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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与改革事业有着不解之缘
为工作关系，有幸采访过许多有影响的文化名人和著名企业家，出版了多部名人传记。接触过的人当中，范敬宜先生是最博学多才的亲切长者之一。有时传记创作中涉及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重大史实，因住处离范老居所比较近，故曾多次求证于范老先生。
在万寿路甲15号附近清香林茶楼聚晤，范老总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他就像一部改革的活字典，亲历和见证了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那场伟大改革；同时，他本人也是位具有非凡道德勇气的改革者。
熟悉了之后，建议范老：“是否可以考虑给您也写本传记？”范老婉拒，但半开玩笑说，如果要写传记，不如写有关他见证的改革风云，书名就叫《改革传奇》。后因种种原因，此事没有及时推进，心中却一直在构思和酝酿着。
及至惊悉范老去世的消息，顿感五雷轰顶，万分悲痛。泪眼模糊中，与范老促膝交谈的情景历历在目，脑海中一位改革者的形象渐渐清晰……
“莫把开头当过头”
范敬宜为众人所熟知，始于那篇1979年为《人民日报》所全文转载的《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在一次茶叙中，请来范老介绍这篇文章的写作始末，他陷入深深的回忆中，娓娓道来。
1979年春天，天气乍暖还寒。刚刚经历那场历史性转折的人们，似乎还未完全从严冬中走出，怀疑、责难改革的情绪依旧弥漫。3月，社会上刮起了一阵否定三中全会精神的冷风。3月15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刊登了署名张浩的来信，这篇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说现在农村资本主义倾向抬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应当保持稳定，反对“包产到户、包产到组”。一时间，谣言风起。
安徽凤阳在农村经济改革方面走得最早，受到的冲击自然也最多。当时分管安徽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从改革的全局出发，指示安徽省委给《人民日报》写信，反驳张浩。3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安徽省农委辛生、卢家丰的来信，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尖锐批评了张浩的信给农村造成的混乱。出于平衡，《人民日报》当天还发表了一封支持张浩的来信。
除了安徽，全国各地也在观望。范敬宜所在的辽宁省也是如此。“当时《辽宁日报》收到的来稿几乎都是某某党支部率领群众向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回击这类内容。报社农村部的同志很困惑，为了弄清究竟怎么回事，决定分头下去搞调查研究。”
范敬宜去了辽宁省西部的贫困山区建昌县——对于那里，他很熟悉，1966年到1978年的十余年中，他曾作为“右派”在这里劳动改造了十余年。
调查的结果令人吃惊。干部们的反应是：“现在农村全乱了，资本主义势力泛滥，到集市去看，什么都让卖了。”有些反映更强烈，“我现在晚上根本不敢开会，怕回家路上遭地主富农暗算。早上到井边挑水，看到地主成份的人来了，我就站到一边让他先挑，怕他把我推到井里去。”
可是，在熟悉的普通社员家里，看法却完全相反。他们说：“现在太好了。”“怎么好？”“都活起来了。”他们说，以前连种点土豆都说成是资本主义，都没活路了，现在可好了，开始有了自主权。
意见反差这么大，究竟是为什么？
范敬宜带着这些问题回到县里，找到县委书记马汉卿和副书记张化成。“根本问题是多年来我们的干部被‘左’的思想禁锢住了，满脑袋都是阶级斗争，现在一放开，反而不知道应该怎样走了。看来，要落实三中全会的精神，关键是各级干部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两位书记的肺腑之言让他找到了问题的所在。采访结束以后，范敬宜根据所见所闻，实事求是地反映了真实情况，写了一篇《莫把开头当过头》，登在1979年5月13日《辽宁日报》的一版上。
