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4月25日,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南小街的一场大火后,整个大兴区的管理政策变得严厉了。5月中旬,大兴区对全区幼儿园展开安全检查,旧宫、黄村、西红门等镇的无证幼儿园相继收到关停通知。
7月初,随着检查高峰结束,多数被关停的无证幼儿园偷偷自行开课。但8月25日,西红门镇31所打工子弟幼儿园接到通知,要求9月1日前关闭,否则将被强行关闭。
9月2日,《方圆》记者赶到位于大兴区旧宫镇星光社区的喜洋洋幼儿园。喜洋洋幼儿园就在被关闭的名单上,该幼儿园的大门已经被星光社区村委会强行锁住。如今,200多个孩子已经流失了一大半,家长如果来办退学,需要从一墙之隔的振华小学绕过。
9月3日,记者再次来到园区时,发现大门紧锁,墙上贴着一张写有“停课”的白纸。陆陆续续有家长透过门缝问里面的幼师:“幼儿园什么时候开?”
据悉,大兴区西红门面临取缔、整改的有31所幼儿园,均为违章建筑,属非法办园。西红门镇外来务工人员有幼儿1万多名,而正规幼儿园只有两家。
喜洋洋幼儿园潘园长告诉记者,把孩子送此托管的家庭大多在西红门镇的西村附近工作。这里是京开高速公路和南五环接口的地方,是来京务工人士的聚集地。在北京向周边迅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西红门这个距离天安门只有十几公里的小镇仍保留着城乡结合部的所有特征。房屋大多是三两层的上世纪90年代式样,也有些临时建筑,通常是二三十家人挤在一排院子,每个家庭一间屋子,自来水和厕所公用。
幼儿园被关闭,孩子怎么办?
对此,西红门镇副镇长称,黑幼儿园关停后,镇政府会有相应的安置措施,解决儿童入园问题。那么,事实情况如何?记者在幼儿园附近随机走访了十几家孩子的家庭。
这十几个家庭分住在一个“π”型的街道两旁。家长从事着各种职业,工作地点离住处都不远。从事二手出租房管理的何建华告诉记者,附近的居民不是当地的村民,都是来此务工的散户。他们都在家乡学会了手艺,比如裁缝、木工,带到北京这里,希望在这里赚到不错的收入。如果有可能,还希望举家在此长期居住。但这也许只是个奢望。
首先让这些年轻的家长头疼的是子女的教育问题。他们本身很多是70后、80后,家里就养育一个孩子。孩子的安危显然比赚钱更重要。幼儿园关闭以后,很多家长处于请假或者离职状态。
陈苏北的母亲是开电动三轮车拉客人的。这些天,五岁的陈苏北被母亲放置三轮车上。因为政府不允许小三轮车在公路上跑,陈的母亲只能在几条小巷里来回穿梭。“因为车上带着孩子,别人也不愿意坐了。”陈的母亲告诉记者。
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孩子的人身安全。采访王浩锦家时,他爸爸把我们带到村里的卫生所里,四岁的王浩锦正在输液。这几天在家没人照看,后脑勺磕破一块。
周晓雨的母亲哭哭啼啼地对记者讲到,她都在家里待了一周,不敢出去工作。她的女儿,三岁半的周晓雨上周在门口玩耍时被一辆长安面包车撞到臭水沟里,所幸,孩子没有生命危险,只是额头和身体几个部位有擦伤。医生为晓雨拍了CT,并告诉母亲,孩子的心理受到了很大的惊吓,需要有人陪护。
类似这样孩子无人看护,家长无心工作的情况,在整个西村较为普遍。见我们是记者,一群家长和几个老年人围过来,对我们谈孩子没学上是个大问题。
另外,还有家长在采访时透露,如果附近的幼儿园再不开,就有迁回老家的准备。杨玉婷的父亲是一家家具手工作坊的木工。以前,每天七点半,还没来得及梳洗,他就把三岁的小杨带到喜洋洋幼儿园,然后回来工作,直到晚上6点把孩子接回。这几天,小杨一直被关在房子里,因为木工房里有很多电线和电锯,杨的父亲很怕孩子出来会出事。他告诉记者,如果幼儿园不开门,他可能带孩子回浙江妻子那里。
“将儿女送回乡下去,眼不见心不烦,明年父子母女再见面!”代表着一部分年轻来京务工父母的心声。但更多的家长还是坚信政府有一天会重开这些民办幼儿园。正规公办幼儿园则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叫我们孩子去上公办幼儿园不现实。一来,赞助费用几千上万,我们难以负担。二来,距我们生活地方太远,不方便。”一个家长这样告诉记者。
责任编辑:黄倩
杨小平爸爸所在的服装加工厂内,另一个幼儿园小朋友周阳正坐在妈妈的缝纫机旁注视着记者的镜头。她妈妈告诉记者,幼儿园关闭后,孩子天天在服装厂玩
付雪涵一家住在20多平方的一层平房内,房间内一张桌子,一个柜子,一台电视机。晚上睡觉一张床挤不下,需要把被褥铺在地面上,床上床下各睡两个人。付的父母亲前年从河南信阳来到北京,目前从事着收废品的生意
吴欣悦三岁,她母亲经营一家20平米的化妆品店,08年来京。现在孩子没地方托管,只能放在店里。吴欣悦就坐在凳子上吃水果,见到生人,胆怯得哭了起来
上学前班的谭文龙正在街边跟两个穿黄色校服的小学生玩积木,去年来的北京。但他告诉记者,想回老家上学,因为那里有爷爷奶奶和哥哥
7月初,随着检查高峰结束,多数被关停的无证幼儿园偷偷自行开课。但8月25日,西红门镇31所打工子弟幼儿园接到通知,要求9月1日前关闭,否则将被强行关闭。
9月2日,《方圆》记者赶到位于大兴区旧宫镇星光社区的喜洋洋幼儿园。喜洋洋幼儿园就在被关闭的名单上,该幼儿园的大门已经被星光社区村委会强行锁住。如今,200多个孩子已经流失了一大半,家长如果来办退学,需要从一墙之隔的振华小学绕过。
9月3日,记者再次来到园区时,发现大门紧锁,墙上贴着一张写有“停课”的白纸。陆陆续续有家长透过门缝问里面的幼师:“幼儿园什么时候开?”
