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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心辅佐，与蒋介石共进退
张群，字岳军，四川华阳人，早年就读保定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东渡日本，就读振武学堂，与蒋介石为同学，同年加入同盟会，其后曾参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张群与蒋介石偷渡回上海，立即参加了陈其美领导的上海起义。起义成功后，于11月4日组成了都督府，陈其美被推举为都督，黄郛为参谋长，张群任军务处军械科长。蒋介石则被派往杭州进行策应。浙江光复后，起义军组成新军1团，开至上海，称沪军第5团，蒋介石任团长。后来该团扩编为第23师，黄郛任师长，张群任参谋，蒋介石留任团长。1912年春，张群任营长。这一时期，张群与蒋介石、黄郛关系甚密，并结拜为兄弟。1913年，张群参加反袁战斗失败，来到日本。1915年回国后，任浙江省督署参谋。
1917年9月，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随后，张群和蒋介石均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参军。这期间，张群被孙中山分配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回四川联络地方实力，坚拒北洋军阀染指西南;二是以记者身份去日本活动，说服日本当局不要借款支持段祺瑞，以免中国再度陷入内乱。但这些工作收效甚微。后来，张群在时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黄郛的举荐下，先后出任北洋政府总统府总务处长、交通部航政司长等职。此后，张群南来北往，奔走于北京、广州两个政府间。他虽无甚业绩可言，但一些为官诀窍他早已铭记于心，这种历练为他以后能够游刃有余地游走在蒋介石周围打下了基础。
1926年，蒋介石击败国民党内对手，一跃成为国民党和广州国民政府的首领，担任北伐军总司令，大权在握。张群得知后，兴冲冲地去广州祝贺。蒋介石忘情地拥住张群道：“你到广州来，这太好了。只要我们同舟共济，北伐大业定能成功。”不久，张群被任命为北伐军大本营总参谋，与蒋介石一道参与北伐重大事项的谋议。
虽有结义之情，但深知蒋介石禀性的张群却不敢有丝毫的造次。平日里，张群始终对蒋介石恭敬有加，卑躬谦和。他办事干练，处理公文信函很快，工作效率高。他还善于揣摩蒋介石的心思，按照蒋介石的意图行事。蒋介石对张群的表现十分满意。很快，张群就成为蒋介石智囊团的股肱。
在张群的建议下，蒋介石制订出了一个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方案。即首先击败吴佩孚，然后挥戈东进，打垮孙传芳，最后寻机歼灭张作霖。根据此方案，北伐军一方面联络冯玉祥，牵制住奉系军阀;另一方面分化孙传芳，让其不能与吴佩孚合为一股。张群认为，吴佩孚与孙传芳虽是同属直系，但他们之间是相互防范的。于是他认为争取孙传芳中立是切实可行的办法。而且，孙传芳原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又曾加入同盟会，其左右不少人皆出于日本士官学校，张群与他们有同学之谊。于是，张群毛遂自荐，要求全权负责对孙传芳的分化瓦解。蒋介石大喜，同意他前往。
张群立即秘密赶往南京，会晤孙传芳，提出由国民政府委派孙传芳为东南5省首脑，同时与北伐军一致行动，共同夹击湖北，会师武汉。但孙传芳态度坚决，不接受国民党的任命，也不承认国民党广州政府。
张群只得退而求其次，极力向孙传芳阐述时局的演变，指出只有三条道路可供其选择：上策是联合北伐军，中策是保持局外中立，下策是与吴佩孚对抗北伐军。仔细权衡利弊后，孙传芳最终选择了中立之策。
北伐军一路捷报，吴佩孚部溃不成军。很快，湖南、湖北两省落入北伐军之手。孙传芳感到危机，遂开列三个条件，希望与蒋介石做笔交易。蒋介石看后嗤之以鼻。他原本就对富庶的东南5省大感兴趣，如今两湖已得手，焉有不打之理？1926年11月，孙传芳部全面败走江西，蒋介石得意洋洋地将北伐军大本营迁至南昌。张群因游说之功，被蒋介石正式任命为总司令部总参议，成了蒋介石帐下名副其实的首席幕僚。
