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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是秦岭以南，汉江边上的一座小城。
每天，穿行在这座小城，不必“跑得比闪电还快”，也不必担忧“生活在别处”。从东到西，不过大半小时的路程。很多年，我和我的诗歌我的绘画就这样诗意地在这里栖居。
五岁前，有一点孤僻，没有兄弟姐妹，也不和同龄的伙伴玩，更多的时候愿意自己一个人待在一个光线暗、没有风的角落里倾听大人们说话。大人们说话的时候脸上丰富的表情和神秘语码，犹如午后白亮的太阳在苍绿的水草间游走，又像是一群小矮人在跳舞。我就那样安静地看着他们，像尘埃里一粒安静的灰尘或一枚九月沙棘上剌须的小阴影。
夏天的时候，去城外郊区的水塘，一个人蹲在葱茏、茂密、高大的苇草丛下看那些会吸血的蚂蟥。虽然祖母曾经告诫过我，水塘边是不能去的，那里有水鬼，每年都要淹死人，那些淹死的人变成水鬼后就要被罚坐在水牢里，直到把另外一个人拉下去当了他的替身，魂魄才可以超生。祖母说，蚂蟥就是那些水鬼变的，它钻进小孩的身体里去，从脚趾头开始，一直往上钻，最后直到人的心脏，把人全身的血吸干，这个人也就死了。
可我的好奇心总在驱使着我也迷惑着我。
趁大人们不留意的时候，我偷偷地从后门溜出去，去看那些软骨头的鬼，看他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把戏来击败人类。那些蚂蟥在水里像一条细小的波纹一样，一扭一瘸地蠕动着，有时候笨拙地游到岸边，爬上岸边的泥沼，全部伸展开来的长度也不及一条蚯蚓的十分之一，我看不出它们有多神奇的力量。有时候，一只前来喝水的鸭子大大咧咧地走过来，无意间踩住了其中一条，它就会疼得满地翻滚，可除了挣扎还是没有任何反抗。
我开始怀疑大人们说的话。大人们看来也并不是都是对的。可他们为什么总是喜欢编造一些谎言来恫吓小孩子和他们自己呢？就像那些诗歌一样。他们是不是在忽视自己的同时也忽略了小孩子的内心？有时候，我也很想把心里想的这一切说给大人们听。我把自己心里的这一切开始记下来，等待着将来有一天自己也有了孩子说给他们听，或者是说给那些真正热爱诗歌热爱绘画的人们听。
有一年，我变得叛逆，幸福和快乐总是来得迅速也去得迅速，往往在大家都很热闹的肘候，很突然就没精打采起来。小孩子们都在人群中尖叫，奔跑，疯闹，我却像一只小蚂蚁一样心不在焉，神思恍惚，目光游离，木讷地望着正前方，心思不知道远到哪里去了。
五岁的一天，我被妈妈带去她任教的小学。第一天下课，没有接受同学的邀请和她们一起去玩游戏，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用新买的方格纸给祖母写信，在信里，我告诉祖母，我想她，我不喜欢上学。也不喜欢很多的陌生人，可要是不上学就会不认字，长大了赚不到很多的钱，到她老的时候，就没钱买很多的丫鬟來伺候她。
收到我信的老祖母后来果真活到了很老，八十三岁，无疾而终。但在她最后的几年，她老糊涂了，常常认错人，把张三的帽子戴在李四头上，还怨人家高傲。唯一能记住我。那年中秋节前夕，听说我要回去看她，很高兴，忙里忙外地指挥人提前为我收拾床铺，后来，大概是有点累了，二妈就端了把椅子出来，让她坐在窗户下晒太阳，于是她怀里抱着她的猫，一边摸着猫的脑袋，一边脸上微笑着，摸着摸着，手就耷拉了下来。
那之后我也毕业了，工作了。在一家医院的妇产科里待着，迎接一些小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整整十年，都不记得给这个世界迎来了多少新生命，输送了多少嫩绿的种子，更多的生死的无常却被我忘记了。也厌倦了和死神的交战，厌倦了每天每夜周而复始睁开眼睛就看得见的生的浓烈，死的阴影，刺目的血，冰冷的手术刀。大风之夜，和在手中陡然熄灭的像诗歌一样的灯盏。
