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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煦侯先生编撰的《王家营志》和《淮阴风土记》记载，王家营处在洒水入淮处，是南来北往商旅必经的要道，也是明清时期重要的漕运枢纽。王家营因水而兴，优越的地理位置催生了当地勤劳质朴的民风，自食其力使农业、商业呈现繁荣景象，但也渐显奢侈之风。因靠水而生，王家营亦受水患侵扰，百姓屡遭迁徙之苦，邻里之间互帮互助便尤为重要，因此这一地区人们更重“义”字，多体现为热心的助人精神。随着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王家营居民兴起奉神之风，各镇自资兴建庙宇，并办有庙会、赛会等以表迎神，各家各户家中也会摆放如观音、财神等神像以求平安，对神的信仰已渗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可谓极大。
一、王家营的地理位置
《王家营志》卷一日：“王家营之兴也，其在河、淮交骛之际乎！无河、淮，是无王家营也。”又云：“其地侧踞淮蠕，密迩泗口，淮、泗所交会，古称形胜。”明朝之前还没有王家营这一称呼，只知道它当时处在淮河（今废黄河）和泗水交汇的地方，它的兴盛得益于黄河夺淮。明初，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地方统治，承袭元朝行省制度，在各行省设立兵卫，以巩固疆域，王家营便是这些兵营中的一支。随着人口不断增长，王家营便由兵营发展成地名，渐渐繁荣起来。关于黄河夺淮，北宋末年，因征战不断，黄河缺乏管理，多次入侵淮河。明嘉靖年间黄河决堤向北泛滥，冲击着淮河水域。“淮阴境内的黄河入淮口由大清口改道小清口，运河也随之改道到淮阴故城（今码头镇）与淮河黄河交汇。”为治理水患，朝廷先后设置了很多闸坝，给过往船只造成了诸多不便，而且官府只允许官方船只通过，因此旅客商人大多走的是清江浦——废黄河口——王家营——北平这一线路。另外，朝廷将王家营设为驿站，王家营更成为水陆交通要道。康熙时，“人居辐辏，车马纷挈，水陆之要津。”南北之间传信、使节往来都会经过王家营，尤其是每逢三年一次的会试，王家营更是一片繁荣，各地赶考的学子常常在此停歇，聚会谈论。清初顾炎武《王家营》诗云“荒垌据淮津，弥望遍秋草。行人日夜驰，此是长安道。”可以想像当日其热闹景象。到了咸丰年间黄河北上，海上运输兴起，漕运作用降低，加上光绪年间津浦铁路建成，人们便很少经过王家营，这里便渐渐衰落下去。
二、勤劳发家的同时渐行奢侈之风
明清以来，王家营人通过自食其力，种植出优良的脂麻、萱花，麦菽等产品，并销往其它各地。清乾隆以后，这里人口密集，商业繁荣，镇中粮行、旅舍、饭店、酒店、车骡厂林立，到了会试之年，“南尽岭外，西则豫章，百道并发，朝于上京，而此为交衢。”当时，王家营有“二多”：一是旅店多。王家营从前进街的清真寺往南，两旁有很多旅店，但这种旅店多属小旅店，它的出现是因为秋季会试有很多考生经过这里要求住宿，平时以其他营生的居民便纷纷把住宅改为临时旅店，十天左右的收入便可与大贾相抗。二是车骡厂多。自清真寺以南直至黄河堤，有轿车厂100多家，还有48家大车厂、七八家骡厂。这些车骡厂皆有镖师，镖师们武艺高强，彪悍精壮，其中以东汤业主汤六括最为著名。由此可见，王家营人在经营本业的同时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谋求商业发展之路。