出任总参议后，张群参与军事决策，积极为蒋介石扩张地盘出谋划策。此时，北伐军继续对盘踞在苏、浙、沪的孙传芳穷追猛打，但是军费不足又令蒋介石困厄不堪。张群想到了黄郛。黄郛阅历丰富、老谋深算，在鱼龙混杂的各条道上都混得开，既做过北洋政府的总长，又当过孙中山的兵站总监，还帮助冯玉祥发动过北京政变，手段非凡。于是他建议蒋介石向黄郛求助。
蒋介石立即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交由张群亲往天津邀请黄郛南下，帮助自己“襄定东南”。黄郛接信后，认真分析了形势，决定辅佐蒋介石。不久，黄郛带着100万元的军费单，在张群的陪同下，联络江浙财阀及地方帮会首领，取得他们对蒋介石的支持后，顺利筹得所需军费，解了蒋介石燃眉之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另立中央，张群被任命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4个月后，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中，被迫宣布辞职下野。张群毅然决定与蒋介石共进退。他陪同蒋介石回到其浙江奉化溪口老家，两人朝夕相处，伺机而动。
蔣介石经常将他最不放心、最难处理的事情交给张群处理
张群能够不计名利，毅然陪蒋介石下野，令蒋介石大为感动，从此将张群视为最亲近的幕僚。张群也被称为“蒋介石的怀刀”，为蒋介石尽心效力。蒋介石经常将他最不放心、最难处理的事情交给张群处理。
1927年8月，蒋介石和张群经过一番商量，决定利用下野的这段时间到日本和欧美去一趟，以求进一步取得列强对自己的支持，以便日后东山再起。
另外，此时已获得宋美龄芳心的蒋介石打算到日本拜访宋氏家族的家长，取得他们对这场政治婚姻的首肯。张群自告奋勇先去日本联系、铺路。随后，在张群的陪同下，蒋介石拜见了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倪老夫人为蒋介石漂洋过海亲自拜访的诚意所打动，最终同意蒋宋联姻。
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执掌国民党军政大权。他没有忘记曾和他共患难的张群，任命张群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外交部长。当时正是中日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国民党政府对日本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政策，少接触、不谈判。 1928年5月3日，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和胶济铁路，派兵占领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5月8日，张群在日本会见了首相田中义一，转述蒋介石的口信，言明中日两国必须友好，希望日本不要对北伐加以阻挠，更应同情和帮助中国革命。至于济南事件，双方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最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田中义一采取狡辩敷衍的伎俩，说日本不袒护奉军，至于出兵济南，仅为保护侨民而已。将来中国完成了北伐统一，日本定会帮助中国。同时，田中义一“为表诚意”，派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赴济南处理有关事宜。
张群回到国内，将情况向蒋介石一一汇报。蒋介石认为他不辱使命，能将如此棘手难办的事情处理得有这般效果，已属不易。紧接着，张群又奉蒋介石密令前往东北，说服拥有30万东北军的张学良易帜，拥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1929年1月，张学良通電全国，宣布易帜。北伐战争取得表面上的统一。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张群带着重金与国民党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再次来到沈阳，面见张学良，希望他能够在关键时刻助蒋介石一臂之力。经过他的游说，张学良最终决定出兵帮助蒋介石打中原大战。