5月16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转载了这篇文章，肩题是“《辽宁日报》记者评述当前农村形势”，主题改为《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还加了一个很长的编者按语，提出“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用事实来回答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
由于这篇报道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改革开放这一主流，所以在当时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范敬宜也名闻全国。回忆这段历史，范敬宜感叹不已：“做梦也不曾想到，那篇不经意中写的《莫把开头当过头》会被《人民日报》所转载，而后会产生那么大的‘轰动效应’。‘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一切都像发生在昨天。”
“只有立志改革才有前途”
改革造就了范敬宜，范敬宜也用自己的努力回报改革。他说：“我切身感受到改革是中国的惟一出路，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只有立志改革才有前途。”
从1984年到2002年，范敬宜先后担任了国家外文局局长、《经济日报》总编辑、《人民日报》总编辑和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但就推进改革的意义说，在《经济日报》的日子成为范敬宜最为宝贵的记忆珍藏之一。
范敬宜任《经济日报》总编辑时期，群众最想什么？改革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引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关注，但党的十三大尚未召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还没有提出，社会上对当前的改革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非常激烈，广大群众迫切需要媒体对关系改革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解惑释疑。
范敬宜因此策划了“关广梅现象”大讨论。
在当时，关广梅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名字。1984年，辽宁本溪蔬菜公司女工关广梅在本溪市蔬菜公司组织的承包招标中，以当年完成12万元，次年完成14万元，第三年完成16万元的利润指标，夺标承包消防副食商店。实际上，关广梅当年就完成了利润18万元，当上了消防副食商店经理。
1985年，关广梅提出租赁经营的设想，并成为本溪市第一个租赁经营者。1987年初，关广梅又与辞职投身改革的本溪市委政研室处长李明一起合租5家副食商店，形成了本溪市最大的东明副食商场为龙头的8家租赁经营群体——东明商业集团。两年间为国家创利100万元，职工收入亦成倍增长。
改革的阻力和麻烦还是伴随着商场和个人不断提高的经济效益到来了。就在关广梅要出席党的十三大时，有人以“关广梅是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为由对其身份进行怀疑。为此，关广梅写信给《经济日报》，建议就租赁企业属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展开讨论。
1987年春天，辽宁记者站站长庞廷福给《经济日报》寄来关广梅问题的内参稿。时任编委、秘书长的舒野首先作了批示，提出此事可以在报纸上展开讨论。范敬宜和常务副总编杨尚德商量后，又与分管财贸部的副总编王昭栋研究，分别作了批示，认为这个建议很好。后经编委会讨论，一致同意进行报道，决定以财贸部为主进行策划，由分管记者部的副总编罗开富同志负责全面协调，派出财贸部杨洁、谢镇江两位记者，协同庞廷福同志赴本溪进行采访。
当时，新旧体制处于激烈碰撞的状态，对于东广梅其人其事，社会上一直没有权威性结论，分歧较大。加之当时“清污”正在进行，《经济日报》毅然决定在报纸上开展敏感的大讨论，需要承担很大风险，“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也有些惴惴不安的。”
记者采访的过程也印证了范敬宜的这种担心，由于在本溪采访中遇到了始料不及的复杂情况，两种意见争论激烈，记者感到阻力很大，采访困难。
为了减轻“前方”的压力，把采访坚持进行下去，范敬宜除了在电话中给记者打气外，还给时任财贸部主任的高永毅同志和三位记者写了一封表明态度的信。大意是：“编委会决定开展关广梅问题的讨论，不是仅仅想弄清楚关广梅这个人究竟能不能当十三大代表，主要是想通过这个讨论，帮助广大群众认清我们目前进行的改革的性质，即究竟是社会主义性质还是资本主义性质，更加坚定对改革的信心和决心。如果将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报道搞错了，一切由我负责，与记者无关。”
