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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文化在增强国家软实力和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当代中国，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社会众多组织机构中，大学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为了深入学习和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大学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历史地位，总结交流开展“中国大学文化百年”课题研究的主要经验，展现“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第一批成果，由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主办的“大学文化与育人为本高层论坛暨‘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首发式”于2011年9月25日在清华大学举行。会议期间，本刊独家专访了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顾问、“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总课题组组长、“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总主编王冀生先生。同时，为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发挥大学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作用，本刊特别策划了“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的专题，陆续刊登专家学者的观点文章，以飨读者。
一、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致力于研究大学文化理论与实际问题，推动大学文化建设
《世界教育信息》：我们了解到，“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课题是由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提出和组织开展的。您是中心的顾问，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该中心的基本情况。
王冀生：2002年9月1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组建的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在京成立。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到会为中心揭牌、给应聘顾问颁发聘书并发表讲话，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刘凤泰、社政司副司长黄百炼、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高等教育出版社社长刘志鹏以及中心顾问杨叔子、张岂之、方惠坚、王义道、于国华和在京部分高校的领导等共50余人出席了中心成立大会。
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是研究大学文化理论与实际问题、推动大学文化建设的学术性研究机构。中心依托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强大的学术背景和悠久的文化氛围开展研究，在辐射和推广研究成果方面将借助高等教育出版社在文化传播领域的优势，并将中心秘书处设在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心通过课题研究和相关学术活动来组织开展大学文化建设与发展的调查研究，交流研究成果和大学文化建设经验，开展有关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开设网站，编辑、出版有关学术刊物，推动大学文化建设。
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在承担并顺利完成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先进文化建设中的大学文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课题，旨在从时代的高度和文化的视角对一个多世纪以来我国近现代大学的发展、变革过程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分析和总结，为中国大学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并进一步弘扬中国大学文化精神，促进大学文化品位的提升。这项课题的重要成果，即第一批“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已经于今年9月25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首发式上发布。
此外，中心还组织了全国性的，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论坛”和“大学文化高层论坛”，以期通过论坛的方式来更好地推动对大学文化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促进先进文化的积累、传播和发展。
二、“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是一项基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课题
《世界教育信息》：“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被列入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规划基金项目，作为该课题总负责人，您认为开展这一课题研究有何意义?
王冀生：我国近现代大学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底蕴之中，产生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难时刻，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政权更迭和错综复杂的文化>中突过程，发展于中华民族重新走向振兴的伟大时代。要知道我国近现代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首先应当搞清楚我国近现代大学这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因此，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握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认真开展“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从历史的轨迹和文化的视角回顾并总结近一百多年来在曲折中探索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发展道路，挖掘并梳理中国近现代大学发展和变革的文化脉络，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为创建中华民族新教育和实现中国特色大学理想而奋斗，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课题，是我国大学正在实现新的文化觉醒的重要标志。
《世界教育信息》：几年过去了，“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进展如何?您如何评价课题已取得的成果，尤其是如何评价已经出版的“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第一批成果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王冀生：自2006年4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第一次学术研讨会暨课题组成立大会”以来，至今已有五年多了。在教育部及其有关司局领导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经过参加课题研究的众多百年左右历史老校和若干所近代以来有重大影响的名校以及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共同努力，课题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和阶段性成果。作为课题研究的综合成果，2008年3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已经出版了我撰写的学术专著《大学理念在中国》。作为课题个案研究成果，今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已经陆续出版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湖南大学和苏州大学子课题组撰写的《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第一批成果，书名分别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北京大学文化研究》、《世纪清华人文日新——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思源致远百年神韵——上海交大文化研究》、《山高水长——中山大学文化研究》、《南方之强——厦门大学文化研究》、《梅与牛——中国科大文化研究》、《从书院到大学——湖南大学文化研究》和《正气完人的精神家园——苏州大学文化研究》。南开大学和浙江大学的个案研究成果也即将出版，书名分别是《公能圭臬 巍巍南开——南开大学文化研究》和《求是之道——浙江大学文化研究》。应当说，“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第一批成果都是思想性强、史料翔实、文脉清晰、结构合理、论述深刻、特色鲜明、文笔流畅和图文并茂的文化精品。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第一批成果的出版，是当代中国大学人的一项创举，在我国乃至世界近现代大学文化研究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三、坚持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体、会通中西”的新文化观
《世界教育信息》：在您看来，我们应当怎样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和孔子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在近一百多年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王冀生：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有自己伟大的民族文化，自汉武帝以后长达两干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传统文化以孔子儒学及其“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为核心，长期凝聚着整个中华民族，并且造就了中华民族辉煌的过去。我国近现代大学是个舶来品，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但它生长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土壤上，因此，它离不开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应当说，中国传统文化和孔子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是近代以来我国建立和发展近现代大学的根基所在。只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由于我国传统文化比较因循守旧和忽视近代科学技术，才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社会和大学教育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世界教育信息》：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近代以来西方大学理念在发展中国特色大学文化中的意义?
