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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是小学和中学的同窗，先后就读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和湘乡驻省中学
易礼容，比毛泽东小5岁，1898年出生于离韶山不远的湘乡县新研铺一个农民家庭。易礼容的青少年是苦难的。父母离异后，他的学习得不到家庭的支持，过早地用柔嫩的双肩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在亲戚的帮助下，他念完私塾，并进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习。
东山高等小学堂位于湘乡县城附近的东台山下，在当时是一所十分时髦的新学堂，吸引着县内外不少有志少年。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由表兄文运昌介绍，怀着从未有过的激动心情，走出韶山冲，来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时，编在庚班。易礼容先入学，编在戊班。
一踏入学校，毛泽东就躲进藏书楼如饥似渴地学习。他在这里看到了在韶山看不到的书报，如康梁变法的书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易礼容在学校也喜欢读《新民丛报》等进步书刊。
易礼容这时与毛泽东还没有更多交往，但对这位来自韶山的外县学友有着深刻的印象，他十分钦佩这位文思敏捷、才华横溢的学长。
许多老师见毛泽东成绩好，都主张他去长沙考中学堂。恰好学校的贺岚纲老师应聘去长沙湘乡驻省中学任教，他十分乐意带毛泽东去长沙。于是，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只读了一个学期，就进了湘乡驻省中学。毛泽东入湘乡驻省中学之后不久，易礼容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毕业，亦于1911年秋考上了湘乡驻省中学。
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离开湘乡驻省中学去湖南新军当了半年兵，1912年春天退出军队，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不久，他从学校退学开始自学，寄居湘乡会馆。易礼容等湘乡籍同学常有机会与他见面。后来，毛泽东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易礼容考上湖南省立商业专门学校，两校距离较近，他们也常有来往。
易礼容就读的商专当时是长沙学生运动活跃分子较集中的地方。易礼容积极投身学生爱国运动，被选为该校学生会会长，并代表商专担任湖南省学生联合会评议部主任。当时，毛泽东住在商专教师宿舍，他俩的交往就更加密切了。
毛泽东创立新民学会，易礼容和女友一道加入；共同的追求，使他们有着许多共识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成立。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赴法勤工俭学，新民学会的实际工作由毛泽东负责。
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被军阀张敬尧封锁。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联络。5月25日，毛泽东与长沙各校学生代表易礼容、彭璜、柳敏等20余人齐集楚怡小学何叔衡处开会，听取了邓中夏关于北京学生运动发生经过的介绍。会议决定成立新的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会址设省立商业专门学校，由该校学生、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任会长。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易礼容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他还回到家乡湘乡进行宣传。毛泽东的言行对易礼容影响很大。1919年6月，他和他的女友许文煊一起加入了新民学会。
在学会，易礼容积极参加有关问题的讨论，踊跃发表自己的看法。1920年6月30日晚上，他在武昌给毛泽东和彭璜写了一封长信，直率地谈了他对新民学会活动的一些看法，主张做事要有准备，建议“回到湖南去，采取一种最和平、最永久的法子，造成一个好环境，锻炼一班好同志”。
毛泽东对易礼容的这封信极为重视，将它收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并亲笔写了800多字的按语。毛泽东认为易礼容所说的结合同志“自然十分要紧，惟我们的结合，是一种互助的结合，人格要公开，目的要共同，我们总不要使我们意识中有一个不得其所的真同志就好”。
共同的斗争实践和多次的倾心相谈，使易礼容与毛泽东产生了许多共识。毛泽东主张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与世界，有些会员则主张用温和的教育方法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有些会员犹疑动摇于二者之间。易礼容坚决赞成毛泽东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的主张，以及用“激烈方法的工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改造社会。
毛泽东发动驱张斗争，易礼容密切配合，在武昌获取张违禁私运烟种的有力证据，给了张敬尧重重一击
湖南省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鸦片烟瘾很重，他的部队被称为鸦片军。他强令40%的土地要种鸦片，每亩抽税20元。湖南人民对此极为不满。1919年8月，他又查封了《湘江评论》和湖南省学联，引起人们的公愤。在毛泽东的亲自组织和领导下，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的省学联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逐张敬尧的斗争。
为了争取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在楚怡小学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每校派两名学生代表组成驱张代表团，分赴省内衡阳、郴州、常德等地和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联络各方人士做请愿活动，公开揭露张敬尧的罪行。毛泽东亲率一个代表团赴京，彭璜率团前往上海，易礼容则带领商专30多位同学转学汉口明德大学。
毛泽东赴京之前，请易礼容在明德大学借房两间，作为赴京代表团在汉口停留住所。12月6日，毛泽东率团离开长沙抵达汉口，在这里停留了10天。在汉口，毛泽东与易礼容等详细研究斗争办法。
易礼容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在汉口组织了旅鄂湖南学生联合会，并担任该会会长。他和毛泽东频传书信，互通情况。他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做了宣传、组织、发动群众和争取湖北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支持等大量工作。12月24日，武昌鲇鱼套火车站一个叫游泳的进步职员，向易礼容告发了张敬尧的部下湘西镇守使张宗昌从奉天私运大批烟种存放在车站，准备候车运往湘西种植。易礼容接到告发后，既气愤又惊喜，马上带领几名旅鄂湖南学生会的学生前往查看，并阻止其启运。他们用照相机拍照，并取了些鸦片烟种子作实物证据。刚拍照取证完毕，被张宗昌派来守护的卫兵发现。卫兵企图追捕，几个同学转移卫兵视线，与他交涉、抗议、打斗，掩护易礼容后撤。易礼容回明德大学后，很快将所拍照片冲洗多份，烟种分成几包，作为张敬尧的有力罪证送交有关各方。
12月30日，易礼容携带烟种、照片前往北京同毛泽东商量。找到了张敬尧私运鸦片种子的确凿证据，毛泽东十分高兴，马上起草了《湘人对张敬尧私运烟种之公愤》，由平民通讯社向全国散发，同时以彭璜、张百龄等湖南旅京公民的名义，上书北京政府。31日，易礼容和赴京“驱张”代表团拿着毛泽东起草的上述请愿书与张敬尧贩卖鸦片种子的罪证，浩浩荡荡地奔向中南海。卫兵横枪堵住他们不让进入。毛泽东一边做卫兵的说服工作，一边指挥队伍往里冲。
毛泽东、易礼容等领导学生代表在北京的斗争，得到湖南的进步群众和全国各大城市中许多湘籍人士的响应， 驱张运动达到高潮。加上在郴州的湖南军阀谭延垲对张敬尧不断紧逼，1920年6月8日，张敬尧在一片声讨声中被逐出湖南，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