领导的“军令状”给了记者“定心丸”。1987年6月，《经济日报》推出了长篇通讯《关广梅现象》和《本溪市委、市政府的一封吁请信》，文章以“本溪出了个关广梅”开头，既写了关广梅实行改革过程中取得的种种成绩，更真实地反映了她在改革中面临的阻力和困惑。随后，《经济日报》又推出了《“关广梅现象”大对话》、《论关广梅现象》等一系列报道和评论，在全国引起了一场商业企业实行个人承包、租赁和租赁群体的经营方式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即所谓姓“社”、姓“资”的大讨论。
“关广梅现象”大讨论推出后，前后共收到读者来稿来信一万多件。而关广梅本人不仅照常出席了党的十三大，还成了十三大的“风云人物”，在数百名中外记者参加的招待会上，侃侃而谈、应对自如，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有的外国通讯社甚至报道称十三大刮起了“关广梅旋风”，美国时代周刊把关广梅作为封面人物进行了介绍。最为重要的是，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承认了租赁制的合法地位。“关广梅现象”大讨论站住了脚。
“有许多新东西要学习”
2002年4月21日，范敬宜从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的手中接过了聘书，成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首任院长，是当时全国新闻院系中年龄最大、级别最高的院长。
消息传出，这个“新闻圈里的新闻”，轰动一时。在兴奋之余，人们也有所怀疑：范敬宜进入清华大学，是真正地要把他的新闻改革思想化为实际的教育行动，还只是挂个闲职，图个名声？
很快，范敬宜用实际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他不仅参加学校与院系的重大活动，带研究生，而且还给本科生开课，先后开了新闻评论与专栏写作、新闻中的文化、记者素养和采编艺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等多门专业课，学校还给他配备了专门的办公室。
在清华大学，范敬宜以爱护学生而闻名，学生们都称他为“伯乐”，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肯定支持李强的《乡村八记》。
2005年春节期间，二十岁的大二学生李强利用假期，按照“户—村—乡—县”的思路，对山西省3个村4个乡和两个县的农村现状进行了调查，并以札记的方式写成了3万多字的调查报告《乡村八记》。这篇文章在学院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范敬宜读后，认为这篇文章表现了一个年轻学子应有的勤奋、踏实的作风和认真了解农村、了解国情的科学态度，反映的农村情况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把这篇调查寄给了温家宝总理。
4月28日，温家宝总理亲笔给范敬宜回信：“《乡村八记》是一篇有内容、有建议的农村调查，记事真切、细致、生动，读后让人了解到农村的一些真实情况，给人以启示。一位二年级的大学生如此关心农村，实属难得。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作文章。”
范敬宜谈及他在清华大学推进的新闻教育教学改革，深有感触地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的社会生活要发生很大的变化，新一代的新闻工作者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因此有许多新东西要学习，比如金融、法律、新的经济体制、国际游戏规则等，还要掌握高科技的传播手段。这些方面，年轻的记者们学得很快，比我们有优势。但我认为有些基本的东西是不应该改变的，比如新闻道德。而我们现在有些记者，一切以钱为中心。我们培养的学生，道德水平应该是很高的、学养应该是丰厚的、文笔也应该是好的。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学生都做到这些，但起码应该能培养出几个在中国新闻界乃至世界新闻界占一席之地的高手。”
“要听懂草木的叹息”
对于社会的责任，已经融入了范敬宜的血液。除了新闻教育外，近年来，他将关注的视角扩展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上。2006年7月20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要听懂草木的叹息》一文，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
