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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左传》记载的“国风”排序体系是今本《毛诗》“国风”体系产生的基础和直接来源，周平王是该体系的创建者，并于其中寄托了强烈的政治目的。在国风体系中，“二南”至“王风”，象征周由兴而盛再至重建的历程，表达东周继统的合法性及平王“绍祖”以“明志”的政治追求；自“郑”至“唐”，是依照平王以洛邑为中心审视四域方国的排序结果排列的，旨在强调东周仍为天下共主的地位；“陈”以下三“风”，是平王择小邦“风诗”代表以为补缀的结果，具有扩充周廷“国风”系统并彰显周廷对小邦诸侯有效掌控力的含义。
关键词：诗经;国风;体系;周平王
《诗经》分“风”、“雅”、“颂”3部分。160首“国风”，占据“诗三百”之半壁。《诗经》的编辑者将这些诗分别归类到“十五国”名下，又对“十五国”加以排序，由此便形成了今本“国风”的排序体系。这种以“十五国”形式为诸“风”命名、分类、排序的基本体系之形成时间，可以上溯至春秋时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吴公子季札“聘鲁观乐”的情况，所观诸“风”依次为：“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自郐以下，无讥焉”。1现代学者多认为“郐”以下当为“曹风”，如此便勾勒出与今本《毛诗》名类相同、排序略异的春秋时“国风”排序的大致情况。如此，则不论孔子“删诗”与否，他都不是“国风”基本排序体系的创建者。2依据“郑风”多为郑国之诗且郑立国最晚（宣王二十二年）的情况，“国风”基本排序体系的形成时间大致当介于“宣王立郑”至“季札观乐”之间，而“欲崇礼于诸侯”3的周平王，很有可能就是该体系的首创者。
平王编诗，既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也蕴含了强烈的政治目的。西周覆灭，平王东迁，家国巨变中，平王处境尴尬。一方面，外祖申侯为立平王而引犬戎灭幽王、杀褒姒，这使平王难与弑君、杀亲、祸国了无关系；另一方面，携王4分权也使平王初立便需面对国家分裂的威胁。平王继位称不上是风光的胜利，因此，他需要彰显身份和立场，告知天下，只有自己才是周王朝唯一继任者，是天下的共主和明君。这种需求落实在“文治”上，便是在编诗之事中，寄托东周继统合法性和唯一性的诉求，宣扬王畿为天下中心的地位，暗示兴复宗周的政治愿景。在此认识基础上来看《左传》所载“国风”的编排，便可对“十五国”先后排列次序的含义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绍祖”以“明志”——“周南”至“王风”
“周南”、“召南”、“邶”、“鄘”、“卫”、“王”六“风”是平王编诗的第一层，体现了其“绍祖”以“明志”的编诗思想和政治意图。具体而言，我们又可将此层“风诗”细分为“二南”、“三卫”、“王风”3组。
第一组：“二南”。尽管学者对“二南”的命名、释义和地域等问题仍有争论，但对“二南”与周初周、召二公教化有关的认同还是趋于主流。郑玄《诗谱》、朱熹《诗集传》都有文王徙都于丰，二分岐地以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各施其教的记述。而魏源对“《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1的“四始”说做出的“皆周公述文王之德”2的解读，更将《周南》彰弥周公教化的主旨升华到关乎诗之大义的高度。更有说服力的是夏传才先生对《诗经》发祥地洽川的亲身考察。他从地理、民俗、音乐、历史文献和遗存等多方面验证了“二南”中的一些诗篇在文王时代就已经在洽川一带产生，并由此为“二南”说明诗与文王、周公、召公等西周先公的关系提供了更具科学性的证明。3“二南”诗始于周族故地。这里是周族发展强大的根基所在，也是文王断“虞芮之讼”，接受天命的起点。周、召二公辅弼宗周三代，是周朝数百载王业的奠基者，更为两周国政拟定了礼乐教化、宗法、分封的核心纲领。“二南”因与周族故地、西周先公的特殊关系而冠居群“风”之首顺理成章，平王为“风”排序也理应如此。
第二组：“三卫”。“三卫”诗相与同风，除《定之方中》篇学者尚存是否为“新卫之风”的意见分歧外，其他诸篇均被认作是公元前660年狄灭卫以前的诗，皆产生于朝歌旧都。值得注意的是，“三卫”诗既然同为“卫风”，地理位置也十分接近，为什么要用“邶”、“鄘”、“卫”三个名称来命名和分类呢？魏源“故加邶墉卫之名，以别于楚丘之卫也”4的分析是以后事追溯前事。因为从“三卫”诗基本上都是渡河以前卫地诗歌的情况来看，《定之方中》不排除后续补入的可能，那么“三卫”诗就都是编诗者在卫灭以前编订的，其时何谈新卫、旧卫？当然也没有用“邶”、“鄘”来区分新卫、旧卫的必要。“邶”、“鄘”称谓的由来与武王克商后册命三监有关，而这一事件正是周族代商而立成为天下共主的标志，在周朝历史上具有彪炳千秋的里程碑意义。编诗者将“邶”、“鄘”这两个作为行政区划仅在西周之初使用过不到三年的地理概念作为“风诗”的名类，并将其紧系“二南”之后的用意，正是要借用“邶”、“鄘”的特殊含义，来追溯武王克商的丰功伟业。“三卫”的命名和排序也由此被赋予了标志西周王朝代商而立、走向鼎盛的象征涵义。
第三组：“王风”。关于“王风”，古今学者多认为产生于东迁之后，是东周王畿洛邑附近的“风诗”，更因“王风”的称谓问题引发了诸多论说。仔细分析后就会发现，古今学者对于“王风”称谓问题关注的焦点其实可以从称“王”和称“风”两方面来看。关于何以称“王”的问题，郑玄、朱熹、郑樵、陆奎勋、顾栋高、陈奂等绝大多数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与平王都“王城”的事实直接相关。令学者们纠结的是何以称“风”的问题。以郑玄、服虔、陈子展、程俊英为代表，认为称“风”则卑，似乎“风”为诸侯专属，而周廷之诗只能为“雅”却不宜为“风”，并由此而生发了“贬周”、“闵周”、“尊周”的论调。5但也有学者不以为然，郑樵就曾言“《豳国》七篇，关中人风土之歌也。《王国》十篇，洛人风土之歌也。岂其诸国皆有风土而洛独无之乎？以为《黍离》为降《国风》，何理哉？”6他将“王风”比于“豳风”，强调二者得名于地域方位，无涉其他。陆奎勋更直言：“谓以王尊周者非也，谓以风贬周者非也。”7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朱熹的观点。他在《诗集传》中提出：“王室遂卑，与诸侯无异，故其诗不为雅而为风。”1这显然是遵从前说。但他在《朱子语类》中表达的观点却倾向后说：一则答问时，称《风》、《雅》作者和语辞均有异；2另一则答问时，虽仍主张《王风》因作于王畿之民而非朝廷故不为《雅》，但又强调《风》《雅》各自有体，“自不可乱，不必说《雅》之降为《风》。”3看来，朱熹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所变化。《诗集传》的观点当是朱熹早期袭郑之说，而《朱子语类》中他的说法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开始持更为审慎的态度。笔者认为，《朱子语类》的观点更为可取。“风”、“雅”本不同体，“王风”本自为“风”而非为“雅”，其得名缘于“王城”，而“王城”的由来与武王、成王欲以其地嗣王有关。如此看来，冈村繁先生贬低“风诗”涵义，认为若是周室自称则为“不顾羞耻”、“让自己与其他列国处于同等地位”，而在“雅”“颂”之外另附风诗“也是叠床架屋而难以置信的愚陋之举”4的观点，显然是为了成全周室不是“王风”以下十风编纂者的削足适履之说。平王编诗固然要眷顾“雅”、“颂”，但也不能对东周王畿内的“风诗”全然不顾。况且，平王既以编诗传意，当然更有理由标举“王风”。此外，这部分诗歌的编辑很可能有吸收厉王以后朝政愈衰、终至覆灭历史教训的用意，因而“刺诗”居多。但平王以史为鉴、避祸思过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王风”较之“二南”、“三卫”更为鲜明的“刺诗”特征就将平王编诗的真正意图界定在反思、避祸的层面上。考虑到东周之初尚有携王并存的历史背景，平王旗帜鲜明地打出“王风”的称号并刻意将其置于“二南”、“三卫”之后，其用意当在于强调自己统治的东周是宗周唯一合法继任者的正统地位。
自“周南”至“王风”这一层三组的“风诗”排列，代表了周族自兴起，至灭商称王，再至经历西周覆灭后浴火重生的三个阶段。平王编诗，站在所处的历史背景下，以帝祚唯一合法继任者的身份，借助由“二南”至“三卫”再至“王风”的“国风”排序实现了“绍祖”以“明志”的递进目的：以“二南”祖述先公基业，借“三卫”彪炳克商伟绩，此二者是为“绍祖”；将“王风”紧系“二南”、“三卫”之后，是为“明志”，表明自己继任大统、克绍先志、继往开来、复兴周室的法统地位、政治追求和宏伟愿景。