据悉,大兴区西红门面临取缔、整改的有31所幼儿园,均为违章建筑,属非法办园。西红门镇外来务工人员有幼儿1万多名,而正规幼儿园只有两家。
喜洋洋幼儿园潘园长告诉记者,把孩子送此托管的家庭大多在西红门镇的西村附近工作。这里是京开高速公路和南五环接口的地方,是来京务工人士的聚集地。在北京向周边迅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西红门这个距离天安门只有十几公里的小镇仍保留着城乡结合部的所有特征。房屋大多是三两层的上世纪90年代式样,也有些临时建筑,通常是二三十家人挤在一排院子,每个家庭一间屋子,自来水和厕所公用。
幼儿园被关闭,孩子怎么办?
对此,西红门镇副镇长称,黑幼儿园关停后,镇政府会有相应的安置措施,解决儿童入园问题。那么,事实情况如何?记者在幼儿园附近随机走访了十几家孩子的家庭。
这十几个家庭分住在一个“π”型的街道两旁。家长从事着各种职业,工作地点离住处都不远。从事二手出租房管理的何建华告诉记者,附近的居民不是当地的村民,都是来此务工的散户。他们都在家乡学会了手艺,比如裁缝、木工,带到北京这里,希望在这里赚到不错的收入。如果有可能,还希望举家在此长期居住。但这也许只是个奢望。
首先让这些年轻的家长头疼的是子女的教育问题。他们本身很多是70后、80后,家里就养育一个孩子。孩子的安危显然比赚钱更重要。幼儿园关闭以后,很多家长处于请假或者离职状态。
陈苏北的母亲是开电动三轮车拉客人的。这些天,五岁的陈苏北被母亲放置三轮车上。因为政府不允许小三轮车在公路上跑,陈的母亲只能在几条小巷里来回穿梭。“因为车上带着孩子,别人也不愿意坐了。”陈的母亲告诉记者。
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孩子的人身安全。采访王浩锦家时,他爸爸把我们带到村里的卫生所里,四岁的王浩锦正在输液。这几天在家没人照看,后脑勺磕破一块。
周晓雨的母亲哭哭啼啼地对记者讲到,她都在家里待了一周,不敢出去工作。她的女儿,三岁半的周晓雨上周在门口玩耍时被一辆长安面包车撞到臭水沟里,所幸,孩子没有生命危险,只是额头和身体几个部位有擦伤。医生为晓雨拍了CT,并告诉母亲,孩子的心理受到了很大的惊吓,需要有人陪护。
类似这样孩子无人看护,家长无心工作的情况,在整个西村较为普遍。见我们是记者,一群家长和几个老年人围过来,对我们谈孩子没学上是个大问题。
另外,还有家长在采访时透露,如果附近的幼儿园再不开,就有迁回老家的准备。杨玉婷的父亲是一家家具手工作坊的木工。以前,每天七点半,还没来得及梳洗,他就把三岁的小杨带到喜洋洋幼儿园,然后回来工作,直到晚上6点把孩子接回。这几天,小杨一直被关在房子里,因为木工房里有很多电线和电锯,杨的父亲很怕孩子出来会出事。他告诉记者,如果幼儿园不开门,他可能带孩子回浙江妻子那里。
“将儿女送回乡下去,眼不见心不烦,明年父子母女再见面!”代表着一部分年轻来京务工父母的心声。但更多的家长还是坚信政府有一天会重开这些民办幼儿园。正规公办幼儿园则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叫我们孩子去上公办幼儿园不现实。一来,赞助费用几千上万,我们难以负担。二来,距我们生活地方太远,不方便。”一个家长这样告诉记者。
责任编辑:黄倩
杨小平爸爸所在的服装加工厂内,另一个幼儿园小朋友周阳正坐在妈妈的缝纫机旁注视着记者的镜头。她妈妈告诉记者,幼儿园关闭后,孩子天天在服装厂玩
付雪涵一家住在20多平方的一层平房内,房间内一张桌子,一个柜子,一台电视机。晚上睡觉一张床挤不下,需要把被褥铺在地面上,床上床下各睡两个人。付的父母亲前年从河南信阳来到北京,目前从事着收废品的生意
吴欣悦三岁,她母亲经营一家20平米的化妆品店,08年来京。现在孩子没地方托管,只能放在店里。吴欣悦就坐在凳子上吃水果,见到生人,胆怯得哭了起来
上学前班的谭文龙正在街边跟两个穿黄色校服的小学生玩积木,去年来的北京。但他告诉记者,想回老家上学,因为那里有爷爷奶奶和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