张群对蒋介石秉性、意图的准确把握，让国民党的实力派，甚至是反对派都对张群刮目相看、敬畏三分。他们中多数人就是通过张群的接洽，与蒋介石攀上关系，从而结成同盟的。对此，有人曾这样评说：“众友评岳军，只能呼为蒋之使而不得称为如夫人，以如夫人尚有恃宠撒娇时，而张唯知唯唯诺诺，欲如何便如何，无一迎抗。”令人称奇的是，张群听到此番评论，竟淡然自嘲说：“张群何人？蒋氏走狗也。”这般心态，岂是常人可比。
“我只是个厨子，主人喜欢吃什么菜，我做什么菜”
抗战胜利后，张群回到南京，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所谓财多必危，官高必险。身居高位的张群自然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有一段时间，外界经常对张群呼朋引类的举动大加诟病。张群得知此事后十分担忧，他深知蒋介石最忌部属援用私人、结党营私。所以张群每听到别人议论他时，总会勃然变色说：“我未用蒋先生不悉之一人，未贪污一分钱。”
解放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全面溃败，至1948年底已濒临绝境，但他仍不肯退出历史舞台。1949年，蒋介石发出元旦求和文告后，各方面的反应都不好，毛泽东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更使他毫无转寰余地。他连日与张群等人商讨对策。眼看已无胜算的可能，蒋介石除把爱将陈诚派去台湾外，还在下野前正式任命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后改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显然，蒋介石的算盘是让曾在抗战时主政四川大后方6年的张群再去统治大西南，日后可以把川、康、云、贵四省作为在大陆顽抗的据点。张群赴四川走马上任，以“团结、自卫、自给”为施政的三大要旨，安抚地方实力派，竭力稳住西南局势。然而川、康、云、贵四省的地方首领各有自己的打算，只是口头敷衍国民党当局。尤其是解放军在华东、华中、西北全面快速推进，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的时候，四地的官员早已是人心惶惶。1949年11月30日，重庆宣告解放。
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和张群又做了一个黄粱美梦。12月7日，张群飞往昆明，劝说云南省主席卢汉把云南省政府和绥靖公署等机关迁往滇西，把昆明腾给在成都的国民党中央军政机关，“领导全国的反共大业”。卢汉一口拒绝，说云南财尽粮缺，负担不起。与此同时，蒋介石接到军统头子毛人凤的报告，说卢汉正在加紧“和平运动”。蒋介石要张群立即回成都商议对策。
张群等人回成都后，蒋介石面授机宜，要他们立即返回昆明控制局面，并安抚卢汉。就在张群一行回昆明的当天晚上，卢汉将准备已久的起义行动提前举行，将张群等人扣押了起来。张群被软禁后，提笔给卢汉写了一封信，详述这些年相互间的深厚交情，表示今后自己不再过问政治，希望卢汉放他去香港侨居，做个寓公。卢汉见信后，安排张群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班机仓促离开云南，张群却从香港乘轮船去了台湾。张群到达台湾后，既没当寓公，更不肯放弃政治活动。
蒋介石逃到台湾之后，开始反思在大陆失败的教训，由此对国民党中的不少重要人物如陈果夫、陈立夫的成见更深了，彼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与此相反，张群仍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到了台湾后，张群出任了“总统府秘书长”，他依然唯蒋介石命令是从。
张群在台湾主要致力对外交往，侧重于对日本的关系。他到台湾后，曾先后7次去日本活动。1957年张群出访日本时，旅日国民党人苗剑秋公开提出：“岳公，你追随蒋先生最久，和他关系也最密切。大陆失陷，你是否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张群坦然答道：“我只是个厨子，主人喜欢吃什么菜，我做什么菜。”众人苦笑，都“佩服”张群的聪明与圆滑。张群所言，道出了他的处世之道。这也是他始终为蒋介石宠眷不衰的秘诀所在。
但是，作为蒋介石的终身幕僚，从蒋介石方面看，张群能够“数十年如一日，谦恭有礼，不气不怒，忍辱负重，临危受命，毁誉疑谤均所不计，安危同仗，甘苦共尝”，才是蒋介石信任和赏识他的更重要原因。1990年12月4日，张群因心肾功能衰竭在台湾去世，享年103岁。