王冀生：近代以来，面对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文明的严峻挑战，我国众多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和教育家们高举“科学、教育救国”的伟大旗帜，坚持“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体、会通中西”的新文化观，在我国积极传播以“通识教育、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教育独立”为主要内涵的西方大学理念。他们的一个共同追求是继承儒家文化中培养君子、士的人格理想，使之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养成相衔接，逐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大学理念的相互融合，为在我国建立和发展近现代大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值得高兴的是，近现代大学在近代中国是一个较大的群体，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唐文治之于交通大学、萨本栋之于厦门大学、胡庶华之于湖南大学、钟荣光之于岭南大学，等等。尤其是抗战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高举“刚毅坚卓”的民族旗帜，坚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其时其地，大师云集，人才辈出，学术灿烂，谱写了我国近现代大学文化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
四、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人为本传承创新和谐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观
《世界教育信息》：我们又应当如何分析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取得的成就?
王冀生：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及其在解放区进行教育改革试验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前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特别是1956年以后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在科学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经过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邓平创造性地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指引下，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我国坚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位，制定了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方针，积极探索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教育体制，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实现了高等教育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为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腾飞、社会进步、国力增强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
《世界教育信息》：回顾和总结近一百多来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发展道路，我们取得的基本经验是什么?
王冀生：文化选择是人类文化发展和变革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文化选择的本质是在多元文化矛盾运动中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回顾和总结近一百多年来在曲折中探索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进程，我们的基本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发展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应当把握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人为本传承创新和谐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观，进行正确的文化选择，为创建中华民族新教育和实现中国特色大学理想而奋斗。
《世界教育信息》：您提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观与普遍意义上的“大学文化的独特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有机结合，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观．”?
王冀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观”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根本指导思想，有一个探索、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1945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科学总结了1840年以来我国众多志士仁人积极探索“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民族的”强调的是应当坚持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体，“科学的大众的”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1983年，邓小平在给景山学校题词时，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曲折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经验教训，明确地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这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2002年，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近年来，胡锦涛多次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文化传承创新，构建和谐社会。由此可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人为本传承创新和谐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观，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在领导中国特色文化发展实践中的伟大创造。
五、文化传承创新是我国大学应当承担的重大使命
《世界教育信息》：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国也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在您看来，我们应如何明确新形势下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
王冀生：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战略目标是在普遍提高大学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的基础上，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步伐，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形成一批世界一流学科，产生一批国际领先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和创新型国家，为全面提升我国国际核心竞争力贡献力量。今年4月2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刻地指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任务之中”，“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并传播到社会，延续至后代，不断培育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思想观念，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要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增进对国外文化科技发展趋势和最新成果的了解，展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风采，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努力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积极贡献。这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文化传承创新是我国大学应当承担的重大使命，进一步指明了新形势下我国教育变革和大学创新的前进方向。我们理解，作为人类传承创新文化的 中心，大学既应把文化知识的传承创新作为大学传承创新文化的基本内涵和重要基础，更要深刻地认识到，大学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人才养成的重要基地、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和最富有创造力的学术殿堂，文明守卫、人文化成、价值批判和文化引领是大学传承创新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其中，“文明守卫”是前提，“人文化成”是重点，“价值批判”是关键，“文化引领”是方向，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应有的独特的精神气质。
六、我国近现代大学发展变革的文化脉络：在挑战中觉醒，在探索中前进，在改革中奋进，在传承中超越
《世界教育信息》：为什么说挖掘和梳理近一百多年来我国近现代大学发展和变革的文化脉络，是开展“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的基础工程和重中之重?