韩国著名的“盆栽艺术家”成范永到了北京，发现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松树“气色很不好”，感到十分不安。他对老友范敬宜说“树木和人一样，是有生命的，健康的树木是会‘笑’的。而在这里，我听到了松树在‘叹息’，在‘呼号’，在‘哭泣’，必须马上抢救，否则就会死亡。”
范敬宜说：“我经常经过这里，怎么听不见？”
成范永严肃地说：“那是因为它们不是你的孩子。每一个细心的父母都能听懂他们婴儿的哭声——是饿了、病了，还是冷了、热了……”
范敬宜又问：“照你看来，这松树究竟得的是什么病？”
成范永说：“病因可能很多，但照我看来，缠绕在它们身上的那么多彩灯，是致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松树像人一样，是要睡觉的。人睡觉需要熄灯，需要安宁，如果整夜都被灯光照着，非得失眠症不可。松树也是这样，白天累了，晚上长期被灯光照着无法安眠，怎能不造成代谢功能的紊乱？”
“灯泡是发热的，哪怕是低度的灯泡也散发一定的热度，如果一年四季几十个灯泡烤着你，你能受得了吗？”
“再说，松树也是需要自由的。自由才能健康成长。现在那么多的电线缠着它的躯干，那么重的灯泡压着它的枝丫，好像人被戴上了镣铐，绑住了手脚，能活得好吗？”
成范永最后的结论是：“你们是好心，不过只考虑了美观，没有考虑更重要的是给树木一个合适的生长环境！你们需要能听懂草木的叹息、呼叫和哭声！”
曾问范老，写这样一个故事，希望给人们什么启示呢？他说：“科学发展，挂在嘴上容易，真正做到很难。现在，我们有些掌握实权的领导人缺乏人文关怀和环境意识，没有这个感情。我写这些随笔，就是想从情感层面打动人，唤醒人们思考。”
“改革者永远是年青”
改革者间的友情是无价的。谈到范敬宜的朋友，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之一任仲夷。
两人相识，还得追溯到那篇《莫把开头当过头》。当时，范敬宜的这篇文章发表后，辽宁省社会各界评价不一，有的人说：“现在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如此猖獗，还说是没有过头，纯粹是胡说八道！”甚至有人说：“范敬宜这个右派看来还没当够。”在这种情势下，作为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力排众议，仗义执言：“我完全赞成这位范敬宜记者的观点。而且我认为文章的标题还应该加上一句：莫把支流当主流！”会后，任仲夷亲自来到《辽宁日报》社，要见一见“这个记者”，以此表示支持。虽然当时恰巧范敬宜出外采访，两人没有见到面，但却大大地缓和了范敬宜的压力。
两人相识的十余年间，范敬宜写了多篇有关任仲夷的作品，不论是《任仲夷的幽默》、《一丝不乱的“银发”》，还是《“银发”依旧一丝不乱》、《革命的“铜豌豆”——任仲夷的达观人生》，他都抓住了这位老朋友坚持实事求是，推进改革的鲜明特点，可爱、可敬、可亲的改革者形象跃然纸上。
如在《任仲夷的幽默》一文中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1982年，大连歌舞团到上海演出时，一名演员手持话筒在台上边走边唱，这是以前的文艺表演所没有过的，立刻招致强烈非议。很多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腐朽台风”。范敬宜向任老请示怎么定性，任仲夷反问：“马克思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
范敬宜讷讷地说：“好像没有……”
“是啊，共产党的创始人从来没有讲过站着唱才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嘛！共产党的省委不该管站着唱还是走着唱，这是该由导演管的事！”任仲夷如是表态。
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病逝。失去故交，范敬宜的心痛不言而喻。为了缅怀这位改革的先驱人物，范敬宜在第二天的《广州日报》上发表了他回忆任仲夷的文章。
出乎意料的是，范敬宜在文章中并没有用过多的笔墨来表现自己的伤痛，而是将标题拟为《天天向上的任仲夷》：“没有比‘天天向上’更能生动逼真地传达任仲夷同志的精神状态和精神世界，更能表达对这位可敬可爱的‘超龄少先队员’的敬慕了。”
聊到这里，范老充满深意地说：“革命人永远是年青，改革者也永远是年青！我们要‘天天向上’。”望着他饱经沧桑又充溢赤子真情的脸庞，我情不自禁有这样一种感叹：有的人白发苍苍但依然年轻，有的人虽然年轻却暮气沉沉。范敬宜依然年轻，因为他有一颗改革者的心！
