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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上的五胡乱华，罗马史上的蛮族入侵，都是野蛮人闯进了文明人的大门。至于教科书的什么平王东迁，白登之围，土木之变，更不用说北宋亡于金人，南宋亡于蒙古，明朝亡于满人，对于以文明自居的汉人来说，这些说起来可都是泪。
野蛮人为什么不好好在自己的大草原上呆着，动不动的就要闯到文明人的地盘上？说起来倒也很简单，就是野蛮人特有的生存逻辑。
如果说文明人的生存逻辑是创造财富，那么野蛮人的生存逻辑就是掠夺财富。野蛮人所处的环境，物产贫瘠，气候恶劣，经济脆弱，一旦遇到大的自然灾害，逐水草而生的野蛮人就不得不侵入温暖、湿润而富庶的农耕区寻求生存的空间。
为了对付野蛮人，文明人想了很多办法。一是挡，用修篱笆的方式把野蛮人挡在外面，所以就有了万里长城。二是送，送你子女玉帛，换取你的欢心，你就别来抢我了，所以就有了昭君出塞。不过这两招似乎都不太管用，最多只能算是权宜之计。长城是修了，但双方边境绵延数千里，野蛮人可以随便选一个地方夺关而入，你援兵刚至，我早已离去，那叫一个防不胜防，不胜其扰。至于和亲，野蛮人好像永远是贪得无厌，欲壑难填，不仅没有让野蛮人停止掠夺，反而搞得中原虽然财力日弊，也只能是一晌贪欢而已。
文明人倒是还用过一招，就是以夷制夷。北宋就曾经想着引进金人的力量，帮助收复被契丹占领的幽云十六州，没想到却是引狼入室，反受其辱。南宋不吸取教训，又想着联合蒙古对付金人，结果金人倒是被灭了，南宋的君臣也落了个跳海的下场。
这些办法看来不太靠谱，那文明人是不是就注定只能任人宰割呢？并非如此。野蛮人有野蛮的逻辑，文明人也自有文明的优势。从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在文明与野蛮的生存竞争中，文明人要想最终胜出，需要做的是三条：剥夺野蛮人的资源优势;利用野蛮人的制度劣势;发展文明人的技术优势。
野蛮人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使文明人深受其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野蛮人拥有当时最关键的战略资源：骑兵。在冷兵器时代，强大的机动力和冲击力使得骑兵成为陆上最强大的兵种，而野蛮人天然就是优秀的骑士，军队往往全是骑兵。强大的机动能力使他们可以迅速地转移兵力，随心所欲地在由他们自己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迅速地集中起绝对的优势兵力，而后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战斗。这种在运动中形成优势的能力，是以步兵为主的文明人的军队所无法具备的。
文明人要想打敗野蛮人，就必须要向野蛮人学习，弃我之短，夺彼之长。具体来说就是要模仿野蛮人，建立自己的强大骑兵，从而剥夺野蛮人的优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那些有为的君主和朝代，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做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只算是一个开头，秦军以骑兵精良而著称，汉武帝时期更是建立起强大的骑兵集团，并转守为攻，一时之间卫青、霍去病等名将纵横驰骋，把中原王朝的开边拓土推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唐朝建立后，也全面模仿突厥骑兵的训练和作战。李靖灭东突厥的关键一仗，便是利用三千轻骑，突袭突厥可汗大帐，灭掉了东突厥。
当骑兵这种战略资源不再是野蛮人所专有的时候，野蛮人也就无法再为所欲为，而文明人综合国力雄厚的优势也就可以发挥出来，自然也就可以扬眉吐气了。
文明人之所以能够胜过野蛮人，还因为文明人可以利用野蛮人的一个巨大制度劣势，这就是其政权的不稳定性。
暴起暴落、兴衰无常，是草原上几乎所有野蛮人政治实体的基本特征。草原上地广人稀，大多都是分散游牧，逐水草而生，这种分散的游牧经济限制了野蛮人的制度发育水平。换言之，分散的经济决定了分散的组织形式。所以野蛮人的政权往往是以氏族、部落、部落联盟、超级部落联盟、草原帝国的形式，组成的松散的联合体，而无法形成文明人那种强大而稳定的中央集权体制。
在这种联合体中，实力较小的氏族和部落往往是依附于强大的氏族和部落。但弱肉强食永远是草原的基本法则，这种依附关系取决于实力的对比。而游牧经济本身就非常脆弱，很难抵御持续的天灾人祸，这样就使得各部落之间的实力在不断变动。一旦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或者经历一场重大的失败，彼此的依附关系就会破裂，政治联合体也就会土崩瓦解。