王冀生：近代以来，面对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文明的严峻挑战，我国众多名校、老校在挑战中觉醒，在探索中前进，在改革中奋起，在传承中超越，终于走上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辉道路。由此可见，深深地蕴涵在我国众多百年历史老校、名校之中的“中国百年大学文化”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因此，认真开展大学文化个案研究，以史实研究为基础，以大学文化为主线，以大学精神为核心，以大学人为主体，挖掘和梳理众多百年老校、名校的发展和变革的文化脉络，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探索新形势下创建中国特色高水平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之路，是认真开展“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的基础工程和重中之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湖南大学。
中国大学真正实现由传统向近代的转换，是从蔡元培1912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和1917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开始的。蔡元培以其独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大学自治，教育独立”的办学理念及其对“旧北大”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变革，被人们称作是中国近代大学历史伟大的开拓者是当之无愧的。在一百多年的教育和办学实践中，北京大学在挑战中觉醒，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学术传统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既有对“求真育人”的执着追求，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坚韧持守，又有对社会责任、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对“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身体力行，不仅培育了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取得了众多杰出研究成果，而且促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引领着时代的思想潮流，成为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蜚声中外的著名学府，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建立了不朽功勋。
新中国成立以后，蒋南翔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在领导清华大学进行教育变革和办学实践中，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倡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加强党对社会主义大学的领导”、“坚持又红又专和全面发展”、“坚持教学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和“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建设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为把清华大学办成一所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大学，成为我国培养高层次人才和发展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基地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新中国“富有创造性教育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的杰出代表。在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清华大学秉承“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传统，恪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弘扬“行胜于言”的校风，在探索中前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类进步为己任，在革命、建设、改革中顽强拼搏，真诚奉献，涌现出众多大师，培养出大批兴业英才和治国栋梁，为我国的民族解放、经济腾飞、国力增强和生活幸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始终与新中国同命运、共呼吸，始终牢记党和国家赋予的“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的历史使命，在改革中奋起，逐步形成了以“育人为本，学术优先”为核心的科大精神，以“红专并进，理实交融”为内涵的科大理念，以‘梅’与‘牛’为文化象征，的科大品格和以“全院办学，所系结合”为特色的科大模式，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半个多世纪以来办学成绩卓著，在其培养的众多毕业生中，已有42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为同期全国高校之冠。在科学研究方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两弹一星”、神舟飞船、嫦蛾奔月等重大科技攻关工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不愧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创办的最成功的新型大学的杰出代表，在新中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岳麓书院创建于北宋，张拭曾在《潭州岳麓书院记》中说“盖欲造就人才，以传道济斯民也”，由此可见，“传道济民”始终是贯穿于岳麓书院绵延学脉中的一条主线。1903年，岳麓书院改为新式学堂，但她在千年发展中所积淀的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湖南大学，其中，民国时期胡庶华校长力主“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的办学理念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坚守岳麓书院“传道济民”办学思想的基础上，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中实现了新的超越。新中国成立之后，成文山校长承前启后，赓续弦歌，为进一步确立了“岳麓书院一湖南大学”的文化渊源和发展格局作出了积极贡献。现在，湖南大学在传承岳麓书院绵延学脉的基础上，进一步凝练并实践了“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的校训，形成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互融合”的教育理念，致力于建设“博学、睿智、勤勉、致知”的校风，注重质量，严谨治校，正在谱写未来发展的新篇章。
《世界教育信息》：通过挖掘和梳理一百多年来我国近现代大学发展和变革的文化脉络，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王冀生：自古以来，我国大学就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回顾总结一百多年来我国近现代大学发展和变革的文化脉络，我们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猛烈轰击和现代文明的严峻挑战，我国近现代大学始终和祖国、人民同命运、共呼吸，以天下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作中流之砥柱，形成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积淀和创造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大学理念的初步融合，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把文化传承创新作为我国大学应当承担的重大使命。这既是我国近现代大学强大生命力之所在，也是在新形势下创建中国特色高水平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
七、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发展道路，遵循大学文化的独特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世界教育信息》：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发展道路”，请问您是如何理解的?