《淮阴风土记》云：“王营五方杂处，布匹则蓟州帮最先来，山西帮继之；纺织则齐鲁人；制丝、制香则皖人最多。而人众志一，尤推山东人，既抛家南来，渐得温饱，遂不思归。”王营镇的繁荣使得其它地方百姓弃家前来，虽然人口复杂，但在淳朴民风的影响下，外来和当地百姓融为一体，以勤劳发家致富。在这一兴盛时期，奢侈之风渐显，烟馆、赌场、妓院、茶馆夜不息市，还有一些车骡商常常招募一些擅长表演的人在马王庙前演戏，可见这一时期王家营地区享乐之风盛行。到了晚清时代，黄河北上，海上运输兴起，再加上津浦铁路修成，船只多从海上或是长江行驶，客商亦选择铁路北上或南下，不再停留王家营地区，王家营便由往昔的繁华逐渐凋敝下来，豪侈之风也渐灭。任家营志》中“礼俗”写道：“逮黄河北上，俗又殊变，豪侈之习渐移而西，货殖既衰，儒素颇出。兼遭逢丧乱，公私耗敦，馆舍为烽，遗构零落，是以其民多治壤开渠，蔬布自恣，虽崇圩四固，乃若林莽。”7由富转贫的王家营人继续发扬勤劳朴实的精神，敦尚本业，男女各司其职。
三、“营俗好义，多义行”
《王家营志》记载：“营俗好义，多义行”，这一民风的形成有赖于它的地理环境。王家营地处交通、水利要道，对外界接触比较多，繁忙练就出干练，也逐渐形成豪义、不斤斤计较的性格。如《秋怀室札记》云：“王营猪行与石马头异，石马头用秤，王营、小营则由‘讲行’望形揣重，谓之‘估眼’。用秤觔两有定无藏躲，估眼兼顾贩子利益，能致客豕。”这样对猪按体型估价而不是按斤称的卖法使双发都能得益，并不拘泥于猪准确的斤两，只要双方满意便可达成协议，因此王家营一带的猪行发展颇为兴盛。因靠水而生，王家营亦受水患侵扰，“义行”渐显。乾隆《淮安府志》载：“全邑漏泽园十余，皆出捐建，而王营、大河口皆有之。”很多义冢不是国家拨出来的土地，而是人们捐赠的，如杨九谊捐给了王家营八亩，孙戚捐给了大河口九亩，仕民李克勤把自家的田地捐出来当作公共墓地。同治、光绪年间，王家营的长官徐绍垣建立了粥所，守备汤怀仁给百姓发米券。不论是当地有名望的士绅还是普通百姓，都很注重义字。在路边捡到钱袋，定如数归还，不会擅取分毫；做生意时，如遇资金短缺，邻里乡亲都会筹资以助，等事情结束后，挨家挨户登门还钱致谢；偶有大户人家发生火灾，大家也会争相帮主人抢救财物，事后也不索要报酬。虽家境不同，但大家义气为先，贫富一视同仁。到了民国十九年，这种义气不再局限于个人，而发展成了一种合作之义，具体表现为各种社团的创建。如里人倪德章在王营镇创建了助丧合作社，社员大概四十人，社址在城隍庙前；里人孙如墉组织兴建了俭德会，成员有二十几户，这两个组织都是以助丧为宗旨，“埋葬之事，不假役夫，合于百姓亲穆之训”，注重的是情义。
四、对神的崇拜
明清时期漕运成为封建王朝重要的经济命脉，王家营靠近淮河，南来北往的客商带动了沿岸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享受水之福的王家营却也不断遭受着水患的困扰，这种矛盾促使了这一地区民众的思想观念发生改变。原来流经王家营的淮河在黄河的侵占及影响下，经常发生水灾。康熙《淮安府志》记载：“万历十九年夏六月，河决王家营”；《安东县志》记载：“康熙元年夏六月，河决王家营口、颜河口。康熙四年五月，霪雨六十日，河决吉家口、王家营口、崔镇口。”乾隆《淮安府志》记载：“乾隆六年五月，旱蝗之后，赤地千里，白日问，忽见西北隅水气淼淼，若有巨舰千帆浮空而下，村市惊走。后二十余日，河水大涨，决王家营，冲没民居数百家，四境皆水。九年五月，再入王家营。十二年三月，河决桃源新庄口，并王家营”。如此频繁的黄河水患使得王家营镇址不断迁移，嗣琛《王家营》诗：“五年三到三移渡，心折惊涛打岸声。