭了，也就没有了好奇心。再者，哈维被注射了麻药。他只记得那位年轻医生说，为了止痛给他打了一针。那一针在解除哈维痛苦的同时，也解除了他的担忧，留给他的只有一种虚幻的安逸：一切都无关紧要。
根据两位旅伴的交谈，他知道他们是谁了。
“你是新来的吧，医生？”一个说，“以前在镇上不曾见过你。”这是卢比队长。
“我三个月前刚开始执业。”医生说。这是米切尔医生。
“你应该认识我的兄弟，”队长说，“他能够帮你开业。他帮衬过许多人。”
“我听说了。”医生说。
“埃德稍稍的吹捧不会伤害谁。”队长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医生说。
“躺着的这家伙企图陷害埃德，他真的犯了一个愚蠢可笑的错误。”队长说。
“这我能看出来。”医生说。
“实际上，镇上的每一个人，只要是有头有脸的，个个都可以为埃德的清白作证，都可以证明是这个混蛋干的。”队长说。
“嗯嗯！”医生说。
“什么时候我把你介绍给埃德。”队长说。“我想你们俩会成为好朋友的。”
“我真是受宠若惊。”医生说。
在伊利乌姆医院急诊室，哈维·埃利奥特被从救护车上转移到推车上。
一个病人刚好在哈维之前到，所以哈维他们被迫在接待室里耽搁了一会儿。不过时间也不长。那个病人一到医院就死了。那个病人是男性，躺着的推车和哈维的一模一样。 哈维认识他。
他就是之前带他的女友去埃德·卢比金钥匙俱乐部的那个男人。他亲眼看见了他的女友被埃德·卢比打死。
他是哈维最重要的目击证人。他也死了。
“他怎么了？”卢比队长问护士。
“谁知道，”护士说，“他们在公交车站后面的那条小巷子里发现了他。他的脖子后面被人打了一枪。”护士盖上死者的脸。
“太糟糕了，”卢比队长说。他转身对着哈维。“无论如何，埃利奥特，你比他幸运。至少你没有死。”他说。
哈维·埃利奥特躺在推车上，在医院里转了一圈，做颅骨X光检查、做脑电图，医生还认真检查看他的眼睛、耳朵、鼻子和咽喉。
无论他被推到哪里，卢比队长和米切尔医生都紧紧跟随，寸步不离。卢比队长说下面这样的话时，哈维没有异议：“真是疯了！你知道吗？我们彻夜不眠，就是想一枪干净利落地结果了这个家伙，但现在呢，我们整天在这里陪着他，花大把的钱给他做检查。真是疯了！”
米切尔医生给哈维打的针扰乱了他的时间观念，但是，他确实感觉到各种检查一直进展缓慢，而且，越来越多的医生正在被召集过来。
米切尔医生好像对他的病人也变得更加紧张。
又有两个医生到了。他们简单地观察了一下哈维，便和米切尔医生走到一边，低声商量起来。
一个正在拖地的清洁工停下手头没完没了的工作，仔细看了看哈维。“就是他？”他问。
“就是他。”卢比队长说。
“看上去不像是亡命之徒，不是吗？”清洁工说。
“他已经快没命了。”队长说。
“就像耗尽了油的汽车一样。”清洁工点点头。“他疯了吗？”他又问。
“他最好是疯了。”队长说。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清洁工问。
“要是他没疯，”队长说，“他就要坐电椅。”
“哎呀呀，”清洁工摇摇头说，“很高兴我不是他。”他又开始清洁地板，在走廊上推出了一连串污白色的水浪。
走廊那头传来很大的说话声。
哈维漠然地扭过头，看见埃德·卢比正朝他走来。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大个子保镖和他的好友——肥头大耳的万普勒法官。
埃德·卢比，一个举止文雅的男士，首先担心的是他那双黑色尖头皮鞋的洁净度。“看你往哪儿拖，”他操着鹩哥般的嗓音对清洁工说，“这可是50美元一双的鞋！”
埃德俯视着哈维。“天哪，”他说，“这就是那个一人军团啊。”然后，他问他的兄弟，哈维会不会说话、能不能听见。
“他们告诉我，他的听力还行。”队长说，“好像根本说不了话。”
埃德·卢比笑着对万普勒法官说：“叫我说，这样的人再好不过了。法官，你说呢？”
医生们的讨论会结束了，他们一致认为情况不乐观。医生返回到哈维身边。
卢比队长把年轻的米切尔医生介绍给他的兄弟，埃德。“埃德，这是镇上新来的医生。”卢比说。“他好像有点护着埃利奥特。”
“我想这是他当初誓言的一部分，对吧？”埃德·卢比说。
“你说什么？”米切尔医生说。
“不管他是什么人，也不管他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医生仍然要救死扶伤，是吧？”
“是的。”米切尔医生说。
卢比认识另外的两个医生，他们也认识他，但他们互相都不太喜欢对方。“你们两个也在给埃利奥特这家伙看病？”埃德问。
“没错。”其中一个答道。
“谁能告诉我这家伙出了什么事，要这么多医生赶过来给他看病？”卢比队长问。
“他的病非常复杂，”米切尔医生说，“非常棘手，非常微妙。”
“什么意思？”埃德·卢比问。
“是这样，”米切尔医生说，“现在我们差不多都同意必须立刻给这个人做手术，否则他很可能死掉。”
哈维被冲洗了身体，剃光了头，然后被推进那道双开门，放到了手术室耀眼的灯光下。
卢比兄弟俩被挡在了门外面。现在只有几名医生和护士在哈维的周围。他只能看见他们的眼睛、他们的口罩和身上穿的手术室的隔离服。
哈维一边等待戴口罩的麻醉师出现，一边默默地祈祷。他想起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埃利奥特先生？”米切尔医生说，“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哈维答道。
“你感觉怎么样？”米切尔医生又问。
“在上帝的手里。”哈维说。
“埃利奥特先生，你不是一个有重病的人。”米切尔医生说，“我们也没有打算给你做手术。我们把你弄到这儿是为了保护你。”手术台周围的眼睛不安地转动着。米切尔医生说出了他们不安的原因。“埃利奥特先生，我们在这里冒了相当大的危险。”他说。“我们无法知道你是不是应该受到保护，所以我们想再听一次你的故事。”
面对一双双滴溜溜转来转去的眼珠，哈维轻轻地摇了摇头，几乎让人察觉不到。“我没有故事。”他说。
“没有故事？”米切尔医生说，“我们为了你惹了这么大的麻烦，你居然说没有故事？”
“无论埃德·卢比和他的兄弟怎么说，那都是实情。”哈维说，“你们可以告诉埃德，我终于明白了。他怎么说都行。告诉他，我不会再给他惹任何麻烦了。”
“埃利奥特先生，”米切尔医生说，“我们这里不论男的还是女的，没有一个人不想看见埃德·卢比和他的同伙进监狱。”
“我不相信你们，”哈维说，“我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他摇了摇头。“就现在的状况，”他说，“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证明我的故事了。埃德·卢比已经说服了所有的证人。有一个目击证人我想我可以说服——他也死了。就在楼下。”
这一条消息让手术台边的人感到惊愕。
“你认识那个人？”米切尔医生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