向国务院请愿的斗争一结束，易礼容便离京返汉，毛泽东为他送行，并约邓中夏在一小饭馆共进晚餐。走出饭馆时，一位老人跌倒在雪地，毛泽东见后，立即上前将他扶起，见他衣着单薄褴褛，又从肩上取下黑色围巾给他围上。这件事，使易礼容感受极深，经久不忘。
在文化书社，毛泽东、易礼容一个主外，一个主内，把书社办得红红火火
张敬尧驱逐出湖南后，毛泽东便从上海到汉口明德大学，恳切地对易礼容说：“润生，莫读书了，回去干我们的事业去。要改造社会，先从宣传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做起。”对毛泽东的邀请，易礼容没有半点迟疑，当晚便与毛泽东乘筏子渡江到武昌鲇鱼套车站乘火车赶回长沙。
毛泽东一回到长沙，即联络何叔衡等创议筹办长沙文化书社，得到湖南社会一些上层人士赞同。8月2日，毛泽东在楚怡小学主持召开了文化书社发起人会议，议定《文化书社组织大纲》8条，并推定毛泽东、易礼容、彭璜3人为筹备员，起草议事规则和营业细则。易礼容积极协助毛泽东，在最短时间内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8月20日，租定长沙潮宗街56号3间房屋为社址，9月9日正式开始营业。
书社筹办之初没有资金，易礼容设法从湘雅医院赵运文处借来20元开张。最初，工作人员只有易礼容和陈子博两人。毛泽东也不辞劳苦，奔走于长沙的教育界、新闻界，筹措资金。他亲自为书社撰写《文化书社社务报告》，还用恳切而通俗的口语写了两份“建议书”，以“文化书社同人”的名义，向读者推介新书报，并提议组织“读书会”。易礼容将毛泽东起草的两个建议印成传单，夹在出售的书中，向读者进行宣传。他还和陈子博开展了向用户送书送报到户的服务，很受进步人士的欢迎。10月22日，由毛泽东出面召开第一次文化书社议事会， 议定易礼容为书社经理，毛泽东为书社“特别交涉员”，主管对外交际。
毛泽东对易礼容的工作非常支持。有段时间，彭璜因赴法勤工俭学的愿望十分强烈，但又苦于没有旅费，便想借用文化书社的有限资金。未允，便迁怒于经理易礼容，在争论问题时对易礼容表现出偏激情绪。毛泽东赞成易礼容的意见，对他的做法给予支持。为了解决两位同事的矛盾，毛泽东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
毛泽东与易礼容，一个主外，一个主内，通力合作，把文化书社办得兴旺发达，在省内外颇有名气。文化书社先后在平江、浏（阳）西、宝庆、衡阳、宁乡、武冈、溆浦等地设立了分社，在不少学校建立了贩卖部，与广东、上海、湖北、北京等地发生书报营业往来的单位达六七十家。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和易礼容将他们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大力开展工农革命群众运动方面，文化书社的日常工作交由易礼容的妻子许文煊管理。
毛泽东在湖南建团建党，易礼容积极参加，成为湖南最早的团员和党员
毛泽东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寻找志同道合的“真同志”入手，除组织文化书社外，还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并与国内、国外的新民学会会员中的中坚分子讨论建党的问题。
毛泽东在积极筹组湖南共产党组织的同时，还进行着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1920年10月，他便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的在校学生中物色对象，建立团组织。
1921年1月13日，正式成立了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任书记。成立时有团员16人，易礼容积极加入，成为湖南最早的团员之一。
毛泽东出席党的一大回到长沙后，找到易礼容，两人靠在前坪的竹篱笆上，谈了在上海开会的情况。毛泽东对易礼容说：“我们要成立共产党了，你也要来。”同年10月，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郊的一个小树林里，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同陈子博、彭平之等几个青年在散步，他们边走边不停地热烈讨论着。湖南省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就这样在他们的讨论中诞生了。大家推选毛泽东为支部书记，何叔衡和易礼容为支部委员。
中共湖南支部建立后，一方面在工厂和学校积极发展党团组织，一方面大力培养党的干部。毛泽东以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易礼容成为该校的校董。翌年9月，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毛泽东任该校指导主任；易礼容担任事务主任，协助毛泽东办学。
1922年5月，成立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中共湖南省委的前身），毛泽东任书记，易礼容是委员之一。1923年11月，湖南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封闭后，中共湘区委员会以补习学校数百名学员为基础，建立了湘江学校中学部与农村师范部，易礼容被委任为校长。在大革命失败前的3年多时间里，学校造就了一大批青年革命干部。
毛泽东与易礼容两家相伴而居，亲如一家
建党之后，公开工作、秘密工作需要分开进行，住地也应分开。毛泽东和易礼容原住的船山学社（湖南自修大学校址）是个公开的地方，许多秘密活动不方便，而这时毛泽东已与杨开慧结婚，易礼容也与许文煊结婚。于是易礼容就找他的岳父设法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租了一所房子，作为省委机关和毛泽东、易礼容的住所。一家住左屋，一家住右屋，一个月租金7块2毛钱，一直由易礼容交租。易礼容跟房东签了7年的租房合同，合同上写的用途是作一师附小教职员工宿舍。此后，省委的会议大都在这里召开。毛泽东一直住到1923年4月去中央工作，杨开慧继续住在这里。
毛泽东与杨开慧、易礼容与许文煊，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结合到一起的，他们相伴而居，互相关心，互相照顾，胜似一家。
毛泽东和易礼容不畏艰险，在外与强敌斗争，然而在家庭这个避风港里，感情炽烈而细腻，柔情似水。
毛泽东当时担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住在教师宿舍。他和杨开慧夫妇在那里来往不太方便。有时杨开慧来文化书社找毛泽东，易礼容就把书社仅有的一间经理办公屋让给他们二人。船山学社有三间毗邻的木板房，1921年“一大”以后，毛泽东和易礼容等一批人搬入该社，易礼容住一间作办公用，毛泽东住大点的那间，另一间由贺果（贺绿汀之兄）等三人住。毛泽东与杨开慧也在这里相会，他俩谈得很热烈。一天深夜，杨开慧回家之后，毛泽东很激动，于是动手写了一首词给
杨开慧：
虞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毛泽东写好后，告诉了易礼容，两人互相交流了彼此的爱情秘密。
1926年1月，易礼容去广州会合毛泽东一起出席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为留住长沙的爱妻许文煊填了一首词：
爆竹声声，枕边惊醒愁多少。再回寻梦，怎奈相思绕。来是冬残，去是春将杪。辜负梅花雪里情，怕见春光好。
两首词异曲同工，只不过一个是写新婚炽烈热恋之情，另一个是写已婚别离相思之苦。
毛泽东与易礼容先后担任长沙泥木工人罢工首席谈判代表， 终于取得湖南第一次大罢工的胜利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1922年4月，易礼容被派去组织长沙泥木工会。长沙城里有泥木工人6000多人，他们工资低，生活困难。张敬尧在1919年曾令长沙县署规定泥木工人每日工资为铜钱42枚，并牌示“永不再有增加”。那时42枚铜钱约合银元3角。毛泽东、易礼容等一方面动员报纸舆论为泥木工人说话，《大公报》8月10日刊登了《我要替泥木工人说几句话》一文。另一方面，帮助泥木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9月5日长沙泥木工会正式成立。
10月6日，长沙数千泥木工人在毛泽东和泥木工会任树德、易礼容等人的发动领导下，举行了全体罢工，要求长沙县知事把每日工价调高到3角4分，并争取营业自由权。经过15天反反复复的激烈斗争，长沙县公署还是拒不同意罢工要求。10月21日下午，泥木工会在教育坪召集2000多名工人召开大会，征求对付长沙县公署的办法。大会推出易礼容、任树德等16人为请愿代表，并推举易礼容为首席谈判代表。22日长沙县署出布告，禁止请愿，否则依法惩办，并将易礼容、任树德等16名代表的名字写上。23日上午，2000多泥木工人集中到教育会坪，冒雨向长沙县署进发。易礼容和任树德走在前面，带领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打着“泥木工人请愿大会”和“硬要3角4分，不达目的不出衙门”的横幅。毛泽东在队伍中间指挥。县署重兵把守，不准工人进入，只允许首席代表易礼容及任树德等16人分两批入内见县知事周瀛干。周瀛干态度很强硬，直到中午还没有消息。毛泽东在署门外的队伍中领着工人高呼口号。他用口哨吹一声，工人们即高呼一句，连吹连喊，震动了整个长沙县署。双方坚持到半夜，湖南省政务厅长吴景鸿来电话，答应第二天下午两点召开公团会议，请工人代表参加，无论如何总有结果。