二、“居中”俯“四野”——“郑风”至“唐风”
“郑”、“齐”、“豳”、“秦”、“魏”、“唐”六“风”是平王编诗的第二层，是其以王畿为中，俯视四野的结果，也是平王“数今”的第一步。具体而言，我们可将此层“风诗”细分为“郑”、“齐”、“豳”与“秦”、“魏”与“唐”4组。
第一组：“郑风”。郑国的第一位封君是郑桓公友，他是厉王少子、宣王庶弟，宣王二十二年初封于郑（今陕西华县境内），5其地时为桓公在宗周王畿内的采邑，还称不上是诸侯国。6西周末年，郑桓公感到周室将坠，便与史伯商议“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建议，可以选择子男国中较大的虢、郐二国，并献计桓公寄帑贿于虢、郐。于是，桓公袭郐而取其地。7其子武公随平王东迁，灭郐后定都新郑，成为东周王畿之内的姬姓诸侯。“郑风”也多产生于东迁以后。8因郑国与东周特殊的宗亲和地缘关系，加之郑武公在护送平王东迁及建立东周过程中的卓越功勋，“郑风”作为平王东迁后畿内封国的典型代表入选“国风”，是合情合理的。
第二组：“齐风”。武王克商却未及抚有东土。成王时周公平乱，遂封太公望于齐，并为诸侯长。9齐国是西周初封最大异性诸侯，也是具有“五侯九伯，实得征之”10大权的东方“方伯”。“齐风”多为东周时期的作品，1大部分为齐桓公以前的诗。平王选编“齐风”，主要看重的是齐为东方“方伯”的大国地位。
第三组：“豳风”与“秦风”。“豳”作为国家而言，立国在西周之前，始于周之先祖公刘“于豳斯馆”，止于大王徙居岐山之阳，国历10主，约400年。2“豳风”的产生要在豳不复国之后，多为西周初期的诗歌。自先秦至元明，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豳风?七月》是周公为诫成王而作，“而后人又取周公所作，乃凡为周公而作之诗以附焉”。3这样的观点，至上世纪末，仍被日本老一代汉学家所保留。4自清儒方玉润始，开始对周公作《七月》说提出质疑，现代学者也有续论，但主流观点仍认为“豳风”与周公及其后人有关。这应是“豳风”入选“国风”体系成为“十五国”之一的主要原因。“秦”的族源历史悠久，据《史记?秦本纪》记载，自其先祖中衍、中潏时就与商、周有所接触，孝王时立非子为附庸，宣王时又立秦仲、庄公为大夫，但直至襄公七年才因救护有功而被平王正式册命封国。但是，秦国封侯不同以往，它是在其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得到了平王的“加冕”，而平王予其“能攻逐戎，即有其地”5的征伐大权也无异于承认了秦国贵为西方方伯的大国地位。“秦风”入选，正基于此。关于“秦风”产生的时代，古代学者多宗《毛诗序》，认为是秦仲至秦康公时期的诗；现代学者认为“秦风”产生偏晚，是自春秋初襄公时代至穆公时代的作品。6本世纪以来，学者结合对“秦子钟”等出土文物的研究，将“秦风”产生时间上推至非子时期。7虽然古今学者对“秦风”产生的时间上限存有分歧，但对《秦风》主体产生于襄公之后的看法却基本一致。这恰好证明“秦风”受到重视始于平王朝，将其纳入“国风”体系应是平王编诗的结果，而其入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秦在东周之初就已具备了方伯的实力、救护有功，以及王廷对其方伯地位的认可。秦立国后，凭借强大的军事势力，经过襄、文二公近20年的努力终于驱逐了西戎。“豳地”的中心位置在今陕西彬县，处于岐山东北方向的泾水沿岸，当时归于秦国占有的可能性很大。由此来看，平王编诗，将“豳”、“秦”并置的原因就在于二者地理位置的相近及后续的领属关系，而在排序上置“豳”于“秦”前则应与“豳”风产生较早且为西周故“风”有关。
第四组：“魏风”与“唐风”。古魏国是晋献公灭魏（前661年）以前的魏国。据《左传?昭公九年》周景王自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的记载，及杜预“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国，为西土之长”的注释，8可推知古魏国在夏代就已存在。很可能周人自夏时就曾代夏人统治过魏国，夏末至商中期因商族势力的介入而一度失去了对魏的控制，后又在文王、武王时重新获得对魏的统治权并改封其为姬姓魏国。9可以想见，“魏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但先秦史料对古魏国情况的记载阙疏，给判断“魏风”七篇的产生年代带来困难。自《诗序》起，就对“魏风”创作时代阙疑，后续学者除苏辄、何楷等少数主张“魏风”是晋灭魏后魏人所作外，多数学者认为“魏风”作于晋灭魏之前。从古魏城的考古发掘来看，古魏国自西周至毕魏一直定居在今陕西芮城一带，10这为“魏风”的形成和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与魏同为三代故国的芮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从本世纪初对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考古发现来看，芮国很可能经过了自陕西陇县至大荔或芮城再至韩城梁带村一带的数次迁徙，11这很可能是导致芮国无“风”传世的重要原因。由此看来，“魏风”是因其幸存及其国“本舜禹故都”12的悠久历史而成为了该地区“风诗”的典型代表，而这正是平王选入“魏风”的主要原因。古唐国在商周之际就已存在，甚至可以再追溯到唐虞时代。武王克商后，古唐国参与了盘庚的叛乱。周公灭唐后，成王册封母弟叔虞于古唐国故地，仍称唐国。至燮父时，因曾献嘉禾，改国名为“晋”。1关于晋国，学者争论最多的就是叔虞始封地的问题。大致说来，清以前多宗“太原晋阳说”，自清儒顾炎武提出“山西翼城说”后，近代学者多转从顾说。随着近年甲骨卜辞的研究深入及山西翼城县苇沟、北寿城和天马曲村遗址的陆续发掘研究，主流观点开始倾向“晋南说”，认为山西翼城、曲沃、绛县一带就是晋国早期的政治中心及西周时期的都城所在地。2其实，不论叔虞始封地是在晋阳还是在晋南，“唐风”都应是晋南地区的诗歌。3而且从地理位置来看，它也是“国风”中较为偏北的诗歌。这是“唐风”入选的原因之一。比这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晋国地处夏人故墟，北部太原戎人活动频繁，4为拱卫宗周王畿，周廷势必要在此地安插宗族势力以为屏障，而这也正是周廷封晋的原因所在。事实上，晋国也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幽平之际犬戎乱周时，晋文侯就帅军直驱入陕，与郑武公、秦襄王一起共捍周室。平王奖励其功，特作《文侯之命》又赐弓矢车马，这无异于授晋以征伐不廷之臣的方伯特权。后来文侯正是凭此特权而一举剿灭了携王，再次维护了平王的统治。平王时代，晋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北方大国，“唐风”由此也顺理成章地作为北方“风诗”的代表而被平王选入“国风”。从地理位置来看，唐与魏国均在汾河之间，相距不远。“魏风”渊源甚早，因而列于“唐风”之前。于是便形成了该组的排序情况。
自“郑”至“唐”这一层4组的“风诗”排列，是平王在完成了上一层的“绍祖”、“明志”后开始对其统领的东周王朝进行“数今”的关键一步。平王迁都洛邑，不免仓惶，四方诸侯也很可能持观望态度。平王深谙于此，所以，在这一层的“国风”排序中，尽量体现自己仍为天下共主，四方诸侯当为周室辅的立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平王将四方诸侯之“风”系于“王风”和畿内诸侯“风诗”之后，既实现了与上一层“风诗”的形式连接，又通过先中央后四方的排列顺序形成了以畿内为核心、四方邦国为辅翼的逻辑结构和主次关系。这就涉及到对四方颇具代表性的方国的选择。前文所述郑、齐、秦、晋四国均有资格入选，除此以外，还有两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方国不能忽视，即处于周廷南北二极的燕国和楚国。
燕为西周姬姓封国，但关于姬燕的早期历史，文献记载寥寥无几且语焉不详。燕国史《燕之春秋》至汉已亡。《史记》虽有《燕召公世家》，但也言之甚少，甚至对召公以下至惠侯九世未置一词。幸而，上世纪60年代以来，北京琉璃河商周遗址的考古发现和陆续研究，为早燕历史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 助，杨玉生等学者也由此确信“召公封燕”的史实并对燕国初封的若干问题做了考察。杨氏认为：召公不是文王庶子，其长子就封之燕国在今北京的子燕故 地，该地以当时相对落后的北方游牧文化为主体，姬燕建国虽为其带来了文字等先进文化，但也使该地区早先发展起来的先燕文化因畿服重地地位的丧失而迅速衰落下来。5司马迁所言“燕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6可谓切中。齐思和所说的（至春秋之季）“又百余年而燕始大，然诸侯犹以夷狄遇之”，7亦颇具见地。召公虽贵为“三保”且功勋盖世，但他毕竟不是文、武嫡亲，所以在封国优越性上可能不及周、康诸公；子燕故地的游牧经济、资源条件以及召公并非亲治而是遣子就国等因素也有可能直接影响了姬燕的后续发展，乃至使其最终落后于齐国。总之，燕国至平王编诗时 无论从国力还是文化上都不具备典型的方国强邦的代表意义，因此燕国也无“风诗”入选。
