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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玛格丽特·米德是享誉世界的著名女人类学家，也是公认的女性主义理论主要奠基人。米德战胜了“她那个时代”对于女性的重重阻碍，取得了令男性都难以企及的学术成就和社会成就，进而创造出一个“她的时代”。米德为女性主义研究和女权主义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光彩夺目的一生成为人类学世界和女性世界不可复制的传奇。以“缘起、贡献、评判”三个部分探讨米德对女性主义研究和实践之间的纠结历程。
关键词：米德；女性主义；文化决定论
中图分类号：B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235-02
一、米德与女性主义研究的缘起
米德与女性主义研究结缘并非巧合。米德成长的家庭环境和社会思想氛围为她进入这个朝气蓬勃的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充满女性意识和专业素养的成长环境
米德诞生在一个书香世家，伴随米德成长的三位长辈——祖母、父亲和母亲都具有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准，“米德的祖母曾从事过高等教育，并深谙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是美国第一代职业妇女[1]，米德的父亲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而米德的母亲是一位社会学博士，坚定的女权主义者，曾为争取妇女权益、黑人或移民待遇而四处奔走。“这一素来具有盛产‘严肃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女人’的传统家庭，自幼就灌输了米德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也赋予了她日后成为杰出人物所必需的勃然进取的精神。”[2]
（二）米德与“她那个时代”的女性主义研究
西方女性主义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主要从生理差别上强调男女的不平等；第二阶段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强调社会性别的作用，认为造成性别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不是男女生理的差别，而是社会文化所致；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受后现代思潮影响，对许多既往的女性主义理论观念进行解构。
在米德进入人类学界之时（20世纪20年代），男女差异的“生物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激战正酣。年轻的米德加入博厄斯的“文化决定论”研究团队，以她在南太平洋岛屿上一系列著名研究证明了文化对人格特征形成的重要作用，揭示了文化对性别角色与性别气质的塑造功能，挑战了根深蒂固的男女差异的观念。文化决定论为女性主义研究所直接引用，促使女性主义运动由第一阶段发展到第二阶段，女性主义的基本理论思想由此转变为：性别不平等的原因由社会文化导致，而非生理因素。
二、米德对女性主义事业的贡献
米德一生著作等身，共计出版、发表了44部专著、1 397篇文章，还制作了43部音像作品。其中对女性主义理论界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有《萨摩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1928）、《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和气质》（1935）、《男性与女性——有关变迁世界中性别角色研究》（1949）和《米德自传》（1972）① 等。
（一）为女性主义提供理论支持
米德在27岁时写作的第一部著作——《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将研究聚焦于萨摩亚群岛的女性，特别是正在向成人过渡的青春期少女，以此来回答西方社会中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青春期问题多大程度上由生理因素决定的，多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因素决定的。
1929年，米德在新几内亚的三个原始部落作调查，以研究男女性别角色与所处的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一书中，米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阿拉佩什人、蒙杜马人、德昌布利人的不同心理活动和行为举止并不是由各自不同的生理结构决定的，而是与他们的传统文化有关。
米德在《男性与女性——有关变迁世界中性别角色研究》中表达了她对两性角色的新见解：社会应该发展既给两性带来满足感又不减弱其对自身性别的确定感的文化模式，充分发挥人性的每一份潜能。据此，米德在《男性和女性》一书中建议：正视两性的生物性局限，保留男性和女性的基本差异。
（二）米德与女性主义意识的推广
米德相信普通读者的智力，她成功地向公众推广了文化人类学知识，同时也成功地推广了女性主义意识。
米德善于利用官方和民间的各种渠道，包括广播、电视、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体，积极推广人类学知识和女性主义观念。她巡回世界，就宗教女性、犯罪、婚姻问题等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大众演讲，并向女性杂志《红皮书》（Red Book）坚持投稿十六年之久。米德使社会认识了女性能力的丰富性和可塑性。她的作品对几代美国妇女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各种年龄的姑娘和妇女都在妇女杂志和各种星期日增刊上阅读她的文章，米德就是她自己最好的普及者——几乎在美国思想的每一层次都能感受到她的影响。”[3]