突然想起，臧克家曾为纪念鲁迅而作《有的人》，其中有句名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为工作关系，有幸采访过许多有影响的文化名人和著名企业家，出版了多部名人传记。接触过的人当中，范敬宜先生是最博学多才的亲切长者之一。有时传记创作中涉及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重大史实，因住处离范老居所比较近，故曾多次求证于范老先生。
在万寿路甲15号附近清香林茶楼聚晤，范老总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他就像一部改革的活字典，亲历和见证了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那场伟大改革；同时，他本人也是位具有非凡道德勇气的改革者。
熟悉了之后，建议范老：“是否可以考虑给您也写本传记？”范老婉拒，但半开玩笑说，如果要写传记，不如写有关他见证的改革风云，书名就叫《改革传奇》。后因种种原因，此事没有及时推进，心中却一直在构思和酝酿着。
及至惊悉范老去世的消息，顿感五雷轰顶，万分悲痛。泪眼模糊中，与范老促膝交谈的情景历历在目，脑海中一位改革者的形象渐渐清晰……
“莫把开头当过头”
范敬宜为众人所熟知，始于那篇1979年为《人民日报》所全文转载的《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在一次茶叙中，请来范老介绍这篇文章的写作始末，他陷入深深的回忆中，娓娓道来。
1979年春天，天气乍暖还寒。刚刚经历那场历史性转折的人们，似乎还未完全从严冬中走出，怀疑、责难改革的情绪依旧弥漫。3月，社会上刮起了一阵否定三中全会精神的冷风。3月15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刊登了署名张浩的来信，这篇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说现在农村资本主义倾向抬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应当保持稳定，反对“包产到户、包产到组”。一时间，谣言风起。
安徽凤阳在农村经济改革方面走得最早，受到的冲击自然也最多。当时分管安徽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从改革的全局出发，指示安徽省委给《人民日报》写信，反驳张浩。3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安徽省农委辛生、卢家丰的来信，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尖锐批评了张浩的信给农村造成的混乱。出于平衡，《人民日报》当天还发表了一封支持张浩的来信。
除了安徽，全国各地也在观望。范敬宜所在的辽宁省也是如此。“当时《辽宁日报》收到的来稿几乎都是某某党支部率领群众向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回击这类内容。报社农村部的同志很困惑，为了弄清究竟怎么回事，决定分头下去搞调查研究。”
范敬宜去了辽宁省西部的贫困山区建昌县——对于那里，他很熟悉，1966年到1978年的十余年中，他曾作为“右派”在这里劳动改造了十余年。
调查的结果令人吃惊。干部们的反应是：“现在农村全乱了，资本主义势力泛滥，到集市去看，什么都让卖了。”有些反映更强烈，“我现在晚上根本不敢开会，怕回家路上遭地主富农暗算。早上到井边挑水，看到地主成份的人来了，我就站到一边让他先挑，怕他把我推到井里去。”
可是，在熟悉的普通社员家里，看法却完全相反。他们说：“现在太好了。”“怎么好？”“都活起来了。”他们说，以前连种点土豆都说成是资本主义，都没活路了，现在可好了，开始有了自主权。
意见反差这么大，究竟是为什么？
范敬宜带着这些问题回到县里，找到县委书记马汉卿和副书记张化成。“根本问题是多年来我们的干部被‘左’的思想禁锢住了，满脑袋都是阶级斗争，现在一放开，反而不知道应该怎样走了。看来，要落实三中全会的精神，关键是各级干部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两位书记的肺腑之言让他找到了问题的所在。采访结束以后，范敬宜根据所见所闻，实事求是地反映了真实情况，写了一篇《莫把开头当过头》，登在1979年5月13日《辽宁日报》的一版上。
5月16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转载了这篇文章，肩题是“《辽宁日报》记者评述当前农村形势”，主题改为《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还加了一个很长的编者按语，提出“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用事实来回答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
