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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们的时代依然是资本的时代，马克思通过“资本”将现代社会的本质一览无余。对于现代人而言，马克思最为重大的理论意义就在于他指明了资本增殖的三个界限：资本增殖的界限、资本收入的界限和资本实现的界限。资本的界限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合理性边界。现代社会一旦超越这些边界，就必然会陷入各种各样的危机当中。如果现代社会既不想放弃“资本的增殖”这一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又不想堕入到“欲望的狂欢”之中，那么，现代社会就必须恪守“资本的界限”。
关键词：资本的界限;资本增殖;资本收入;资本实现;现代社会
作者简介：王庆丰，男，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资本论》与当代社会发展道路研究”，项目编号：14JJD720003;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发展道路研究”，项目编号：NCET-13-0249
中图分类号：A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1-0027-09
现代社会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地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比喻成“魔术师”，而把“资本”比喻成“魔鬼”。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P37）马克思的这一隐喻实际上包含着正负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个“魔术师”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召唤出了无数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这个“魔术师”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即资本了。
我们的时代正在上演着资本的狂欢。从形上的意义上来讲，“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P46）。这是一个“资本”作为主体的时代，而非“人”作为主体的时代。因此，人的本性降低为物的本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贬低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资本的狂欢展现为人性物化的狂欢。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式造成了巨大的恶果：财富投机成为人类美德，社会两极分化持续加剧，自然资源濒临枯竭，资本的狂欢导致了人类生存的危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魔术师”已经无力驯服和驾驭“资本”这一“魔鬼”，应当谋求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彻底地消解掉这一问题。马克思的解决路径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激进政治。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我们想要彻底瓦解资本的逻辑对现代社会的控制，就必须把“资本”连根拔掉。现代社会产生资本的根源是“私有财产”。要想彻底地瓦解资本的逻辑，就必须扬弃私有财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就是对私有财产的扬弃。
毫无疑问，马克思这种解决方式是对现代社会问题的根本性解决。但是，现代人无法采用至少短时期内无法采用马克思的这种解决方式。因为采用了这种解决方式，也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资本的正面作用，放弃了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这是现代社会所无法接受的。不可否认，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着资本和市场，但“有市场”的社会并不等同于“市场社会”。因此，有市场、有资本并不意味着有资本主义。“市场远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存在，因而人们完全可以这样来设计后资本主义时代：不必废除市场，而是要对它进行规范、限制，使之社会主义化。”[2]（P4）寻求资本的界限，实质上就是在探寻如何对资本和市场进行规范和限制，这也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思路。
一、第一个界限：资本增殖的界限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这一资本增殖的逻辑用公式可以表达为：“G—W—G′”。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流通具有两种形式：其直接形式是“W—G—W”，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再转化为商品，为买而卖;另一种形式为“G—W—G”，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货币，为卖而买。在后一种流通形式中，货币才有可能转为资本，成为资本。在“W—G—W”这一流通形式中，货币只是用来进行商品流通的中介，货币最后转化为充当使用价值的商品，货币最终花掉了。而在“G—W—G”这个相反的形式中，买者支出货币，却是为了卖者收入货币，其目的不是为了消费商品，而是为了获得货币。但是，“货币兜了一个圈子又交换成货币，同样的东西又交换成同样的东西。这似乎是一种既无目的又很荒唐的活动”[3]（P175）。马克思曾经举例子明确地说，100镑和100镑交换，那么这个过程就是“荒唐的”和“毫无内容的”了。“G—W—G过程所以有内容，不是因为两极有质的区别（二者都是货币），而只是因为它们有量的不同。最后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起初投入的货币。例如，用100镑买的棉花卖100镑 10镑，即110镑。因此，这个过程的完整形式是G—W—G′。”[3]（P175）“G′”和“G”之间虽然没有质的区别，但是却有量的区别，“G′”是“G”的增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揭示的“G—W—G′”这一资本增殖的逻辑，只是基于货币或资本的简单流通模式所给出的公式。