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史学家王炳照先生在与疾病进行了两个多月的顽强抗争之后，不幸与世长辞。我们都明白，人的生死之变犹如四时更迭、昼夜交替，乃一自然的事实，也是人无可逃避的命运。然而，眼看着声如洪钟、身材魁梧的王先生被疾病折磨得气息奄奄、瘦弱不堪，每一个曾与他共同生活、工作过的人，仍不禁潸然泪下。88岁高龄的黄济先生，就是抹着眼泪、抽泣着走出王先生灵堂的……
　　王先生生于1934年，他的前半生基本上是在动荡中度过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由于出身贫苦农民家庭，他对自己解放后能上大学、读研究生一直心存感激，并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刻苦攻读，成为同业中的佼佼者。尽管如此，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的动荡岁月，并不允许他按部就班地潜心学业。正如他回顾自己大学生涯时那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们是学完了，也批完了。”“文华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的教育史学园地已荒芜了十余年，王先生也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在百废待举、青黄不接的20世纪80年代，他边学习边研究，上承以毛礼锐、陈景磐、陈元晖等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教育史学家衣钵，下教新一代莘莘学子。这个时期，他在学术上最重要的贡献，是与李国钧教授一起秉承毛礼锐、沈灌群先生的旨意，组织全国教育史学界的中坚力量，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中国教育通史》。这部书，也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教育史学科恢复与重建时期的奠基之作。参加通史编写的学者们年龄、个性不同，学术观点也有很大差异。能把大家聚拢在一起，成就这一煌煌巨著，既需要非凡的包容心，也需要高超的组织力，其间甘苦自非我等局外人可测度。
　　20世纪80年代末，王先生被破格晋升为教授。随着陈景磐、毛礼锐诸先生相继谢世，他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了中国教育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带头人的重任。在20世纪90年代，他先与阎国华先生共同主持完成了8卷本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继而又与李国钧先生共同主持完成了8卷本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这两部巨著，既代表了通史写作的细化与深化，也体现了对于专门的思想史、制度史结构模式的新思考与新探索。作为《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的撰写人之一，我得以亲身感受王先生的品格与智慧：当大家争得面红耳赤之时，他总是报以亲切的微笑，并以“奇招”化解之。进入21世纪，王先生的身上仍然焕发出强大的学术生命力。除了频繁参加海内外学术会议，他还为从本科生到博士生各个学段的学生授课，为校内外的各种培训班、讲习班上课、作报告，并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校史》，主持《中国社会教育通史》和《中国优秀教育传统的传承和创新研究》两个大型课题，且笔耕不辍，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
　　中国教育史学界熟悉王先生的，都说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每次教育史年会晚间，他的住处总是围满了老老少少的一大群人。大家同他谈天说地，谈笑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有时候，我们甚至能在他的住处打牌。他不玩牌，却愿意来回踱着脚步看我们玩耍——“君子观牌不语”，可每逢看到滑稽处，他也会哈哈大笑。这种谈笑和玩耍，常常会持续到凌晨两三点钟。第二天，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有点蔫头耷脑、提不起神来，王先生依旧精神矍铄、谈笑风生。
　　王先生又是一个惜时如金的人。除非有特殊情况，在英东教育楼的417房间总能看到他熟悉的身影，节假日也不例外。师母胡老师说：“办公室就是你们王老师的家。”师母这句话，一半是理解，一半是嗔怪。2009年5月，他已感觉不适，但仍自恃强壮不肯就诊，忙着看论文、参加答辩和学校的各种会议。7月初，他已有了非常不适之感，但因正在通校《北京师范大学校史》和《中国教育史研究(宋元卷)》两部书稿，不肯假手他人，仍拖延就医。进入7月中旬，书稿看完了，身高体胖的他也瘦了一大圈，但因盛情难却，他还是带病为教育部的一个培训班作了一上午的讲座。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他进入医院、一去不回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
　　真的不敢相信，那位活泼开朗、声宏体壮的王先生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真的万分后悔，王先生完整的教育口述史再也无法完成——尽管今年春天我们已拟好了访谈提纲……
　　人固有一死，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沉甸甸的。但有一种生命，由于为更多生命的舒畅发越提供了广阔空间而更加珍贵。王先生就属于这样一种人：
　　做人做事做学问，一丝不苟，精神永在；同学同事同讲坛，四十余载，情谊非常。
　　这是顾明远先生题写的挽联，平实而深沉。作为中国教育史学的后来人，除了送挽联、唱挽歌，我们真的还该做点儿什么。不为别的，只为让那生命永远不老。
　　(责任编辑：张瑞芳)
　　200年9月9日，温家宝总理莅临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师生座谈会。王炳照先生作为教师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并发言。总理听完发言后说：“我完全赞同这位教育学老专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