张群，字岳军，四川华阳人，早年就读保定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东渡日本，就读振武学堂，与蒋介石为同学，同年加入同盟会，其后曾参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张群与蒋介石偷渡回上海，立即参加了陈其美领导的上海起义。起义成功后，于11月4日组成了都督府，陈其美被推举为都督，黄郛为参谋长，张群任军务处军械科长。蒋介石则被派往杭州进行策应。浙江光复后，起义军组成新军1团，开至上海，称沪军第5团，蒋介石任团长。后来该团扩编为第23师，黄郛任师长，张群任参谋，蒋介石留任团长。1912年春，张群任营长。这一时期，张群与蒋介石、黄郛关系甚密，并结拜为兄弟。1913年，张群参加反袁战斗失败，来到日本。1915年回国后，任浙江省督署参谋。
1917年9月，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随后，张群和蒋介石均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参军。这期间，张群被孙中山分配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回四川联络地方实力，坚拒北洋军阀染指西南;二是以记者身份去日本活动，说服日本当局不要借款支持段祺瑞，以免中国再度陷入内乱。但这些工作收效甚微。后来，张群在时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黄郛的举荐下，先后出任北洋政府总统府总务处长、交通部航政司长等职。此后，张群南来北往，奔走于北京、广州两个政府间。他虽无甚业绩可言，但一些为官诀窍他早已铭记于心，这种历练为他以后能够游刃有余地游走在蒋介石周围打下了基础。
1926年，蒋介石击败国民党内对手，一跃成为国民党和广州国民政府的首领，担任北伐军总司令，大权在握。张群得知后，兴冲冲地去广州祝贺。蒋介石忘情地拥住张群道：“你到广州来，这太好了。只要我们同舟共济，北伐大业定能成功。”不久，张群被任命为北伐军大本营总参谋，与蒋介石一道参与北伐重大事项的谋议。
虽有结义之情，但深知蒋介石禀性的张群却不敢有丝毫的造次。平日里，张群始终对蒋介石恭敬有加，卑躬谦和。他办事干练，处理公文信函很快，工作效率高。他还善于揣摩蒋介石的心思，按照蒋介石的意图行事。蒋介石对张群的表现十分满意。很快，张群就成为蒋介石智囊团的股肱。
在张群的建议下，蒋介石制订出了一个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方案。即首先击败吴佩孚，然后挥戈东进，打垮孙传芳，最后寻机歼灭张作霖。根据此方案，北伐军一方面联络冯玉祥，牵制住奉系军阀;另一方面分化孙传芳，让其不能与吴佩孚合为一股。张群认为，吴佩孚与孙传芳虽是同属直系，但他们之间是相互防范的。于是他认为争取孙传芳中立是切实可行的办法。而且，孙传芳原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又曾加入同盟会，其左右不少人皆出于日本士官学校，张群与他们有同学之谊。于是，张群毛遂自荐，要求全权负责对孙传芳的分化瓦解。蒋介石大喜，同意他前往。
张群立即秘密赶往南京，会晤孙传芳，提出由国民政府委派孙传芳为东南5省首脑，同时与北伐军一致行动，共同夹击湖北，会师武汉。但孙传芳态度坚决，不接受国民党的任命，也不承认国民党广州政府。
张群只得退而求其次，极力向孙传芳阐述时局的演变，指出只有三条道路可供其选择：上策是联合北伐军，中策是保持局外中立，下策是与吴佩孚对抗北伐军。仔细权衡利弊后，孙传芳最终选择了中立之策。
北伐军一路捷报，吴佩孚部溃不成军。很快，湖南、湖北两省落入北伐军之手。孙传芳感到危机，遂开列三个条件，希望与蒋介石做笔交易。蒋介石看后嗤之以鼻。他原本就对富庶的东南5省大感兴趣，如今两湖已得手，焉有不打之理？1926年11月，孙传芳部全面败走江西，蒋介石得意洋洋地将北伐军大本营迁至南昌。张群因游说之功，被蒋介石正式任命为总司令部总参议，成了蒋介石帐下名副其实的首席幕僚。
出任总参议后，张群参与军事决策，积极为蒋介石扩张地盘出谋划策。此时，北伐军继续对盘踞在苏、浙、沪的孙传芳穷追猛打，但是军费不足又令蒋介石困厄不堪。张群想到了黄郛。黄郛阅历丰富、老谋深算，在鱼龙混杂的各条道上都混得开，既做过北洋政府的总长，又当过孙中山的兵站总监，还帮助冯玉祥发动过北京政变，手段非凡。于是他建议蒋介石向黄郛求助。