而实际上，这一公式中的“W”并非单纯地是指一种“商品”，而是指“商品的生产过程”。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家用购买的商品从事生产消费。他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进行活动;他的资本经历生产过程。结果产生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价值大于它的生产要素的价值。”[4]（P31）从商品的角度来讲，“G′”之所以能够大于“G”，是因为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大于投入的生产要素的价值。所以，“W”指的是资本循环过程的第二阶段“W…P…W′”，即商品的生产过程。因此，资本增殖的完整公式是：“G—W…P…W′—G′”。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资本增殖的“完整公式”，强调这一“完整公式”的意义并不在于要把资本增殖的逻辑补充完整，而是要让现代人明白正是这一“完整公式”构成了现代社会资本增殖的合理性界限。这意味着：现代社会必须把资本的增殖奠基在生产过程的基础上，这样社会物质财富才会获得真实的增长。但如果现代社会资本增殖的方式抽象掉了生产过程这一中间环节，就必然会导致财富增殖的幻象。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理论形成于资本主义早期，而早期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工业资本主义”。把早期资本主义定义为“工业资本主义”，并不是说在资本主义早期仅仅存在着工业资本。按照马克思的判断，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存在着三类资本：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工业资本通过工业生产过程生产出商品从而发生资本的增殖，商业资本通过购买工业生产的劳动产品并将其出售而获得利润，高利贷资本则通过把钱借贷给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获得高额利息。可见，无论是工业资本，还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都是通过生产过程才最终产生增殖的，也就是说资本产生增殖离不开“W…P…W′”。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增殖的公式“G—W…P…W′—G′”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完全可以经验直观到这一资本增殖过程。如果我们将资本增殖的逻辑“G—W…P…W′—G′”简约化为“G—W′—G′”，容易给人造成资本的增殖发生在流通领域的错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一再强调，资本的增殖发生在生产领域，增殖的部分是工人在生产领域中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部分。
正是由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增殖的逻辑是基于19世纪早期资本主义所做出的判断，从而也就招致了诸多质疑。现代思想家们怀疑这一逻辑对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是否依然有效。“《资本论》所提供分析资本主义的方法工具，是从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观察出发而设计的，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对于马克思而言，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模式’。它几乎不能适用于对其他资本主义形式——商业资本主义、银行业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的认识，它也越来越不适于评价20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5]（P144）不可否认，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立足于对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分析，但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正是工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构成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增长方式和发展逻辑。因此，马克思对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分析就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揭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即使在今天，马克思的著作仍然提供了一种社会历史观念，相对于后来其他作者的观念而言，它体现出弥足珍贵的价值。”[6]（序言，P4）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增殖的逻辑就是这样一种观念，它不仅适用于早期资本主义，而且对整个资本主义发展都是普遍有效的，并且在我们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时代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呢？希法亭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集中过程，这些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而‘扬弃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我们后面将详细说明，由于这种关系，资本便采取自己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7]（P1）从资本的形式去研究资本主义，是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一个基本思路。根据希法亭的说法，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采取的形式是金融资本。列宁高度认可了希法亭的这一观点。他指出：“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8]（P135）列宁的说法很明确，20世纪产生的“新资本主义”就是金融资本统治。