后来，我终于离开，去了报社。
如今的每天清晨，我在安康这座小城的某一处高楼里慢慢醒来后，慢慢地起床，叠被，刷牙，洗脸，穿鞋，出门，下楼，戴好头盔，围上围巾，拨弄出埋在衣领里的头发，拔出钥匙，发动摩托车的引擎，慢慢地把自己投放到大街上穿梭往来的车流人流当中，行走，或者停留，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混沌。
每天晚上，很晚才睡下。在房间里喝酒、发呆、写诗。不知道要等待什么，也不知道那个迟早要出现会前来敲门的人是谁。或许我从来就什么都不等。我只是要这样：“慢慢地说话，慢慢地喝着杯子里的清水，等冰雪融化、和那些迟早要开的花朵。慢慢地坐在田野上，看比我更快的蜗牛们沿着一些时光的轨道上爬行，让一切因果慢慢地发生和循环。”对于这一切，我不比哪一个安康人更明白。
走在路上的时候，低头去看那些昆虫、乌云的影子、大风的印迹、一片纸屑、一片落在路边的树叶、一朵花瓣、一只正在搬家的蚂蚁、一行庄稼、一粒发霉的种子，我都觉得那是在看我自己。
登上城堤，看见郊外的田野，城南城北大片的土地。田野里忙着拔草种地的农夫，从土地的一头走到另一头。裸露的脊背在太阳下，晒出古铜的色泽，汗水从脸上掉下来，掉到锃亮的犁铧上，印出斑斑点点的盐渍。更远的地方是一条老街，街道两旁非字形排列着许多灰黑的老瓦房，一家老字号的店铺里一个正忙着逢制寿衣的老裁缝，他喜欢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抬头看看天色，也许是和我一样，也看见了正在天空上飞着的一只乌鸦，扇动着疲惫的翅膀，越过火葬场高大烟囱里冒出的白烟，背着一个灵魂沉重的躯体，慢慢从洼地、山冈、桑树的枝条上掠过。
露水厚重的清晨，我坐在窗前写信，用那些分行的文字。这些信里我会反复地提到早晨；提到安康；提到刚刚升起的太阳拨开了清晨的乌云；提到大街上，橱窗玻璃里映出的我棉布衣裙上的花朵；邮电大楼里忙出忙进的穿着绿色制服的邮差；提到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那些满面倦容的旅客和他们鼓囊囊的行李；他们在肮脏的长条椅上坐下来，短暂地停顿，安歇，尔后有的往南有的往北；狭长的进站口就像是一个表情机械的分流器，分检着他们人生的去向。一列火车开了过来在站台上放下了一些邮件，然后又轰隆轰隆地往前开走了，轰隆轰隆地往北方开走了。奔向他们一生也走不完的隧道的黑。
路过南环路卖鱼虫的小店，我会一家一家挨着，推开门进去，在那些鱼缸，玻璃，镜子面前，停下来，看一看自己，看一看玻璃缸里某一条躺在淤泥里大口喘气的金鱼，看着水草从它的身边和水泡上升，它使劲地呼吸，直到最后终于在淤泥里躺下了，不再游动，一些漂亮的红嘴巴从它的身边游过去。漂亮的长睫毛也游了过去。它还是那么安静地躺着，看看她们，也看着我，看我淡淡的如此盯着它，盯着世界的眼神。 我看着一条鱼，一条鱼也看着我，我们就在这样执着的对视中，不知不觉走完了夏天、秋天，进入一年里最漫长的冬季。冬天的夜晚，我像一颗小蚕豆蜷缩在床铺的左边，占据黑夜里最小的位置。有时候，看一本放在枕边的文字。有时候，干脆从被窝里爬起来，打开房门走出去，走到大街上，穿过一片建筑工地，民工们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来到广场中央，站在还没完全竣工的雕塑群面前，听北风经过城市的上空，发出呜呜的哭声。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被人类领养的小苍蝇，或者一块孤独的药棉，住在城市的伤口上。