24日上午10时，全体工人再到教育会坪开会，决定如公团会议仍无结果，就再向省长公署请愿。毛泽东、易礼容认为斗争已进入最后阶段了。他们明确提出斗争目的应转为争取泥木工人的营业自由。毛泽东得知周瀛干要加害首席谈判代表易礼容，便让他隐蔽一下，自己亲自担任首席代表，率领工人代表去政务厅与厅长吴景鸿谈判，经过激烈交锋，吴终于被迫同意泥木两行工人“营业自由”，并将工价增至3角4分，不承认长沙县知事压价布告。这次历经20天的罢工斗争获得完全胜利。这是长沙第一次大罢工的胜利。
毛泽东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易礼容作《农民问题》的讲话，同声反驳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责难
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引起社会的注目，也获得党内的高度评价，他的出色领导才干充分表现出来。1923年，他被调到中央工作。
毛泽东调中央工作后，易礼容作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后为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与李维汉等人担起了湖南工作的重担。1925年底，他和夏曦去广州，与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担任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会合，3个人代表国共合作的湖南省党部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易礼容从广州回到长沙，中共湘区委决定由他负责全省农民运动工作。
易礼容抓住有利时机，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长的身份，发布《各县农会改为农民协会之通令》，令各县农会（多为土豪劣绅包揽）一律撤销，重新组织农民协会。易礼容四处奔波，工作很有成效，湖南省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
1926年11月，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易礼容任委员。12月1日至27日，在中共湘区委的领导下，在长沙召开了湖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易礼容担任农代会主席团主席，郭亮为工代会主席团主席。易礼容在两个大会上做了《湖南农民运动》、《世界农民运动与农民国际》两个报告，他电邀毛泽东到会指导。毛泽东欣然同意，回湘给代表们作了关于农民问题的讲演。大会闭幕后，易礼容又把参加大会的党员代表留下，请毛泽东做了3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进一步提高了农运骨干的政治觉悟和工作水平。
工农代表大会以后，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用32天时间，行程700多公里，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农民运动。之后，毛泽东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批驳了当时甚嚣尘上的对农民运动的歪曲和攻击，指出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保护和支持了在农运第一线战斗的干部和群众。这篇文章对易礼容不仅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而且学到了毛泽东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1927年3月，他讲《农民问题》时，热情地推荐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同毛泽东一样，看到了农民的重要性。他讲道：“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的营垒中，占了最大多数的强兵健将，来做革命工作，农民问题是何等严重的问题，是何等刻不容缓，急待解决的问题。 ……农民没有起来，这是辛亥革命流产的最大原因。……惟有农民起来，高举革命旗帜，高呼一声，一脚将封建势力的舞台倒塌下去，永远不能再起为殃作障了。”
先后任湖南省委书记，患难与共，协力战斗
党的五大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毛泽东和易礼容都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在大会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向大会提出了迅速开展土地革命、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提案，但未被通过。
大会选举时，毛泽东只被提名为候补中央委员。当易礼容从候选名单上看到自己被提名为中央委员而毛泽东只是候补中央委员时，十分气愤，当即把选票退给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的李维汉，并说：“润之（毛泽东）无论如何比我强，候选名单不公道，我不投票。”随即退出了选举的会场。
形势急转直下。5月21日晚，湖南爆发了“马日事变”。湖南城乡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共产党的组织遭到极大破坏，被迫转入地下。
5月21日早，湖南省委书记夏曦出走，当晚省委推举郭亮代理省委书记，郭亮也于次日被迫离开长沙去了武汉。陈独秀约见正在武汉准备参加全国农民协会成立大会的易礼容，说：“长沙发生事变，已成白色恐怖，省委的负责人都离开了，中央政治局开了会决定你回湖南负责。”
易礼容临危受命，于5月28日从武昌鲇鱼套车站搭乘货车回湘，29日傍晚在长沙北站下车，天黑后潜回城内，即找到李庠、唐升超、盛得亲、谢觉哉、许文杰等着手恢复建立组织。他们在西大河街木材厂、沈家大屋、北门外菜园、肇嘉坪14号、望麓园等地建立了7处地下机关，接着又设法重新建立与少数县、市的组织联系。易礼容还在沈家大屋下达文件，指示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攻取县城。不料攻城命令被敌查获，唐生智即登报悬赏3000银元取易礼容的头颅。
鉴于湖南党组织遭严重破坏，6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组织新的湖南省委，派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受命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后，于6月25日从武汉回到长沙，组建了新的省委。易礼容任省委委员、军委书记。他积极协助毛泽东工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他俩常常化装行动，冒着生命危险奔走于长沙、湘潭、衡山等地，召集党员干部和工农骨干开会，了解党的组织、工农情绪和武装力量等情况，研究尽快恢复各地党组织、工会、农会和组建工农武装等问题。
毛泽东在湖南的活动，引起了唐生智嫉恨。陈独秀得知消息后，命令毛泽东速返武汉。毛泽东返回武汉后，由易礼容代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复杂、艰苦的环境中，易礼容和省委其他同志一道，为恢复党的组织和保存革命力量做了不少艰苦工作。7月23日，中央正式决定易礼容为湖南省委书记。
八七会议召开前夕，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派代表纽曼等两名俄国人来到长沙，在麻园岭苏俄领事馆召集湖南省委负责人开会，要大家签字打倒陈独秀，开展合法运动。易礼容、夏明翰、罗章龙都不同意签字，认为陈独秀虽有错误，但共产国际有责任。
