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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年古都北京城，自元、明、清三朝以来，一直是全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顺着中南海的红墙往北拐，一条南北向的街衢名曰府右街，中国第一所培养铁路管理人才的高等学校——铁路管理传习所就诞生于此。她，即今天位于西直门外上园村的北京交通大学前身。
今日北京交通大学思源楼的北面，枝繁叶茂的百年国槐荫蔽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知行”二字，为学校校训。这大概是全国高校中最简洁的一则校训了，一目了然，却又意味深长。它凝聚了北京交通大学百年来的办学理念，也蕴含着对代代北交大人为学为人的要求和期许。
与其他四所交大相同，铁路管理传习所的创立正值中国高等教育开始建立之时，从诞生伊始，就和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而与其他四所交大区别之处，在于她与中国铁路有着更深厚的不解之缘。
铁路管理传习所诞生前夕，中华大地上除由外国列强直接修建和管理的东省、胶济、滇越等铁路外，尚有向外国贷款修建，由清政府邮传部管辖的道清、卞洛、正太、沪宁和关内外等几条铁路。由于当时中国铁路大多由外国列强所控制，所以铁路管理人员多由外国人担任。1904年，中国爆发了收回路权的运动，京汉、粤汉铁路路权被收回，其后，由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京张铁路也即将通车。为培养中国自己的铁路管理人才，国家急需开办培养铁路管理人才的学校。
这时，清政府邮传部司员曾鲲化的一纸上书直接促使铁路管理传习所的创立。
曾鲲化，湖南省新化县孟公镇人，生于1882年。幼时家贫，因天资聪颖、一心向学，被当地私塾先生免费收为弟子；1898年考入新化实学堂，1903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资格，进入日本成城军校（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备校，后改称振武学堂）。
在成城军校期间，他读了日人所著《支那铁路分割案》一书，此书主要论述日本如何在中国与俄、英等列强争夺铁路权益，从而把铁路作为侵华最好的触角。读此书后，深受刺激的他认为铁路将是未来中国兴衰的重要事业，于是舍弃了学军事；1903年，曾鲲化考入日本私立岩仓铁道学院，学习铁路管理专业。
留日期间，曾鲲化当选为清国留日学生总干事，并加入了同盟会，与陈天华、谭人凤、谭二式、苏鹏、曾继梧、蔡锷、章士钊等同乡有密切来往。作为学生领袖，在留日期间亦结识了孙中山。
1906年，曾鲲化学成回国。回国后，曾鲲化历时十余月对中国铁路进行了第一次全面考察，独自一人走遍全国15省，后又历时三个月写出考察报告，史称“丙午调查”。其后，曾鲲化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写就《中国铁路现势通论》一书，在书中曾鲲化最早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管理思想。他认为：“管理权为铁路之命脉，权在我，则人为我用；权归人，则我用于人。”而中国铁路恰恰缺乏管理。中国各铁路学堂，又很少设置管理科，海外攻读管理专业的留学生也为数不多。在此期间曾鲲化进入清政府邮传部（主管交通和通讯）担任司员。
1907年，他以邮传部司员的身份向邮传部呈上了《上邮传部创办铁路管理学堂书》，部分内容如下：
窃维铁路为专门学问，而管理又为铁路之专科，其业务内容，绝非寻常办事人员所能识其崖略。故英以铁路立国，而人皆归功于勋独烈；美以铁路强国，而人皆归功于顾裕德；日以铁路兴国，而人皆归功于岩仓公，何也 三子者，均以办铁路管理学堂有名，而其国之路界人员胥由其学堂之所自出者也。
年轻的司员曾鲲化怀着热切渴望的赤子之心奋笔疾书，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古老的中国走上复兴之路的殷殷之情和真知灼见。当年，邮传部决定采纳他的建议，并立即在邮传部北面购地建设校舍。
曾鲲化的《上书》，其意义并不止于引发创办了一所高等学校，《上书》的价值所在，是文中特别强调“管理”，将管理之意义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他说：“机械、建设为形势上之学问，尽人易精，管理为精神上之学问，非学而才者不能穷其韫奥。故无建设、机械则铁路不能成，无管理则铁路不能久。况办理铁路以营业为目的，非以工程为目的，营业事实悉属管理范围。” 这精辟的话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使人感觉到其中的深意。
曾鲲化在《上书》中通篇强调管理之重要，在整个中华民族近代实业发展的历史上有着跨时代的意义。这个《上书》，使“管理”的概念第一次被提上案头，使清政府在重视实业的同时也第一次感受到管理的重要作用。