（三）坚定的女性主义践行者
米德不仅从人类学角度对女性主义研究贡献了基础理论，而且她本人也是一位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在米德进入学术界的20世纪20年代，还是职业女性受到男性普遍性排挤和压制的时期。但米德在五十多年的岁月里，长时间、大领域地考察了那些连男人都很难忍受的边远和危险的地区。“女人应该保留她们自己的独立身份，不应该隐藏在男人的背后”[4]。当米德与罗塞·克里斯曼（Luther Cressman）结婚时，她决定保留自己单身时的名字。这在当时的美国是不寻常的和大胆的，曾引起当地舆论的议论纷纷。米德以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自己所倡导的女性主义理念，在个人取得巨大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的同时，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
三、对米德思想的评判以及女性主义思想的跃升
在米德的身前身后，其所坚持激进的理论和实践，不断遭致各式各样的批评和议论。其中最主要的批判是对其“激进文化决定论”和“女性主义发展方向”的反思。米德和她的支持者以“米德式的斗志”对各类批判进行了回应。
1983年（米德去世五年后），德里克·弗里曼出版了《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制造与破灭》一书，否定了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中的主要观点。弗里曼认为，“米德给博厄斯一个绝对的答案” [5]，为了迎合其导师博厄斯的观点，米德把真理的一半说成了是真理的全部……这些导致了米德对萨摩亚文化产生许多误解，进而导致了米德的极端文化决定论——完全忽视了生物演化和其他因素对人类行为构成的影响。
继“文化决定论”遭到批判之后，以“文化决定论”为基础的“社会性别文化决定论”在20世纪90年代也受到了质疑。这些质疑和挑战认为，社会性别理论一味强调社会建构性而完全否定生物遗传因素或社会环境因素在性别上的建构作用，完全忽视男女生理上的差别，片面强调“男女都一样”、“男性能做的事，女性也能做到”。这些理念都是对男女平等含义的误解——真正的男女平等应该是在正视两性生理差别基础上的平等，是机会的平等和人格的平等。女性主义研究扬弃了曾经被奉为其安生立命之本的“文化决定论”，在否定之否定中获得再生。
让米德陷入巨大争议的女性主义著作还有《男性与女性》一书。这本书引得“女人责怪我反对女性主义，男人责怪我是过激的女性主义，而还有很多人——男女都有——责怪我完全否认做一个女人的意义” [4]。米德把各界对于《男性与女性》的争论，归咎于读者没搞清楚哪些是生物性的天赋，而哪些又是文化所决定的。除了米德自己辩解的原因，我们也应看到，在撰写这本著作时，米德已年近半百，她那敏感而又多思的心境在经历了丰富的人生后，较青年时期和中年时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已经又老了快二十岁，过去有过三个配偶，未来有着一个需要养育的小孩子的米德，已经不再是那位没有牵挂的小姐，笔下写的也不再是萨摩亚的棕榈树后面幽会的故事了。”[6]
事实上，从学术发展规律来看，有关米德学术观点的争论无可避免。首先，在学术探讨中存在不同立场、观点和方法论，是学术活动的一般规律。一个没有任何争议的理论观点，如果不是“公理”或“集体意识”，便是“庸识”。从这个角度讲，米德遭到不同意见者的批评是必然的；其次，在一个被“生物进化论”笼罩多年的学术环境中，米德和她的师友以较为极端的“文化决定论”去撼动那似乎不可撼动的学科范式基础，是一种合理、有效的战术选择——不“极端”不足以成事。而一旦事成，“极端思想”的光辉使命便已结束，同时“极端思想”的弊端也暴露无疑，这时，执两用中的研究者就可以并且应当对这样的“极端思想”进行全面的清算和批判。从这个角度讲，对以米德为代表的“文化决定论”者的批判是必须的；最后，如果从更长时间段来看有关米德理论的是与非，在这些争论之上加入时代的因素，则可体知米德和她的批评者们，其实都是在其自身所处特定时代之中，以学术良知向既有的强大学术权威发起挑战，进而推动学术前进的勇士。
综上所述，在充满女性意识和专业素养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身处于“文化进化论”向“生物决定论”发起挑战的学科背景之中，米德以顽强的斗志，以人类学理论为武器，向充满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发起了英勇无畏的挑战。米德为女性主义研究和女权主义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的一生有如冬天的黑莓，越是冰雪严寒，越是硕果累累，她那光彩夺目的人生成为人类学世界和女性世界不可复制的传奇。
参考文献：
[1]徐黎丽，石璟.论米德对文化人类学的贡献[J].思想战线，2005，(3)：52.
[2][美]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M].周晓虹，周怡，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2.
[3][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 [M].程锡麟，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77.
[4][美]玛格丽特·米德.米德自传[M].张恭启，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6：121-215.
[5][澳]德里克·弗里曼.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 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65.