王冀生：长期以来，在我国“中国特色”讲得比较多，而且往往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政治制度的概念。现在我们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当然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但是，既然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有普遍规律可以遵循。我理解，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坚持“中国特色，世 界一流”的发展道路，就是要求我们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时，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又要遵循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普遍规律。同理，在我国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大学文化时，也应当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人为本传承创新和谐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观与普遍意义上的“大学文化的独特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有机结合。
《世界教育信息》：过去人们对大学职能关注得比较多的是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这三项，现在为什么要关注“文化传承创新”，什么是“大学文化的独特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王冀生：文化是一个内涵广泛而又深刻的概念，人们对它有众多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从哲学上讲，文化的本质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其中，知识存在和制度存在是文化存在的基本形态，信仰是文化存在的核心和灵魂，是人类生命的意义和核心价值之所在。这是一切文化，包括大学文化的共同本质，也是人们观察和分析一切文化现象，包括一切大学文化现象的根本出发点。以这个基本观点来观察大学，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教育、科学和文化是构成大学的三个基本要素，它们既是不同质的事物又共处于同一所大学之中，构成了一个以“求真育人”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
在这个文化共同体中，作为大学存在的基本方式，大学文化主要凝聚在大学人在长期教育和办学实践中积淀和创造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中，是大学物质文化、大学精神文化、大学制度文化和大学环境文化的总和。其中，优势学科、精神气质、杰出大师和文化生态是构成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四个核心要素，它既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形态，又是现代大学核心竞争力的重点所在。在这个文化共同体中，作为大学追求的核心价值，“‘育人为本’是大学存在的第一要义”和“‘科学为根’是大学存在的价值基础”是比较早地被实践证明的两种大学哲学观，它们共同确立了“大学应当坚守的文化品位和崇高理想”，基本要求是始终坚守大学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人才养成的重要基地、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富有创造力的学术殿堂的历史地位；坚守“人文化成”是教育活动的本义；坚守“致力于照亮人性的美”的人文关怀；坚守科学活动的本质是“求真”：坚守以“为真理而献身”的独立精神为核心的精神传统。
由此可见，以“求真育人”为独特本质的大学文化在大学里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既深深蕴涵在“‘育人为本’是大学存在的第一要义”和“‘科学为根’是大学存在的价值基础”之中，又是时代精神的深刻反映。两千多年来，大学的发展和变革已经经历了“人文理性”和“科学理性”两个阶段，在当代，大学应当在人文和科学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基础上由“工具理性”向“和谐理性”阶段转变。我们坚信，一个以“育人为本，科学为根，文化为魂”三位一体的大学哲学观和“生命论，认识论，政治论”共同构成大学赖以合法存在的哲学基础为核心的“和谐理性”时代的到来将是历史的必然。
八、中国大学文化研究任重而道远
《世界教育信息》：最后，请您谈谈对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和我国近现代大学的未来发展的一些展望。
王冀生：《红旗文稿》2010年第15期刊登署名“云杉”的文章深刻地指出：“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可以说，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振兴和繁荣，而且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
我们认为，“中国百年大学文化”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开展“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是一篇大文章，不仅时间跨度很大，而且涉及学校众多，尤其是一百多年来一直充满着中西两种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以及两种大学制度文化之间的矛盾>中突和斗争。因此，如何在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发展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和为实现中国特色大学理想而奋斗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课题，没有一种大气魄和大智慧，没有广博、深厚的文化底蕴，特别是没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和深邃广袤的哲学智慧，这项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由此可见，我们现在已经做的工作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已经出版的“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还只是第一批成果，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们坚信，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我国必将出现一个史化建设的新高潮。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新高潮的逐步兴起和深入发展，我国大学必将进一步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和实现文化自强，中国大学文化研究、建设和创新必将出现新局面，创建中华民族新教育和实现中国特色大学理想的崇高目标必将得到实现，我国必将建成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和创新型国家，中国人民必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加伟大的贡献。
编辑：张力玮
一、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致力于研究大学文化理论与实际问题，推动大学文化建设
《世界教育信息》：我们了解到，“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课题是由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提出和组织开展的。您是中心的顾问，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该中心的基本情况。
王冀生：2002年9月1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组建的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在京成立。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到会为中心揭牌、给应聘顾问颁发聘书并发表讲话，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刘凤泰、社政司副司长黄百炼、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高等教育出版社社长刘志鹏以及中心顾问杨叔子、张岂之、方惠坚、王义道、于国华和在京部分高校的领导等共50余人出席了中心成立大会。