在清朝末期，中国创办的几所高等学校，只设有文、理、工、师范等科，并未设管理科。在此之前，中国是否应建立专门培养管理人才的高校，这样的学校开设什么课、多少学时、学制如何制订，均无先例可循。铁路管理传习所的开办，因其以培养铁路管理人才为目标，使中国历史上有了第一所具有管理性质的高等学府，标志着中国培养高级管理人才的开端，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在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等方面，也均对管理学科的逐步形成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回望历史烟云，曾鲲化心怀民族国家大义，以勤奋求学全面掌握世界铁路管理先进理论，以史无前例之个人考察深入洞悉中国铁路现状，最后倾力促成学校之创建，在他的文章中亦有类似理念的阐述：“知以致行，行以致知，践知践行，践行践知，行而增知，知而笃行，循回往复，次第进化，最终成就大事。”可以说，曾鲲化为人做事、坐言起行即为“知行合一”之典范。
据考证，“知行”（To Know and To Do）校训最早见于1923年北京交通大学毕业生的纪念册上，当时学校的校徽、校旗上均有“知行”二字。只是“知行”二字出自何人之手、什么时间书写等，尚无实证。
有学者研究提出，北京交通大学“知行”校训的产生，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知行观有必然联系。1918—1919年间，孙中山写成《孙文学说》，全面讨论知与行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知难行易”学说。他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出于革命需要而探讨知行问题的思想家，他为革命号召人们敢于行动，积极投身革命实践，还特别强调通过科学达到真知和科学知识对指导实践的重要性。此外，从行先知后的基点出发，孙中山提出了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知”和“行”进行不息的观点。 孙中山的知行观，很可能深刻影响了当时担任交通部总长并身为交通大学校长的叶恭绰，叶恭绰尊崇孙中山“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的实业救国思想，而且身体力行，曾先后到欧美多国考察铁路建设经营，对中国铁路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本国铁路管理人才的培养做出重大贡献。1921年9月10日，他在交通大学京校开学典礼上讲话，曾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并对交大师生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学术独立，不受外力支配；二是学以致用，贵在贡献；三是学术愈精，应用愈广。他在讲话中抨击中国传统科举制度使读书成为谋取功名的阶梯，主张新型大学要将利禄与学术分开，“是故求学术造诣之深，必先以学术为独立之事，不受外界之利诱，而后读书真乐”。他认为，“方今科学昌明，无处不有学问，小如砌墙运铁，大如行车造路，莫不含有至理，蓄有精义”，主张研求学术既要有独立境界，又贵在致用，要为人类谋幸福。
而北京交通大学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校长茅以升，在他的“习而学”的高等教育观中，也不难找到对“知行”的思考和运用。
茅以升长期从事高等教育，早在上世纪20年代发表的《工程教育之研究》一文影响极其广泛，其后，《教育的解放》《习而学的工程教育》《工程教育的方针与方法》《工程教育中的学习问题》等专论又相继问世，真知灼见蕴纳其中，形成了他自己的高等教育观。
高等教育究竟应该怎样设置课程，这一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中很少有人讨论。茅以升认为，课程是高等教育的枢纽。他主张，中国高等教育应从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正确处理教育与生产的关系，他提出高等教育“应与实际的生产能力配合”，“要与生产配合，随生产专业化的发展”设置适应生产需要的课程。他反对模仿美国，“不论外面生产情况如何，总是保持‘古典式的老套’，至多不过添些课程而已”。他还提出一整套的课程计划，即“习而学”的高等教育，并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解释“习而学”的问题。他认为，“习而学”的高等教育应是一种理论中有实践和实践中有理论的课程计划，这一计划的主要精神是强化教育中的实践锻炼，借助实践锻炼学习理论。
数位学校领航人的理念如此统一，百余年来北京交通大学注重学生社会实践、强调实践教学的特色也从未改变。早在邮电班时期，寒假期间，交通部派全班学生到张家口无线电局实习并参加该局新进口的第一部五千瓦瞬火花式长波无线电发报机的验收工作。1917年在校内还建立了无线电台，1920年建成了具有较大规模的电台试验实习室，有线、无线收发实习室，电话实习室等，以供学生实习之用，这样的设备在当时国内学校中是少有的。对于“行”在教学中的体现，当时学校的教学安排中有平时的参观实习、暑期实习、毕业实习。如组织学生在京张线南口站进行铁路实习，在西山进行测量教学实习，在济南机厂电机房开展机械实习。学校制订的实习规则和纪律也很严格，实习不合格不能毕业。