莫笑客行无定向，主人身世亦浮萍。”可见王家营这一带居民漂泊之苦，要不断寻找安全落脚点。百姓们面对着不可抗拒的大自然力量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对水的敬畏不言而喻，作为河流保护神的金龙四大王在明清王家营区域便受到了当地官员和普通民众的崇敬膜拜。《古今图书集·淮安府祠庙考》记载：“淮安府城金龙四大王庙：在郡城外西南隅，金龙四大王姓谢名绪，宋处士，隐于金龙山下，宋亡，赴水死，屡显英灵，有功于河。”作为淮安下属的王家营深受水灾，希望通过建立金龙四大王庙来寻求神的保护，也反映了人在自然灾害面前的恐惧心理，吴城七堡、杨庄头坝、王营减坝、码头镇等地均有修建金龙四大王庙。另外，王家营人还敬仰其它各神，修建了众多的庙宇，如城隍庙、彤华宫、太阳宫、关帝庙、东岳庙、马王庙等等，并且定有庙会、赛会表示迎神，各庙会、赛会时间不一。同时人们更迷信巫术，家里有人生病时，多认为是水怪作祟，因此不会立刻找郎中，而是要先请女巫到家里来作法许愿，还要结坛酬神。家里会有秘密供奉的观音、财神、老子、三官或者是城隍，称为“鬼倉神”，用来保护一家平安，免遭侵扰，虽然官府一再禁止这样的鬼神祭祀，但当地的百姓仍有秘密进行。这些庙宇的建造以及后来不断的增修，大多是由民间集资或是商贾捐助的，有时候商贾商讨生意时还会聚集在庙宇中以沾福气。地理环境使王家营一带的居民兴起了奉神之风，并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五、结语
明清时期王家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促进了这一带人们勤劳朴实民风的形成，他们不满于现状，挖掘商业潜力，逐渐摆脱贫穷走上了致富之路。长期的水患侵扰使当地百姓掀起了奉神之风，由此支撑着王家营人们在多次迁徙中渐渐安定下来，即使是现在，王家营地区仍保留着庙会、赛会的传统，家中依然有神像一类的东西。如今的王家营已不再如往昔繁盛，但勤劳质朴、待人热情的优良民风依旧沿传至今。因为自己生长在这里，民里乡俗比较了解，只是简单的分析了地理环境对明清时期王家营地区民风的影响，其它方面的原因还有待探讨。
一、王家营的地理位置
《王家营志》卷一日：“王家营之兴也，其在河、淮交骛之际乎！无河、淮，是无王家营也。”又云：“其地侧踞淮蠕，密迩泗口，淮、泗所交会，古称形胜。”明朝之前还没有王家营这一称呼，只知道它当时处在淮河（今废黄河）和泗水交汇的地方，它的兴盛得益于黄河夺淮。明初，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地方统治，承袭元朝行省制度，在各行省设立兵卫，以巩固疆域，王家营便是这些兵营中的一支。随着人口不断增长，王家营便由兵营发展成地名，渐渐繁荣起来。关于黄河夺淮，北宋末年，因征战不断，黄河缺乏管理，多次入侵淮河。明嘉靖年间黄河决堤向北泛滥，冲击着淮河水域。“淮阴境内的黄河入淮口由大清口改道小清口，运河也随之改道到淮阴故城（今码头镇）与淮河黄河交汇。”为治理水患，朝廷先后设置了很多闸坝，给过往船只造成了诸多不便，而且官府只允许官方船只通过，因此旅客商人大多走的是清江浦——废黄河口——王家营——北平这一线路。另外，朝廷将王家营设为驿站，王家营更成为水陆交通要道。康熙时，“人居辐辏，车马纷挈，水陆之要津。”南北之间传信、使节往来都会经过王家营，尤其是每逢三年一次的会试，王家营更是一片繁荣，各地赶考的学子常常在此停歇，聚会谈论。清初顾炎武《王家营》诗云“荒垌据淮津，弥望遍秋草。行人日夜驰，此是长安道。”可以想像当日其热闹景象。到了咸丰年间黄河北上，海上运输兴起，漕运作用降低，加上光绪年间津浦铁路建成，人们便很少经过王家营，这里便渐渐衰落下去。