油菜花开的时候，有蜜蜂从南方来，提着他们的小篮子开始一年的忙碌，陵园路的树叶慢慢泛青。夏天不到，街上的女孩子就已早早地穿起了吊带裙，穿过长长的步行街，陵园路有新上市的丝绸，不远处那些卖农药和谷种的小店，他们也在为生长忙碌着。
但我的路过，只会习惯性地朝那些乞丐站立的地方看上一眼。他们中间有一个其实早就不在那里了，去年冬天最冷的时候，他就死了。一根枯瘦的火柴棍，燃尽了，熄灭了，化成了灰烬。但他在这条街道上乞讨了几十年，我总是感到他依然在那里睡着。因为这条街上，只有他才是我最感兴趣的景象。在其他的更多的时候，行走，对我来说，都是毫无意义，漫无目的的。当春天又一次来临，山前岭后开满了桃花，春风吹过的时候，我只会感觉自己只是又耗掉了一年。我的双手早已够不着树上嫩绿的树叶，也不能抽打春天，给春天疼痛了。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我的商人父亲对我的期望一直很大，他可能是想把我当成一个男孩来养，还试图把我培养成一个优秀的画家，或救死扶伤的名医，我顺著他的话去做，但最后总是无趣。2002年，他离开。在那个早春里，一个最寒冷的日子，越过生命的黑白界线，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走完他人生最后的里程。护送父亲的灵车从崎岖蜿蜒的山道上一路驶过，去下葬他的墓地，我成了最后一个人。那一天，在往年应该开满紫花的山坡上，取而代之的是满天满地狂生狂放的桐花和剌槐，花穗的繁重，累累从枝头上垂下来，垂过低矮的荒草，一直落到黝黑的苔藓上。像大地的眼泪。
有人说，人是有灵魂的。我相信。也相信父亲的灵魂一定还停留在这世界的某一片天空，或者和别的什么人住在了一起。这个想法，让我患上严重的失眠症。我变得越来越小心，越来越敏感，惶恐，不安，忐忑得像只耗子，夜里不敢开窗，睡觉时也不敢把头露在外面，有时候连听到大街上行人大点声的咳嗽，或是一只猫什么的从身后悄悄溜过去，也会突然惊出一身冷汗，手脚冰凉。有时候无缘无故怀疑自己的耳朵，怀疑耳朵里听到的响声是种错觉，把一种声音听成了另外的一种声音。
七月的雨夜里，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听着外面倾盆的大雨砸在楼顶上，家人熟睡了，屋子里大大小小的灯也都暗下来，我伸出手，却碰触不到任何一个边缘。雨没有停下来，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我此刻还没入睡，不知道黑夜里还有一缕如此卑微的灵魂。
这样的境状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秋天，那之后，我开始把注意力集中起来，写好我的诗歌。在狭小拥挤灰暗的小屋里，我坐在藤条的椅子上反复地端详着这些诗歌和诗歌中每一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迷茫、冲动，像一条刚刚从冬眠中刚刚苏醒的蛇。
已经停不下来了。我常常感觉身后就好像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巨大的人潮和风，在不断地涌来，他们挟裹着我，不停地向前推进，像一台开过春天的推土机一样，巨大的牙齿啃住破碎的大地，一直要朝流火的夏天开去。不能中途停下来，如果像一棵简单的树那样停在路边，那些人群、车辆，推土机，就会从我的头顶，我的身体，房屋上狠狠地碾过去。所以我只能跟着这股力量不停地走下去。像一列火车，一条铁轨那样不停地伸向远方。去更远的江河。