抗战期间，学校移迁平越，在那样恶劣的战乱环境下，学校的暑期实习仍照常进行，从未中断。当时，学生的毕业论文题目均是结合当时铁路运输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如“平绥铁路的客货运输问题”“陇海铁路的运价问题”“南浔铁路的财政问题”“铁路负责运输问题”“南满铁路财政之研究”等。
新中国成立后，学校隶属于铁道部。铁道部高度重视学生的生产实习，积极为学校创造条件，组织生产实习。北京刚刚解放不久，全校各系学生暑假就被安排去哈尔滨铁路局实习，实习结束后又去大连参观，而且均由当时的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下达部令，派铁路专车运送前往。各铁路局实习，运输设备教学馆内“直观教学”、奔赴铁路现场进行“现场教学”……师生们在实践中印证着从书本上学习的知识。新时期，“真刀真枪搞设计”，与企业合作建立实践基地等实践教学举措，都是对“知行”二字最好的诠释。
回首北京交通大学这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练、世事沉浮，我们不难从中看到“知行”校训的一以贯之，更不难品出“知行”校训的深意。那就是“知”要“知民族大义、知国家所需”，“行”要“行远自迩”，既脚踏实地，又坚定不移。
在时间长河中，无数北交大师生就是这样知、这样行的。他们将探寻科学真谛的旅行与民族复兴的使命结合在一起，中国第一个无线电台创建人刘瀚、中国第一台大马力蒸汽机设计者应尚才、中国第一本铁路运输专著作者金士宣、中国铁路运输经济学科的开创者许靖、中国最早的四大会计师之一杨汝梅，以及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郑振铎等一大批蜚声中外的杰出校友，他们的奋进故事宛若星辰，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引领着代代交大人的前行路。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北京交通大学当年共有5个项目获奖，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并在校任教的简水生主持的“内屏蔽对称电缆”也是获奖项目之一，他的这一成果加速了我国铁路通信的发展。作为我国著名的光纤通信、光电子器件方面的科学家，简水生院士数十年来以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精神在信息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创造了数以亿计的效益。当前，北京交通大学有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发光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徐叙瑢，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隧道及地下工程专家王梦恕，参与修建我国第一条地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施仲衡等在内的中国科学院院士4名、中国工程院院士8名。他们都在某一领域为国家和民族立下了重大功勋，也开创了我国在一些学科和行业的先河。
2006年9月9日，在第2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第二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务委员陈至立出席大会并向“教学名师奖”100名获奖者表示热烈祝贺。这一天对于北京交通大学王玉凤教授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一年前，她同样是站在这里，因主持的“开拓创新，建设一流的物理演示与探索实验室”在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选中一举夺得特等奖而接受了国家领导人的颁奖。她是学校现有五名国家级教学名师的首位获奖者，她的获奖来自多年的坚持和学生们的喜爱。她一手创建，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的北京交通大学物理演示与探索实验室，已成为颇受北交大学生喜爱的课堂，以及全国大中小学纷纷前来取经的示范实验室。 昔日曾鲲化上书中所述“英以铁路立国……美以铁路强国……日以铁路兴国……”如今，我巍巍中华，铁路绵延数万里，上可至世界屋脊，下可过江越海，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铁路六次大提速、实现重载运输，到21世纪青藏铁路建设、客运专线建设……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余万北交大人秉承爱路报国的优良传统，长期奋斗在铁路和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从北国边疆，到西部边陲，从塞外大漠，到青藏高原，有铁路建设的地方，就有北京交大人的闪光足迹。在我国铁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每个阶段，在无数亟待解决的难题面前，几代北交大人做了大量的储备和研究工作，瞄准铁路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问题、难点问题，刻苦攻关、甘于奉献。