据《大戴礼记·帝系》记载，楚之先祖出自颛顼，1其文化源远流长。楚人能歌善舞，文献所载楚曲、楚辞丰富，故“楚风”之存在可想而知。从幅员、国力、“风诗”发展的水平来看，楚国都具备入选“国风”的资质。但是站在平王编诗的立场，只有能够为周室辅的诸侯才有资格成为方国的代表，它们的“风诗”也才能入选“国风”，楚国恰恰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西周之初，楚君虽以“子”的地位归附于周，并在成王召集的岐阳盟会中担任了司仪的职司，接受了周廷的分封，但楚国对于周天子的臣属关系却并不牢固。成王之后，周和楚就屡有冲突，昭王多次率师征楚，最后溺死汉水，至宣王时，虽南征北战，但却始终未对楚国用兵。2面对这个当时周廷南方最大的强邦，宣王只能采用分封召伯虎筑邑南阳的被动措施来加以防范。至平王东迁，楚国仍然是周廷南部最大的威胁。平王编诗，当然不会将其视为能够捍卫周廷的南部方国的代表，“楚风”因此也无缘入选“国风”。
燕、楚二国均不具备成为方国代表的条件，因此也都无“风”入选。如此则南“风”缺失，而北“风”代表则非“唐风”莫属。于是平王立足洛邑、俯视四野、宅中图大，取四方大国臣服于周且有“风”可采者，以中→东→（南）→西→北为序，由此便形成了郑→齐→（无）→秦→晋的方国排序。在此基础上，平王注意到除大国“风诗”以外，四方之“风”中还有“豳”、“魏”二“风”尤为典型，又因它们在地理方位上分别靠近西方的秦国和北方的唐国且在产生时间上较“秦”、“唐”二“风”更早，于是便将他们分别置于二“风”之前，并由此最终形成了本层四组六“风”的排列情况。
三、“择显”以“补缀”——“陈”、“郐”、“曹”
“陈”、“郐”、“曹”三“风”是平王编诗的第三层，是平王择选较有代表性的小邦“风诗”以补缀前述十二“风”后的结果，也是平王“数今”的第二步。
“陈风”：《吕氏春秋·慎大篇》、《礼记·乐记》和《史记·周本纪》都记载了武王克商后封建黄帝、帝尧等先王之后的事情，其中就包括了“封帝舜之后于陈”的记载。虽然古史辨派学者曾对武王册封神农、黄帝后代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但对周初曾封陈、杞二国以奉虞、夏祀的可能性却仍倾向于肯定。3而《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的武王“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4的历史也被学者广为认同。至于陈国地望，古今记载大致无异，均认为其地在今天河南淮阳一带，5“处于周初周人大规模经营黄淮、江淮地区的重要战略要冲地带，有着极其特殊的作用。迄战国、秦汉之世，‘陈在楚、夏之交’，其重要性依然可见”。6综合来看，陈国的独特性在于其兼为圣王之后和周室姻亲的荣誉身份以及在地理位置上的战略意义，而这些都可被视为“陈风”入选的重要原因。
“郐风”：“郐”与楚同源，据《大戴礼记?帝系》记载，其先祖为祝融之后陆终的第四子“莱言”。7郐立国可能早在商、周之际，至西周初年才又重新受封而成为子男爵中的大国。8其地望，在今河南郑州密县一带。至今密县曲梁乡大樊庄古城角寨村仍保存着西周郐国的故城遗迹，9此即“郐风”的主要发生地。关于“郐风”，古今学者历来不甚重视，关注的问题仅限于其写作的时代，且多认为作于郐灭国归郑以后。然而，郐既为古国，何以灭国之前无诗？且郐亡归郑，若“郐风”均为亡国之音，为何不并入“郑风”而单独成列？其中原因或许与平王编诗的背景有关。郐亡之前，即便有风，但因其国弱小故亦难被周廷重视。至平王编诗时，郐因贪冒而至亡国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且亡国之后的“郐风”浸染郐人离乱之苦，这些因素很可能触动了同样遭受流亡之痛的平王，促使其将“郐风”收入“国风”，以为警训。
“曹风”：曹也与楚同源，据《大戴礼记·帝系》记载，其先祖为祝融之后陆终的第五子“安”。1曹在夏时可能已经发展成一个部落国家，后来东迁至陶丘，至武王灭商前的500余年安居于此，武王灭商后被迁于邾。其地被武王封给同母六弟振铎，仍名其国为曹。武王封曹也应出于以宗室为西周藩屏的战略打算，曹地“四达之冲”2的战略位置及为天下膏腴的地理条件也印证了武王封曹叔于此的必要性和战略意义。由此反观，曹叔及曹国在分封之初显然得到了周武王的格外信任和相当重视。但是，从西周及至东周之初的历史来看，曹国似乎有负于此。政治上，曹君无一成为供职京畿的天子重臣；经济上，曹国也没能像齐一样富甲一方。平王编诗时面对这样一个无甚作为的姬姓侯国，选择其“风”很可能是平王顾念其为先王所封第一批姬姓宗国且虽无功但亦无过的结果，此外也不排除有补入“曹风”以备十五国之数的可能。
显然，以上“三风”的重要性是不能与前两层的“十二风”相提并论的，但它们毕竟是周室封国内产生的仍具一定代表性的诗作。考虑到东周王廷的现实国力，平王对诸“风”的搜集范围不会拓展到边隅之地，因此诸国“风诗”中未被收录者肯定不止一二。从这点来看，“陈”、“郐”、“曹”三国“风诗”的入选，足以证明它们在其所代表的弱邦小国的“风诗”系统中仍为佼佼者。平王继续前两层的编诗思路，在“数今”的层面上除了要对大邦之“风”，包括大邦地域范围内的“豳风”和“魏风”，一一历数之外，还要选择小邦之中别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风诗”补缀其后。这样做不仅可以充实、扩展周廷“风诗”系统，也是完成平王“数今”之举的重要一步。“陈”、“曹”邻近东周王畿，周廷对其影响不可小觑，因此它们在平王“数今”的举措中，也具有了彰显周廷对小邦诸侯有效掌控力的象征涵义。
综上，今本《毛诗》中的“国风”排列体系是在《左传》所记载的鲁国宫廷“风诗”体系基础上产生的，后者是前者的直接来源，它标志着以“十五国”为基本分类方式和排序标准的“国风”基本体系产生于春秋中期之前。“国风”的基本体系始创于平王。以“克绍先志”、“崇礼诸侯”为己任的平王在东周初立又有携王分权的时代背景下，亟需确立新兴的东周王朝的正统地位和自己仍为天下共主的至高权位，编诗是其表达政治目的的方式之一。平王制定的“国风”排序体系可以分为三层。自“周南”至“王风”为第一层，反映了周自兴起至武王克商、代有天下再至东周重建的三个阶段，表明东周继承帝业的法统地位及平王“绍祖”以“明志”的政治追求。自“郑”至“唐”为第二层，以东周王畿洛邑为天下之中心，取四方大邦有“风”可采者，依中→东→（南）→西→北的次序历述其“风”，并将大邦界域之内及其周边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豳”、“魏”二“风”分别置于“秦”、“唐”之前，由此便形成了该层四组“风诗”的排列情况。这层“风诗”是平王继上一层的“绍祖”、“明志”后“数今”的重要一步，旨在强调东周是天下中心、自己是天下共主，四方诸侯仍为周室藩屏的政治立场。“陈”、“郐”、“曹”三“风”为第三层，它们的入选是平王“数今”的第二步，具有扩充周廷“风诗”系统和彰显周廷对小邦诸侯有效掌控力的象征涵义。
[作者王红娟（1983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24]
[收稿日期：2012年5月22日]
（责任编辑：曹胜高）
1 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3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06—2007页。2 刘毓庆、郭万金两位先生认为，《诗经》在形成过程中“进行过三次重大的编辑整理工作”，倾向于认为孔子是“国风”基本体系的创建者。参见刘毓庆、郭万金：《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第18—25页。
3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41，《杂记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57页。
4 周幽王死后，申后、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於申，称天王，虢公翰则立幽王子余臣於携，一度二王并在。参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476页。