二、勤劳发家的同时渐行奢侈之风
明清以来，王家营人通过自食其力，种植出优良的脂麻、萱花，麦菽等产品，并销往其它各地。清乾隆以后，这里人口密集，商业繁荣，镇中粮行、旅舍、饭店、酒店、车骡厂林立，到了会试之年，“南尽岭外，西则豫章，百道并发，朝于上京，而此为交衢。”当时，王家营有“二多”：一是旅店多。王家营从前进街的清真寺往南，两旁有很多旅店，但这种旅店多属小旅店，它的出现是因为秋季会试有很多考生经过这里要求住宿，平时以其他营生的居民便纷纷把住宅改为临时旅店，十天左右的收入便可与大贾相抗。二是车骡厂多。自清真寺以南直至黄河堤，有轿车厂100多家，还有48家大车厂、七八家骡厂。这些车骡厂皆有镖师，镖师们武艺高强，彪悍精壮，其中以东汤业主汤六括最为著名。由此可见，王家营人在经营本业的同时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谋求商业发展之路。《淮阴风土记》云：“王营五方杂处，布匹则蓟州帮最先来，山西帮继之；纺织则齐鲁人；制丝、制香则皖人最多。而人众志一，尤推山东人，既抛家南来，渐得温饱，遂不思归。”王营镇的繁荣使得其它地方百姓弃家前来，虽然人口复杂，但在淳朴民风的影响下，外来和当地百姓融为一体，以勤劳发家致富。在这一兴盛时期，奢侈之风渐显，烟馆、赌场、妓院、茶馆夜不息市，还有一些车骡商常常招募一些擅长表演的人在马王庙前演戏，可见这一时期王家营地区享乐之风盛行。到了晚清时代，黄河北上，海上运输兴起，再加上津浦铁路修成，船只多从海上或是长江行驶，客商亦选择铁路北上或南下，不再停留王家营地区，王家营便由往昔的繁华逐渐凋敝下来，豪侈之风也渐灭。任家营志》中“礼俗”写道：“逮黄河北上，俗又殊变，豪侈之习渐移而西，货殖既衰，儒素颇出。兼遭逢丧乱，公私耗敦，馆舍为烽，遗构零落，是以其民多治壤开渠，蔬布自恣，虽崇圩四固，乃若林莽。”7由富转贫的王家营人继续发扬勤劳朴实的精神，敦尚本业，男女各司其职。
三、“营俗好义，多义行”
《王家营志》记载：“营俗好义，多义行”，这一民风的形成有赖于它的地理环境。王家营地处交通、水利要道，对外界接触比较多，繁忙练就出干练，也逐渐形成豪义、不斤斤计较的性格。如《秋怀室札记》云：“王营猪行与石马头异，石马头用秤，王营、小营则由‘讲行’望形揣重，谓之‘估眼’。用秤觔两有定无藏躲，估眼兼顾贩子利益，能致客豕。”这样对猪按体型估价而不是按斤称的卖法使双发都能得益，并不拘泥于猪准确的斤两，只要双方满意便可达成协议，因此王家营一带的猪行发展颇为兴盛。因靠水而生，王家营亦受水患侵扰，“义行”渐显。乾隆《淮安府志》载：“全邑漏泽园十余，皆出捐建，而王营、大河口皆有之。”很多义冢不是国家拨出来的土地，而是人们捐赠的，如杨九谊捐给了王家营八亩，孙戚捐给了大河口九亩，仕民李克勤把自家的田地捐出来当作公共墓地。同治、光绪年间，王家营的长官徐绍垣建立了粥所，守备汤怀仁给百姓发米券。不论是当地有名望的士绅还是普通百姓，都很注重义字。在路边捡到钱袋，定如数归还，不会擅取分毫；做生意时，如遇资金短缺，邻里乡亲都会筹资以助，等事情结束后，挨家挨户登门还钱致谢；偶有大户人家发生火灾，大家也会争相帮主人抢救财物，事后也不索要报酬。虽家境不同，但大家义气为先，贫富一视同仁。到了民国十九年，这种义气不再局限于个人，而发展成了一种合作之义，具体表现为各种社团的创建。如里人倪德章在王营镇创建了助丧合作社，社员大概四十人，社址在城隍庙前；里人孙如墉组织兴建了俭德会，成员有二十几户，这两个组织都是以助丧为宗旨，“埋葬之事，不假役夫，合于百姓亲穆之训”，注重的是情义。