马克思所处的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19世纪）也存在着金融资本（高利贷资本），列宁和希法亭所处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20世纪上半叶），金融资本更是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这两个时期都不能称为“金融资本主义”，而只有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才逐渐能够被称之为“金融资本主义”。这是因为前两个时期资本增殖的逻辑是“工业资本主义”式的，而我们当今社会的资本增殖模式却是“金融资本主义”式的。何谓“金融资本主义”式的？金融资本如果想获得增殖，不单单可以通过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实现，它完全可以通过自身实现增殖。金融资本不通过实体经济，自身发生增殖，标志着金融资本主义的诞生。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商业资本之间的关系由一种双向依赖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单向度的依赖关系：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必须依赖于金融资本才能扩大规模，而金融资本无须依赖前者即可发生自身的增殖。简而言之，“金融资本主义”式的资本增殖模式是：“G—G′”。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产生的“资产证券化”浪潮，使资本主义开始真正地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同马克思时代的工业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金融资本主义。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G—W…P…W′—G′”逐步被简化成“G—W—G′”，并且其中的“W”逐渐被虚拟化，直到直接出现“G—G′”的资本增殖模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已经着重分析过“国债”和“股票”两种虚拟资本或虚拟产品的形式。在这些传统金融产品的基础上，现代社会又衍生出一系列新的金融产品，如期权、期货合约等，以及进一步衍生出的指数期权、指数期货合约等更加虚幻的金融产品。这些金融衍生品的出现是“W”在我们时代被逐步虚拟化的明证。人们可以通过投资炒作这些金融衍生品一夜暴富，而不用付出任何诚实的劳动，创造任何现实的物质财富。正如塔布所说：“金融体系似乎已产生了一种新的、魔术般的货币—货币循环，在再次循环中，仅用货币本身就能制造出货币来，而无需实际生产的介入。”[9]我们时代的金融资本，对进行实体经济的投资获得收益已经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更热衷于金融衍生品的炒作。现代社会资本增殖的模式把“生产过程”彻底地抛弃了。
资本增殖的方式从“G—W…P…W′—G′”转变为“G—G′”，标志着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已经超越了资本增殖的合理性界限。“在这种虚拟的‘新经济’中，资本炮制了一种幻觉，仿佛它可以在没有劳动介入的情况下自我繁荣。”[10]（P161）这种自我繁荣只能是财富增殖的幻象，并且造成了严重的伦理道德后果。舍弃了生产过程，同时也就意味着舍弃了劳动。人们不再把辛勤劳动当作美德，而是把资本的投机当作能力的展现。“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依旧被看做全部经济的基础，但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是生产社会化，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8]（P117） 二、第二个界限：资本收入的界限
如果说资本的第一个界限——资本增殖的界限——主要是发生在生产领域的话，那么资本的第二个界限——资本收入的界限——则主要体现在分配领域。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够获得收益的主要有三种方式：资本、土地和劳动。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称之为“三位一体的公式”。马克思指出：“资本—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就是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形式。”[11]（P921）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需要我们深入到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当中去寻找。但是，如果我们想发现生产领域的秘密的话，必须从资本主义社会“分配”的结果及其分配方式出发去分析。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分配的总括性论述出现在《资本论》第三卷第48章的倒数第三段。“在资本—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11]（P940）马克思在这里表达得非常明确，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通过“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样的分配方式来进行分配的。这种收入方式使得“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成为可能，并且演化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实际的生产当事人对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些异化的不合理的形式，感到很自在，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些假象的形态中活动的，他们每天都要和这些形态打交道。”[11]（P940-941）生产当事人尤其是工人，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处在被剥削和奴役的地位。因此，“这个公式（三位一体的公式）也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11]（P941）。关于获取利润、利息和租金的方式是正义的。这种信念，是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要求的资本主义正义概念的一个部分。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虚假意识的重要特征，并且被工人和资本家所共同持有，而这种信念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希望破除的幻象。