1 司马迁：《史记》卷47，《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36页。
2 魏源：《诗古微》，见《魏源全集》第一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75页。
3 夏传才：《诗经发祥地初步考察报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4 魏源：《诗古微》，见《魏源全集》，第1册，第218页。
5 郑玄语见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4—1，《王城谱》，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30页；服虔语见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4—1，《王城谱》，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330页；陈子展语见陈子展撰，范祥雍、杜月村校：《诗经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06页；程俊英语见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6 郑樵著，顾颉刚辑点：《诗辨妄》，北平：朴社出版，1933年，第14页。
7 陆奎勋：《陆堂诗学》卷3，《王风辨》，《续修四库全书》，第6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5页。
1 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2页。
2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66页。
3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2067页。
4 [日]冈村繁著、陆晓光译：《周代文学史考》，《冈村繁全集》第一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0页。
5 另说在今陕西凤翔一带。参看卢连成：《周都淢郑考》，《古文字论集》（二），西安：《考古与文物》编辑部，1983年，第8—11页；李峰：《西周金文中的郑地和郑国东迁》，《文物》，2006年第9期。
6 吕文郁、张天恩都认为西周王朝畿内只封采邑，未设诸侯国。参看吕文郁：《周代的采邑制度》，《文献》，1990年第4期；张天恩：《论西周采邑制度的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2期。
7 参看邵炳军：《郑武公灭桧年代补证》，《上海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8 参看孙作云：《从读史的方面谈谈“诗经”的时代和地域性》，《读史参考》，1957年1月号。
9 关于齐国始封，有封于武王与封于成王两说，王国维持成王封齐说，见氏著《观堂集林》卷10，《殷周制度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2页。
10 司马迁：《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第1481页。
1 王洲明：《周代地域文化与〈国风〉的风格》，《山东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2 张耀民：《豳国辨》，《西北史地》，1997年第2期。
3 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90页。
4 [日]栗原圭介文，李寅生译：《论〈诗经〉“风”的概念形成及其理念志向（下）》，《贵州文史丛刊》，1997年第3期。
5 司马迁：《史记》卷5，《秦本纪》，第179页。
6 持此说者包括高亨、程俊英、孙作云、王洲明等。见高亨著，董治安编：《高亨著作集林》，第4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页；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7页；孙作云：《从读史的方面谈谈“诗经”的时代和地域性》，《读史参考》，1957年1月号；王洲明：《周代地域文化与〈国风〉的风格》，《山东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7 参见张启成：《论〈秦风〉》，《贵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李子伟、丁国栋：《论〈秦风〉产生的时代、地域》，《贵州文史丛刊》，2007年第3期。
8 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4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56页。
9李尚师：《古魏国源流考》，《三晋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专集》，1998年，第252—257页。
10 景昆俊：《魏国?魏城?魏风》，《三晋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专集》，1998年，第258—262页。
11 张天恩：《芮国史事与考古发现的局部整合》，《文物》，2010年第6期。
12 朱熹：《诗集传》，第63页。
1《汉书?地理志》、《诗谱》等皆认为唐国因其境内晋水故改名为晋，后人对此多有质疑，李孟存、常金仓释“晋”有“晋献”意且合于《史记?鲁周公世家》所载唐叔献禾事，其说可取。参看李孟存、常金仓：《唐改国号一解》，《山西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
2 李孟存、常金仓：《西周时期的晋国》，《山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
3《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县条“故《诗》唐国”的自注可视为“晋阳”说的开端，但《地理志》又有“晋武公自晋阳徙此（曲沃）”的记载，所以即使晋初封于晋阳，但至其第三代君主晋武侯时就已南迁，“唐风”都应是南迁以后的诗作。
4《今本竹书纪年》中记载了穆王十七年“迁戎于太原”、夷王七年虢公帅师“伐太原之戎”、宣王五年尹吉甫伐猃狁“至于太原”等情况，《纪年》伪文分别出自《后汉书?西羌传》、《诗?小雅?六月》，可见西周时期太原地区一直有戎人频繁活动。参看王国维撰，黄永年校点：《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9、92、95页。
5 杨玉生：《论召公封燕及其对燕文化的影响》，《河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6 司马迁：《史记》卷34，《燕召公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561、1562页。
7 齐思和：《燕吴非周封国说》，《燕京学报》，1940年第28期。
1 戴德撰，卢辩注：《大戴礼记》卷7，《帝系》，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8—119页。
2 参看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30—639页。
3 参看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9页。
4 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985页。
5 周书灿对此说有所补充，认为殷之陈邑是陈国始封地，至于河南淮阳县之古陈国似武王克纣以后乃至成王之世在经营殷都以南地区过程中徙封之地。参见周书灿：《有关周初陈、杞封建的几个问题》，《河北师院学报》，1996年第4期。
6 周书灿：《有关周初陈、杞封建的几个问题》，《河北师院学报》，1996年第4期。
7 戴德撰，卢辩注：《大戴礼记》卷7，《帝系》，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8—119页。
8 马世之：《郐国史迹初探》，《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
