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衡派最早的创始人梅光迪，在当下学衡派名声日隆之时，其名却隐而不彰，显然与他著述传世不多有关。与民国同时代学人相比，梅光迪本身就“述而不作”，惜墨如金，著述相对较少。同时散见于各报章杂志，搜求不易。也由于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梅光迪和学衡派都被列入“地主阶级文学”代理人的行列，其人其文更是湮灭不闻。人们对于梅光迪的了解和研究，受阻于与梅光迪相关的文献、尤其是他本人的著述相对稀见。
　　因此作为学衡派的研究者，当笔者读完由梅铁山、梅杰二位梅氏后人为其家族先贤梅光迪最新编辑而成的《梅光迪文存》时，感到由衷的宽慰和欣喜。毫无疑问，这是目前为止，收录梅光迪著述最全的一本文集。这为梅光迪个人的研究、学衡派的研究以及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又增加了很有分量的新材料。
　　学衡派本身就是一个学人社会。关于梅光迪和学衡派的关系，各种资料明白无误地显示梅光迪是学衡派最早的发起人。但是从1923年起，也就是《学衡》杂志仅创刊两年不到，梅光迪就再也没有给《学衡》写过文章，他曾对他人表示：《学衡》杂志办得不好，与他本人再无关系。似至这一时期，梅光迪与学衡派已经不再有任何瓜葛。对于这一桩公案的来龙去脉及其原因，一直以来众说纷纭。在仔细阅读《梅光迪文存》之后，就会发现：第一，梅光迪与学衡派之间，无论从思想上、情感上还是个人交谊上，从来没有中断过联系。1932年，在学衡派最为重要的组织者刘伯明去世九周年之际，梅光迪撰文沉痛悼念，表达了梅刘之间，其实也是与学衡同仁之间深沉的感情。1938年，梅光迪聘请学衡派的老朋友柳诒徵来浙江大学任教。梅对柳的评价极高，认为柳诒徵与马一浮“他们两个的组合或可周知有关中学和中国文化的知识，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第三个人可以和他们相比。”第二，我们可以从本书中发现梅光迪与《学衡》杂志分手的重要原因，他认为《学衡》“只模糊而狭獈地局限在一些仅供学术界闲时谈论的文哲问题上”，对于新人文主义的传播缺乏更具高度的理念和好的手段，“缺乏必要的标语和战斗口号”。
　　胡适与梅光迪的交谊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他们二人从好友变成文化思想上的“对头”，这既是二人之间私人的情感纠葛，同时又超越了私人关系，成为影响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大事件。《梅光迪文存》收录梅光迪致胡适书信46通以及相关短文一则，可以令我们对二人的关系有更深入的了解。这些文字清晰地反映了二人关系的演变：从未识之前相互仰慕到初识一见如故，再到主张对立，发动形同水火的论战。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双方的文化主张势同冰炭，但梅光迪仍然珍视与胡适的友谊，收到胡适的信，他回信说“读了很快乐”。他也并非对胡适“全盘否定”，胡适创办《努力周报》，梅光迪即致信表示：“《努力周报》所刊政治主张及其他言论，多合弟意，兄谈政治，不趋极端，不涉妄想，大可有功于社会”。文存还收有梅光迪向胡适借钱的书信，足见梅氏仍然视胡适为“自己人”。
　　《梅光迪文存》还为我们解读马一浮任教浙江大学一事提供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细节。马一浮在当时已经在学界负有盛名，但他拒绝任教于任何新式大学，包括蔡元培与蒋介石的邀请，也予以拒绝。但抗战初期，他却就教于浙江大学。个中原因，历来说法不一。梅光迪作为礼聘马一浮的当事人，他在书信当中披露的一些细节，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事情的真相。马一浮来浙江大学，并不是因为高薪吸引，实际上马一浮薪水并不高，“每个月300块钱”。最关键在于“我们以古代对待大师的标准对待他”，“他不会像其他教授那样讲课，而是一周两到三次公开对全校师生开讲座。另外，他还单独给一些资质很高的学生做单独指导，这些学生一周去他的住处一到两次”。梅光迪还专门制定了马一浮开讲座时学生必须遵守的礼节。马一浮拒绝前往新式大学任教，是他一直认为这种方式有失师道尊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而浙江大学“以古代对待大师的标准对待他”，实际上在马一浮身上，恢复了古代书院的师生关系与授课制度，深刻地体现了老师的尊严，这深合马一浮的书院理想，才前往就教。可以想见，马一浮能去浙大任教，与梅光迪的举荐与奔忙也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