蒋介石立即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交由张群亲往天津邀请黄郛南下，帮助自己“襄定东南”。黄郛接信后，认真分析了形势，决定辅佐蒋介石。不久，黄郛带着100万元的军费单，在张群的陪同下，联络江浙财阀及地方帮会首领，取得他们对蒋介石的支持后，顺利筹得所需军费，解了蒋介石燃眉之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另立中央，张群被任命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4个月后，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中，被迫宣布辞职下野。张群毅然决定与蒋介石共进退。他陪同蒋介石回到其浙江奉化溪口老家，两人朝夕相处，伺机而动。
蔣介石经常将他最不放心、最难处理的事情交给张群处理
张群能够不计名利，毅然陪蒋介石下野，令蒋介石大为感动，从此将张群视为最亲近的幕僚。张群也被称为“蒋介石的怀刀”，为蒋介石尽心效力。蒋介石经常将他最不放心、最难处理的事情交给张群处理。
1927年8月，蒋介石和张群经过一番商量，决定利用下野的这段时间到日本和欧美去一趟，以求进一步取得列强对自己的支持，以便日后东山再起。
另外，此时已获得宋美龄芳心的蒋介石打算到日本拜访宋氏家族的家长，取得他们对这场政治婚姻的首肯。张群自告奋勇先去日本联系、铺路。随后，在张群的陪同下，蒋介石拜见了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倪老夫人为蒋介石漂洋过海亲自拜访的诚意所打动，最终同意蒋宋联姻。
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执掌国民党军政大权。他没有忘记曾和他共患难的张群，任命张群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外交部长。当时正是中日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国民党政府对日本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政策，少接触、不谈判。 1928年5月3日，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和胶济铁路，派兵占领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5月8日，张群在日本会见了首相田中义一，转述蒋介石的口信，言明中日两国必须友好，希望日本不要对北伐加以阻挠，更应同情和帮助中国革命。至于济南事件，双方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最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田中义一采取狡辩敷衍的伎俩，说日本不袒护奉军，至于出兵济南，仅为保护侨民而已。将来中国完成了北伐统一，日本定会帮助中国。同时，田中义一“为表诚意”，派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赴济南处理有关事宜。
张群回到国内，将情况向蒋介石一一汇报。蒋介石认为他不辱使命，能将如此棘手难办的事情处理得有这般效果，已属不易。紧接着，张群又奉蒋介石密令前往东北，说服拥有30万东北军的张学良易帜，拥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1929年1月，张学良通電全国，宣布易帜。北伐战争取得表面上的统一。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张群带着重金与国民党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再次来到沈阳，面见张学良，希望他能够在关键时刻助蒋介石一臂之力。经过他的游说，张学良最终决定出兵帮助蒋介石打中原大战。
张群对蒋介石秉性、意图的准确把握，让国民党的实力派，甚至是反对派都对张群刮目相看、敬畏三分。他们中多数人就是通过张群的接洽，与蒋介石攀上关系，从而结成同盟的。对此，有人曾这样评说：“众友评岳军，只能呼为蒋之使而不得称为如夫人，以如夫人尚有恃宠撒娇时，而张唯知唯唯诺诺，欲如何便如何，无一迎抗。”令人称奇的是，张群听到此番评论，竟淡然自嘲说：“张群何人？蒋氏走狗也。”这般心态，岂是常人可比。