马克思曾经指出，三位一体公式呈现出了“一种既整齐对称又不一致的特征”。所谓“整齐对称”是指：三位一体公式把资本、土地和劳动呈现为生产过程中的三个平等的参与者，并且，作为平等的参与者，各自都应该根据其贡献而对社会总产品分享相应的份额。三位一体公式把生产的三个要素平等化了，它以统一而对称的方式来呈现它们。而三位一体公式之所以是内在“不一致”的，乃是由于，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那里，劳动被看作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特殊要素。从社会的角度看，生产过程的总产出应归功于过往的和当前的劳动。资本主义制度的表面现象掩盖了对于剩余劳动的剥削，掩盖了剩余劳动转换为利润、利息和租金的过程。
在当代社会中，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和劳动—工资依然是三种财富的获得方式。其实，资本—利润和土地—地租可以归结为一类收入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土地—地租亦可归入到资本—利润中去。这是因为，如果说劳动是财富的唯一的合法性源泉，那么，资本和土地所获得的收入就是对别人劳动的剥削，都属于剩余价值，这二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一致起来。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形式就可以简化为两种：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人的合法性收入只能通过劳动获得，如果依靠资本的增殖获得了收入，那么这种收入就是对别人剩余劳动的剥削，是非正义的。
资本的本性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实现资本的增殖。如果我们放弃资本收入的话，也就等于放弃了资本本身。如果说整个社会是按劳分配的话，虽然也会产生收入差距，但是不致于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资本收入是加大现代社会两极分化速度和比例的根本性原因，是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而劳动收入虽然可以造成财富的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是非常有限的。所谓勤劳致富的观念就是若想创造更多收益，必须勤劳工作，这一观点不断渗透在广大劳动者的价值体系中。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劳动者的要求不断提高，表现为教育水平与社会需求相一致。技术的进步催生出各类新兴职业，要求专业技术型人才。在稀缺人才岗位中，社会的高需求赋予工人更高的薪资，这样稀缺人才与普通工人之间就出现了收入不平等现象。劳动收入只是财富不平等现象的一个原因，或者说至少不是主要原因。如果继续追问工资分配状况（劳动收入的制定标准）就会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当今工资分配的依据是什么？工资分配由谁来规定？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考察了前10%人群的工资，发现这一类人群大部分是在某岗位中的高级管理者，并且工资的标准是由这些高级管理者来制定。这意味着劳动收入并非完全按贡献的大小而制定，而是这些高级管理者为自己制定收入标准。这些“超级经理人”的出现不仅会引发劳动收入不平等，而且会愈加严重。这就不同于以往研究不平等问题的经济学家，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到穷人与较富人群之间的差距，而贫富差距真正的动因仅仅在于那前10%的富人。前10%的富人不仅在劳动收入分配中占据优势，而且在资本收入中与其他人拉开了更大的差距。他们将他们的收入进行再次分配，投入到房地产、股票、证券等项目中，其回报率远远超过经济增长。以这种方式不断循环，他们可以在社会中长期占据优势地位。若长期发展下去，我们很有可能回到19世纪的“美好时代”。因为这一部分人在他们去世后会把财富转移给他们的子女，即便需要缴纳遗产税，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后代继续占据前10%的位置。他们无须勤劳致富，而是通过继承的财富继续在市场中投入，以获取更高的利润。19世纪的小说所描绘的社会与当今社会现状极为相似。19世纪的社会是由金钱所笼罩的社会，资本财富高度集中。在这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哪怕从事最高收入的职业也无法跻身于前10%的行列。唯一的方法就是继承财富。通过继承财富，虽然能够跻身于10%的富人阶层，但却有可能丧失人的主观能动性或创造性。正是这种“超级世袭社会”的存在，两极分化将会变得更加严重。 在皮凯蒂看来，21世纪的不平等问题与19世纪的极端分化的社会现象已经十分相似。虽然当今财富的集中度并没有像19世纪那么高，但是21世纪不平等的问题却更加根深蒂固。皮凯蒂不无担忧地指出：“未来的世界可能会糅合了过去世界的两大弊端：一方面存在巨大的由继承财富造成的不公，另一方面又存在以能力和效率为理由的因薪酬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因此走向极端的精英主义就很容易产生高管和食利者之间的赛跑，最终受损者则是在旁观赛的普通大众。”[12]（P430）
皮凯蒂在收入分配数据和财富分配数据中分别找出“超级经理人”和“超级世袭社会”是造成不平等问题的主要原因。进一步来看，无论是“超级经理人”，还是“超级世袭社会”，这两者都意味着获得资本收入是财富高度集中的主要途径，从而也就是现代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源。因此，现代社会应当把资本收入控制在合理的界限内。把资本收入控制在合理的界限内，也就等于把现代社会的不平等限定在合理性的界限内。但是，在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关系中，我们无法界定资本收入的界限。资本收入是应当高于劳动收入呢，还是应当低于或等于劳动收入呢？我们无法判定哪种情况更加有利于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关系。一方面不至于使社会的经济发展丧失活力，另一方面也会让社会的不平等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这一边界被皮凯蒂揭示了出来，他不去寻求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而把这一问题转化为资本收益率（资本收入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皮凯蒂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收入分配数据和财富分配数据二者之间的关系中找到不平等问题的根本原因：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即r