有一天，累了，我裙子上的花朵也累了，凋零了，我就停下来，像一个巨大的湖泊那样，在这个世界停下来。
每天，穿行在这座小城，不必“跑得比闪电还快”，也不必担忧“生活在别处”。从东到西，不过大半小时的路程。很多年，我和我的诗歌我的绘画就这样诗意地在这里栖居。
五岁前，有一点孤僻，没有兄弟姐妹，也不和同龄的伙伴玩，更多的时候愿意自己一个人待在一个光线暗、没有风的角落里倾听大人们说话。大人们说话的时候脸上丰富的表情和神秘语码，犹如午后白亮的太阳在苍绿的水草间游走，又像是一群小矮人在跳舞。我就那样安静地看着他们，像尘埃里一粒安静的灰尘或一枚九月沙棘上剌须的小阴影。
夏天的时候，去城外郊区的水塘，一个人蹲在葱茏、茂密、高大的苇草丛下看那些会吸血的蚂蟥。虽然祖母曾经告诫过我，水塘边是不能去的，那里有水鬼，每年都要淹死人，那些淹死的人变成水鬼后就要被罚坐在水牢里，直到把另外一个人拉下去当了他的替身，魂魄才可以超生。祖母说，蚂蟥就是那些水鬼变的，它钻进小孩的身体里去，从脚趾头开始，一直往上钻，最后直到人的心脏，把人全身的血吸干，这个人也就死了。
可我的好奇心总在驱使着我也迷惑着我。
趁大人们不留意的时候，我偷偷地从后门溜出去，去看那些软骨头的鬼，看他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把戏来击败人类。那些蚂蟥在水里像一条细小的波纹一样，一扭一瘸地蠕动着，有时候笨拙地游到岸边，爬上岸边的泥沼，全部伸展开来的长度也不及一条蚯蚓的十分之一，我看不出它们有多神奇的力量。有时候，一只前来喝水的鸭子大大咧咧地走过来，无意间踩住了其中一条，它就会疼得满地翻滚，可除了挣扎还是没有任何反抗。
我开始怀疑大人们说的话。大人们看来也并不是都是对的。可他们为什么总是喜欢编造一些谎言来恫吓小孩子和他们自己呢？就像那些诗歌一样。他们是不是在忽视自己的同时也忽略了小孩子的内心？有时候，我也很想把心里想的这一切说给大人们听。我把自己心里的这一切开始记下来，等待着将来有一天自己也有了孩子说给他们听，或者是说给那些真正热爱诗歌热爱绘画的人们听。
有一年，我变得叛逆，幸福和快乐总是来得迅速也去得迅速，往往在大家都很热闹的肘候，很突然就没精打采起来。小孩子们都在人群中尖叫，奔跑，疯闹，我却像一只小蚂蚁一样心不在焉，神思恍惚，目光游离，木讷地望着正前方，心思不知道远到哪里去了。
五岁的一天，我被妈妈带去她任教的小学。第一天下课，没有接受同学的邀请和她们一起去玩游戏，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用新买的方格纸给祖母写信，在信里，我告诉祖母，我想她，我不喜欢上学。也不喜欢很多的陌生人，可要是不上学就会不认字，长大了赚不到很多的钱，到她老的时候，就没钱买很多的丫鬟來伺候她。
收到我信的老祖母后来果真活到了很老，八十三岁，无疾而终。但在她最后的几年，她老糊涂了，常常认错人，把张三的帽子戴在李四头上，还怨人家高傲。唯一能记住我。那年中秋节前夕，听说我要回去看她，很高兴，忙里忙外地指挥人提前为我收拾床铺，后来，大概是有点累了，二妈就端了把椅子出来，让她坐在窗户下晒太阳，于是她怀里抱着她的猫，一边摸着猫的脑袋，一边脸上微笑着，摸着摸着，手就耷拉了下来。
那之后我也毕业了，工作了。在一家医院的妇产科里待着，迎接一些小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整整十年，都不记得给这个世界迎来了多少新生命，输送了多少嫩绿的种子，更多的生死的无常却被我忘记了。也厌倦了和死神的交战，厌倦了每天每夜周而复始睁开眼睛就看得见的生的浓烈，死的阴影，刺目的血，冰冷的手术刀。大风之夜，和在手中陡然熄灭的像诗歌一样的灯盏。
后来，我终于离开，去了报社。