八七会议上，俄代表指责湖南省委代表地主阶级，毛泽东针对他们的无理指责，站起来为易礼容等省委负责同志辩解说：“湖南省委做了许多工作，他们是在前线，血滴滴地与敌人斗争，你们却坐在租界上说风凉话。”但是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认为，以易礼容为书记的湖南省委虽然在“收拾残局”、“恢复湖南组织上建了一点功劳”，但一些主张“与中央的政策相冲突”，“对中国共产党过去机会主义的批评没有勇敢的接受”，为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辩护。指摘湖南省委组织没有工农分子参加，应当进行改组，并指定彭公达为新省委书记。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任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易礼容任行动委员会书记；复杂的斗争使并肩斗争的战友分开
1927年8月中旬，毛泽东回到长沙，与湖南省委详细研究了秋收起义计划。易礼容极力赞成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如果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应以60%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
8月底，省委决定在湘潭、长沙、浏阳、醴陵等地发动起义，然后向长沙进攻。省委还决定成立领导起义的两个机关，一是以军事领导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书记；二是以各起义地区党的领导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易礼容为书记。毛泽东在赴湘赣边界地区组织武装力量领导起义前，与易礼容彻夜长谈，相约互相联络，等待时机，里应外合夺取长沙。
9月9日，在毛泽东领导下，湘赣边界发起了秋收起义，先后攻克醴陵、浏阳县城，后终因敌我力量悬殊等诸多因素而失利。毛泽东按照实际情况，毅然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省委也于9月15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暂时停止长沙暴动。
这一正确决定却遭到了共产国际驻湘代表马也尔的强烈反对和不满，认为停止长沙暴动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逃脱”。中央根据马也尔的报告，决定派任弼时作为“全权代表”，立即赶赴长沙，改组省委，要求新的省委“执行暴动计划”。
任弼时改组了省委，书记仍为彭公达。原省委常委易礼容、夏明翰因遭敌人通缉在长沙不能行动，决定分别派到衡阳和常德领导湘南、湘西起义。10月1日，中央调回任弼时，改派罗亦农、王一飞去湖南。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对未执行中央坚决攻打长沙计划的毛泽东、易礼容、彭公达、夏明翰等都给予纪律处分，撤销湖南省委委员职务。
由于中央没有分配工作，易礼容找了新省委书记王一飞，提出去找毛泽东一起打游击的要求，如果认为可以，请他报告中央。王一飞表示：他个人同意，省委并发路费30元，但若中央责问此事，责任完全自负。易礼容立即作了准备。因当时特务军警搜查甚严，直到1928年春节期间，趁军警特务防范松懈，易礼容和许文煊带着儿女才找到机会搭乘萍株线火车到了安源，住在盛得亲的岳父家，并在他们帮助下找到交通员，送信给正在宁冈茅坪整军的毛泽东。毛泽东收到信后，立即给易礼容写了回信，他说：收到信非常高兴，他下乡6个月，中央和省委无一人和他联系，使他颇感孤寂！易礼容的信于他有如“空谷足音”。并告诉易礼容，说他们已开会议定，要他去他们那里担任行动委员会书记。
正当易礼容准备去宁冈时，前后收到两封由湖南省委辗转送来的中央给他的电报。一封调他去武汉长江局任秘书长，第二封又要他去任江苏省委委员兼农民部长。两封电报都明确告诉他不要去毛泽东那里，说毛泽东是搞“军事冒险”。这使易礼容陷入了左右为难之中。易礼容当时对中央的任命有顾虑，唐生智、谭延垲的特务系统都有人认识他，去武汉当长江局秘书长工作难以开展；到江苏则因湖南口音太重，也极易暴露。易礼容设法带信给毛泽东，告知中央的决定，征询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复信要他听从中央的意见，信内有：“他们不要我们，但我们还是要他们”等语。于是，易礼容将妻子和子女安排在长沙跟他的岳母隐居下来，只身赴上海（江苏省委机关在上海）找党组织赴任。
易礼容失去与党的联系后，毛泽东一直关心着这位老友，易礼容也一直对毛泽东充满敬佩之情
易礼容辗转来到上海，但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好于1929年9月东渡日本，流亡他乡。1931年，易礼容从日本回国，艰难地维持全家生计。1934年，在湘乡同乡沈祖儒的介绍下，他被推荐给上海市总工会主席朱学范安排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市总工会工运人员训练班教务长、政治教官。1935年，中国劳动协会在上海成立， 易礼容当选为理事。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在上海掩护和保释过一些中共党员或工农运动领袖，如王凌波、林育英、王扬烈、刘克庄等。
毛泽东自从带领秋收起义部队转战江西以后，就一直设法与易礼容联系。在砻市，他派准备返湘治伤的工农革命军参谋处长陈树华与易礼容联系。毛泽东反复叮嘱陈树华：“你到望麓园去，找到许老太婆（易礼容的岳母），赖在那里不走，一天，两天，十天半月，以至一月两月，一定要找到易礼容，向他汇报部队战斗经过和现在的情况。”
后来，毛泽东也始终没有忘记易礼容这位与他一起奋斗多年的老朋友，多方打听他的下落。1936年，他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还将易礼容列为新民学会中8名主要代表之一。当从有关方面获悉易礼容的情况时，毛泽东十分高兴，随即于8月14日挥笔给易礼容写了一封信：
“韵珊兄：
还是在五年之前，从文亮口中得知吾兄尚未忘记故人，那时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你，不知寄到你手否？……闻兄之周围有许多从前老同事，甚为怀念他们，希并致意。希望你们能发展一个有益于国有益于民的集体力量。文煊还在你身边否？她好否？一同致意……”
由于战乱，易礼容并没有收到这封信。建国后易礼容读了，不免有些遗憾。他说：“当年我若收到这封信，可能早就会去找毛主席的。”毛泽东在信中称呼他“韵珊”。易礼容无限感慨，他说：“润生和韵珊是我的乳名。这种叫法只有儿时在家乡才能听到，外面很少有人知晓。稍大一点后改成现名，再没有人这样叫了。毛泽东同志这样亲昵地称呼我，真使我喜出望外，惊奇不已。”
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接见朱学范、易礼容，对他们从事的工会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他称赞说：“你们工作得很好，我支持你们。”毛泽东还约见易礼容、许文煊夫妇叙旧。许文煊向毛泽东诉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痛苦，要求带二女儿易达美去延安，回到党的怀抱。毛泽东当即同意。次年2月，她们母女乘周恩来返延安的飞机，去了早已心驰神往的延安。
1949年5月，易礼容从香港回到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没有忘记早年与他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的老战友。易礼容到北平不久，毛泽东就给他发去请柬，邀他们夫妇去中南海怀仁堂看程砚秋演出京剧《锁麟囊》。7月，全国总工会在北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北京饭店接见会议代表并同大家一起吃饭。入座时，毛泽东站在桌边，环顾四周，首先问：“礼容同志来了没有？”洋溢着温暖亲切之情。
建国以后，毛泽东日理万机，易礼容很少去打扰他。然而两位老友心神向往，偶有书信相随，友谊从未中断。毛泽东得知易礼容参加湖南省桃源县土地改革很有收获，便致信鼓励。1957年反右运动，为免易礼容受周围人影响，也写信给他打过招呼。50年代末60年代初，易礼容流露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不满情绪，毛泽东又致信易礼容，责备他“右倾”，嘱他多学习。
易礼容对毛泽东一直充满钦佩之情。他常对家人说：毛主席年轻时就颇有见地，我们大家都愿意听他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易礼容对“文革”不理解，自然也逃不出厄运。1968年11月5日晚，他被关进秦城监狱，一关就是6年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被平反，补发工资。1988年5月，新民学会成立70周年，易礼容回顾历史，感慨万千，挥笔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岳麓今何样，湘江日夜流。
此山与此水，曾伴两英豪。
革命传火种，学会是良媒。
要改造世界，要改造中国。
他为“两英豪”作自注：“是指毛泽东、蔡和森”。他衷心称颂毛泽东与蔡和森为“两英豪”，可见毛泽东在他心中的地位。