9 陈隆文：《古郐国历史地理问题考辨》，《中州学刊》，2005年第6期。
1 戴德撰，卢辩注：《大戴礼记》卷7，《帝系》，第118—119页。
2 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571页。
关键词：诗经;国风;体系;周平王
《诗经》分“风”、“雅”、“颂”3部分。160首“国风”，占据“诗三百”之半壁。《诗经》的编辑者将这些诗分别归类到“十五国”名下，又对“十五国”加以排序，由此便形成了今本“国风”的排序体系。这种以“十五国”形式为诸“风”命名、分类、排序的基本体系之形成时间，可以上溯至春秋时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吴公子季札“聘鲁观乐”的情况，所观诸“风”依次为：“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自郐以下，无讥焉”。1现代学者多认为“郐”以下当为“曹风”，如此便勾勒出与今本《毛诗》名类相同、排序略异的春秋时“国风”排序的大致情况。如此，则不论孔子“删诗”与否，他都不是“国风”基本排序体系的创建者。2依据“郑风”多为郑国之诗且郑立国最晚（宣王二十二年）的情况，“国风”基本排序体系的形成时间大致当介于“宣王立郑”至“季札观乐”之间，而“欲崇礼于诸侯”3的周平王，很有可能就是该体系的首创者。
平王编诗，既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也蕴含了强烈的政治目的。西周覆灭，平王东迁，家国巨变中，平王处境尴尬。一方面，外祖申侯为立平王而引犬戎灭幽王、杀褒姒，这使平王难与弑君、杀亲、祸国了无关系；另一方面，携王4分权也使平王初立便需面对国家分裂的威胁。平王继位称不上是风光的胜利，因此，他需要彰显身份和立场，告知天下，只有自己才是周王朝唯一继任者，是天下的共主和明君。这种需求落实在“文治”上，便是在编诗之事中，寄托东周继统合法性和唯一性的诉求，宣扬王畿为天下中心的地位，暗示兴复宗周的政治愿景。在此认识基础上来看《左传》所载“国风”的编排，便可对“十五国”先后排列次序的含义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绍祖”以“明志”——“周南”至“王风”
“周南”、“召南”、“邶”、“鄘”、“卫”、“王”六“风”是平王编诗的第一层，体现了其“绍祖”以“明志”的编诗思想和政治意图。具体而言，我们又可将此层“风诗”细分为“二南”、“三卫”、“王风”3组。
第一组：“二南”。尽管学者对“二南”的命名、释义和地域等问题仍有争论，但对“二南”与周初周、召二公教化有关的认同还是趋于主流。郑玄《诗谱》、朱熹《诗集传》都有文王徙都于丰，二分岐地以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各施其教的记述。而魏源对“《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1的“四始”说做出的“皆周公述文王之德”2的解读，更将《周南》彰弥周公教化的主旨升华到关乎诗之大义的高度。更有说服力的是夏传才先生对《诗经》发祥地洽川的亲身考察。他从地理、民俗、音乐、历史文献和遗存等多方面验证了“二南”中的一些诗篇在文王时代就已经在洽川一带产生，并由此为“二南”说明诗与文王、周公、召公等西周先公的关系提供了更具科学性的证明。3“二南”诗始于周族故地。这里是周族发展强大的根基所在，也是文王断“虞芮之讼”，接受天命的起点。周、召二公辅弼宗周三代，是周朝数百载王业的奠基者，更为两周国政拟定了礼乐教化、宗法、分封的核心纲领。“二南”因与周族故地、西周先公的特殊关系而冠居群“风”之首顺理成章，平王为“风”排序也理应如此。
第二组：“三卫”。“三卫”诗相与同风，除《定之方中》篇学者尚存是否为“新卫之风”的意见分歧外，其他诸篇均被认作是公元前660年狄灭卫以前的诗，皆产生于朝歌旧都。值得注意的是，“三卫”诗既然同为“卫风”，地理位置也十分接近，为什么要用“邶”、“鄘”、“卫”三个名称来命名和分类呢？魏源“故加邶墉卫之名，以别于楚丘之卫也”4的分析是以后事追溯前事。因为从“三卫”诗基本上都是渡河以前卫地诗歌的情况来看，《定之方中》不排除后续补入的可能，那么“三卫”诗就都是编诗者在卫灭以前编订的，其时何谈新卫、旧卫？当然也没有用“邶”、“鄘”来区分新卫、旧卫的必要。“邶”、“鄘”称谓的由来与武王克商后册命三监有关，而这一事件正是周族代商而立成为天下共主的标志，在周朝历史上具有彪炳千秋的里程碑意义。编诗者将“邶”、“鄘”这两个作为行政区划仅在西周之初使用过不到三年的地理概念作为“风诗”的名类，并将其紧系“二南”之后的用意，正是要借用“邶”、“鄘”的特殊含义，来追溯武王克商的丰功伟业。“三卫”的命名和排序也由此被赋予了标志西周王朝代商而立、走向鼎盛的象征涵义。
第三组：“王风”。关于“王风”，古今学者多认为产生于东迁之后，是东周王畿洛邑附近的“风诗”，更因“王风”的称谓问题引发了诸多论说。仔细分析后就会发现，古今学者对于“王风”称谓问题关注的焦点其实可以从称“王”和称“风”两方面来看。关于何以称“王”的问题，郑玄、朱熹、郑樵、陆奎勋、顾栋高、陈奂等绝大多数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与平王都“王城”的事实直接相关。令学者们纠结的是何以称“风”的问题。以郑玄、服虔、陈子展、程俊英为代表，认为称“风”则卑，似乎“风”为诸侯专属，而周廷之诗只能为“雅”却不宜为“风”，并由此而生发了“贬周”、“闵周”、“尊周”的论调。5但也有学者不以为然，郑樵就曾言“《豳国》七篇，关中人风土之歌也。《王国》十篇，洛人风土之歌也。岂其诸国皆有风土而洛独无之乎？以为《黍离》为降《国风》，何理哉？”6他将“王风”比于“豳风”，强调二者得名于地域方位，无涉其他。陆奎勋更直言：“谓以王尊周者非也，谓以风贬周者非也。”7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朱熹的观点。他在《诗集传》中提出：“王室遂卑，与诸侯无异，故其诗不为雅而为风。”1这显然是遵从前说。但他在《朱子语类》中表达的观点却倾向后说：一则答问时，称《风》、《雅》作者和语辞均有异；2另一则答问时，虽仍主张《王风》因作于王畿之民而非朝廷故不为《雅》，但又强调《风》《雅》各自有体，“自不可乱，不必说《雅》之降为《风》。”3看来，朱熹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所变化。《诗集传》的观点当是朱熹早期袭郑之说，而《朱子语类》中他的说法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开始持更为审慎的态度。笔者认为，《朱子语类》的观点更为可取。“风”、“雅”本不同体，“王风”本自为“风”而非为“雅”，其得名缘于“王城”，而“王城”的由来与武王、成王欲以其地嗣王有关。如此看来，冈村繁先生贬低“风诗”涵义，认为若是周室自称则为“不顾羞耻”、“让自己与其他列国处于同等地位”，而在“雅”“颂”之外另附风诗“也是叠床架屋而难以置信的愚陋之举”4的观点，显然是为了成全周室不是“王风”以下十风编纂者的削足适履之说。平王编诗固然要眷顾“雅”、“颂”，但也不能对东周王畿内的“风诗”全然不顾。况且，平王既以编诗传意，当然更有理由标举“王风”。此外，这部分诗歌的编辑很可能有吸收厉王以后朝政愈衰、终至覆灭历史教训的用意，因而“刺诗”居多。但平王以史为鉴、避祸思过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王风”较之“二南”、“三卫”更为鲜明的“刺诗”特征就将平王编诗的真正意图界定在反思、避祸的层面上。考虑到东周之初尚有携王并存的历史背景，平王旗帜鲜明地打出“王风”的称号并刻意将其置于“二南”、“三卫”之后，其用意当在于强调自己统治的东周是宗周唯一合法继任者的正统地位。
自“周南”至“王风”这一层三组的“风诗”排列，代表了周族自兴起，至灭商称王，再至经历西周覆灭后浴火重生的三个阶段。平王编诗，站在所处的历史背景下，以帝祚唯一合法继任者的身份，借助由“二南”至“三卫”再至“王风”的“国风”排序实现了“绍祖”以“明志”的递进目的：以“二南”祖述先公基业，借“三卫”彪炳克商伟绩，此二者是为“绍祖”；将“王风”紧系“二南”、“三卫”之后，是为“明志”，表明自己继任大统、克绍先志、继往开来、复兴周室的法统地位、政治追求和宏伟愿景。
二、“居中”俯“四野”——“郑风”至“唐风”
“郑”、“齐”、“豳”、“秦”、“魏”、“唐”六“风”是平王编诗的第二层，是其以王畿为中，俯视四野的结果，也是平王“数今”的第一步。具体而言，我们可将此层“风诗”细分为“郑”、“齐”、“豳”与“秦”、“魏”与“唐”4组。
