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我特别迷恋钱锺书，凡是和钱锺书相关的书，我都特别在意，首先看到的是钱锺书的《林纾的翻译》，后来又知道钱锺书小时候(大概是上小学时)家里竟然有一大箱子的林译小说。他就是这样培养起读外国小说的兴趣的，所以上中学时，钱锺书已经可以直接读原版的外文小说了。因此我就特别去收藏商务版的林译小说丛书，陆陆续续配齐了这十本书。
　　那时候工资非常少而手头的余钱也仅仅是一二十块或几块钱的稿费，却几乎天天要到西安古旧书店去觅书，每每看到鲁迅题字的匾牌高悬于店门口上方，总感到这里就是我的乐土。西安古旧书店的两位经理范文、张鸣和老顾客熟了也特别客气，且常常和我们聊天，全是书林的各种趣事、典故与消息。到了90年代初，古旧书店要拆迁而暂时关门，两位经理就把大量的藏书拿出来出售，怕放的时间长了。变质而毁掉。还是还书于民好啊!正是这样的机缘，我一眼看中的，便是林纾译作《海外轩渠录》，当时花了非常心痛的三元钱才拿到手。
　　多少年后，每每把玩此书，仍让我异常兴奋，起码有以下几点可与同好共赏：
　　第一、读了三十余年商务印书馆的书，还从未见过在“商务印书馆”之前加上“中国”二字印在封面上。只知道讲版本乃看中初版之书，却从未特别注意商务印书馆之版权页上，竟有“首版”一说。同为1906年，我收藏的商务版另一本翻译小说《红柳娃》之版权页上，却是“初版”。不知“首版”与“初版”之微殊何在?每每念及这两处细节，遥想书林之海乃无边无涯，诚如英国藏书家爱德华·纽顿所说：“没有人知道书的一切。”(见《聚书的乐趣》)
　　第二、国内研究林纾的专家张俊才的《林纾评传》(中华书局2007年4月第一版)中的“林纾翻译目录”曾提到此书：“《海外轩渠录》Gul-liver’s Travels(1726)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54)原著。魏易(或曾宗巩)口译。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张俊才所谓“魏易(或曾宗巩)口译”之说，显然有误!亦由此可知，张教授显然未见到过原版的此书!
　　我们都知道王国维研究中国上古史的最大贡献是总结出来的“二重证据法”，既要利用文献，又要利用实物，用出土实物来证明文献，又用文献记载来解读出土文物。我们今天研究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即不但要利用人文学科等理论去解读作家之作品，还要利用作家之作品同各期之不同版本的实物乃至于信件、流派团体的档案与实物、与作家相关的重要人物的实物以及作家生活过的地方的实物互证，才能客观而实事求是。
　　只要细看同期林译著作的版权页、此书的版权页、此书正文页即可知道：魏易为口译，闽县林纾、长乐曾宗巩同为笔译!当然，林纾一生所翻译的著作共246种，出版的就达222种，本本都要搞清楚，亦非易事。
　　第三、叶灵凤《读书随笔·藏书印的风趣》曾云：“正当的钤盖藏书印的方法，最主要的一方，我以为是该盖在一部书正文第一面的下方，即著者或编纂者的姓氏的下面，以贴近书的边框为宜。再其次，则每一册的最后一页的下角，也该钤一方压卷。”叶氏所言极是。此书之原藏者很可能就是“康幼宸”，其最主要的藏书印即“陇上僕蘭(?)氏珍藏金石书画印”为朱文、白文相应，卷终一枚压卷之篆文“幼宸”又玲珑可喜。——可以推想原藏书者之品味很不一般。
　　《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卷)说，北京、上海、重庆三大图书馆所藏林译小说皆不全，1915年以前的许多版本已无法弄清，而我的此书和相关的几本，品相皆在八成以上，保存完好，核对其版权与藏家之变化，又脉络清楚，藏书之雅趣存焉。
　　一百多年前的爱物为余所藏，我总是将它放人一牛皮信封内，再装入箱中，待到每年的晒书日才敢拿出来把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