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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上生活在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石井乡柿园村。柿园村在它得名之际，应该是有很多柿子树的，但现在似乎也不多了，反而核桃树比较多。
鄠邑区原来叫鄠县，历史极为悠久，可以追溯到带有传说性质的夏朝。1964年，配合全国的简化字运动，被改为好记好认的“户县”。因此，在我的记忆中，实际上对于户县这個称谓更加亲切。2016年，在中国恢宏的城市化进程中，户县被升格为西安市的一个区，加之现在又兴起对古典文化的崇拜，它的名字又改回了与“户”同音的“鄠”，名为鄠邑区。
就在对故乡如此简短的回顾中，我们隐约看到了乡村在中国历史上变迁的缩影。
柿园村位于关中平原的最南端，秦岭山脉的脚下，这段山脉也就是名气巨大的终南山。以往的交通颇为不便，汽车只通到石井乡的电厂，从电厂到村里这段路是简陋的石渣路，需要步行半个小时左右。如今的改变是特别巨大的，村路已经变成了坚硬笔直的国道，每天都有从西安市区开来的公交车经过这里，柿园村变成了公交站牌上的一个名字。这是个显著的象征：柿园村被真正纳入了城市。
在公车站的周围，两排商铺开得很红火，有各种超市和餐馆，人们在超市中消费，懒得做饭，便去餐馆点菜。这种生活方式与城市完全无异。曾经的乡村，基本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想吃鸡蛋，就去鸡窝拿两个，想吃青菜，就去后院的菜地里采摘一把，这种生活方式是没有消费的。但如今，柿园村的生活方式也与消费发生了极为亲密的关系，人们被纳入城市，也被纳入现代消费体系。
乡村世界的生活方式改变得越来越多，与城市生活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了，但我对乡村世界却觉得越来越隔阂，仿佛有一个隐形的乡村是我看不见的。
我想再描述一下柿园村的房屋建设情况。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钱都流向了房产，对于乡村来说也不例外。柿园村的人有了钱，第一件事一定是会重建房屋，尤其是讲究建楼房。这出自中国人这百年来对于现代化生活的一种向往。在20世纪，苏联的一句现代化口号对中国那一代人产生了无法磨灭的影响：“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以前的村屋都是低矮的一层，现在一定要超越一层，最好三层，不济也要两层。很多人没有足够的钱，就先建造一层，但给建造的二楼留好了规划。日后若能赚到钱，攒够钱，便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建造二层乃至三层。都说中国人爱攀比，爱跟风，能不能别人建别人的房子去，我自岿然不动呢？好像不大可能。我亲眼看到一户老房子被左右邻居的楼房夹在中间，那完全是一种灾难。老房子像危房一样，在楼房高大的阴影下随时可能倒塌成一堆废墟。尽管老房子很有可能还很坚固，但那种废墟的想象已经让倒塌仿佛提前来到。
但住在楼房里的人家就非常圆满了吗？好像也不见得。以往，每家每户都有很多人，大家都挤在同一张老炕上，那样的记忆成为一种心理阴影，深更半夜被别人的呼噜声吵醒可不是什么美好的体验。但意想不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年轻人都出门上学或打工了，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留守的人们又开始无比怀念那种大家一起挤在炕上的亲昵乐趣。原本象征着“别墅”的二层、三层，并没有成为孩子们的书房和婚房，反而成了储物间，堆放着种子、化肥和农具。
我大舅家的住房最为有趣。他攒钱在自家的后院里面建了三层楼房，房间里面的家具一应俱全，包括各种现代化的设施，比如席梦思大床，比如煤气灶、微波炉。但他前面的老房子还是不舍得拆，因为那里面的器具所构成的生活方式是让他最习惯最舒服的。具体来说，有两样器具极为重要，一个是冬暖夏凉的土炕，一个是火力威猛的大灶台。吃和睡是一个人回到家最在意的两件事，大舅无法改变身体这几十年来的老习惯，所以他还是住在老房子里，像个看守楼房的门房一般。有客人去，大舅就带着客人经过幽暗的老房子，拨开后门的门帘，那藏在后院的三层楼突然出现，令人觉得震撼，不得不仰视才能看清全楼的面貌。
对大舅的这座神奇的房子，我一直念念不忘，它比我读过的卡夫卡《城堡》里面的场景更加荒诞，但是却又无比真实地触及中国当代乡土文化中的复杂内核。这个内核并不限于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竞争，更在于对于人类生活的深层理解。
我每次去大舅家，还是喜欢坐在那个走廊一般的老房子里。坐在那宽敞的大土炕上，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的某个瞬间。我也会质疑自己，是否处在一种怀旧的美化情绪当中？这自然是不可否认的。我从小在故乡生活的时间并不多，经常回来还不适应，比如冬天没有暖气，只能窝在炕上，觉得憋闷。现在开始怀念过去的生活，自然是在赋予它更多的情感寄托。但是，我想这其中还有更多的东西是超越了怀旧的。
2
每年春节，只要没有意外，我都会回陕西过年。因为在终南山下有我的至亲，包括安睡在那里的我的历代先人。
2017年，我的祖父过世。那是5月初的一天。祖父葬礼结束后，吃完晚饭，没有了老人的家显得特别空洞。父亲说：“上山去看看关中的夜景吧。”这个提议不错，我们一家人开车到了山坡上。槐花浓郁的香气让人心醉，其中还混杂着迟开的牡丹花香。
仅仅在那一周前，整个北方都受沙尘暴的影响，空气中全是灰蒙蒙的尘土，可那天已经尘埃落定，夜晚可以看见漫天星斗。我很快识别出了北斗七星。我已经忘记了上一回是什么时候识别的，常年在广州，空气湿度大，很难看到星空。
