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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培养有先例
事实上，通过“办班”的形式培养作家早有先例，也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尤其是受文化教育体制的制约，国内的很多作家都没有上过大学，都是靠着过去在小学、中学学过的知识支撑文学创作。而当时的许多大学则强调，进入大学学的是文学批评和研究，不学文学创作，有的教师甚至就此粗暴地掐断了学生的文学萌芽。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60后”的作家登上文坛时，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据公开资料记载，1988年，一份北师大呈送国家教委研究生司的申请文件中这样写道：“把一部分已达到大学本科水平的作家提高到研究生水平，并结合自己本职工作，用理论结合实践的论文申请学位，使部分作家实现‘学者化’，是当前研究生教育工作中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此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研究院等高校或单位，都曾陆续举办过作家培训班。尤其是大名鼎鼎的“鲁研班”（由鲁迅文学研究院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更是开了新中国培养作家之先河。
25年前的“鲁研班”，网罗了当时的各路文学才俊，就像一座职业作家的充电站。当年“鲁研班”在“招生对象及条件”“招生名额”“报名及考试方法”等方面都颇费心思，例如第一届“鲁研班”学员需先参加4个月的预备班突击训练，提前学习政治学、中国当代文学等。被正式选拔进入“鲁研班”后，才开始进行严格的文学研究训练和写作训练。“鲁研班”开设以来，教学成效显著，曾培养出了诸如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严歌苓等如今在文坛上响当当的作家。
仅就本文讨论的范畴而言，以上列出的作家中，又属严歌苓极具“标本价值”。在中国的“50后”作家中，严歌苓是最为系统地接受过写作训练的作家之一。她1989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获艺术硕士学位，回国后，又继续接受专业培训，于1991年毕业于“鲁研班”。严歌苓在写作上的成就，曾令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自愧不如”，其作品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出版，获数十个海内外文学大奖。同时，她还是美国电影编剧协会会员，向她预定改编版权的导演络绎不绝。严歌苓的成功，可谓是对“作家能不能培养”最好的回答。
举办作家培训班（或开设相关专业），能给许多有志于进行文学创作的人提供一个接受系统学习的机会，对于提高写作能力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多元化的社会有多种不同的机会和途径，优秀的作家诚然可以通过专门培养产生，也完全可以通过社会历练和自身努力成长起来。因此，我们既不能过分夸大“作家班”的作用，也不能忽视产生优秀作家的社会土壤。一个优秀作家的产生，需要多种因素同时作用，不能一概而论地认定“作家班”就一定能培养出优秀的作家。
并非人人都可进“作家班”
无论是过去的“鲁研班”，还是近期北京师范大学新增的“文学创作”硕士研究生专业，都不是人人皆可报名参加（就读）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文艺批评家张永清指出，“作家班培养的对象不是外界想象的那样，而是有一个事先选拔过程的”。他认为，作家班的学员应当具备两个基本元素：一是要对文学感兴趣，二是要具备搞文学创作的能力和水平。只有具备了这两个要素，在受到一些必要的点拨和启迪后，“作家班”才可能培养出作家。他说：“据我所知，许多作家班的学生入学都是必须提交作品的，而且要由文学名家把关审核。”
说起来，人们对“作家班”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以为这是一种“走形式”或者“行政思维”主导的“批量生产”，“人人皆可参加，人人皆可成才”。其实不是这样的，对于“作家班”的学员选拔，有严格的要求和严谨的流程。
当年“鲁研班”开班的时候，对学员的要求就不低，要求学员曾在媒体上公开发表过文学作品，哪怕还没有公开发表，也得递交已经创作的文学作品。时任“鲁研班”导师何镇邦先生曾撰文回忆说，1989年春天接到录取通知书的40位学员，当时大多已是文坛新秀或小有名气的作家了。何镇邦先生说：“余华、迟子建、王刚等三位青年作家均是我专门捎信让他们报名的。”由此可见，要进入“作家班”，条件可不低。