如今的每天清晨，我在安康这座小城的某一处高楼里慢慢醒来后，慢慢地起床，叠被，刷牙，洗脸，穿鞋，出门，下楼，戴好头盔，围上围巾，拨弄出埋在衣领里的头发，拔出钥匙，发动摩托车的引擎，慢慢地把自己投放到大街上穿梭往来的车流人流当中，行走，或者停留，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混沌。
每天晚上，很晚才睡下。在房间里喝酒、发呆、写诗。不知道要等待什么，也不知道那个迟早要出现会前来敲门的人是谁。或许我从来就什么都不等。我只是要这样：“慢慢地说话，慢慢地喝着杯子里的清水，等冰雪融化、和那些迟早要开的花朵。慢慢地坐在田野上，看比我更快的蜗牛们沿着一些时光的轨道上爬行，让一切因果慢慢地发生和循环。”对于这一切，我不比哪一个安康人更明白。
走在路上的时候，低头去看那些昆虫、乌云的影子、大风的印迹、一片纸屑、一片落在路边的树叶、一朵花瓣、一只正在搬家的蚂蚁、一行庄稼、一粒发霉的种子，我都觉得那是在看我自己。
登上城堤，看见郊外的田野，城南城北大片的土地。田野里忙着拔草种地的农夫，从土地的一头走到另一头。裸露的脊背在太阳下，晒出古铜的色泽，汗水从脸上掉下来，掉到锃亮的犁铧上，印出斑斑点点的盐渍。更远的地方是一条老街，街道两旁非字形排列着许多灰黑的老瓦房，一家老字号的店铺里一个正忙着逢制寿衣的老裁缝，他喜欢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抬头看看天色，也许是和我一样，也看见了正在天空上飞着的一只乌鸦，扇动着疲惫的翅膀，越过火葬场高大烟囱里冒出的白烟，背着一个灵魂沉重的躯体，慢慢从洼地、山冈、桑树的枝条上掠过。
露水厚重的清晨，我坐在窗前写信，用那些分行的文字。这些信里我会反复地提到早晨；提到安康；提到刚刚升起的太阳拨开了清晨的乌云；提到大街上，橱窗玻璃里映出的我棉布衣裙上的花朵；邮电大楼里忙出忙进的穿着绿色制服的邮差；提到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那些满面倦容的旅客和他们鼓囊囊的行李；他们在肮脏的长条椅上坐下来，短暂地停顿，安歇，尔后有的往南有的往北；狭长的进站口就像是一个表情机械的分流器，分检着他们人生的去向。一列火车开了过来在站台上放下了一些邮件，然后又轰隆轰隆地往前开走了，轰隆轰隆地往北方开走了。奔向他们一生也走不完的隧道的黑。
路过南环路卖鱼虫的小店，我会一家一家挨着，推开门进去，在那些鱼缸，玻璃，镜子面前，停下来，看一看自己，看一看玻璃缸里某一条躺在淤泥里大口喘气的金鱼，看着水草从它的身边和水泡上升，它使劲地呼吸，直到最后终于在淤泥里躺下了，不再游动，一些漂亮的红嘴巴从它的身边游过去。漂亮的长睫毛也游了过去。它还是那么安静地躺着，看看她们，也看着我，看我淡淡的如此盯着它，盯着世界的眼神。 我看着一条鱼，一条鱼也看着我，我们就在这样执着的对视中，不知不觉走完了夏天、秋天，进入一年里最漫长的冬季。冬天的夜晚，我像一颗小蚕豆蜷缩在床铺的左边，占据黑夜里最小的位置。有时候，看一本放在枕边的文字。有时候，干脆从被窝里爬起来，打开房门走出去，走到大街上，穿过一片建筑工地，民工们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来到广场中央，站在还没完全竣工的雕塑群面前，听北风经过城市的上空，发出呜呜的哭声。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被人类领养的小苍蝇，或者一块孤独的药棉，住在城市的伤口上。