关键词：资本的界限;资本增殖;资本收入;资本实现;现代社会
作者简介：王庆丰，男，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资本论》与当代社会发展道路研究”，项目编号：14JJD720003;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发展道路研究”，项目编号：NCET-13-0249
中图分类号：A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1-0027-09
现代社会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地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比喻成“魔术师”，而把“资本”比喻成“魔鬼”。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P37）马克思的这一隐喻实际上包含着正负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个“魔术师”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召唤出了无数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这个“魔术师”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即资本了。
我们的时代正在上演着资本的狂欢。从形上的意义上来讲，“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P46）。这是一个“资本”作为主体的时代，而非“人”作为主体的时代。因此，人的本性降低为物的本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贬低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资本的狂欢展现为人性物化的狂欢。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式造成了巨大的恶果：财富投机成为人类美德，社会两极分化持续加剧，自然资源濒临枯竭，资本的狂欢导致了人类生存的危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魔术师”已经无力驯服和驾驭“资本”这一“魔鬼”，应当谋求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彻底地消解掉这一问题。马克思的解决路径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激进政治。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我们想要彻底瓦解资本的逻辑对现代社会的控制，就必须把“资本”连根拔掉。现代社会产生资本的根源是“私有财产”。要想彻底地瓦解资本的逻辑，就必须扬弃私有财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就是对私有财产的扬弃。
毫无疑问，马克思这种解决方式是对现代社会问题的根本性解决。但是，现代人无法采用至少短时期内无法采用马克思的这种解决方式。因为采用了这种解决方式，也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资本的正面作用，放弃了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这是现代社会所无法接受的。不可否认，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着资本和市场，但“有市场”的社会并不等同于“市场社会”。因此，有市场、有资本并不意味着有资本主义。“市场远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存在，因而人们完全可以这样来设计后资本主义时代：不必废除市场，而是要对它进行规范、限制，使之社会主义化。”[2]（P4）寻求资本的界限，实质上就是在探寻如何对资本和市场进行规范和限制，这也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思路。
一、第一个界限：资本增殖的界限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这一资本增殖的逻辑用公式可以表达为：“G—W—G′”。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流通具有两种形式：其直接形式是“W—G—W”，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再转化为商品，为买而卖;另一种形式为“G—W—G”，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货币，为卖而买。在后一种流通形式中，货币才有可能转为资本，成为资本。在“W—G—W”这一流通形式中，货币只是用来进行商品流通的中介，货币最后转化为充当使用价值的商品，货币最终花掉了。而在“G—W—G”这个相反的形式中，买者支出货币，却是为了卖者收入货币，其目的不是为了消费商品，而是为了获得货币。但是，“货币兜了一个圈子又交换成货币，同样的东西又交换成同样的东西。这似乎是一种既无目的又很荒唐的活动”[3]（P175）。马克思曾经举例子明确地说，100镑和100镑交换，那么这个过程就是“荒唐的”和“毫无内容的”了。“G—W—G过程所以有内容，不是因为两极有质的区别（二者都是货币），而只是因为它们有量的不同。最后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起初投入的货币。例如，用100镑买的棉花卖100镑 10镑，即110镑。因此，这个过程的完整形式是G—W—G′。”[3]（P175）“G′”和“G”之间虽然没有质的区别，但是却有量的区别，“G′”是“G”的增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揭示的“G—W—G′”这一资本增殖的逻辑，只是基于货币或资本的简单流通模式所给出的公式。而实际上，这一公式中的“W”并非单纯地是指一种“商品”，而是指“商品的生产过程”。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家用购买的商品从事生产消费。他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进行活动;他的资本经历生产过程。结果产生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价值大于它的生产要素的价值。”