第一组：“郑风”。郑国的第一位封君是郑桓公友，他是厉王少子、宣王庶弟，宣王二十二年初封于郑（今陕西华县境内），5其地时为桓公在宗周王畿内的采邑，还称不上是诸侯国。6西周末年，郑桓公感到周室将坠，便与史伯商议“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建议，可以选择子男国中较大的虢、郐二国，并献计桓公寄帑贿于虢、郐。于是，桓公袭郐而取其地。7其子武公随平王东迁，灭郐后定都新郑，成为东周王畿之内的姬姓诸侯。“郑风”也多产生于东迁以后。8因郑国与东周特殊的宗亲和地缘关系，加之郑武公在护送平王东迁及建立东周过程中的卓越功勋，“郑风”作为平王东迁后畿内封国的典型代表入选“国风”，是合情合理的。
第二组：“齐风”。武王克商却未及抚有东土。成王时周公平乱，遂封太公望于齐，并为诸侯长。9齐国是西周初封最大异性诸侯，也是具有“五侯九伯，实得征之”10大权的东方“方伯”。“齐风”多为东周时期的作品，1大部分为齐桓公以前的诗。平王选编“齐风”，主要看重的是齐为东方“方伯”的大国地位。
第三组：“豳风”与“秦风”。“豳”作为国家而言，立国在西周之前，始于周之先祖公刘“于豳斯馆”，止于大王徙居岐山之阳，国历10主，约400年。2“豳风”的产生要在豳不复国之后，多为西周初期的诗歌。自先秦至元明，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豳风?七月》是周公为诫成王而作，“而后人又取周公所作，乃凡为周公而作之诗以附焉”。3这样的观点，至上世纪末，仍被日本老一代汉学家所保留。4自清儒方玉润始，开始对周公作《七月》说提出质疑，现代学者也有续论，但主流观点仍认为“豳风”与周公及其后人有关。这应是“豳风”入选“国风”体系成为“十五国”之一的主要原因。“秦”的族源历史悠久，据《史记?秦本纪》记载，自其先祖中衍、中潏时就与商、周有所接触，孝王时立非子为附庸，宣王时又立秦仲、庄公为大夫，但直至襄公七年才因救护有功而被平王正式册命封国。但是，秦国封侯不同以往，它是在其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得到了平王的“加冕”，而平王予其“能攻逐戎，即有其地”5的征伐大权也无异于承认了秦国贵为西方方伯的大国地位。“秦风”入选，正基于此。关于“秦风”产生的时代，古代学者多宗《毛诗序》，认为是秦仲至秦康公时期的诗；现代学者认为“秦风”产生偏晚，是自春秋初襄公时代至穆公时代的作品。6本世纪以来，学者结合对“秦子钟”等出土文物的研究，将“秦风”产生时间上推至非子时期。7虽然古今学者对“秦风”产生的时间上限存有分歧，但对《秦风》主体产生于襄公之后的看法却基本一致。这恰好证明“秦风”受到重视始于平王朝，将其纳入“国风”体系应是平王编诗的结果，而其入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秦在东周之初就已具备了方伯的实力、救护有功，以及王廷对其方伯地位的认可。秦立国后，凭借强大的军事势力，经过襄、文二公近20年的努力终于驱逐了西戎。“豳地”的中心位置在今陕西彬县，处于岐山东北方向的泾水沿岸，当时归于秦国占有的可能性很大。由此来看，平王编诗，将“豳”、“秦”并置的原因就在于二者地理位置的相近及后续的领属关系，而在排序上置“豳”于“秦”前则应与“豳”风产生较早且为西周故“风”有关。
第四组：“魏风”与“唐风”。古魏国是晋献公灭魏（前661年）以前的魏国。据《左传?昭公九年》周景王自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的记载，及杜预“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国，为西土之长”的注释，8可推知古魏国在夏代就已存在。很可能周人自夏时就曾代夏人统治过魏国，夏末至商中期因商族势力的介入而一度失去了对魏的控制，后又在文王、武王时重新获得对魏的统治权并改封其为姬姓魏国。9可以想见，“魏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但先秦史料对古魏国情况的记载阙疏，给判断“魏风”七篇的产生年代带来困难。自《诗序》起，就对“魏风”创作时代阙疑，后续学者除苏辄、何楷等少数主张“魏风”是晋灭魏后魏人所作外，多数学者认为“魏风”作于晋灭魏之前。从古魏城的考古发掘来看，古魏国自西周至毕魏一直定居在今陕西芮城一带，10这为“魏风”的形成和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与魏同为三代故国的芮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从本世纪初对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考古发现来看，芮国很可能经过了自陕西陇县至大荔或芮城再至韩城梁带村一带的数次迁徙，11这很可能是导致芮国无“风”传世的重要原因。由此看来，“魏风”是因其幸存及其国“本舜禹故都”12的悠久历史而成为了该地区“风诗”的典型代表，而这正是平王选入“魏风”的主要原因。古唐国在商周之际就已存在，甚至可以再追溯到唐虞时代。武王克商后，古唐国参与了盘庚的叛乱。周公灭唐后，成王册封母弟叔虞于古唐国故地，仍称唐国。至燮父时，因曾献嘉禾，改国名为“晋”。1关于晋国，学者争论最多的就是叔虞始封地的问题。大致说来，清以前多宗“太原晋阳说”，自清儒顾炎武提出“山西翼城说”后，近代学者多转从顾说。随着近年甲骨卜辞的研究深入及山西翼城县苇沟、北寿城和天马曲村遗址的陆续发掘研究，主流观点开始倾向“晋南说”，认为山西翼城、曲沃、绛县一带就是晋国早期的政治中心及西周时期的都城所在地。2其实，不论叔虞始封地是在晋阳还是在晋南，“唐风”都应是晋南地区的诗歌。3而且从地理位置来看，它也是“国风”中较为偏北的诗歌。这是“唐风”入选的原因之一。比这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晋国地处夏人故墟，北部太原戎人活动频繁，4为拱卫宗周王畿，周廷势必要在此地安插宗族势力以为屏障，而这也正是周廷封晋的原因所在。事实上，晋国也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幽平之际犬戎乱周时，晋文侯就帅军直驱入陕，与郑武公、秦襄王一起共捍周室。平王奖励其功，特作《文侯之命》又赐弓矢车马，这无异于授晋以征伐不廷之臣的方伯特权。后来文侯正是凭此特权而一举剿灭了携王，再次维护了平王的统治。平王时代，晋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北方大国，“唐风”由此也顺理成章地作为北方“风诗”的代表而被平王选入“国风”。从地理位置来看，唐与魏国均在汾河之间，相距不远。“魏风”渊源甚早，因而列于“唐风”之前。于是便形成了该组的排序情况。
自“郑”至“唐”这一层4组的“风诗”排列，是平王在完成了上一层的“绍祖”、“明志”后开始对其统领的东周王朝进行“数今”的关键一步。平王迁都洛邑，不免仓惶，四方诸侯也很可能持观望态度。平王深谙于此，所以，在这一层的“国风”排序中，尽量体现自己仍为天下共主，四方诸侯当为周室辅的立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平王将四方诸侯之“风”系于“王风”和畿内诸侯“风诗”之后，既实现了与上一层“风诗”的形式连接，又通过先中央后四方的排列顺序形成了以畿内为核心、四方邦国为辅翼的逻辑结构和主次关系。这就涉及到对四方颇具代表性的方国的选择。前文所述郑、齐、秦、晋四国均有资格入选，除此以外，还有两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方国不能忽视，即处于周廷南北二极的燕国和楚国。
燕为西周姬姓封国，但关于姬燕的早期历史，文献记载寥寥无几且语焉不详。燕国史《燕之春秋》至汉已亡。《史记》虽有《燕召公世家》，但也言之甚少，甚至对召公以下至惠侯九世未置一词。幸而，上世纪60年代以来，北京琉璃河商周遗址的考古发现和陆续研究，为早燕历史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 助，杨玉生等学者也由此确信“召公封燕”的史实并对燕国初封的若干问题做了考察。杨氏认为：召公不是文王庶子，其长子就封之燕国在今北京的子燕故 地，该地以当时相对落后的北方游牧文化为主体，姬燕建国虽为其带来了文字等先进文化，但也使该地区早先发展起来的先燕文化因畿服重地地位的丧失而迅速衰落下来。5司马迁所言“燕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6可谓切中。齐思和所说的（至春秋之季）“又百余年而燕始大，然诸侯犹以夷狄遇之”，7亦颇具见地。召公虽贵为“三保”且功勋盖世，但他毕竟不是文、武嫡亲，所以在封国优越性上可能不及周、康诸公；子燕故地的游牧经济、资源条件以及召公并非亲治而是遣子就国等因素也有可能直接影响了姬燕的后续发展，乃至使其最终落后于齐国。总之，燕国至平王编诗时 无论从国力还是文化上都不具备典型的方国强邦的代表意义，因此燕国也无“风诗”入选。