2016年1月8日上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大会并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奖。北京交通大学现任校长宁滨教授等人参加完成的“京沪高速铁路工程”项目获得2015年最高科技奖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该成果全体科研人员和建设者经过近20年的科技攻关与自主创新，建立了我国高速铁路理论体系，建成了高平顺和稳定可靠的基础设施，提升了重大技术装备水平，构建了建设管理和安全运营保障技术，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北京交通大学在完成单位的高校中排名第一。
运输学院贾利民教授因其参与组织实施《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和《高速列车科技发展“十二五”重点专项》，作为我国高速列车相关技术创新发展的主要研究者、组织者和决策支持者之一，作为高速列车谱系化、智能化技术的主要架构者而入选2014年度十大科技创新人物。
2009年度京沪高铁十大技术创新人物、北京交通大学土建学院高亮教授主持的“京沪高速铁路CRTSII型板式无砟轨道台后锚固结构的理论及试验研究”，针对桥上CRTSII型纵连板式无砟轨道的特点，创新性地提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双柱型端刺台后锚固体系，已在京沪高速铁路徐州至上海段推广应用，节约建造成本近2亿元。
副校长孙守光教授率领机电学院科研团队承担的“高速动车组转向架测力构架标定试验台” “高速列车关键材料及部件可靠性研究”等课题，为高速铁路的安全运营提供了技术支撑。
钟章队教授带领的教育部创新团队近年来也因贡献突出取得累累硕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铁路综合数字移动通信系统（GSM-R）理论、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入选教育部2007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发明专利授权13项，软件著作权登记50项，已申请发明专利51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72篇、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160余篇，其中SCI检索、EI检索150余篇，多次应邀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做大会报告；出版专著10部，其中4部已成为铁路专用通信和控制领域的权威著作。难怪原铁道部总工程师王麟书曾这样评价：“作为铁路无线通信领域人才摇篮的北京交通大学正活跃着铁路移动通信技术研究开发和教学的中坚人物。”
伴随着中国轨道交通事业诞生和发展的北京交通大学，经过百十年发展壮大，已形成“一校多区”办学格局，为国家和行业输送了十余万优秀人才。在被称为“学府胜地”的北京市海淀区建有东西两个校区，总面积近1000亩，建筑面积92万平方米。2015年9月，位于山东省威海市的威海校区正式投入使用。学校各校区均具有完善的教学、科研设施，校园环境优美。学校已拥有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平台50个，包括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个国家能源局技术研发中心、5个国家认可实验室、5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4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1个北京实验室、10个北京市重点实验室、5个北京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4个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等。近5年，学校承担了“973”计划、“863”计划等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有关部委的各类科研课题1.1万余项，科研经费36.4亿元；发表SCIE检索论文3087篇、EI检索论文5214篇；申请专利2007项，获授权专利1264项。
“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学会学习、学会独立思考，坚守一种学术独立的境界，这是知行观体现于为学与为人的基本要求，也是今天弘扬和践行知行校训最根本的目标。”现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如是说。
回顾百年历程，北京交通大学肩负的历史使命已从肇建之初的“收回路权”发展成如今的“夺取知识产权”，贯穿其中始终不变的是学校师生“爱路报国，引领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生追求和豪迈情怀。