[4]（P31）从商品的角度来讲，“G′”之所以能够大于“G”，是因为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大于投入的生产要素的价值。所以，“W”指的是资本循环过程的第二阶段“W…P…W′”，即商品的生产过程。因此，资本增殖的完整公式是：“G—W…P…W′—G′”。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资本增殖的“完整公式”，强调这一“完整公式”的意义并不在于要把资本增殖的逻辑补充完整，而是要让现代人明白正是这一“完整公式”构成了现代社会资本增殖的合理性界限。这意味着：现代社会必须把资本的增殖奠基在生产过程的基础上，这样社会物质财富才会获得真实的增长。但如果现代社会资本增殖的方式抽象掉了生产过程这一中间环节，就必然会导致财富增殖的幻象。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理论形成于资本主义早期，而早期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工业资本主义”。把早期资本主义定义为“工业资本主义”，并不是说在资本主义早期仅仅存在着工业资本。按照马克思的判断，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存在着三类资本：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工业资本通过工业生产过程生产出商品从而发生资本的增殖，商业资本通过购买工业生产的劳动产品并将其出售而获得利润，高利贷资本则通过把钱借贷给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获得高额利息。可见，无论是工业资本，还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都是通过生产过程才最终产生增殖的，也就是说资本产生增殖离不开“W…P…W′”。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增殖的公式“G—W…P…W′—G′”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完全可以经验直观到这一资本增殖过程。如果我们将资本增殖的逻辑“G—W…P…W′—G′”简约化为“G—W′—G′”，容易给人造成资本的增殖发生在流通领域的错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一再强调，资本的增殖发生在生产领域，增殖的部分是工人在生产领域中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部分。
正是由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增殖的逻辑是基于19世纪早期资本主义所做出的判断，从而也就招致了诸多质疑。现代思想家们怀疑这一逻辑对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是否依然有效。“《资本论》所提供分析资本主义的方法工具，是从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观察出发而设计的，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对于马克思而言，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模式’。它几乎不能适用于对其他资本主义形式——商业资本主义、银行业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的认识，它也越来越不适于评价20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5]（P144）不可否认，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立足于对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分析，但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正是工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构成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增长方式和发展逻辑。因此，马克思对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分析就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揭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即使在今天，马克思的著作仍然提供了一种社会历史观念，相对于后来其他作者的观念而言，它体现出弥足珍贵的价值。”[6]（序言，P4）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增殖的逻辑就是这样一种观念，它不仅适用于早期资本主义，而且对整个资本主义发展都是普遍有效的，并且在我们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时代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呢？希法亭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集中过程，这些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而‘扬弃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我们后面将详细说明，由于这种关系，资本便采取自己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7]（P1）从资本的形式去研究资本主义，是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一个基本思路。根据希法亭的说法，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采取的形式是金融资本。列宁高度认可了希法亭的这一观点。他指出：“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8]（P135）列宁的说法很明确，20世纪产生的“新资本主义”就是金融资本统治。马克思所处的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19世纪）也存在着金融资本（高利贷资本），列宁和希法亭所处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20世纪上半叶），金融资本更是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这两个时期都不能称为“金融资本主义”，而只有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才逐渐能够被称之为“金融资本主义”。