1997年3月28日，易礼容在北京病逝，终年99岁。两位战友、故交，九泉之下又可以相聚了。
易礼容，比毛泽东小5岁，1898年出生于离韶山不远的湘乡县新研铺一个农民家庭。易礼容的青少年是苦难的。父母离异后，他的学习得不到家庭的支持，过早地用柔嫩的双肩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在亲戚的帮助下，他念完私塾，并进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习。
东山高等小学堂位于湘乡县城附近的东台山下，在当时是一所十分时髦的新学堂，吸引着县内外不少有志少年。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由表兄文运昌介绍，怀着从未有过的激动心情，走出韶山冲，来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时，编在庚班。易礼容先入学，编在戊班。
一踏入学校，毛泽东就躲进藏书楼如饥似渴地学习。他在这里看到了在韶山看不到的书报，如康梁变法的书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易礼容在学校也喜欢读《新民丛报》等进步书刊。
易礼容这时与毛泽东还没有更多交往，但对这位来自韶山的外县学友有着深刻的印象，他十分钦佩这位文思敏捷、才华横溢的学长。
许多老师见毛泽东成绩好，都主张他去长沙考中学堂。恰好学校的贺岚纲老师应聘去长沙湘乡驻省中学任教，他十分乐意带毛泽东去长沙。于是，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只读了一个学期，就进了湘乡驻省中学。毛泽东入湘乡驻省中学之后不久，易礼容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毕业，亦于1911年秋考上了湘乡驻省中学。
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离开湘乡驻省中学去湖南新军当了半年兵，1912年春天退出军队，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不久，他从学校退学开始自学，寄居湘乡会馆。易礼容等湘乡籍同学常有机会与他见面。后来，毛泽东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易礼容考上湖南省立商业专门学校，两校距离较近，他们也常有来往。
易礼容就读的商专当时是长沙学生运动活跃分子较集中的地方。易礼容积极投身学生爱国运动，被选为该校学生会会长，并代表商专担任湖南省学生联合会评议部主任。当时，毛泽东住在商专教师宿舍，他俩的交往就更加密切了。
毛泽东创立新民学会，易礼容和女友一道加入；共同的追求，使他们有着许多共识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成立。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赴法勤工俭学，新民学会的实际工作由毛泽东负责。
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被军阀张敬尧封锁。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联络。5月25日，毛泽东与长沙各校学生代表易礼容、彭璜、柳敏等20余人齐集楚怡小学何叔衡处开会，听取了邓中夏关于北京学生运动发生经过的介绍。会议决定成立新的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会址设省立商业专门学校，由该校学生、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任会长。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易礼容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他还回到家乡湘乡进行宣传。毛泽东的言行对易礼容影响很大。1919年6月，他和他的女友许文煊一起加入了新民学会。
在学会，易礼容积极参加有关问题的讨论，踊跃发表自己的看法。1920年6月30日晚上，他在武昌给毛泽东和彭璜写了一封长信，直率地谈了他对新民学会活动的一些看法，主张做事要有准备，建议“回到湖南去，采取一种最和平、最永久的法子，造成一个好环境，锻炼一班好同志”。
毛泽东对易礼容的这封信极为重视，将它收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并亲笔写了800多字的按语。毛泽东认为易礼容所说的结合同志“自然十分要紧，惟我们的结合，是一种互助的结合，人格要公开，目的要共同，我们总不要使我们意识中有一个不得其所的真同志就好”。
共同的斗争实践和多次的倾心相谈，使易礼容与毛泽东产生了许多共识。毛泽东主张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与世界，有些会员则主张用温和的教育方法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有些会员犹疑动摇于二者之间。易礼容坚决赞成毛泽东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的主张，以及用“激烈方法的工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改造社会。
毛泽东发动驱张斗争，易礼容密切配合，在武昌获取张违禁私运烟种的有力证据，给了张敬尧重重一击
湖南省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鸦片烟瘾很重，他的部队被称为鸦片军。他强令40%的土地要种鸦片，每亩抽税20元。湖南人民对此极为不满。1919年8月，他又查封了《湘江评论》和湖南省学联，引起人们的公愤。在毛泽东的亲自组织和领导下，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的省学联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逐张敬尧的斗争。
为了争取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在楚怡小学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每校派两名学生代表组成驱张代表团，分赴省内衡阳、郴州、常德等地和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联络各方人士做请愿活动，公开揭露张敬尧的罪行。毛泽东亲率一个代表团赴京，彭璜率团前往上海，易礼容则带领商专30多位同学转学汉口明德大学。
毛泽东赴京之前，请易礼容在明德大学借房两间，作为赴京代表团在汉口停留住所。12月6日，毛泽东率团离开长沙抵达汉口，在这里停留了10天。在汉口，毛泽东与易礼容等详细研究斗争办法。
易礼容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在汉口组织了旅鄂湖南学生联合会，并担任该会会长。他和毛泽东频传书信，互通情况。他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做了宣传、组织、发动群众和争取湖北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支持等大量工作。12月24日，武昌鲇鱼套火车站一个叫游泳的进步职员，向易礼容告发了张敬尧的部下湘西镇守使张宗昌从奉天私运大批烟种存放在车站，准备候车运往湘西种植。易礼容接到告发后，既气愤又惊喜，马上带领几名旅鄂湖南学生会的学生前往查看，并阻止其启运。他们用照相机拍照，并取了些鸦片烟种子作实物证据。刚拍照取证完毕，被张宗昌派来守护的卫兵发现。卫兵企图追捕，几个同学转移卫兵视线，与他交涉、抗议、打斗，掩护易礼容后撤。易礼容回明德大学后，很快将所拍照片冲洗多份，烟种分成几包，作为张敬尧的有力罪证送交有关各方。
12月30日，易礼容携带烟种、照片前往北京同毛泽东商量。找到了张敬尧私运鸦片种子的确凿证据，毛泽东十分高兴，马上起草了《湘人对张敬尧私运烟种之公愤》，由平民通讯社向全国散发，同时以彭璜、张百龄等湖南旅京公民的名义，上书北京政府。31日，易礼容和赴京“驱张”代表团拿着毛泽东起草的上述请愿书与张敬尧贩卖鸦片种子的罪证，浩浩荡荡地奔向中南海。卫兵横枪堵住他们不让进入。毛泽东一边做卫兵的说服工作，一边指挥队伍往里冲。
毛泽东、易礼容等领导学生代表在北京的斗争，得到湖南的进步群众和全国各大城市中许多湘籍人士的响应， 驱张运动达到高潮。加上在郴州的湖南军阀谭延垲对张敬尧不断紧逼，1920年6月8日，张敬尧在一片声讨声中被逐出湖南，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
向国务院请愿的斗争一结束，易礼容便离京返汉，毛泽东为他送行，并约邓中夏在一小饭馆共进晚餐。走出饭馆时，一位老人跌倒在雪地，毛泽东见后，立即上前将他扶起，见他衣着单薄褴褛，又从肩上取下黑色围巾给他围上。这件事，使易礼容感受极深，经久不忘。