石碑厚朴、槐花芬芳，每一天，无数师生经过北京交通大学这方“知行”校训碑，在这里留下了青春最美丽的回忆，他们在这里成长，也将从这里出发，走向祖国建设的舞台，将“知行”二字深刻地体现在未来的道路上。
（作者为北京交通大学校史专家）
今日北京交通大学思源楼的北面，枝繁叶茂的百年国槐荫蔽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知行”二字，为学校校训。这大概是全国高校中最简洁的一则校训了，一目了然，却又意味深长。它凝聚了北京交通大学百年来的办学理念，也蕴含着对代代北交大人为学为人的要求和期许。
与其他四所交大相同，铁路管理传习所的创立正值中国高等教育开始建立之时，从诞生伊始，就和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而与其他四所交大区别之处，在于她与中国铁路有着更深厚的不解之缘。
铁路管理传习所诞生前夕，中华大地上除由外国列强直接修建和管理的东省、胶济、滇越等铁路外，尚有向外国贷款修建，由清政府邮传部管辖的道清、卞洛、正太、沪宁和关内外等几条铁路。由于当时中国铁路大多由外国列强所控制，所以铁路管理人员多由外国人担任。1904年，中国爆发了收回路权的运动，京汉、粤汉铁路路权被收回，其后，由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京张铁路也即将通车。为培养中国自己的铁路管理人才，国家急需开办培养铁路管理人才的学校。
这时，清政府邮传部司员曾鲲化的一纸上书直接促使铁路管理传习所的创立。
曾鲲化，湖南省新化县孟公镇人，生于1882年。幼时家贫，因天资聪颖、一心向学，被当地私塾先生免费收为弟子；1898年考入新化实学堂，1903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资格，进入日本成城军校（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备校，后改称振武学堂）。
在成城军校期间，他读了日人所著《支那铁路分割案》一书，此书主要论述日本如何在中国与俄、英等列强争夺铁路权益，从而把铁路作为侵华最好的触角。读此书后，深受刺激的他认为铁路将是未来中国兴衰的重要事业，于是舍弃了学军事；1903年，曾鲲化考入日本私立岩仓铁道学院，学习铁路管理专业。
留日期间，曾鲲化当选为清国留日学生总干事，并加入了同盟会，与陈天华、谭人凤、谭二式、苏鹏、曾继梧、蔡锷、章士钊等同乡有密切来往。作为学生领袖，在留日期间亦结识了孙中山。
1906年，曾鲲化学成回国。回国后，曾鲲化历时十余月对中国铁路进行了第一次全面考察，独自一人走遍全国15省，后又历时三个月写出考察报告，史称“丙午调查”。其后，曾鲲化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写就《中国铁路现势通论》一书，在书中曾鲲化最早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管理思想。他认为：“管理权为铁路之命脉，权在我，则人为我用；权归人，则我用于人。”而中国铁路恰恰缺乏管理。中国各铁路学堂，又很少设置管理科，海外攻读管理专业的留学生也为数不多。在此期间曾鲲化进入清政府邮传部（主管交通和通讯）担任司员。
1907年，他以邮传部司员的身份向邮传部呈上了《上邮传部创办铁路管理学堂书》，部分内容如下：
窃维铁路为专门学问，而管理又为铁路之专科，其业务内容，绝非寻常办事人员所能识其崖略。故英以铁路立国，而人皆归功于勋独烈；美以铁路强国，而人皆归功于顾裕德；日以铁路兴国，而人皆归功于岩仓公，何也 三子者，均以办铁路管理学堂有名，而其国之路界人员胥由其学堂之所自出者也。
年轻的司员曾鲲化怀着热切渴望的赤子之心奋笔疾书，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古老的中国走上复兴之路的殷殷之情和真知灼见。当年，邮传部决定采纳他的建议，并立即在邮传部北面购地建设校舍。
曾鲲化的《上书》，其意义并不止于引发创办了一所高等学校，《上书》的价值所在，是文中特别强调“管理”，将管理之意义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他说：“机械、建设为形势上之学问，尽人易精，管理为精神上之学问，非学而才者不能穷其韫奥。故无建设、机械则铁路不能成，无管理则铁路不能久。况办理铁路以营业为目的，非以工程为目的，营业事实悉属管理范围。” 这精辟的话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使人感觉到其中的深意。
曾鲲化在《上书》中通篇强调管理之重要，在整个中华民族近代实业发展的历史上有着跨时代的意义。这个《上书》，使“管理”的概念第一次被提上案头，使清政府在重视实业的同时也第一次感受到管理的重要作用。
在清朝末期，中国创办的几所高等学校，只设有文、理、工、师范等科，并未设管理科。在此之前，中国是否应建立专门培养管理人才的高校，这样的学校开设什么课、多少学时、学制如何制订，均无先例可循。铁路管理传习所的开办，因其以培养铁路管理人才为目标，使中国历史上有了第一所具有管理性质的高等学府，标志着中国培养高级管理人才的开端，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在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等方面，也均对管理学科的逐步形成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回望历史烟云，曾鲲化心怀民族国家大义，以勤奋求学全面掌握世界铁路管理先进理论，以史无前例之个人考察深入洞悉中国铁路现状，最后倾力促成学校之创建，在他的文章中亦有类似理念的阐述：“知以致行，行以致知，践知践行，践行践知，行而增知，知而笃行，循回往复，次第进化，最终成就大事。”可以说，曾鲲化为人做事、坐言起行即为“知行合一”之典范。