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是研究大学文化理论与实际问题、推动大学文化建设的学术性研究机构。中心依托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强大的学术背景和悠久的文化氛围开展研究，在辐射和推广研究成果方面将借助高等教育出版社在文化传播领域的优势，并将中心秘书处设在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心通过课题研究和相关学术活动来组织开展大学文化建设与发展的调查研究，交流研究成果和大学文化建设经验，开展有关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开设网站，编辑、出版有关学术刊物，推动大学文化建设。
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在承担并顺利完成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先进文化建设中的大学文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课题，旨在从时代的高度和文化的视角对一个多世纪以来我国近现代大学的发展、变革过程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分析和总结，为中国大学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并进一步弘扬中国大学文化精神，促进大学文化品位的提升。这项课题的重要成果，即第一批“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已经于今年9月25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首发式上发布。
此外，中心还组织了全国性的，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论坛”和“大学文化高层论坛”，以期通过论坛的方式来更好地推动对大学文化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促进先进文化的积累、传播和发展。
二、“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是一项基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课题
《世界教育信息》：“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被列入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规划基金项目，作为该课题总负责人，您认为开展这一课题研究有何意义?
王冀生：我国近现代大学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底蕴之中，产生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难时刻，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政权更迭和错综复杂的文化>中突过程，发展于中华民族重新走向振兴的伟大时代。要知道我国近现代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首先应当搞清楚我国近现代大学这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因此，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握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认真开展“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从历史的轨迹和文化的视角回顾并总结近一百多年来在曲折中探索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发展道路，挖掘并梳理中国近现代大学发展和变革的文化脉络，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为创建中华民族新教育和实现中国特色大学理想而奋斗，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课题，是我国大学正在实现新的文化觉醒的重要标志。
《世界教育信息》：几年过去了，“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进展如何?您如何评价课题已取得的成果，尤其是如何评价已经出版的“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第一批成果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王冀生：自2006年4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第一次学术研讨会暨课题组成立大会”以来，至今已有五年多了。在教育部及其有关司局领导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经过参加课题研究的众多百年左右历史老校和若干所近代以来有重大影响的名校以及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共同努力，课题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和阶段性成果。作为课题研究的综合成果，2008年3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已经出版了我撰写的学术专著《大学理念在中国》。作为课题个案研究成果，今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已经陆续出版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湖南大学和苏州大学子课题组撰写的《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第一批成果，书名分别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北京大学文化研究》、《世纪清华人文日新——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思源致远百年神韵——上海交大文化研究》、《山高水长——中山大学文化研究》、《南方之强——厦门大学文化研究》、《梅与牛——中国科大文化研究》、《从书院到大学——湖南大学文化研究》和《正气完人的精神家园——苏州大学文化研究》。南开大学和浙江大学的个案研究成果也即将出版，书名分别是《公能圭臬 巍巍南开——南开大学文化研究》和《求是之道——浙江大学文化研究》。应当说，“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第一批成果都是思想性强、史料翔实、文脉清晰、结构合理、论述深刻、特色鲜明、文笔流畅和图文并茂的文化精品。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第一批成果的出版，是当代中国大学人的一项创举，在我国乃至世界近现代大学文化研究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三、坚持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体、会通中西”的新文化观
《世界教育信息》：在您看来，我们应当怎样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和孔子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在近一百多年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王冀生：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有自己伟大的民族文化，自汉武帝以后长达两干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传统文化以孔子儒学及其“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为核心，长期凝聚着整个中华民族，并且造就了中华民族辉煌的过去。我国近现代大学是个舶来品，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但它生长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土壤上，因此，它离不开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应当说，中国传统文化和孔子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是近代以来我国建立和发展近现代大学的根基所在。只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由于我国传统文化比较因循守旧和忽视近代科学技术，才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社会和大学教育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世界教育信息》：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近代以来西方大学理念在发展中国特色大学文化中的意义?