在文化书社，毛泽东、易礼容一个主外，一个主内，把书社办得红红火火
张敬尧驱逐出湖南后，毛泽东便从上海到汉口明德大学，恳切地对易礼容说：“润生，莫读书了，回去干我们的事业去。要改造社会，先从宣传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做起。”对毛泽东的邀请，易礼容没有半点迟疑，当晚便与毛泽东乘筏子渡江到武昌鲇鱼套车站乘火车赶回长沙。
毛泽东一回到长沙，即联络何叔衡等创议筹办长沙文化书社，得到湖南社会一些上层人士赞同。8月2日，毛泽东在楚怡小学主持召开了文化书社发起人会议，议定《文化书社组织大纲》8条，并推定毛泽东、易礼容、彭璜3人为筹备员，起草议事规则和营业细则。易礼容积极协助毛泽东，在最短时间内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8月20日，租定长沙潮宗街56号3间房屋为社址，9月9日正式开始营业。
书社筹办之初没有资金，易礼容设法从湘雅医院赵运文处借来20元开张。最初，工作人员只有易礼容和陈子博两人。毛泽东也不辞劳苦，奔走于长沙的教育界、新闻界，筹措资金。他亲自为书社撰写《文化书社社务报告》，还用恳切而通俗的口语写了两份“建议书”，以“文化书社同人”的名义，向读者推介新书报，并提议组织“读书会”。易礼容将毛泽东起草的两个建议印成传单，夹在出售的书中，向读者进行宣传。他还和陈子博开展了向用户送书送报到户的服务，很受进步人士的欢迎。10月22日，由毛泽东出面召开第一次文化书社议事会， 议定易礼容为书社经理，毛泽东为书社“特别交涉员”，主管对外交际。
毛泽东对易礼容的工作非常支持。有段时间，彭璜因赴法勤工俭学的愿望十分强烈，但又苦于没有旅费，便想借用文化书社的有限资金。未允，便迁怒于经理易礼容，在争论问题时对易礼容表现出偏激情绪。毛泽东赞成易礼容的意见，对他的做法给予支持。为了解决两位同事的矛盾，毛泽东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
毛泽东与易礼容，一个主外，一个主内，通力合作，把文化书社办得兴旺发达，在省内外颇有名气。文化书社先后在平江、浏（阳）西、宝庆、衡阳、宁乡、武冈、溆浦等地设立了分社，在不少学校建立了贩卖部，与广东、上海、湖北、北京等地发生书报营业往来的单位达六七十家。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和易礼容将他们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大力开展工农革命群众运动方面，文化书社的日常工作交由易礼容的妻子许文煊管理。
毛泽东在湖南建团建党，易礼容积极参加，成为湖南最早的团员和党员
毛泽东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寻找志同道合的“真同志”入手，除组织文化书社外，还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并与国内、国外的新民学会会员中的中坚分子讨论建党的问题。
毛泽东在积极筹组湖南共产党组织的同时，还进行着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1920年10月，他便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的在校学生中物色对象，建立团组织。
1921年1月13日，正式成立了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任书记。成立时有团员16人，易礼容积极加入，成为湖南最早的团员之一。
毛泽东出席党的一大回到长沙后，找到易礼容，两人靠在前坪的竹篱笆上，谈了在上海开会的情况。毛泽东对易礼容说：“我们要成立共产党了，你也要来。”同年10月，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郊的一个小树林里，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同陈子博、彭平之等几个青年在散步，他们边走边不停地热烈讨论着。湖南省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就这样在他们的讨论中诞生了。大家推选毛泽东为支部书记，何叔衡和易礼容为支部委员。
中共湖南支部建立后，一方面在工厂和学校积极发展党团组织，一方面大力培养党的干部。毛泽东以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易礼容成为该校的校董。翌年9月，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毛泽东任该校指导主任；易礼容担任事务主任，协助毛泽东办学。
1922年5月，成立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中共湖南省委的前身），毛泽东任书记，易礼容是委员之一。1923年11月，湖南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封闭后，中共湘区委员会以补习学校数百名学员为基础，建立了湘江学校中学部与农村师范部，易礼容被委任为校长。在大革命失败前的3年多时间里，学校造就了一大批青年革命干部。
毛泽东与易礼容两家相伴而居，亲如一家
建党之后，公开工作、秘密工作需要分开进行，住地也应分开。毛泽东和易礼容原住的船山学社（湖南自修大学校址）是个公开的地方，许多秘密活动不方便，而这时毛泽东已与杨开慧结婚，易礼容也与许文煊结婚。于是易礼容就找他的岳父设法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租了一所房子，作为省委机关和毛泽东、易礼容的住所。一家住左屋，一家住右屋，一个月租金7块2毛钱，一直由易礼容交租。易礼容跟房东签了7年的租房合同，合同上写的用途是作一师附小教职员工宿舍。此后，省委的会议大都在这里召开。毛泽东一直住到1923年4月去中央工作，杨开慧继续住在这里。
毛泽东与杨开慧、易礼容与许文煊，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结合到一起的，他们相伴而居，互相关心，互相照顾，胜似一家。
毛泽东和易礼容不畏艰险，在外与强敌斗争，然而在家庭这个避风港里，感情炽烈而细腻，柔情似水。
毛泽东当时担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住在教师宿舍。他和杨开慧夫妇在那里来往不太方便。有时杨开慧来文化书社找毛泽东，易礼容就把书社仅有的一间经理办公屋让给他们二人。船山学社有三间毗邻的木板房，1921年“一大”以后，毛泽东和易礼容等一批人搬入该社，易礼容住一间作办公用，毛泽东住大点的那间，另一间由贺果（贺绿汀之兄）等三人住。毛泽东与杨开慧也在这里相会，他俩谈得很热烈。一天深夜，杨开慧回家之后，毛泽东很激动，于是动手写了一首词给
杨开慧：
虞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毛泽东写好后，告诉了易礼容，两人互相交流了彼此的爱情秘密。
1926年1月，易礼容去广州会合毛泽东一起出席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为留住长沙的爱妻许文煊填了一首词：
爆竹声声，枕边惊醒愁多少。再回寻梦，怎奈相思绕。来是冬残，去是春将杪。辜负梅花雪里情，怕见春光好。
两首词异曲同工，只不过一个是写新婚炽烈热恋之情，另一个是写已婚别离相思之苦。
毛泽东与易礼容先后担任长沙泥木工人罢工首席谈判代表， 终于取得湖南第一次大罢工的胜利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1922年4月，易礼容被派去组织长沙泥木工会。长沙城里有泥木工人6000多人，他们工资低，生活困难。张敬尧在1919年曾令长沙县署规定泥木工人每日工资为铜钱42枚，并牌示“永不再有增加”。那时42枚铜钱约合银元3角。毛泽东、易礼容等一方面动员报纸舆论为泥木工人说话，《大公报》8月10日刊登了《我要替泥木工人说几句话》一文。另一方面，帮助泥木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9月5日长沙泥木工会正式成立。
10月6日，长沙数千泥木工人在毛泽东和泥木工会任树德、易礼容等人的发动领导下，举行了全体罢工，要求长沙县知事把每日工价调高到3角4分，并争取营业自由权。经过15天反反复复的激烈斗争，长沙县公署还是拒不同意罢工要求。10月21日下午，泥木工会在教育坪召集2000多名工人召开大会，征求对付长沙县公署的办法。大会推出易礼容、任树德等16人为请愿代表，并推举易礼容为首席谈判代表。22日长沙县署出布告，禁止请愿，否则依法惩办，并将易礼容、任树德等16名代表的名字写上。23日上午，2000多泥木工人集中到教育会坪，冒雨向长沙县署进发。易礼容和任树德走在前面，带领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打着“泥木工人请愿大会”和“硬要3角4分，不达目的不出衙门”的横幅。毛泽东在队伍中间指挥。县署重兵把守，不准工人进入，只允许首席代表易礼容及任树德等16人分两批入内见县知事周瀛干。周瀛干态度很强硬，直到中午还没有消息。毛泽东在署门外的队伍中领着工人高呼口号。他用口哨吹一声，工人们即高呼一句，连吹连喊，震动了整个长沙县署。双方坚持到半夜，湖南省政务厅长吴景鸿来电话，答应第二天下午两点召开公团会议，请工人代表参加，无论如何总有结果。