由于这篇报道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改革开放这一主流，所以在当时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范敬宜也名闻全国。回忆这段历史，范敬宜感叹不已：“做梦也不曾想到，那篇不经意中写的《莫把开头当过头》会被《人民日报》所转载，而后会产生那么大的‘轰动效应’。‘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一切都像发生在昨天。”
“只有立志改革才有前途”
改革造就了范敬宜，范敬宜也用自己的努力回报改革。他说：“我切身感受到改革是中国的惟一出路，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只有立志改革才有前途。”
从1984年到2002年，范敬宜先后担任了国家外文局局长、《经济日报》总编辑、《人民日报》总编辑和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但就推进改革的意义说，在《经济日报》的日子成为范敬宜最为宝贵的记忆珍藏之一。
范敬宜任《经济日报》总编辑时期，群众最想什么？改革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引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关注，但党的十三大尚未召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还没有提出，社会上对当前的改革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非常激烈，广大群众迫切需要媒体对关系改革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解惑释疑。
范敬宜因此策划了“关广梅现象”大讨论。
在当时，关广梅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名字。1984年，辽宁本溪蔬菜公司女工关广梅在本溪市蔬菜公司组织的承包招标中，以当年完成12万元，次年完成14万元，第三年完成16万元的利润指标，夺标承包消防副食商店。实际上，关广梅当年就完成了利润18万元，当上了消防副食商店经理。
1985年，关广梅提出租赁经营的设想，并成为本溪市第一个租赁经营者。1987年初，关广梅又与辞职投身改革的本溪市委政研室处长李明一起合租5家副食商店，形成了本溪市最大的东明副食商场为龙头的8家租赁经营群体——东明商业集团。两年间为国家创利100万元，职工收入亦成倍增长。
改革的阻力和麻烦还是伴随着商场和个人不断提高的经济效益到来了。就在关广梅要出席党的十三大时，有人以“关广梅是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为由对其身份进行怀疑。为此，关广梅写信给《经济日报》，建议就租赁企业属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展开讨论。
1987年春天，辽宁记者站站长庞廷福给《经济日报》寄来关广梅问题的内参稿。时任编委、秘书长的舒野首先作了批示，提出此事可以在报纸上展开讨论。范敬宜和常务副总编杨尚德商量后，又与分管财贸部的副总编王昭栋研究，分别作了批示，认为这个建议很好。后经编委会讨论，一致同意进行报道，决定以财贸部为主进行策划，由分管记者部的副总编罗开富同志负责全面协调，派出财贸部杨洁、谢镇江两位记者，协同庞廷福同志赴本溪进行采访。
当时，新旧体制处于激烈碰撞的状态，对于东广梅其人其事，社会上一直没有权威性结论，分歧较大。加之当时“清污”正在进行，《经济日报》毅然决定在报纸上开展敏感的大讨论，需要承担很大风险，“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也有些惴惴不安的。”
记者采访的过程也印证了范敬宜的这种担心，由于在本溪采访中遇到了始料不及的复杂情况，两种意见争论激烈，记者感到阻力很大，采访困难。
为了减轻“前方”的压力，把采访坚持进行下去，范敬宜除了在电话中给记者打气外，还给时任财贸部主任的高永毅同志和三位记者写了一封表明态度的信。大意是：“编委会决定开展关广梅问题的讨论，不是仅仅想弄清楚关广梅这个人究竟能不能当十三大代表，主要是想通过这个讨论，帮助广大群众认清我们目前进行的改革的性质，即究竟是社会主义性质还是资本主义性质，更加坚定对改革的信心和决心。如果将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报道搞错了，一切由我负责，与记者无关。”