油菜花开的时候，有蜜蜂从南方来，提着他们的小篮子开始一年的忙碌，陵园路的树叶慢慢泛青。夏天不到，街上的女孩子就已早早地穿起了吊带裙，穿过长长的步行街，陵园路有新上市的丝绸，不远处那些卖农药和谷种的小店，他们也在为生长忙碌着。
但我的路过，只会习惯性地朝那些乞丐站立的地方看上一眼。他们中间有一个其实早就不在那里了，去年冬天最冷的时候，他就死了。一根枯瘦的火柴棍，燃尽了，熄灭了，化成了灰烬。但他在这条街道上乞讨了几十年，我总是感到他依然在那里睡着。因为这条街上，只有他才是我最感兴趣的景象。在其他的更多的时候，行走，对我来说，都是毫无意义，漫无目的的。当春天又一次来临，山前岭后开满了桃花，春风吹过的时候，我只会感觉自己只是又耗掉了一年。我的双手早已够不着树上嫩绿的树叶，也不能抽打春天，给春天疼痛了。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我的商人父亲对我的期望一直很大，他可能是想把我当成一个男孩来养，还试图把我培养成一个优秀的画家，或救死扶伤的名医，我顺著他的话去做，但最后总是无趣。2002年，他离开。在那个早春里，一个最寒冷的日子，越过生命的黑白界线，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走完他人生最后的里程。护送父亲的灵车从崎岖蜿蜒的山道上一路驶过，去下葬他的墓地，我成了最后一个人。那一天，在往年应该开满紫花的山坡上，取而代之的是满天满地狂生狂放的桐花和剌槐，花穗的繁重，累累从枝头上垂下来，垂过低矮的荒草，一直落到黝黑的苔藓上。像大地的眼泪。
有人说，人是有灵魂的。我相信。也相信父亲的灵魂一定还停留在这世界的某一片天空，或者和别的什么人住在了一起。这个想法，让我患上严重的失眠症。我变得越来越小心，越来越敏感，惶恐，不安，忐忑得像只耗子，夜里不敢开窗，睡觉时也不敢把头露在外面，有时候连听到大街上行人大点声的咳嗽，或是一只猫什么的从身后悄悄溜过去，也会突然惊出一身冷汗，手脚冰凉。有时候无缘无故怀疑自己的耳朵，怀疑耳朵里听到的响声是种错觉，把一种声音听成了另外的一种声音。
七月的雨夜里，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听着外面倾盆的大雨砸在楼顶上，家人熟睡了，屋子里大大小小的灯也都暗下来，我伸出手，却碰触不到任何一个边缘。雨没有停下来，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我此刻还没入睡，不知道黑夜里还有一缕如此卑微的灵魂。
这样的境状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秋天，那之后，我开始把注意力集中起来，写好我的诗歌。在狭小拥挤灰暗的小屋里，我坐在藤条的椅子上反复地端详着这些诗歌和诗歌中每一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迷茫、冲动，像一条刚刚从冬眠中刚刚苏醒的蛇。
已经停不下来了。我常常感觉身后就好像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巨大的人潮和风，在不断地涌来，他们挟裹着我，不停地向前推进，像一台开过春天的推土机一样，巨大的牙齿啃住破碎的大地，一直要朝流火的夏天开去。不能中途停下来，如果像一棵简单的树那样停在路边，那些人群、车辆，推土机，就会从我的头顶，我的身体，房屋上狠狠地碾过去。所以我只能跟着这股力量不停地走下去。像一列火车，一条铁轨那样不停地伸向远方。去更远的江河。
有一天，累了，我裙子上的花朵也累了，凋零了，我就停下来，像一个巨大的湖泊那样，在这个世界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