如今，要报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硕士研究生专业的学生，同样要具备一些硬性条件。除了要达到相关的研究生考核要求外，文学作品也必不可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清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些学生都是通过全国研究型硕士的入学考试，再请由著名作家组成的评审小组来进行面试选拨出来的。”据他介绍，想要报考该专业的学生，必须对写作感兴趣，有一定创作经验，还需要提交两篇以上文学作品。尽管与25年前“鲁研班”的学生无法相比，但选拔时还是十分注重学生写作素养和可塑性。
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作家班”（或相关专业），与社会上的某些“兴趣班”“特长班”是有本质区别的。要进入“作家班”学习的人，必须具备一定的基础，符合相关的要求。并且，“作家班”培养的目的相当明确，就是要培养写作人才，而不仅仅是培养写作兴趣。
复旦大学主持过MFA（艺术硕士）工作的陈思和教授说：“MFA并不培养文学天才，因为天才毕竟是少数，但MFA至少可以发现天才，并通过系统的写作训练，释放学生的写作潜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既是可培养的，又是不可培养的，因为创作首先需要才华，需要奇特的想象，需要独特的感受。天赋和潜能，决定了“培养”的最终结果。因此，不是人人都可进“作家班”。
培养模式不应标准化
《写作创意教程》的作者杰里·克利弗认为，写作是可以学习的。他教出了不少伟大的作家，包括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托马斯·沃尔夫等。尽管如此，人们对于文学创作“术”与“道”的争论依旧没有结果。
确实，仅就写作技巧而言，通过系统的培养和训练，许多人都能较好地掌握它，这也是许多人支持“作家可以培养”之原因所在，著名武侠作家金庸就曾说过：“有天赋的人可以成为伟大的作家，没有天赋也可以写得很好，也许你的作品不伟大，但是写得足够好。”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相较于写作技巧，敏感的反思意识、深厚的人文情怀、丰富的生命体验等，对于作家而言或许更为关键。写作活动，其实高度仰赖个体的天赋秉性和生命体验，其间充满着许多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正是作家的特殊之处，既然难以确定，也就很难进行标准化的培养和大面积的复制。
综合各种观点，目前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写作技巧可以进行训练，但对于作家综合素质的培养则不应模式化。对于这一点，目前北京师范大学认识得比较到位，张清华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个专业开设时，培养目标是“最终成长为具有一定创作水准的作家，或其他创作型人才”，并不是说要定制培养专家。他说：“写作能力的训练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哪一种培养方式能够像流水线一样把人才培养出来呢？现在大学里的文学教育都变成知识教育，写作技能的养成被普遍忽视，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能够带动改变原有的问题。”
其实，设立“作家班”，本身就是在提供一种“培养的可能”，即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对于一个学习创作的人来说，学习作家的经验很重要，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平时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学习不仅体现在课堂上，还可能体现在走廊里、饭桌上，或者别的一些日常交流的地方。经常跟一些优秀作家接触，通过汲取他们的写作经验、创作体会，能够潜移默化地充实并提升自己。
而举办“作家班”，除了让一些原本就有写作基础的人得到更为系统的训练外，还有一项功用就是发现写作人才，或者说能让一些人认识到自己的写作天赋并得到有效发展。金庸就曾说过，大学“不一定”培养作家，但为什么“一定不”培养呢？教育的根本意义在于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现自己并成为最好的自己，大学应该走出各种人才，包括作家。“教学生写作，没什么不好”。
总之，文学创作是一项十分个性化和独特化的精神活动，在基本的写作技巧之上，还承载着作者个人的文学趣味、生活感悟、审美眼光和思想原则，其体现出的独特精神状态，才是作品的灵魂之所在，这是不能进行简单的复制和传授的，而应该是由作者自身把其发挥出来。从这个角度而言，“作家班”的责任在于鼓励、激发和引导学员开拓思维，摆脱模式，融入更多生命的体验，而不仅仅是掌握写作技巧。基于此，笔者以为，高校开“作家班”值得探索和尝试，但绝不能迷信。