据考证，“知行”（To Know and To Do）校训最早见于1923年北京交通大学毕业生的纪念册上，当时学校的校徽、校旗上均有“知行”二字。只是“知行”二字出自何人之手、什么时间书写等，尚无实证。
有学者研究提出，北京交通大学“知行”校训的产生，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知行观有必然联系。1918—1919年间，孙中山写成《孙文学说》，全面讨论知与行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知难行易”学说。他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出于革命需要而探讨知行问题的思想家，他为革命号召人们敢于行动，积极投身革命实践，还特别强调通过科学达到真知和科学知识对指导实践的重要性。此外，从行先知后的基点出发，孙中山提出了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知”和“行”进行不息的观点。 孙中山的知行观，很可能深刻影响了当时担任交通部总长并身为交通大学校长的叶恭绰，叶恭绰尊崇孙中山“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的实业救国思想，而且身体力行，曾先后到欧美多国考察铁路建设经营，对中国铁路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本国铁路管理人才的培养做出重大贡献。1921年9月10日，他在交通大学京校开学典礼上讲话，曾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并对交大师生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学术独立，不受外力支配；二是学以致用，贵在贡献；三是学术愈精，应用愈广。他在讲话中抨击中国传统科举制度使读书成为谋取功名的阶梯，主张新型大学要将利禄与学术分开，“是故求学术造诣之深，必先以学术为独立之事，不受外界之利诱，而后读书真乐”。他认为，“方今科学昌明，无处不有学问，小如砌墙运铁，大如行车造路，莫不含有至理，蓄有精义”，主张研求学术既要有独立境界，又贵在致用，要为人类谋幸福。
而北京交通大学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校长茅以升，在他的“习而学”的高等教育观中，也不难找到对“知行”的思考和运用。
茅以升长期从事高等教育，早在上世纪20年代发表的《工程教育之研究》一文影响极其广泛，其后，《教育的解放》《习而学的工程教育》《工程教育的方针与方法》《工程教育中的学习问题》等专论又相继问世，真知灼见蕴纳其中，形成了他自己的高等教育观。
高等教育究竟应该怎样设置课程，这一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中很少有人讨论。茅以升认为，课程是高等教育的枢纽。他主张，中国高等教育应从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正确处理教育与生产的关系，他提出高等教育“应与实际的生产能力配合”，“要与生产配合，随生产专业化的发展”设置适应生产需要的课程。他反对模仿美国，“不论外面生产情况如何，总是保持‘古典式的老套’，至多不过添些课程而已”。他还提出一整套的课程计划，即“习而学”的高等教育，并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解释“习而学”的问题。他认为，“习而学”的高等教育应是一种理论中有实践和实践中有理论的课程计划，这一计划的主要精神是强化教育中的实践锻炼，借助实践锻炼学习理论。
数位学校领航人的理念如此统一，百余年来北京交通大学注重学生社会实践、强调实践教学的特色也从未改变。早在邮电班时期，寒假期间，交通部派全班学生到张家口无线电局实习并参加该局新进口的第一部五千瓦瞬火花式长波无线电发报机的验收工作。1917年在校内还建立了无线电台，1920年建成了具有较大规模的电台试验实习室，有线、无线收发实习室，电话实习室等，以供学生实习之用，这样的设备在当时国内学校中是少有的。对于“行”在教学中的体现，当时学校的教学安排中有平时的参观实习、暑期实习、毕业实习。如组织学生在京张线南口站进行铁路实习，在西山进行测量教学实习，在济南机厂电机房开展机械实习。学校制订的实习规则和纪律也很严格，实习不合格不能毕业。
抗战期间，学校移迁平越，在那样恶劣的战乱环境下，学校的暑期实习仍照常进行，从未中断。当时，学生的毕业论文题目均是结合当时铁路运输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如“平绥铁路的客货运输问题”“陇海铁路的运价问题”“南浔铁路的财政问题”“铁路负责运输问题”“南满铁路财政之研究”等。