[6][美]玛丽·包曼—克如姆(Bowman-Kruhm，Mary).世界，是我的田野——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发现之旅（Margaret Mead:A
Biography）[M].杨德睿，陈秀琪.译.台北：圆神出版社，2006：159.[责任编辑 郭伟]
关键词：米德；女性主义；文化决定论
中图分类号：B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235-02
一、米德与女性主义研究的缘起
米德与女性主义研究结缘并非巧合。米德成长的家庭环境和社会思想氛围为她进入这个朝气蓬勃的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充满女性意识和专业素养的成长环境
米德诞生在一个书香世家，伴随米德成长的三位长辈——祖母、父亲和母亲都具有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准，“米德的祖母曾从事过高等教育，并深谙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是美国第一代职业妇女[1]，米德的父亲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而米德的母亲是一位社会学博士，坚定的女权主义者，曾为争取妇女权益、黑人或移民待遇而四处奔走。“这一素来具有盛产‘严肃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女人’的传统家庭，自幼就灌输了米德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也赋予了她日后成为杰出人物所必需的勃然进取的精神。”[2]
（二）米德与“她那个时代”的女性主义研究
西方女性主义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主要从生理差别上强调男女的不平等；第二阶段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强调社会性别的作用，认为造成性别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不是男女生理的差别，而是社会文化所致；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受后现代思潮影响，对许多既往的女性主义理论观念进行解构。
在米德进入人类学界之时（20世纪20年代），男女差异的“生物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激战正酣。年轻的米德加入博厄斯的“文化决定论”研究团队，以她在南太平洋岛屿上一系列著名研究证明了文化对人格特征形成的重要作用，揭示了文化对性别角色与性别气质的塑造功能，挑战了根深蒂固的男女差异的观念。文化决定论为女性主义研究所直接引用，促使女性主义运动由第一阶段发展到第二阶段，女性主义的基本理论思想由此转变为：性别不平等的原因由社会文化导致，而非生理因素。
二、米德对女性主义事业的贡献
米德一生著作等身，共计出版、发表了44部专著、1 397篇文章，还制作了43部音像作品。其中对女性主义理论界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有《萨摩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1928）、《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和气质》（1935）、《男性与女性——有关变迁世界中性别角色研究》（1949）和《米德自传》（1972）① 等。
（一）为女性主义提供理论支持
米德在27岁时写作的第一部著作——《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将研究聚焦于萨摩亚群岛的女性，特别是正在向成人过渡的青春期少女，以此来回答西方社会中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青春期问题多大程度上由生理因素决定的，多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因素决定的。
1929年，米德在新几内亚的三个原始部落作调查，以研究男女性别角色与所处的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一书中，米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阿拉佩什人、蒙杜马人、德昌布利人的不同心理活动和行为举止并不是由各自不同的生理结构决定的，而是与他们的传统文化有关。
米德在《男性与女性——有关变迁世界中性别角色研究》中表达了她对两性角色的新见解：社会应该发展既给两性带来满足感又不减弱其对自身性别的确定感的文化模式，充分发挥人性的每一份潜能。据此，米德在《男性和女性》一书中建议：正视两性的生物性局限，保留男性和女性的基本差异。
（二）米德与女性主义意识的推广
米德相信普通读者的智力，她成功地向公众推广了文化人类学知识，同时也成功地推广了女性主义意识。
米德善于利用官方和民间的各种渠道，包括广播、电视、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体，积极推广人类学知识和女性主义观念。她巡回世界，就宗教女性、犯罪、婚姻问题等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大众演讲，并向女性杂志《红皮书》（Red Book）坚持投稿十六年之久。米德使社会认识了女性能力的丰富性和可塑性。她的作品对几代美国妇女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各种年龄的姑娘和妇女都在妇女杂志和各种星期日增刊上阅读她的文章，米德就是她自己最好的普及者——几乎在美国思想的每一层次都能感受到她的影响。”[3]
（三）坚定的女性主义践行者