王冀生：近代以来，面对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文明的严峻挑战，我国众多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和教育家们高举“科学、教育救国”的伟大旗帜，坚持“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体、会通中西”的新文化观，在我国积极传播以“通识教育、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教育独立”为主要内涵的西方大学理念。他们的一个共同追求是继承儒家文化中培养君子、士的人格理想，使之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养成相衔接，逐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大学理念的相互融合，为在我国建立和发展近现代大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值得高兴的是，近现代大学在近代中国是一个较大的群体，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唐文治之于交通大学、萨本栋之于厦门大学、胡庶华之于湖南大学、钟荣光之于岭南大学，等等。尤其是抗战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高举“刚毅坚卓”的民族旗帜，坚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其时其地，大师云集，人才辈出，学术灿烂，谱写了我国近现代大学文化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
四、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人为本传承创新和谐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观
《世界教育信息》：我们又应当如何分析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取得的成就?
王冀生：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及其在解放区进行教育改革试验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前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特别是1956年以后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在科学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经过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邓平创造性地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指引下，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我国坚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位，制定了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方针，积极探索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教育体制，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实现了高等教育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为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腾飞、社会进步、国力增强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
《世界教育信息》：回顾和总结近一百多来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发展道路，我们取得的基本经验是什么?
王冀生：文化选择是人类文化发展和变革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文化选择的本质是在多元文化矛盾运动中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回顾和总结近一百多年来在曲折中探索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进程，我们的基本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发展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应当把握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人为本传承创新和谐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观，进行正确的文化选择，为创建中华民族新教育和实现中国特色大学理想而奋斗。
《世界教育信息》：您提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观与普遍意义上的“大学文化的独特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有机结合，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观．”?
王冀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观”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根本指导思想，有一个探索、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1945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科学总结了1840年以来我国众多志士仁人积极探索“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民族的”强调的是应当坚持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体，“科学的大众的”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1983年，邓小平在给景山学校题词时，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曲折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经验教训，明确地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这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2002年，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近年来，胡锦涛多次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文化传承创新，构建和谐社会。由此可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人为本传承创新和谐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观，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在领导中国特色文化发展实践中的伟大创造。
五、文化传承创新是我国大学应当承担的重大使命
《世界教育信息》：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国也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在您看来，我们应如何明确新形势下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
王冀生：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战略目标是在普遍提高大学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的基础上，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步伐，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形成一批世界一流学科，产生一批国际领先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和创新型国家，为全面提升我国国际核心竞争力贡献力量。今年4月2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刻地指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任务之中”，“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并传播到社会，延续至后代，不断培育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思想观念，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要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增进对国外文化科技发展趋势和最新成果的了解，展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风采，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努力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积极贡献。这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文化传承创新是我国大学应当承担的重大使命，进一步指明了新形势下我国教育变革和大学创新的前进方向。我们理解，作为人类传承创新文化的 中心，大学既应把文化知识的传承创新作为大学传承创新文化的基本内涵和重要基础，更要深刻地认识到，大学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人才养成的重要基地、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和最富有创造力的学术殿堂，文明守卫、人文化成、价值批判和文化引领是大学传承创新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其中，“文明守卫”是前提，“人文化成”是重点，“价值批判”是关键，“文化引领”是方向，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应有的独特的精神气质。
六、我国近现代大学发展变革的文化脉络：在挑战中觉醒，在探索中前进，在改革中奋进，在传承中超越
《世界教育信息》：为什么说挖掘和梳理近一百多年来我国近现代大学发展和变革的文化脉络，是开展“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的基础工程和重中之重?