领导的“军令状”给了记者“定心丸”。1987年6月，《经济日报》推出了长篇通讯《关广梅现象》和《本溪市委、市政府的一封吁请信》，文章以“本溪出了个关广梅”开头，既写了关广梅实行改革过程中取得的种种成绩，更真实地反映了她在改革中面临的阻力和困惑。随后，《经济日报》又推出了《“关广梅现象”大对话》、《论关广梅现象》等一系列报道和评论，在全国引起了一场商业企业实行个人承包、租赁和租赁群体的经营方式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即所谓姓“社”、姓“资”的大讨论。
“关广梅现象”大讨论推出后，前后共收到读者来稿来信一万多件。而关广梅本人不仅照常出席了党的十三大，还成了十三大的“风云人物”，在数百名中外记者参加的招待会上，侃侃而谈、应对自如，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有的外国通讯社甚至报道称十三大刮起了“关广梅旋风”，美国时代周刊把关广梅作为封面人物进行了介绍。最为重要的是，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承认了租赁制的合法地位。“关广梅现象”大讨论站住了脚。
“有许多新东西要学习”
2002年4月21日，范敬宜从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的手中接过了聘书，成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首任院长，是当时全国新闻院系中年龄最大、级别最高的院长。
消息传出，这个“新闻圈里的新闻”，轰动一时。在兴奋之余，人们也有所怀疑：范敬宜进入清华大学，是真正地要把他的新闻改革思想化为实际的教育行动，还只是挂个闲职，图个名声？
很快，范敬宜用实际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他不仅参加学校与院系的重大活动，带研究生，而且还给本科生开课，先后开了新闻评论与专栏写作、新闻中的文化、记者素养和采编艺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等多门专业课，学校还给他配备了专门的办公室。
在清华大学，范敬宜以爱护学生而闻名，学生们都称他为“伯乐”，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肯定支持李强的《乡村八记》。
2005年春节期间，二十岁的大二学生李强利用假期，按照“户—村—乡—县”的思路，对山西省3个村4个乡和两个县的农村现状进行了调查，并以札记的方式写成了3万多字的调查报告《乡村八记》。这篇文章在学院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范敬宜读后，认为这篇文章表现了一个年轻学子应有的勤奋、踏实的作风和认真了解农村、了解国情的科学态度，反映的农村情况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把这篇调查寄给了温家宝总理。
4月28日，温家宝总理亲笔给范敬宜回信：“《乡村八记》是一篇有内容、有建议的农村调查，记事真切、细致、生动，读后让人了解到农村的一些真实情况，给人以启示。一位二年级的大学生如此关心农村，实属难得。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作文章。”
范敬宜谈及他在清华大学推进的新闻教育教学改革，深有感触地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的社会生活要发生很大的变化，新一代的新闻工作者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因此有许多新东西要学习，比如金融、法律、新的经济体制、国际游戏规则等，还要掌握高科技的传播手段。这些方面，年轻的记者们学得很快，比我们有优势。但我认为有些基本的东西是不应该改变的，比如新闻道德。而我们现在有些记者，一切以钱为中心。我们培养的学生，道德水平应该是很高的、学养应该是丰厚的、文笔也应该是好的。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学生都做到这些，但起码应该能培养出几个在中国新闻界乃至世界新闻界占一席之地的高手。”
“要听懂草木的叹息”
对于社会的责任，已经融入了范敬宜的血液。除了新闻教育外，近年来，他将关注的视角扩展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上。2006年7月20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要听懂草木的叹息》一文，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