据《大戴礼记·帝系》记载，楚之先祖出自颛顼，1其文化源远流长。楚人能歌善舞，文献所载楚曲、楚辞丰富，故“楚风”之存在可想而知。从幅员、国力、“风诗”发展的水平来看，楚国都具备入选“国风”的资质。但是站在平王编诗的立场，只有能够为周室辅的诸侯才有资格成为方国的代表，它们的“风诗”也才能入选“国风”，楚国恰恰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西周之初，楚君虽以“子”的地位归附于周，并在成王召集的岐阳盟会中担任了司仪的职司，接受了周廷的分封，但楚国对于周天子的臣属关系却并不牢固。成王之后，周和楚就屡有冲突，昭王多次率师征楚，最后溺死汉水，至宣王时，虽南征北战，但却始终未对楚国用兵。2面对这个当时周廷南方最大的强邦，宣王只能采用分封召伯虎筑邑南阳的被动措施来加以防范。至平王东迁，楚国仍然是周廷南部最大的威胁。平王编诗，当然不会将其视为能够捍卫周廷的南部方国的代表，“楚风”因此也无缘入选“国风”。
燕、楚二国均不具备成为方国代表的条件，因此也都无“风”入选。如此则南“风”缺失，而北“风”代表则非“唐风”莫属。于是平王立足洛邑、俯视四野、宅中图大，取四方大国臣服于周且有“风”可采者，以中→东→（南）→西→北为序，由此便形成了郑→齐→（无）→秦→晋的方国排序。在此基础上，平王注意到除大国“风诗”以外，四方之“风”中还有“豳”、“魏”二“风”尤为典型，又因它们在地理方位上分别靠近西方的秦国和北方的唐国且在产生时间上较“秦”、“唐”二“风”更早，于是便将他们分别置于二“风”之前，并由此最终形成了本层四组六“风”的排列情况。
三、“择显”以“补缀”——“陈”、“郐”、“曹”
“陈”、“郐”、“曹”三“风”是平王编诗的第三层，是平王择选较有代表性的小邦“风诗”以补缀前述十二“风”后的结果，也是平王“数今”的第二步。
“陈风”：《吕氏春秋·慎大篇》、《礼记·乐记》和《史记·周本纪》都记载了武王克商后封建黄帝、帝尧等先王之后的事情，其中就包括了“封帝舜之后于陈”的记载。虽然古史辨派学者曾对武王册封神农、黄帝后代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但对周初曾封陈、杞二国以奉虞、夏祀的可能性却仍倾向于肯定。3而《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的武王“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4的历史也被学者广为认同。至于陈国地望，古今记载大致无异，均认为其地在今天河南淮阳一带，5“处于周初周人大规模经营黄淮、江淮地区的重要战略要冲地带，有着极其特殊的作用。迄战国、秦汉之世，‘陈在楚、夏之交’，其重要性依然可见”。6综合来看，陈国的独特性在于其兼为圣王之后和周室姻亲的荣誉身份以及在地理位置上的战略意义，而这些都可被视为“陈风”入选的重要原因。
“郐风”：“郐”与楚同源，据《大戴礼记?帝系》记载，其先祖为祝融之后陆终的第四子“莱言”。7郐立国可能早在商、周之际，至西周初年才又重新受封而成为子男爵中的大国。8其地望，在今河南郑州密县一带。至今密县曲梁乡大樊庄古城角寨村仍保存着西周郐国的故城遗迹，9此即“郐风”的主要发生地。关于“郐风”，古今学者历来不甚重视，关注的问题仅限于其写作的时代，且多认为作于郐灭国归郑以后。然而，郐既为古国，何以灭国之前无诗？且郐亡归郑，若“郐风”均为亡国之音，为何不并入“郑风”而单独成列？其中原因或许与平王编诗的背景有关。郐亡之前，即便有风，但因其国弱小故亦难被周廷重视。至平王编诗时，郐因贪冒而至亡国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且亡国之后的“郐风”浸染郐人离乱之苦，这些因素很可能触动了同样遭受流亡之痛的平王，促使其将“郐风”收入“国风”，以为警训。
“曹风”：曹也与楚同源，据《大戴礼记·帝系》记载，其先祖为祝融之后陆终的第五子“安”。1曹在夏时可能已经发展成一个部落国家，后来东迁至陶丘，至武王灭商前的500余年安居于此，武王灭商后被迁于邾。其地被武王封给同母六弟振铎，仍名其国为曹。武王封曹也应出于以宗室为西周藩屏的战略打算，曹地“四达之冲”2的战略位置及为天下膏腴的地理条件也印证了武王封曹叔于此的必要性和战略意义。由此反观，曹叔及曹国在分封之初显然得到了周武王的格外信任和相当重视。但是，从西周及至东周之初的历史来看，曹国似乎有负于此。政治上，曹君无一成为供职京畿的天子重臣；经济上，曹国也没能像齐一样富甲一方。平王编诗时面对这样一个无甚作为的姬姓侯国，选择其“风”很可能是平王顾念其为先王所封第一批姬姓宗国且虽无功但亦无过的结果，此外也不排除有补入“曹风”以备十五国之数的可能。
显然，以上“三风”的重要性是不能与前两层的“十二风”相提并论的，但它们毕竟是周室封国内产生的仍具一定代表性的诗作。考虑到东周王廷的现实国力，平王对诸“风”的搜集范围不会拓展到边隅之地，因此诸国“风诗”中未被收录者肯定不止一二。从这点来看，“陈”、“郐”、“曹”三国“风诗”的入选，足以证明它们在其所代表的弱邦小国的“风诗”系统中仍为佼佼者。平王继续前两层的编诗思路，在“数今”的层面上除了要对大邦之“风”，包括大邦地域范围内的“豳风”和“魏风”，一一历数之外，还要选择小邦之中别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风诗”补缀其后。这样做不仅可以充实、扩展周廷“风诗”系统，也是完成平王“数今”之举的重要一步。“陈”、“曹”邻近东周王畿，周廷对其影响不可小觑，因此它们在平王“数今”的举措中，也具有了彰显周廷对小邦诸侯有效掌控力的象征涵义。
综上，今本《毛诗》中的“国风”排列体系是在《左传》所记载的鲁国宫廷“风诗”体系基础上产生的，后者是前者的直接来源，它标志着以“十五国”为基本分类方式和排序标准的“国风”基本体系产生于春秋中期之前。“国风”的基本体系始创于平王。以“克绍先志”、“崇礼诸侯”为己任的平王在东周初立又有携王分权的时代背景下，亟需确立新兴的东周王朝的正统地位和自己仍为天下共主的至高权位，编诗是其表达政治目的的方式之一。平王制定的“国风”排序体系可以分为三层。自“周南”至“王风”为第一层，反映了周自兴起至武王克商、代有天下再至东周重建的三个阶段，表明东周继承帝业的法统地位及平王“绍祖”以“明志”的政治追求。自“郑”至“唐”为第二层，以东周王畿洛邑为天下之中心，取四方大邦有“风”可采者，依中→东→（南）→西→北的次序历述其“风”，并将大邦界域之内及其周边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豳”、“魏”二“风”分别置于“秦”、“唐”之前，由此便形成了该层四组“风诗”的排列情况。这层“风诗”是平王继上一层的“绍祖”、“明志”后“数今”的重要一步，旨在强调东周是天下中心、自己是天下共主，四方诸侯仍为周室藩屏的政治立场。“陈”、“郐”、“曹”三“风”为第三层，它们的入选是平王“数今”的第二步，具有扩充周廷“风诗”系统和彰显周廷对小邦诸侯有效掌控力的象征涵义。
[作者王红娟（1983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24]
[收稿日期：2012年5月22日]
（责任编辑：曹胜高）
1 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3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06—2007页。2 刘毓庆、郭万金两位先生认为，《诗经》在形成过程中“进行过三次重大的编辑整理工作”，倾向于认为孔子是“国风”基本体系的创建者。参见刘毓庆、郭万金：《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第18—25页。
3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41，《杂记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57页。
4 周幽王死后，申后、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於申，称天王，虢公翰则立幽王子余臣於携，一度二王并在。参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476页。
1 司马迁：《史记》卷47，《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36页。
2 魏源：《诗古微》，见《魏源全集》第一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75页。