（责编 欧金昌）
事实上，通过“办班”的形式培养作家早有先例，也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尤其是受文化教育体制的制约，国内的很多作家都没有上过大学，都是靠着过去在小学、中学学过的知识支撑文学创作。而当时的许多大学则强调，进入大学学的是文学批评和研究，不学文学创作，有的教师甚至就此粗暴地掐断了学生的文学萌芽。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60后”的作家登上文坛时，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据公开资料记载，1988年，一份北师大呈送国家教委研究生司的申请文件中这样写道：“把一部分已达到大学本科水平的作家提高到研究生水平，并结合自己本职工作，用理论结合实践的论文申请学位，使部分作家实现‘学者化’，是当前研究生教育工作中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此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研究院等高校或单位，都曾陆续举办过作家培训班。尤其是大名鼎鼎的“鲁研班”（由鲁迅文学研究院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更是开了新中国培养作家之先河。
25年前的“鲁研班”，网罗了当时的各路文学才俊，就像一座职业作家的充电站。当年“鲁研班”在“招生对象及条件”“招生名额”“报名及考试方法”等方面都颇费心思，例如第一届“鲁研班”学员需先参加4个月的预备班突击训练，提前学习政治学、中国当代文学等。被正式选拔进入“鲁研班”后，才开始进行严格的文学研究训练和写作训练。“鲁研班”开设以来，教学成效显著，曾培养出了诸如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严歌苓等如今在文坛上响当当的作家。
仅就本文讨论的范畴而言，以上列出的作家中，又属严歌苓极具“标本价值”。在中国的“50后”作家中，严歌苓是最为系统地接受过写作训练的作家之一。她1989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获艺术硕士学位，回国后，又继续接受专业培训，于1991年毕业于“鲁研班”。严歌苓在写作上的成就，曾令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自愧不如”，其作品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出版，获数十个海内外文学大奖。同时，她还是美国电影编剧协会会员，向她预定改编版权的导演络绎不绝。严歌苓的成功，可谓是对“作家能不能培养”最好的回答。
举办作家培训班（或开设相关专业），能给许多有志于进行文学创作的人提供一个接受系统学习的机会，对于提高写作能力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多元化的社会有多种不同的机会和途径，优秀的作家诚然可以通过专门培养产生，也完全可以通过社会历练和自身努力成长起来。因此，我们既不能过分夸大“作家班”的作用，也不能忽视产生优秀作家的社会土壤。一个优秀作家的产生，需要多种因素同时作用，不能一概而论地认定“作家班”就一定能培养出优秀的作家。
并非人人都可进“作家班”
无论是过去的“鲁研班”，还是近期北京师范大学新增的“文学创作”硕士研究生专业，都不是人人皆可报名参加（就读）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文艺批评家张永清指出，“作家班培养的对象不是外界想象的那样，而是有一个事先选拔过程的”。他认为，作家班的学员应当具备两个基本元素：一是要对文学感兴趣，二是要具备搞文学创作的能力和水平。只有具备了这两个要素，在受到一些必要的点拨和启迪后，“作家班”才可能培养出作家。他说：“据我所知，许多作家班的学生入学都是必须提交作品的，而且要由文学名家把关审核。”
说起来，人们对“作家班”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以为这是一种“走形式”或者“行政思维”主导的“批量生产”，“人人皆可参加，人人皆可成才”。其实不是这样的，对于“作家班”的学员选拔，有严格的要求和严谨的流程。
当年“鲁研班”开班的时候，对学员的要求就不低，要求学员曾在媒体上公开发表过文学作品，哪怕还没有公开发表，也得递交已经创作的文学作品。时任“鲁研班”导师何镇邦先生曾撰文回忆说，1989年春天接到录取通知书的40位学员，当时大多已是文坛新秀或小有名气的作家了。何镇邦先生说：“余华、迟子建、王刚等三位青年作家均是我专门捎信让他们报名的。”由此可见，要进入“作家班”，条件可不低。