四、对神的崇拜
明清时期漕运成为封建王朝重要的经济命脉，王家营靠近淮河，南来北往的客商带动了沿岸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享受水之福的王家营却也不断遭受着水患的困扰，这种矛盾促使了这一地区民众的思想观念发生改变。原来流经王家营的淮河在黄河的侵占及影响下，经常发生水灾。康熙《淮安府志》记载：“万历十九年夏六月，河决王家营”；《安东县志》记载：“康熙元年夏六月，河决王家营口、颜河口。康熙四年五月，霪雨六十日，河决吉家口、王家营口、崔镇口。”乾隆《淮安府志》记载：“乾隆六年五月，旱蝗之后，赤地千里，白日问，忽见西北隅水气淼淼，若有巨舰千帆浮空而下，村市惊走。后二十余日，河水大涨，决王家营，冲没民居数百家，四境皆水。九年五月，再入王家营。十二年三月，河决桃源新庄口，并王家营”。如此频繁的黄河水患使得王家营镇址不断迁移，嗣琛《王家营》诗：“五年三到三移渡，心折惊涛打岸声。莫笑客行无定向，主人身世亦浮萍。”可见王家营这一带居民漂泊之苦，要不断寻找安全落脚点。百姓们面对着不可抗拒的大自然力量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对水的敬畏不言而喻，作为河流保护神的金龙四大王在明清王家营区域便受到了当地官员和普通民众的崇敬膜拜。《古今图书集·淮安府祠庙考》记载：“淮安府城金龙四大王庙：在郡城外西南隅，金龙四大王姓谢名绪，宋处士，隐于金龙山下，宋亡，赴水死，屡显英灵，有功于河。”作为淮安下属的王家营深受水灾，希望通过建立金龙四大王庙来寻求神的保护，也反映了人在自然灾害面前的恐惧心理，吴城七堡、杨庄头坝、王营减坝、码头镇等地均有修建金龙四大王庙。另外，王家营人还敬仰其它各神，修建了众多的庙宇，如城隍庙、彤华宫、太阳宫、关帝庙、东岳庙、马王庙等等，并且定有庙会、赛会表示迎神，各庙会、赛会时间不一。同时人们更迷信巫术，家里有人生病时，多认为是水怪作祟，因此不会立刻找郎中，而是要先请女巫到家里来作法许愿，还要结坛酬神。家里会有秘密供奉的观音、财神、老子、三官或者是城隍，称为“鬼倉神”，用来保护一家平安，免遭侵扰，虽然官府一再禁止这样的鬼神祭祀，但当地的百姓仍有秘密进行。这些庙宇的建造以及后来不断的增修，大多是由民间集资或是商贾捐助的，有时候商贾商讨生意时还会聚集在庙宇中以沾福气。地理环境使王家营一带的居民兴起了奉神之风，并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五、结语
明清时期王家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促进了这一带人们勤劳朴实民风的形成，他们不满于现状，挖掘商业潜力，逐渐摆脱贫穷走上了致富之路。长期的水患侵扰使当地百姓掀起了奉神之风，由此支撑着王家营人们在多次迁徙中渐渐安定下来，即使是现在，王家营地区仍保留着庙会、赛会的传统，家中依然有神像一类的东西。如今的王家营已不再如往昔繁盛，但勤劳质朴、待人热情的优良民风依旧沿传至今。因为自己生长在这里，民里乡俗比较了解，只是简单的分析了地理环境对明清时期王家营地区民风的影响，其它方面的原因还有待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