新中国成立后，学校隶属于铁道部。铁道部高度重视学生的生产实习，积极为学校创造条件，组织生产实习。北京刚刚解放不久，全校各系学生暑假就被安排去哈尔滨铁路局实习，实习结束后又去大连参观，而且均由当时的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下达部令，派铁路专车运送前往。各铁路局实习，运输设备教学馆内“直观教学”、奔赴铁路现场进行“现场教学”……师生们在实践中印证着从书本上学习的知识。新时期，“真刀真枪搞设计”，与企业合作建立实践基地等实践教学举措，都是对“知行”二字最好的诠释。
回首北京交通大学这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练、世事沉浮，我们不难从中看到“知行”校训的一以贯之，更不难品出“知行”校训的深意。那就是“知”要“知民族大义、知国家所需”，“行”要“行远自迩”，既脚踏实地，又坚定不移。
在时间长河中，无数北交大师生就是这样知、这样行的。他们将探寻科学真谛的旅行与民族复兴的使命结合在一起，中国第一个无线电台创建人刘瀚、中国第一台大马力蒸汽机设计者应尚才、中国第一本铁路运输专著作者金士宣、中国铁路运输经济学科的开创者许靖、中国最早的四大会计师之一杨汝梅，以及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郑振铎等一大批蜚声中外的杰出校友，他们的奋进故事宛若星辰，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引领着代代交大人的前行路。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北京交通大学当年共有5个项目获奖，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并在校任教的简水生主持的“内屏蔽对称电缆”也是获奖项目之一，他的这一成果加速了我国铁路通信的发展。作为我国著名的光纤通信、光电子器件方面的科学家，简水生院士数十年来以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精神在信息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创造了数以亿计的效益。当前，北京交通大学有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发光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徐叙瑢，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隧道及地下工程专家王梦恕，参与修建我国第一条地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施仲衡等在内的中国科学院院士4名、中国工程院院士8名。他们都在某一领域为国家和民族立下了重大功勋，也开创了我国在一些学科和行业的先河。
2006年9月9日，在第2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第二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务委员陈至立出席大会并向“教学名师奖”100名获奖者表示热烈祝贺。这一天对于北京交通大学王玉凤教授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一年前，她同样是站在这里，因主持的“开拓创新，建设一流的物理演示与探索实验室”在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选中一举夺得特等奖而接受了国家领导人的颁奖。她是学校现有五名国家级教学名师的首位获奖者，她的获奖来自多年的坚持和学生们的喜爱。她一手创建，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的北京交通大学物理演示与探索实验室，已成为颇受北交大学生喜爱的课堂，以及全国大中小学纷纷前来取经的示范实验室。 昔日曾鲲化上书中所述“英以铁路立国……美以铁路强国……日以铁路兴国……”如今，我巍巍中华，铁路绵延数万里，上可至世界屋脊，下可过江越海，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铁路六次大提速、实现重载运输，到21世纪青藏铁路建设、客运专线建设……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余万北交大人秉承爱路报国的优良传统，长期奋斗在铁路和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从北国边疆，到西部边陲，从塞外大漠，到青藏高原，有铁路建设的地方，就有北京交大人的闪光足迹。在我国铁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每个阶段，在无数亟待解决的难题面前，几代北交大人做了大量的储备和研究工作，瞄准铁路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问题、难点问题，刻苦攻关、甘于奉献。