造成野蛮人政权不稳定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无法形成文明人那种相对稳定的继承制度。草原上讲究的是强者法则，弱者也需要强者的保护，没有人会愿意接受软弱无能的人成为自己的统治者。这种唯强者是从、一切靠武力说话的组织方式，使得野蛮人很容易爆发周期性的争夺汗位的战争。一个勇武的军事首领很快就会建立起一个帝国，但一旦老可汗去世，就会因为争夺汗位而陷入不断的动荡、分裂乃至最终瓦解的结局。
野蛮人这种制度上的劣势，使得野蛮人的政治实体无法如文明人那样持久，兴衰无常成为草原政治最突出的特点。这也就很容易给文明人得到利用野蛮人的分裂和崩溃来削弱和打败野蛮人的机会。
从根本上来说，彻底解除野蛮人的威胁，还是要靠文明人自己的文明演进，具体来说就是压倒性的技术优势。
文明的发展依靠的是技术的演进，文明的演进过程很大程度上又是技术的演进过程。与野蛮人相比，文明人真正的优势就是技术的优势。实际上在文明人与野蛮人的竞争中，文明人一开始就在本能地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像筑城技术、冶金技术、通信技术等军事技术。当年晁错列举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五项中国之长技中，就包括“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
不过在冷兵器时代，野蛮人与文明人的军事技术水平其实并没有形成代差，文明人用的是铁制兵器，野蛮人用的也是铁制兵器，因而文明人的技术最多只能抵消野蛮人一部分的骑兵优势。总体来说，野蛮人军队的战斗力还是会更强一些。这也是在冷兵器时代文明人无法根除野蛮人威胁的原因所在。
文明人真正逆转胜，是进入火器时代。火器本身就是文明发展的产物，火器的发明反过来使得文明人在军事上最终与野蛮人拉开了绝对的距离。火器的大规模使用，使文明转化出了足够的战斗力，来解决千年的野蛮人难题。在著名的乌兰布通战役中，清军大败蒙古准噶尔部，火器在其中起了主导性的作用。从此以后在中国的土地上，来自北方的野蛮人彻底失去了南下中原的能力。在世界范围内，一战时期的机枪和铁线网，二战时期的坦克，更是宣布了骑兵时代的结束。
毕竟，文明最终还是会战胜野蛮的。
（朱玉红荐）
野蛮人为什么不好好在自己的大草原上呆着，动不动的就要闯到文明人的地盘上？说起来倒也很简单，就是野蛮人特有的生存逻辑。
如果说文明人的生存逻辑是创造财富，那么野蛮人的生存逻辑就是掠夺财富。野蛮人所处的环境，物产贫瘠，气候恶劣，经济脆弱，一旦遇到大的自然灾害，逐水草而生的野蛮人就不得不侵入温暖、湿润而富庶的农耕区寻求生存的空间。
为了对付野蛮人，文明人想了很多办法。一是挡，用修篱笆的方式把野蛮人挡在外面，所以就有了万里长城。二是送，送你子女玉帛，换取你的欢心，你就别来抢我了，所以就有了昭君出塞。不过这两招似乎都不太管用，最多只能算是权宜之计。长城是修了，但双方边境绵延数千里，野蛮人可以随便选一个地方夺关而入，你援兵刚至，我早已离去，那叫一个防不胜防，不胜其扰。至于和亲，野蛮人好像永远是贪得无厌，欲壑难填，不仅没有让野蛮人停止掠夺，反而搞得中原虽然财力日弊，也只能是一晌贪欢而已。
文明人倒是还用过一招，就是以夷制夷。北宋就曾经想着引进金人的力量，帮助收复被契丹占领的幽云十六州，没想到却是引狼入室，反受其辱。南宋不吸取教训，又想着联合蒙古对付金人，结果金人倒是被灭了，南宋的君臣也落了个跳海的下场。
这些办法看来不太靠谱，那文明人是不是就注定只能任人宰割呢？并非如此。野蛮人有野蛮的逻辑，文明人也自有文明的优势。从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在文明与野蛮的生存竞争中，文明人要想最终胜出，需要做的是三条：剥夺野蛮人的资源优势;利用野蛮人的制度劣势;发展文明人的技术优势。
野蛮人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使文明人深受其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野蛮人拥有当时最关键的战略资源：骑兵。在冷兵器时代，强大的机动力和冲击力使得骑兵成为陆上最强大的兵种，而野蛮人天然就是优秀的骑士，军队往往全是骑兵。强大的机动能力使他们可以迅速地转移兵力，随心所欲地在由他们自己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迅速地集中起绝对的优势兵力，而后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战斗。这种在运动中形成优势的能力，是以步兵为主的文明人的军队所无法具备的。