24日上午10时，全体工人再到教育会坪开会，决定如公团会议仍无结果，就再向省长公署请愿。毛泽东、易礼容认为斗争已进入最后阶段了。他们明确提出斗争目的应转为争取泥木工人的营业自由。毛泽东得知周瀛干要加害首席谈判代表易礼容，便让他隐蔽一下，自己亲自担任首席代表，率领工人代表去政务厅与厅长吴景鸿谈判，经过激烈交锋，吴终于被迫同意泥木两行工人“营业自由”，并将工价增至3角4分，不承认长沙县知事压价布告。这次历经20天的罢工斗争获得完全胜利。这是长沙第一次大罢工的胜利。
毛泽东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易礼容作《农民问题》的讲话，同声反驳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责难
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引起社会的注目，也获得党内的高度评价，他的出色领导才干充分表现出来。1923年，他被调到中央工作。
毛泽东调中央工作后，易礼容作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后为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与李维汉等人担起了湖南工作的重担。1925年底，他和夏曦去广州，与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担任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会合，3个人代表国共合作的湖南省党部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易礼容从广州回到长沙，中共湘区委决定由他负责全省农民运动工作。
易礼容抓住有利时机，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长的身份，发布《各县农会改为农民协会之通令》，令各县农会（多为土豪劣绅包揽）一律撤销，重新组织农民协会。易礼容四处奔波，工作很有成效，湖南省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
1926年11月，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易礼容任委员。12月1日至27日，在中共湘区委的领导下，在长沙召开了湖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易礼容担任农代会主席团主席，郭亮为工代会主席团主席。易礼容在两个大会上做了《湖南农民运动》、《世界农民运动与农民国际》两个报告，他电邀毛泽东到会指导。毛泽东欣然同意，回湘给代表们作了关于农民问题的讲演。大会闭幕后，易礼容又把参加大会的党员代表留下，请毛泽东做了3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进一步提高了农运骨干的政治觉悟和工作水平。
工农代表大会以后，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用32天时间，行程700多公里，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农民运动。之后，毛泽东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批驳了当时甚嚣尘上的对农民运动的歪曲和攻击，指出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保护和支持了在农运第一线战斗的干部和群众。这篇文章对易礼容不仅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而且学到了毛泽东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1927年3月，他讲《农民问题》时，热情地推荐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同毛泽东一样，看到了农民的重要性。他讲道：“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的营垒中，占了最大多数的强兵健将，来做革命工作，农民问题是何等严重的问题，是何等刻不容缓，急待解决的问题。 ……农民没有起来，这是辛亥革命流产的最大原因。……惟有农民起来，高举革命旗帜，高呼一声，一脚将封建势力的舞台倒塌下去，永远不能再起为殃作障了。”
先后任湖南省委书记，患难与共，协力战斗
党的五大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毛泽东和易礼容都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在大会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向大会提出了迅速开展土地革命、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提案，但未被通过。
大会选举时，毛泽东只被提名为候补中央委员。当易礼容从候选名单上看到自己被提名为中央委员而毛泽东只是候补中央委员时，十分气愤，当即把选票退给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的李维汉，并说：“润之（毛泽东）无论如何比我强，候选名单不公道，我不投票。”随即退出了选举的会场。
形势急转直下。5月21日晚，湖南爆发了“马日事变”。湖南城乡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共产党的组织遭到极大破坏，被迫转入地下。
5月21日早，湖南省委书记夏曦出走，当晚省委推举郭亮代理省委书记，郭亮也于次日被迫离开长沙去了武汉。陈独秀约见正在武汉准备参加全国农民协会成立大会的易礼容，说：“长沙发生事变，已成白色恐怖，省委的负责人都离开了，中央政治局开了会决定你回湖南负责。”
易礼容临危受命，于5月28日从武昌鲇鱼套车站搭乘货车回湘，29日傍晚在长沙北站下车，天黑后潜回城内，即找到李庠、唐升超、盛得亲、谢觉哉、许文杰等着手恢复建立组织。他们在西大河街木材厂、沈家大屋、北门外菜园、肇嘉坪14号、望麓园等地建立了7处地下机关，接着又设法重新建立与少数县、市的组织联系。易礼容还在沈家大屋下达文件，指示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攻取县城。不料攻城命令被敌查获，唐生智即登报悬赏3000银元取易礼容的头颅。
鉴于湖南党组织遭严重破坏，6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组织新的湖南省委，派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受命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后，于6月25日从武汉回到长沙，组建了新的省委。易礼容任省委委员、军委书记。他积极协助毛泽东工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他俩常常化装行动，冒着生命危险奔走于长沙、湘潭、衡山等地，召集党员干部和工农骨干开会，了解党的组织、工农情绪和武装力量等情况，研究尽快恢复各地党组织、工会、农会和组建工农武装等问题。
毛泽东在湖南的活动，引起了唐生智嫉恨。陈独秀得知消息后，命令毛泽东速返武汉。毛泽东返回武汉后，由易礼容代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复杂、艰苦的环境中，易礼容和省委其他同志一道，为恢复党的组织和保存革命力量做了不少艰苦工作。7月23日，中央正式决定易礼容为湖南省委书记。
八七会议召开前夕，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派代表纽曼等两名俄国人来到长沙，在麻园岭苏俄领事馆召集湖南省委负责人开会，要大家签字打倒陈独秀，开展合法运动。易礼容、夏明翰、罗章龙都不同意签字，认为陈独秀虽有错误，但共产国际有责任。
八七会议上，俄代表指责湖南省委代表地主阶级，毛泽东针对他们的无理指责，站起来为易礼容等省委负责同志辩解说：“湖南省委做了许多工作，他们是在前线，血滴滴地与敌人斗争，你们却坐在租界上说风凉话。”但是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认为，以易礼容为书记的湖南省委虽然在“收拾残局”、“恢复湖南组织上建了一点功劳”，但一些主张“与中央的政策相冲突”，“对中国共产党过去机会主义的批评没有勇敢的接受”，为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辩护。指摘湖南省委组织没有工农分子参加，应当进行改组，并指定彭公达为新省委书记。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任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易礼容任行动委员会书记；复杂的斗争使并肩斗争的战友分开