米德不仅从人类学角度对女性主义研究贡献了基础理论，而且她本人也是一位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在米德进入学术界的20世纪20年代，还是职业女性受到男性普遍性排挤和压制的时期。但米德在五十多年的岁月里，长时间、大领域地考察了那些连男人都很难忍受的边远和危险的地区。“女人应该保留她们自己的独立身份，不应该隐藏在男人的背后”[4]。当米德与罗塞·克里斯曼（Luther Cressman）结婚时，她决定保留自己单身时的名字。这在当时的美国是不寻常的和大胆的，曾引起当地舆论的议论纷纷。米德以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自己所倡导的女性主义理念，在个人取得巨大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的同时，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
三、对米德思想的评判以及女性主义思想的跃升
在米德的身前身后，其所坚持激进的理论和实践，不断遭致各式各样的批评和议论。其中最主要的批判是对其“激进文化决定论”和“女性主义发展方向”的反思。米德和她的支持者以“米德式的斗志”对各类批判进行了回应。
1983年（米德去世五年后），德里克·弗里曼出版了《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制造与破灭》一书，否定了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中的主要观点。弗里曼认为，“米德给博厄斯一个绝对的答案” [5]，为了迎合其导师博厄斯的观点，米德把真理的一半说成了是真理的全部……这些导致了米德对萨摩亚文化产生许多误解，进而导致了米德的极端文化决定论——完全忽视了生物演化和其他因素对人类行为构成的影响。
继“文化决定论”遭到批判之后，以“文化决定论”为基础的“社会性别文化决定论”在20世纪90年代也受到了质疑。这些质疑和挑战认为，社会性别理论一味强调社会建构性而完全否定生物遗传因素或社会环境因素在性别上的建构作用，完全忽视男女生理上的差别，片面强调“男女都一样”、“男性能做的事，女性也能做到”。这些理念都是对男女平等含义的误解——真正的男女平等应该是在正视两性生理差别基础上的平等，是机会的平等和人格的平等。女性主义研究扬弃了曾经被奉为其安生立命之本的“文化决定论”，在否定之否定中获得再生。
让米德陷入巨大争议的女性主义著作还有《男性与女性》一书。这本书引得“女人责怪我反对女性主义，男人责怪我是过激的女性主义，而还有很多人——男女都有——责怪我完全否认做一个女人的意义” [4]。米德把各界对于《男性与女性》的争论，归咎于读者没搞清楚哪些是生物性的天赋，而哪些又是文化所决定的。除了米德自己辩解的原因，我们也应看到，在撰写这本著作时，米德已年近半百，她那敏感而又多思的心境在经历了丰富的人生后，较青年时期和中年时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已经又老了快二十岁，过去有过三个配偶，未来有着一个需要养育的小孩子的米德，已经不再是那位没有牵挂的小姐，笔下写的也不再是萨摩亚的棕榈树后面幽会的故事了。”[6]
事实上，从学术发展规律来看，有关米德学术观点的争论无可避免。首先，在学术探讨中存在不同立场、观点和方法论，是学术活动的一般规律。一个没有任何争议的理论观点，如果不是“公理”或“集体意识”，便是“庸识”。从这个角度讲，米德遭到不同意见者的批评是必然的；其次，在一个被“生物进化论”笼罩多年的学术环境中，米德和她的师友以较为极端的“文化决定论”去撼动那似乎不可撼动的学科范式基础，是一种合理、有效的战术选择——不“极端”不足以成事。而一旦事成，“极端思想”的光辉使命便已结束，同时“极端思想”的弊端也暴露无疑，这时，执两用中的研究者就可以并且应当对这样的“极端思想”进行全面的清算和批判。从这个角度讲，对以米德为代表的“文化决定论”者的批判是必须的；最后，如果从更长时间段来看有关米德理论的是与非，在这些争论之上加入时代的因素，则可体知米德和她的批评者们，其实都是在其自身所处特定时代之中，以学术良知向既有的强大学术权威发起挑战，进而推动学术前进的勇士。
综上所述，在充满女性意识和专业素养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身处于“文化进化论”向“生物决定论”发起挑战的学科背景之中，米德以顽强的斗志，以人类学理论为武器，向充满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发起了英勇无畏的挑战。米德为女性主义研究和女权主义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的一生有如冬天的黑莓，越是冰雪严寒，越是硕果累累，她那光彩夺目的人生成为人类学世界和女性世界不可复制的传奇。
参考文献：
[1]徐黎丽，石璟.论米德对文化人类学的贡献[J].思想战线，2005，(3)：52.
[2][美]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M].周晓虹，周怡，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2.
[3][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 [M].程锡麟，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77.
[4][美]玛格丽特·米德.米德自传[M].张恭启，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6：121-215.
[5][澳]德里克·弗里曼.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 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65.
[6][美]玛丽·包曼—克如姆(Bowman-Kruhm，Mary).世界，是我的田野——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发现之旅（Margaret Mead:A
Biography）[M].杨德睿，陈秀琪.译.台北：圆神出版社，2006：159.[责任编辑 郭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