文明人要想打敗野蛮人，就必须要向野蛮人学习，弃我之短，夺彼之长。具体来说就是要模仿野蛮人，建立自己的强大骑兵，从而剥夺野蛮人的优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那些有为的君主和朝代，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做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只算是一个开头，秦军以骑兵精良而著称，汉武帝时期更是建立起强大的骑兵集团，并转守为攻，一时之间卫青、霍去病等名将纵横驰骋，把中原王朝的开边拓土推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唐朝建立后，也全面模仿突厥骑兵的训练和作战。李靖灭东突厥的关键一仗，便是利用三千轻骑，突袭突厥可汗大帐，灭掉了东突厥。
当骑兵这种战略资源不再是野蛮人所专有的时候，野蛮人也就无法再为所欲为，而文明人综合国力雄厚的优势也就可以发挥出来，自然也就可以扬眉吐气了。
文明人之所以能够胜过野蛮人，还因为文明人可以利用野蛮人的一个巨大制度劣势，这就是其政权的不稳定性。
暴起暴落、兴衰无常，是草原上几乎所有野蛮人政治实体的基本特征。草原上地广人稀，大多都是分散游牧，逐水草而生，这种分散的游牧经济限制了野蛮人的制度发育水平。换言之，分散的经济决定了分散的组织形式。所以野蛮人的政权往往是以氏族、部落、部落联盟、超级部落联盟、草原帝国的形式，组成的松散的联合体，而无法形成文明人那种强大而稳定的中央集权体制。
在这种联合体中，实力较小的氏族和部落往往是依附于强大的氏族和部落。但弱肉强食永远是草原的基本法则，这种依附关系取决于实力的对比。而游牧经济本身就非常脆弱，很难抵御持续的天灾人祸，这样就使得各部落之间的实力在不断变动。一旦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或者经历一场重大的失败，彼此的依附关系就会破裂，政治联合体也就会土崩瓦解。
造成野蛮人政权不稳定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无法形成文明人那种相对稳定的继承制度。草原上讲究的是强者法则，弱者也需要强者的保护，没有人会愿意接受软弱无能的人成为自己的统治者。这种唯强者是从、一切靠武力说话的组织方式，使得野蛮人很容易爆发周期性的争夺汗位的战争。一个勇武的军事首领很快就会建立起一个帝国，但一旦老可汗去世，就会因为争夺汗位而陷入不断的动荡、分裂乃至最终瓦解的结局。
野蛮人这种制度上的劣势，使得野蛮人的政治实体无法如文明人那样持久，兴衰无常成为草原政治最突出的特点。这也就很容易给文明人得到利用野蛮人的分裂和崩溃来削弱和打败野蛮人的机会。
从根本上来说，彻底解除野蛮人的威胁，还是要靠文明人自己的文明演进，具体来说就是压倒性的技术优势。
文明的发展依靠的是技术的演进，文明的演进过程很大程度上又是技术的演进过程。与野蛮人相比，文明人真正的优势就是技术的优势。实际上在文明人与野蛮人的竞争中，文明人一开始就在本能地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像筑城技术、冶金技术、通信技术等军事技术。当年晁错列举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五项中国之长技中，就包括“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
不过在冷兵器时代，野蛮人与文明人的军事技术水平其实并没有形成代差，文明人用的是铁制兵器，野蛮人用的也是铁制兵器，因而文明人的技术最多只能抵消野蛮人一部分的骑兵优势。总体来说，野蛮人军队的战斗力还是会更强一些。这也是在冷兵器时代文明人无法根除野蛮人威胁的原因所在。
文明人真正逆转胜，是进入火器时代。火器本身就是文明发展的产物，火器的发明反过来使得文明人在军事上最终与野蛮人拉开了绝对的距离。火器的大规模使用，使文明转化出了足够的战斗力，来解决千年的野蛮人难题。在著名的乌兰布通战役中，清军大败蒙古准噶尔部，火器在其中起了主导性的作用。从此以后在中国的土地上，来自北方的野蛮人彻底失去了南下中原的能力。在世界范围内，一战时期的机枪和铁线网，二战时期的坦克，更是宣布了骑兵时代的结束。
毕竟，文明最终还是会战胜野蛮的。
（朱玉红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