2016年1月8日上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大会并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奖。北京交通大学现任校长宁滨教授等人参加完成的“京沪高速铁路工程”项目获得2015年最高科技奖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该成果全体科研人员和建设者经过近20年的科技攻关与自主创新，建立了我国高速铁路理论体系，建成了高平顺和稳定可靠的基础设施，提升了重大技术装备水平，构建了建设管理和安全运营保障技术，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北京交通大学在完成单位的高校中排名第一。
运输学院贾利民教授因其参与组织实施《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和《高速列车科技发展“十二五”重点专项》，作为我国高速列车相关技术创新发展的主要研究者、组织者和决策支持者之一，作为高速列车谱系化、智能化技术的主要架构者而入选2014年度十大科技创新人物。
2009年度京沪高铁十大技术创新人物、北京交通大学土建学院高亮教授主持的“京沪高速铁路CRTSII型板式无砟轨道台后锚固结构的理论及试验研究”，针对桥上CRTSII型纵连板式无砟轨道的特点，创新性地提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双柱型端刺台后锚固体系，已在京沪高速铁路徐州至上海段推广应用，节约建造成本近2亿元。
副校长孙守光教授率领机电学院科研团队承担的“高速动车组转向架测力构架标定试验台” “高速列车关键材料及部件可靠性研究”等课题，为高速铁路的安全运营提供了技术支撑。
钟章队教授带领的教育部创新团队近年来也因贡献突出取得累累硕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铁路综合数字移动通信系统（GSM-R）理论、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入选教育部2007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发明专利授权13项，软件著作权登记50项，已申请发明专利51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72篇、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160余篇，其中SCI检索、EI检索150余篇，多次应邀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做大会报告；出版专著10部，其中4部已成为铁路专用通信和控制领域的权威著作。难怪原铁道部总工程师王麟书曾这样评价：“作为铁路无线通信领域人才摇篮的北京交通大学正活跃着铁路移动通信技术研究开发和教学的中坚人物。”
伴随着中国轨道交通事业诞生和发展的北京交通大学，经过百十年发展壮大，已形成“一校多区”办学格局，为国家和行业输送了十余万优秀人才。在被称为“学府胜地”的北京市海淀区建有东西两个校区，总面积近1000亩，建筑面积92万平方米。2015年9月，位于山东省威海市的威海校区正式投入使用。学校各校区均具有完善的教学、科研设施，校园环境优美。学校已拥有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平台50个，包括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个国家能源局技术研发中心、5个国家认可实验室、5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4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1个北京实验室、10个北京市重点实验室、5个北京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4个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等。近5年，学校承担了“973”计划、“863”计划等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有关部委的各类科研课题1.1万余项，科研经费36.4亿元；发表SCIE检索论文3087篇、EI检索论文5214篇；申请专利2007项，获授权专利1264项。
“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学会学习、学会独立思考，坚守一种学术独立的境界，这是知行观体现于为学与为人的基本要求，也是今天弘扬和践行知行校训最根本的目标。”现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如是说。
回顾百年历程，北京交通大学肩负的历史使命已从肇建之初的“收回路权”发展成如今的“夺取知识产权”，贯穿其中始终不变的是学校师生“爱路报国，引领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生追求和豪迈情怀。
石碑厚朴、槐花芬芳，每一天，无数师生经过北京交通大学这方“知行”校训碑，在这里留下了青春最美丽的回忆，他们在这里成长，也将从这里出发，走向祖国建设的舞台，将“知行”二字深刻地体现在未来的道路上。
（作者为北京交通大学校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