3 夏传才：《诗经发祥地初步考察报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4 魏源：《诗古微》，见《魏源全集》，第1册，第218页。
5 郑玄语见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4—1，《王城谱》，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30页；服虔语见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4—1，《王城谱》，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330页；陈子展语见陈子展撰，范祥雍、杜月村校：《诗经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06页；程俊英语见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6 郑樵著，顾颉刚辑点：《诗辨妄》，北平：朴社出版，1933年，第14页。
7 陆奎勋：《陆堂诗学》卷3，《王风辨》，《续修四库全书》，第6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5页。
1 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2页。
2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66页。
3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2067页。
4 [日]冈村繁著、陆晓光译：《周代文学史考》，《冈村繁全集》第一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0页。
5 另说在今陕西凤翔一带。参看卢连成：《周都淢郑考》，《古文字论集》（二），西安：《考古与文物》编辑部，1983年，第8—11页；李峰：《西周金文中的郑地和郑国东迁》，《文物》，2006年第9期。
6 吕文郁、张天恩都认为西周王朝畿内只封采邑，未设诸侯国。参看吕文郁：《周代的采邑制度》，《文献》，1990年第4期；张天恩：《论西周采邑制度的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2期。
7 参看邵炳军：《郑武公灭桧年代补证》，《上海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8 参看孙作云：《从读史的方面谈谈“诗经”的时代和地域性》，《读史参考》，1957年1月号。
9 关于齐国始封，有封于武王与封于成王两说，王国维持成王封齐说，见氏著《观堂集林》卷10，《殷周制度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2页。
10 司马迁：《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第1481页。
1 王洲明：《周代地域文化与〈国风〉的风格》，《山东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2 张耀民：《豳国辨》，《西北史地》，1997年第2期。
3 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90页。
4 [日]栗原圭介文，李寅生译：《论〈诗经〉“风”的概念形成及其理念志向（下）》，《贵州文史丛刊》，1997年第3期。
5 司马迁：《史记》卷5，《秦本纪》，第179页。
6 持此说者包括高亨、程俊英、孙作云、王洲明等。见高亨著，董治安编：《高亨著作集林》，第4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页；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7页；孙作云：《从读史的方面谈谈“诗经”的时代和地域性》，《读史参考》，1957年1月号；王洲明：《周代地域文化与〈国风〉的风格》，《山东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7 参见张启成：《论〈秦风〉》，《贵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李子伟、丁国栋：《论〈秦风〉产生的时代、地域》，《贵州文史丛刊》，2007年第3期。
8 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4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56页。
9李尚师：《古魏国源流考》，《三晋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专集》，1998年，第252—257页。
10 景昆俊：《魏国?魏城?魏风》，《三晋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专集》，1998年，第258—262页。
11 张天恩：《芮国史事与考古发现的局部整合》，《文物》，2010年第6期。
12 朱熹：《诗集传》，第63页。
1《汉书?地理志》、《诗谱》等皆认为唐国因其境内晋水故改名为晋，后人对此多有质疑，李孟存、常金仓释“晋”有“晋献”意且合于《史记?鲁周公世家》所载唐叔献禾事，其说可取。参看李孟存、常金仓：《唐改国号一解》，《山西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
2 李孟存、常金仓：《西周时期的晋国》，《山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
3《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县条“故《诗》唐国”的自注可视为“晋阳”说的开端，但《地理志》又有“晋武公自晋阳徙此（曲沃）”的记载，所以即使晋初封于晋阳，但至其第三代君主晋武侯时就已南迁，“唐风”都应是南迁以后的诗作。
4《今本竹书纪年》中记载了穆王十七年“迁戎于太原”、夷王七年虢公帅师“伐太原之戎”、宣王五年尹吉甫伐猃狁“至于太原”等情况，《纪年》伪文分别出自《后汉书?西羌传》、《诗?小雅?六月》，可见西周时期太原地区一直有戎人频繁活动。参看王国维撰，黄永年校点：《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9、92、95页。
5 杨玉生：《论召公封燕及其对燕文化的影响》，《河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6 司马迁：《史记》卷34，《燕召公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561、1562页。
7 齐思和：《燕吴非周封国说》，《燕京学报》，1940年第28期。
1 戴德撰，卢辩注：《大戴礼记》卷7，《帝系》，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8—119页。
2 参看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30—639页。
3 参看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9页。
4 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985页。
5 周书灿对此说有所补充，认为殷之陈邑是陈国始封地，至于河南淮阳县之古陈国似武王克纣以后乃至成王之世在经营殷都以南地区过程中徙封之地。参见周书灿：《有关周初陈、杞封建的几个问题》，《河北师院学报》，1996年第4期。
6 周书灿：《有关周初陈、杞封建的几个问题》，《河北师院学报》，1996年第4期。
7 戴德撰，卢辩注：《大戴礼记》卷7，《帝系》，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8—119页。
8 马世之：《郐国史迹初探》，《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
9 陈隆文：《古郐国历史地理问题考辨》，《中州学刊》，2005年第6期。
1 戴德撰，卢辩注：《大戴礼记》卷7，《帝系》，第118—119页。
2 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5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