1927年8月中旬，毛泽东回到长沙，与湖南省委详细研究了秋收起义计划。易礼容极力赞成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如果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应以60%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
8月底，省委决定在湘潭、长沙、浏阳、醴陵等地发动起义，然后向长沙进攻。省委还决定成立领导起义的两个机关，一是以军事领导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书记；二是以各起义地区党的领导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易礼容为书记。毛泽东在赴湘赣边界地区组织武装力量领导起义前，与易礼容彻夜长谈，相约互相联络，等待时机，里应外合夺取长沙。
9月9日，在毛泽东领导下，湘赣边界发起了秋收起义，先后攻克醴陵、浏阳县城，后终因敌我力量悬殊等诸多因素而失利。毛泽东按照实际情况，毅然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省委也于9月15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暂时停止长沙暴动。
这一正确决定却遭到了共产国际驻湘代表马也尔的强烈反对和不满，认为停止长沙暴动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逃脱”。中央根据马也尔的报告，决定派任弼时作为“全权代表”，立即赶赴长沙，改组省委，要求新的省委“执行暴动计划”。
任弼时改组了省委，书记仍为彭公达。原省委常委易礼容、夏明翰因遭敌人通缉在长沙不能行动，决定分别派到衡阳和常德领导湘南、湘西起义。10月1日，中央调回任弼时，改派罗亦农、王一飞去湖南。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对未执行中央坚决攻打长沙计划的毛泽东、易礼容、彭公达、夏明翰等都给予纪律处分，撤销湖南省委委员职务。
由于中央没有分配工作，易礼容找了新省委书记王一飞，提出去找毛泽东一起打游击的要求，如果认为可以，请他报告中央。王一飞表示：他个人同意，省委并发路费30元，但若中央责问此事，责任完全自负。易礼容立即作了准备。因当时特务军警搜查甚严，直到1928年春节期间，趁军警特务防范松懈，易礼容和许文煊带着儿女才找到机会搭乘萍株线火车到了安源，住在盛得亲的岳父家，并在他们帮助下找到交通员，送信给正在宁冈茅坪整军的毛泽东。毛泽东收到信后，立即给易礼容写了回信，他说：收到信非常高兴，他下乡6个月，中央和省委无一人和他联系，使他颇感孤寂！易礼容的信于他有如“空谷足音”。并告诉易礼容，说他们已开会议定，要他去他们那里担任行动委员会书记。
正当易礼容准备去宁冈时，前后收到两封由湖南省委辗转送来的中央给他的电报。一封调他去武汉长江局任秘书长，第二封又要他去任江苏省委委员兼农民部长。两封电报都明确告诉他不要去毛泽东那里，说毛泽东是搞“军事冒险”。这使易礼容陷入了左右为难之中。易礼容当时对中央的任命有顾虑，唐生智、谭延垲的特务系统都有人认识他，去武汉当长江局秘书长工作难以开展；到江苏则因湖南口音太重，也极易暴露。易礼容设法带信给毛泽东，告知中央的决定，征询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复信要他听从中央的意见，信内有：“他们不要我们，但我们还是要他们”等语。于是，易礼容将妻子和子女安排在长沙跟他的岳母隐居下来，只身赴上海（江苏省委机关在上海）找党组织赴任。
易礼容失去与党的联系后，毛泽东一直关心着这位老友，易礼容也一直对毛泽东充满敬佩之情
易礼容辗转来到上海，但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好于1929年9月东渡日本，流亡他乡。1931年，易礼容从日本回国，艰难地维持全家生计。1934年，在湘乡同乡沈祖儒的介绍下，他被推荐给上海市总工会主席朱学范安排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市总工会工运人员训练班教务长、政治教官。1935年，中国劳动协会在上海成立， 易礼容当选为理事。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在上海掩护和保释过一些中共党员或工农运动领袖，如王凌波、林育英、王扬烈、刘克庄等。
毛泽东自从带领秋收起义部队转战江西以后，就一直设法与易礼容联系。在砻市，他派准备返湘治伤的工农革命军参谋处长陈树华与易礼容联系。毛泽东反复叮嘱陈树华：“你到望麓园去，找到许老太婆（易礼容的岳母），赖在那里不走，一天，两天，十天半月，以至一月两月，一定要找到易礼容，向他汇报部队战斗经过和现在的情况。”
后来，毛泽东也始终没有忘记易礼容这位与他一起奋斗多年的老朋友，多方打听他的下落。1936年，他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还将易礼容列为新民学会中8名主要代表之一。当从有关方面获悉易礼容的情况时，毛泽东十分高兴，随即于8月14日挥笔给易礼容写了一封信：
“韵珊兄：
还是在五年之前，从文亮口中得知吾兄尚未忘记故人，那时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你，不知寄到你手否？……闻兄之周围有许多从前老同事，甚为怀念他们，希并致意。希望你们能发展一个有益于国有益于民的集体力量。文煊还在你身边否？她好否？一同致意……”
由于战乱，易礼容并没有收到这封信。建国后易礼容读了，不免有些遗憾。他说：“当年我若收到这封信，可能早就会去找毛主席的。”毛泽东在信中称呼他“韵珊”。易礼容无限感慨，他说：“润生和韵珊是我的乳名。这种叫法只有儿时在家乡才能听到，外面很少有人知晓。稍大一点后改成现名，再没有人这样叫了。毛泽东同志这样亲昵地称呼我，真使我喜出望外，惊奇不已。”
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接见朱学范、易礼容，对他们从事的工会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他称赞说：“你们工作得很好，我支持你们。”毛泽东还约见易礼容、许文煊夫妇叙旧。许文煊向毛泽东诉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痛苦，要求带二女儿易达美去延安，回到党的怀抱。毛泽东当即同意。次年2月，她们母女乘周恩来返延安的飞机，去了早已心驰神往的延安。
1949年5月，易礼容从香港回到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没有忘记早年与他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的老战友。易礼容到北平不久，毛泽东就给他发去请柬，邀他们夫妇去中南海怀仁堂看程砚秋演出京剧《锁麟囊》。7月，全国总工会在北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北京饭店接见会议代表并同大家一起吃饭。入座时，毛泽东站在桌边，环顾四周，首先问：“礼容同志来了没有？”洋溢着温暖亲切之情。
建国以后，毛泽东日理万机，易礼容很少去打扰他。然而两位老友心神向往，偶有书信相随，友谊从未中断。毛泽东得知易礼容参加湖南省桃源县土地改革很有收获，便致信鼓励。1957年反右运动，为免易礼容受周围人影响，也写信给他打过招呼。50年代末60年代初，易礼容流露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不满情绪，毛泽东又致信易礼容，责备他“右倾”，嘱他多学习。
易礼容对毛泽东一直充满钦佩之情。他常对家人说：毛主席年轻时就颇有见地，我们大家都愿意听他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易礼容对“文革”不理解，自然也逃不出厄运。1968年11月5日晚，他被关进秦城监狱，一关就是6年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被平反，补发工资。1988年5月，新民学会成立70周年，易礼容回顾历史，感慨万千，挥笔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岳麓今何样，湘江日夜流。
此山与此水，曾伴两英豪。
革命传火种，学会是良媒。
要改造世界，要改造中国。
他为“两英豪”作自注：“是指毛泽东、蔡和森”。他衷心称颂毛泽东与蔡和森为“两英豪”，可见毛泽东在他心中的地位。
1997年3月28日，易礼容在北京病逝，终年99岁。两位战友、故交，九泉之下又可以相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