王冀生：近代以来，面对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文明的严峻挑战，我国众多名校、老校在挑战中觉醒，在探索中前进，在改革中奋起，在传承中超越，终于走上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辉道路。由此可见，深深地蕴涵在我国众多百年历史老校、名校之中的“中国百年大学文化”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因此，认真开展大学文化个案研究，以史实研究为基础，以大学文化为主线，以大学精神为核心，以大学人为主体，挖掘和梳理众多百年老校、名校的发展和变革的文化脉络，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探索新形势下创建中国特色高水平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之路，是认真开展“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的基础工程和重中之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湖南大学。
中国大学真正实现由传统向近代的转换，是从蔡元培1912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和1917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开始的。蔡元培以其独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大学自治，教育独立”的办学理念及其对“旧北大”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变革，被人们称作是中国近代大学历史伟大的开拓者是当之无愧的。在一百多年的教育和办学实践中，北京大学在挑战中觉醒，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学术传统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既有对“求真育人”的执着追求，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坚韧持守，又有对社会责任、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对“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身体力行，不仅培育了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取得了众多杰出研究成果，而且促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引领着时代的思想潮流，成为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蜚声中外的著名学府，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建立了不朽功勋。
新中国成立以后，蒋南翔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在领导清华大学进行教育变革和办学实践中，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倡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加强党对社会主义大学的领导”、“坚持又红又专和全面发展”、“坚持教学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相结合”和“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建设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为把清华大学办成一所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大学，成为我国培养高层次人才和发展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基地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新中国“富有创造性教育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的杰出代表。在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清华大学秉承“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传统，恪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弘扬“行胜于言”的校风，在探索中前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类进步为己任，在革命、建设、改革中顽强拼搏，真诚奉献，涌现出众多大师，培养出大批兴业英才和治国栋梁，为我国的民族解放、经济腾飞、国力增强和生活幸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始终与新中国同命运、共呼吸，始终牢记党和国家赋予的“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的历史使命，在改革中奋起，逐步形成了以“育人为本，学术优先”为核心的科大精神，以“红专并进，理实交融”为内涵的科大理念，以‘梅’与‘牛’为文化象征，的科大品格和以“全院办学，所系结合”为特色的科大模式，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半个多世纪以来办学成绩卓著，在其培养的众多毕业生中，已有42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为同期全国高校之冠。在科学研究方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两弹一星”、神舟飞船、嫦蛾奔月等重大科技攻关工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不愧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创办的最成功的新型大学的杰出代表，在新中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岳麓书院创建于北宋，张拭曾在《潭州岳麓书院记》中说“盖欲造就人才，以传道济斯民也”，由此可见，“传道济民”始终是贯穿于岳麓书院绵延学脉中的一条主线。1903年，岳麓书院改为新式学堂，但她在千年发展中所积淀的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湖南大学，其中，民国时期胡庶华校长力主“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的办学理念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坚守岳麓书院“传道济民”办学思想的基础上，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中实现了新的超越。新中国成立之后，成文山校长承前启后，赓续弦歌，为进一步确立了“岳麓书院一湖南大学”的文化渊源和发展格局作出了积极贡献。现在，湖南大学在传承岳麓书院绵延学脉的基础上，进一步凝练并实践了“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的校训，形成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互融合”的教育理念，致力于建设“博学、睿智、勤勉、致知”的校风，注重质量，严谨治校，正在谱写未来发展的新篇章。
《世界教育信息》：通过挖掘和梳理一百多年来我国近现代大学发展和变革的文化脉络，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王冀生：自古以来，我国大学就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回顾总结一百多年来我国近现代大学发展和变革的文化脉络，我们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猛烈轰击和现代文明的严峻挑战，我国近现代大学始终和祖国、人民同命运、共呼吸，以天下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作中流之砥柱，形成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积淀和创造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大学理念的初步融合，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把文化传承创新作为我国大学应当承担的重大使命。这既是我国近现代大学强大生命力之所在，也是在新形势下创建中国特色高水平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
七、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发展道路，遵循大学文化的独特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世界教育信息》：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发展道路”，请问您是如何理解的?