这是因为前两个时期资本增殖的逻辑是“工业资本主义”式的，而我们当今社会的资本增殖模式却是“金融资本主义”式的。何谓“金融资本主义”式的？金融资本如果想获得增殖，不单单可以通过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实现，它完全可以通过自身实现增殖。金融资本不通过实体经济，自身发生增殖，标志着金融资本主义的诞生。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商业资本之间的关系由一种双向依赖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单向度的依赖关系：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必须依赖于金融资本才能扩大规模，而金融资本无须依赖前者即可发生自身的增殖。简而言之，“金融资本主义”式的资本增殖模式是：“G—G′”。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产生的“资产证券化”浪潮，使资本主义开始真正地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同马克思时代的工业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金融资本主义。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G—W…P…W′—G′”逐步被简化成“G—W—G′”，并且其中的“W”逐渐被虚拟化，直到直接出现“G—G′”的资本增殖模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已经着重分析过“国债”和“股票”两种虚拟资本或虚拟产品的形式。在这些传统金融产品的基础上，现代社会又衍生出一系列新的金融产品，如期权、期货合约等，以及进一步衍生出的指数期权、指数期货合约等更加虚幻的金融产品。这些金融衍生品的出现是“W”在我们时代被逐步虚拟化的明证。人们可以通过投资炒作这些金融衍生品一夜暴富，而不用付出任何诚实的劳动，创造任何现实的物质财富。正如塔布所说：“金融体系似乎已产生了一种新的、魔术般的货币—货币循环，在再次循环中，仅用货币本身就能制造出货币来，而无需实际生产的介入。”[9]我们时代的金融资本，对进行实体经济的投资获得收益已经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更热衷于金融衍生品的炒作。现代社会资本增殖的模式把“生产过程”彻底地抛弃了。
资本增殖的方式从“G—W…P…W′—G′”转变为“G—G′”，标志着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已经超越了资本增殖的合理性界限。“在这种虚拟的‘新经济’中，资本炮制了一种幻觉，仿佛它可以在没有劳动介入的情况下自我繁荣。”[10]（P161）这种自我繁荣只能是财富增殖的幻象，并且造成了严重的伦理道德后果。舍弃了生产过程，同时也就意味着舍弃了劳动。人们不再把辛勤劳动当作美德，而是把资本的投机当作能力的展现。“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依旧被看做全部经济的基础，但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是生产社会化，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8]（P117） 二、第二个界限：资本收入的界限
如果说资本的第一个界限——资本增殖的界限——主要是发生在生产领域的话，那么资本的第二个界限——资本收入的界限——则主要体现在分配领域。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够获得收益的主要有三种方式：资本、土地和劳动。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称之为“三位一体的公式”。马克思指出：“资本—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就是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形式。”[11]（P921）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需要我们深入到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当中去寻找。但是，如果我们想发现生产领域的秘密的话，必须从资本主义社会“分配”的结果及其分配方式出发去分析。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分配的总括性论述出现在《资本论》第三卷第48章的倒数第三段。“在资本—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11]（P940）马克思在这里表达得非常明确，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通过“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样的分配方式来进行分配的。这种收入方式使得“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成为可能，并且演化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实际的生产当事人对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些异化的不合理的形式，感到很自在，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些假象的形态中活动的，他们每天都要和这些形态打交道。”[11]（P940-941）生产当事人尤其是工人，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处在被剥削和奴役的地位。因此，“这个公式（三位一体的公式）也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11]（P941）。关于获取利润、利息和租金的方式是正义的。这种信念，是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要求的资本主义正义概念的一个部分。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虚假意识的重要特征，并且被工人和资本家所共同持有，而这种信念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希望破除的幻象。