韩国著名的“盆栽艺术家”成范永到了北京，发现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松树“气色很不好”，感到十分不安。他对老友范敬宜说“树木和人一样，是有生命的，健康的树木是会‘笑’的。而在这里，我听到了松树在‘叹息’，在‘呼号’，在‘哭泣’，必须马上抢救，否则就会死亡。”
范敬宜说：“我经常经过这里，怎么听不见？”
成范永严肃地说：“那是因为它们不是你的孩子。每一个细心的父母都能听懂他们婴儿的哭声——是饿了、病了，还是冷了、热了……”
范敬宜又问：“照你看来，这松树究竟得的是什么病？”
成范永说：“病因可能很多，但照我看来，缠绕在它们身上的那么多彩灯，是致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松树像人一样，是要睡觉的。人睡觉需要熄灯，需要安宁，如果整夜都被灯光照着，非得失眠症不可。松树也是这样，白天累了，晚上长期被灯光照着无法安眠，怎能不造成代谢功能的紊乱？”
“灯泡是发热的，哪怕是低度的灯泡也散发一定的热度，如果一年四季几十个灯泡烤着你，你能受得了吗？”
“再说，松树也是需要自由的。自由才能健康成长。现在那么多的电线缠着它的躯干，那么重的灯泡压着它的枝丫，好像人被戴上了镣铐，绑住了手脚，能活得好吗？”
成范永最后的结论是：“你们是好心，不过只考虑了美观，没有考虑更重要的是给树木一个合适的生长环境！你们需要能听懂草木的叹息、呼叫和哭声！”
曾问范老，写这样一个故事，希望给人们什么启示呢？他说：“科学发展，挂在嘴上容易，真正做到很难。现在，我们有些掌握实权的领导人缺乏人文关怀和环境意识，没有这个感情。我写这些随笔，就是想从情感层面打动人，唤醒人们思考。”
“改革者永远是年青”
改革者间的友情是无价的。谈到范敬宜的朋友，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之一任仲夷。
两人相识，还得追溯到那篇《莫把开头当过头》。当时，范敬宜的这篇文章发表后，辽宁省社会各界评价不一，有的人说：“现在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如此猖獗，还说是没有过头，纯粹是胡说八道！”甚至有人说：“范敬宜这个右派看来还没当够。”在这种情势下，作为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力排众议，仗义执言：“我完全赞成这位范敬宜记者的观点。而且我认为文章的标题还应该加上一句：莫把支流当主流！”会后，任仲夷亲自来到《辽宁日报》社，要见一见“这个记者”，以此表示支持。虽然当时恰巧范敬宜出外采访，两人没有见到面，但却大大地缓和了范敬宜的压力。
两人相识的十余年间，范敬宜写了多篇有关任仲夷的作品，不论是《任仲夷的幽默》、《一丝不乱的“银发”》，还是《“银发”依旧一丝不乱》、《革命的“铜豌豆”——任仲夷的达观人生》，他都抓住了这位老朋友坚持实事求是，推进改革的鲜明特点，可爱、可敬、可亲的改革者形象跃然纸上。
如在《任仲夷的幽默》一文中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1982年，大连歌舞团到上海演出时，一名演员手持话筒在台上边走边唱，这是以前的文艺表演所没有过的，立刻招致强烈非议。很多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腐朽台风”。范敬宜向任老请示怎么定性，任仲夷反问：“马克思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
范敬宜讷讷地说：“好像没有……”
“是啊，共产党的创始人从来没有讲过站着唱才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嘛！共产党的省委不该管站着唱还是走着唱，这是该由导演管的事！”任仲夷如是表态。
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病逝。失去故交，范敬宜的心痛不言而喻。为了缅怀这位改革的先驱人物，范敬宜在第二天的《广州日报》上发表了他回忆任仲夷的文章。
出乎意料的是，范敬宜在文章中并没有用过多的笔墨来表现自己的伤痛，而是将标题拟为《天天向上的任仲夷》：“没有比‘天天向上’更能生动逼真地传达任仲夷同志的精神状态和精神世界，更能表达对这位可敬可爱的‘超龄少先队员’的敬慕了。”
聊到这里，范老充满深意地说：“革命人永远是年青，改革者也永远是年青！我们要‘天天向上’。”望着他饱经沧桑又充溢赤子真情的脸庞，我情不自禁有这样一种感叹：有的人白发苍苍但依然年轻，有的人虽然年轻却暮气沉沉。范敬宜依然年轻，因为他有一颗改革者的心！
突然想起，臧克家曾为纪念鲁迅而作《有的人》，其中有句名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