“我只是个厨子，主人喜欢吃什么菜，我做什么菜”
抗战胜利后，张群回到南京，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所谓财多必危，官高必险。身居高位的张群自然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有一段时间，外界经常对张群呼朋引类的举动大加诟病。张群得知此事后十分担忧，他深知蒋介石最忌部属援用私人、结党营私。所以张群每听到别人议论他时，总会勃然变色说：“我未用蒋先生不悉之一人，未贪污一分钱。”
解放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全面溃败，至1948年底已濒临绝境，但他仍不肯退出历史舞台。1949年，蒋介石发出元旦求和文告后，各方面的反应都不好，毛泽东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更使他毫无转寰余地。他连日与张群等人商讨对策。眼看已无胜算的可能，蒋介石除把爱将陈诚派去台湾外，还在下野前正式任命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后改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显然，蒋介石的算盘是让曾在抗战时主政四川大后方6年的张群再去统治大西南，日后可以把川、康、云、贵四省作为在大陆顽抗的据点。张群赴四川走马上任，以“团结、自卫、自给”为施政的三大要旨，安抚地方实力派，竭力稳住西南局势。然而川、康、云、贵四省的地方首领各有自己的打算，只是口头敷衍国民党当局。尤其是解放军在华东、华中、西北全面快速推进，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的时候，四地的官员早已是人心惶惶。1949年11月30日，重庆宣告解放。
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和张群又做了一个黄粱美梦。12月7日，张群飞往昆明，劝说云南省主席卢汉把云南省政府和绥靖公署等机关迁往滇西，把昆明腾给在成都的国民党中央军政机关，“领导全国的反共大业”。卢汉一口拒绝，说云南财尽粮缺，负担不起。与此同时，蒋介石接到军统头子毛人凤的报告，说卢汉正在加紧“和平运动”。蒋介石要张群立即回成都商议对策。
张群等人回成都后，蒋介石面授机宜，要他们立即返回昆明控制局面，并安抚卢汉。就在张群一行回昆明的当天晚上，卢汉将准备已久的起义行动提前举行，将张群等人扣押了起来。张群被软禁后，提笔给卢汉写了一封信，详述这些年相互间的深厚交情，表示今后自己不再过问政治，希望卢汉放他去香港侨居，做个寓公。卢汉见信后，安排张群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班机仓促离开云南，张群却从香港乘轮船去了台湾。张群到达台湾后，既没当寓公，更不肯放弃政治活动。
蒋介石逃到台湾之后，开始反思在大陆失败的教训，由此对国民党中的不少重要人物如陈果夫、陈立夫的成见更深了，彼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与此相反，张群仍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到了台湾后，张群出任了“总统府秘书长”，他依然唯蒋介石命令是从。
张群在台湾主要致力对外交往，侧重于对日本的关系。他到台湾后，曾先后7次去日本活动。1957年张群出访日本时，旅日国民党人苗剑秋公开提出：“岳公，你追随蒋先生最久，和他关系也最密切。大陆失陷，你是否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张群坦然答道：“我只是个厨子，主人喜欢吃什么菜，我做什么菜。”众人苦笑，都“佩服”张群的聪明与圆滑。张群所言，道出了他的处世之道。这也是他始终为蒋介石宠眷不衰的秘诀所在。
但是，作为蒋介石的终身幕僚，从蒋介石方面看，张群能够“数十年如一日，谦恭有礼，不气不怒，忍辱负重，临危受命，毁誉疑谤均所不计，安危同仗，甘苦共尝”，才是蒋介石信任和赏识他的更重要原因。1990年12月4日，张群因心肾功能衰竭在台湾去世，享年10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