如今，要报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硕士研究生专业的学生，同样要具备一些硬性条件。除了要达到相关的研究生考核要求外，文学作品也必不可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清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些学生都是通过全国研究型硕士的入学考试，再请由著名作家组成的评审小组来进行面试选拨出来的。”据他介绍，想要报考该专业的学生，必须对写作感兴趣，有一定创作经验，还需要提交两篇以上文学作品。尽管与25年前“鲁研班”的学生无法相比，但选拔时还是十分注重学生写作素养和可塑性。
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作家班”（或相关专业），与社会上的某些“兴趣班”“特长班”是有本质区别的。要进入“作家班”学习的人，必须具备一定的基础，符合相关的要求。并且，“作家班”培养的目的相当明确，就是要培养写作人才，而不仅仅是培养写作兴趣。
复旦大学主持过MFA（艺术硕士）工作的陈思和教授说：“MFA并不培养文学天才，因为天才毕竟是少数，但MFA至少可以发现天才，并通过系统的写作训练，释放学生的写作潜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既是可培养的，又是不可培养的，因为创作首先需要才华，需要奇特的想象，需要独特的感受。天赋和潜能，决定了“培养”的最终结果。因此，不是人人都可进“作家班”。
培养模式不应标准化
《写作创意教程》的作者杰里·克利弗认为，写作是可以学习的。他教出了不少伟大的作家，包括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托马斯·沃尔夫等。尽管如此，人们对于文学创作“术”与“道”的争论依旧没有结果。
确实，仅就写作技巧而言，通过系统的培养和训练，许多人都能较好地掌握它，这也是许多人支持“作家可以培养”之原因所在，著名武侠作家金庸就曾说过：“有天赋的人可以成为伟大的作家，没有天赋也可以写得很好，也许你的作品不伟大，但是写得足够好。”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相较于写作技巧，敏感的反思意识、深厚的人文情怀、丰富的生命体验等，对于作家而言或许更为关键。写作活动，其实高度仰赖个体的天赋秉性和生命体验，其间充满着许多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正是作家的特殊之处，既然难以确定，也就很难进行标准化的培养和大面积的复制。
综合各种观点，目前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写作技巧可以进行训练，但对于作家综合素质的培养则不应模式化。对于这一点，目前北京师范大学认识得比较到位，张清华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个专业开设时，培养目标是“最终成长为具有一定创作水准的作家，或其他创作型人才”，并不是说要定制培养专家。他说：“写作能力的训练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哪一种培养方式能够像流水线一样把人才培养出来呢？现在大学里的文学教育都变成知识教育，写作技能的养成被普遍忽视，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能够带动改变原有的问题。”
其实，设立“作家班”，本身就是在提供一种“培养的可能”，即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对于一个学习创作的人来说，学习作家的经验很重要，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平时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学习不仅体现在课堂上，还可能体现在走廊里、饭桌上，或者别的一些日常交流的地方。经常跟一些优秀作家接触，通过汲取他们的写作经验、创作体会，能够潜移默化地充实并提升自己。
而举办“作家班”，除了让一些原本就有写作基础的人得到更为系统的训练外，还有一项功用就是发现写作人才，或者说能让一些人认识到自己的写作天赋并得到有效发展。金庸就曾说过，大学“不一定”培养作家，但为什么“一定不”培养呢？教育的根本意义在于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现自己并成为最好的自己，大学应该走出各种人才，包括作家。“教学生写作，没什么不好”。
总之，文学创作是一项十分个性化和独特化的精神活动，在基本的写作技巧之上，还承载着作者个人的文学趣味、生活感悟、审美眼光和思想原则，其体现出的独特精神状态，才是作品的灵魂之所在，这是不能进行简单的复制和传授的，而应该是由作者自身把其发挥出来。从这个角度而言，“作家班”的责任在于鼓励、激发和引导学员开拓思维，摆脱模式，融入更多生命的体验，而不仅仅是掌握写作技巧。基于此，笔者以为，高校开“作家班”值得探索和尝试，但绝不能迷信。
（责编 欧金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