马克思曾经指出，三位一体公式呈现出了“一种既整齐对称又不一致的特征”。所谓“整齐对称”是指：三位一体公式把资本、土地和劳动呈现为生产过程中的三个平等的参与者，并且，作为平等的参与者，各自都应该根据其贡献而对社会总产品分享相应的份额。三位一体公式把生产的三个要素平等化了，它以统一而对称的方式来呈现它们。而三位一体公式之所以是内在“不一致”的，乃是由于，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那里，劳动被看作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特殊要素。从社会的角度看，生产过程的总产出应归功于过往的和当前的劳动。资本主义制度的表面现象掩盖了对于剩余劳动的剥削，掩盖了剩余劳动转换为利润、利息和租金的过程。
在当代社会中，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和劳动—工资依然是三种财富的获得方式。其实，资本—利润和土地—地租可以归结为一类收入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土地—地租亦可归入到资本—利润中去。这是因为，如果说劳动是财富的唯一的合法性源泉，那么，资本和土地所获得的收入就是对别人劳动的剥削，都属于剩余价值，这二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一致起来。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形式就可以简化为两种：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人的合法性收入只能通过劳动获得，如果依靠资本的增殖获得了收入，那么这种收入就是对别人剩余劳动的剥削，是非正义的。
资本的本性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实现资本的增殖。如果我们放弃资本收入的话，也就等于放弃了资本本身。如果说整个社会是按劳分配的话，虽然也会产生收入差距，但是不致于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资本收入是加大现代社会两极分化速度和比例的根本性原因，是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而劳动收入虽然可以造成财富的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是非常有限的。所谓勤劳致富的观念就是若想创造更多收益，必须勤劳工作，这一观点不断渗透在广大劳动者的价值体系中。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劳动者的要求不断提高，表现为教育水平与社会需求相一致。技术的进步催生出各类新兴职业，要求专业技术型人才。在稀缺人才岗位中，社会的高需求赋予工人更高的薪资，这样稀缺人才与普通工人之间就出现了收入不平等现象。劳动收入只是财富不平等现象的一个原因，或者说至少不是主要原因。如果继续追问工资分配状况（劳动收入的制定标准）就会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当今工资分配的依据是什么？工资分配由谁来规定？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考察了前10%人群的工资，发现这一类人群大部分是在某岗位中的高级管理者，并且工资的标准是由这些高级管理者来制定。这意味着劳动收入并非完全按贡献的大小而制定，而是这些高级管理者为自己制定收入标准。这些“超级经理人”的出现不仅会引发劳动收入不平等，而且会愈加严重。这就不同于以往研究不平等问题的经济学家，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到穷人与较富人群之间的差距，而贫富差距真正的动因仅仅在于那前10%的富人。前10%的富人不仅在劳动收入分配中占据优势，而且在资本收入中与其他人拉开了更大的差距。他们将他们的收入进行再次分配，投入到房地产、股票、证券等项目中，其回报率远远超过经济增长。以这种方式不断循环，他们可以在社会中长期占据优势地位。若长期发展下去，我们很有可能回到19世纪的“美好时代”。因为这一部分人在他们去世后会把财富转移给他们的子女，即便需要缴纳遗产税，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后代继续占据前10%的位置。他们无须勤劳致富，而是通过继承的财富继续在市场中投入，以获取更高的利润。19世纪的小说所描绘的社会与当今社会现状极为相似。19世纪的社会是由金钱所笼罩的社会，资本财富高度集中。在这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哪怕从事最高收入的职业也无法跻身于前10%的行列。唯一的方法就是继承财富。通过继承财富，虽然能够跻身于10%的富人阶层，但却有可能丧失人的主观能动性或创造性。正是这种“超级世袭社会”的存在，两极分化将会变得更加严重。 在皮凯蒂看来，21世纪的不平等问题与19世纪的极端分化的社会现象已经十分相似。虽然当今财富的集中度并没有像19世纪那么高，但是21世纪不平等的问题却更加根深蒂固。皮凯蒂不无担忧地指出：“未来的世界可能会糅合了过去世界的两大弊端：一方面存在巨大的由继承财富造成的不公，另一方面又存在以能力和效率为理由的因薪酬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因此走向极端的精英主义就很容易产生高管和食利者之间的赛跑，最终受损者则是在旁观赛的普通大众。”[12]（P430）
皮凯蒂在收入分配数据和财富分配数据中分别找出“超级经理人”和“超级世袭社会”是造成不平等问题的主要原因。进一步来看，无论是“超级经理人”，还是“超级世袭社会”，这两者都意味着获得资本收入是财富高度集中的主要途径，从而也就是现代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源。因此，现代社会应当把资本收入控制在合理的界限内。把资本收入控制在合理的界限内，也就等于把现代社会的不平等限定在合理性的界限内。但是，在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关系中，我们无法界定资本收入的界限。资本收入是应当高于劳动收入呢，还是应当低于或等于劳动收入呢？我们无法判定哪种情况更加有利于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关系。一方面不至于使社会的经济发展丧失活力，另一方面也会让社会的不平等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这一边界被皮凯蒂揭示了出来，他不去寻求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而把这一问题转化为资本收益率（资本收入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皮凯蒂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收入分配数据和财富分配数据二者之间的关系中找到不平等问题的根本原因：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即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