王冀生：长期以来，在我国“中国特色”讲得比较多，而且往往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政治制度的概念。现在我们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当然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但是，既然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有普遍规律可以遵循。我理解，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坚持“中国特色，世 界一流”的发展道路，就是要求我们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时，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又要遵循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普遍规律。同理，在我国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大学文化时，也应当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人为本传承创新和谐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观与普遍意义上的“大学文化的独特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有机结合。
《世界教育信息》：过去人们对大学职能关注得比较多的是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这三项，现在为什么要关注“文化传承创新”，什么是“大学文化的独特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王冀生：文化是一个内涵广泛而又深刻的概念，人们对它有众多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从哲学上讲，文化的本质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其中，知识存在和制度存在是文化存在的基本形态，信仰是文化存在的核心和灵魂，是人类生命的意义和核心价值之所在。这是一切文化，包括大学文化的共同本质，也是人们观察和分析一切文化现象，包括一切大学文化现象的根本出发点。以这个基本观点来观察大学，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教育、科学和文化是构成大学的三个基本要素，它们既是不同质的事物又共处于同一所大学之中，构成了一个以“求真育人”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
在这个文化共同体中，作为大学存在的基本方式，大学文化主要凝聚在大学人在长期教育和办学实践中积淀和创造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中，是大学物质文化、大学精神文化、大学制度文化和大学环境文化的总和。其中，优势学科、精神气质、杰出大师和文化生态是构成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四个核心要素，它既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形态，又是现代大学核心竞争力的重点所在。在这个文化共同体中，作为大学追求的核心价值，“‘育人为本’是大学存在的第一要义”和“‘科学为根’是大学存在的价值基础”是比较早地被实践证明的两种大学哲学观，它们共同确立了“大学应当坚守的文化品位和崇高理想”，基本要求是始终坚守大学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人才养成的重要基地、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富有创造力的学术殿堂的历史地位；坚守“人文化成”是教育活动的本义；坚守“致力于照亮人性的美”的人文关怀；坚守科学活动的本质是“求真”：坚守以“为真理而献身”的独立精神为核心的精神传统。
由此可见，以“求真育人”为独特本质的大学文化在大学里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既深深蕴涵在“‘育人为本’是大学存在的第一要义”和“‘科学为根’是大学存在的价值基础”之中，又是时代精神的深刻反映。两千多年来，大学的发展和变革已经经历了“人文理性”和“科学理性”两个阶段，在当代，大学应当在人文和科学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基础上由“工具理性”向“和谐理性”阶段转变。我们坚信，一个以“育人为本，科学为根，文化为魂”三位一体的大学哲学观和“生命论，认识论，政治论”共同构成大学赖以合法存在的哲学基础为核心的“和谐理性”时代的到来将是历史的必然。
八、中国大学文化研究任重而道远
《世界教育信息》：最后，请您谈谈对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和我国近现代大学的未来发展的一些展望。
王冀生：《红旗文稿》2010年第15期刊登署名“云杉”的文章深刻地指出：“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可以说，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振兴和繁荣，而且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
我们认为，“中国百年大学文化”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开展“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是一篇大文章，不仅时间跨度很大，而且涉及学校众多，尤其是一百多年来一直充满着中西两种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以及两种大学制度文化之间的矛盾>中突和斗争。因此，如何在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发展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和为实现中国特色大学理想而奋斗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课题，没有一种大气魄和大智慧，没有广博、深厚的文化底蕴，特别是没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和深邃广袤的哲学智慧，这项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由此可见，我们现在已经做的工作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已经出版的“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还只是第一批成果，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们坚信，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我国必将出现一个史化建设的新高潮。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新高潮的逐步兴起和深入发展，我国大学必将进一步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和实现文化自强，中国大学文化研究、建设和创新必将出现新局面，创建中华民族新教育和实现中国特色大学理想的崇高目标必将得到实现，我国必将建成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和创新型国家，中国人民必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加伟大的贡献。
编辑：张力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