周围原本有些昏暗，可说话间，月亮从东边山顶上露了出来，霎时周围明亮了起来，每个人都有了影子。王维的诗一下子就涌上心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王维的辋川别业应该就在不远处，一千三百年前的月光一如今晚，惊动了他心底的山鸟。一千三百年，有多少人逝去了，如果能统计出来，一定是非常惊人的数字。他们和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差别呢？站在山腰上，可以望见日益灯火辉煌的城市与乡镇，也可以判断出祖父墓地的大致位置，那里隐藏在一片黑暗之中。生命就是光，正如爷爷的名字光生，光的历程，照亮经过的黑暗，直至消失在黑暗中。 祖父的葬礼总共持续了七天，每一天都是一段复杂的历程，从人的生死到历史的常道，我都经受着战栗。回到了根的地方，出发的地方，也是休息的地方，最令我惊异的是，乡间的隐蔽世界在仪式中显露了某种秩序，一种已经失落并继续失落的秩序，但我置身其间，感受到了其内在的庄重。仪式的核心便是唱戏，便是秦腔。陕西人爱吼秦腔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葬礼上——这个特殊的时刻，秦腔所凝聚起来的那种情感震撼力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唱戏的主角带着众人一同下跪，一同缅怀，一同哀泣，一同呐喊，每个人的悲伤不再是枝蔓丛生，而是有了方式，有了宣泄，有了依托，有了安放。
当我读到陈彦的长篇小说《主角》时，这些百感交集的记忆纷沓前来。他对秦腔的评价令我感同身受：“秦腔，看似粗粝、倔强，甚至有些许的暴戾，可这种来自民间的气血贲张的汩汩流动声，却是任何庙堂文化都不能替代的最深沉的生命呐喊。有时吼一句秦腔，会让你热泪纵流。有时你甚至会觉得，秦腔竟然偏执地将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我的主角忆秦娥，始终在以她的血肉之躯，体验并承继着这门艺术可能接近本真的衣钵。因而，她是苦难的，也是幸运的，是柔弱的，也是雄强的。”
在本质上，一种世界的观念，便是一种迥然不同的世界本身。秦腔的世界，那是个值得怀念的世界吗？这对陕西人来说不必多问。可是，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另外一种不同于秦腔的生活模式前来支配我们。新的仪式还会持续下去，会有各种各样的仪式被不断地创造出来，但是，我知道，没有哪种仪式能比得上秦腔所维持和唤醒的心灵力量，那是中国人的历史乡愁，那是我们的音色，那是我们的来路。唱秦腔的主角忆秦娥，在庄重的舞台上和在纷杂的世俗中拼尽全力吼着、哭着、生存着，历史与现实、戏曲与生活、角色与做人，同时在塑造着她的生命，这本身就是我们时代的生动形象与精神寓言。陈彦的《主角》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与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贾平凹的《秦腔》相映生辉。以地方戏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得到这样密集的认同，在其背后自然有着主流文化的某种期待。一种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如何得以确立，这也是每个中国人无法回避的问题。
3
再说说我自己的故事。我曾经在中山大学旁边的一个小区里边租住了两年房子。房东是个很好说话的老太太，一来二去，我跟她也变得熟悉起来。她是下渡村的村民，这个村已经被城市的高楼大厦所包围，成为俗称的“城中村”。这个村其实并非无名之地，不仅是因为这个村临近中山大学，成为中大学子校外消费的主要地点，更是因为它的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就有著名学者杨孚在那里建宅居住。杨孚是广东最早著书立说的学者，写出了南海郡第一部学术著作——《南裔异物志》。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地区性的物产专著，记述了岭南陆产水产的种类与岭南植物学、动物学和矿物学的第一手材料。因为杨孚曾在河南洛阳做官，他家又地处珠江以南，所以，人们把他的居所之地也称为“河南”，这种称呼至今流传在老广州人的口头。现在下渡村还可以看到杨孚故宅后花园的水井，当然，现在已经不能直接饮用了。
下渡村的村民们早早便拆了老房子，盖起了五六层的小楼，每户的土地面积狭小，因此楼与楼之间只有一臂之长的间隔，是为“握手楼”。我的房东阿姨便是一栋握手楼的持有者，她将房屋全部租出，立马变成了有钱人，购买了租给我的这套房子，并住了进去。没几年，她的儿子结婚，又在中山大学东门的新小区里买了一套房子，她搬去和儿子同住，又将这套房出租，我便是这套房的第一位承租者。说实话，她这套房子挺不错的，不算大，小三房，很规整，地段也好，我跟她谈了几次，想要买下来，可她都婉拒了，她说这是她养老的房子，等孙子长大了，她就搬回来住了。我住在她的房子里，有时候忘记了这不是自己的房子，对那房子还生出了家的感受;但大多数时候，我是清醒的，我知道自己寄寓在别人的房子里，而这个房子的主人还有很多套我梦寐以求的房子。
像房东阿姨这样的人，在广州太多了。城市的迅速扩张，让周围的村落陷入城市的严密包围之中，村落里的这几代人也因为城市化的进程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他们不像我柿园村的乡亲们，需要去外边打拼攒钱，再回来建房，完成人生的圆满仪式。他们恰恰相反，他们先建房子，然后因此而获利，从而购买了城市里更好的商品房，完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的真正转变。
最后一个故事与我的工作有关。几年前，我被单位派去汕尾市陆河县南万镇罗庚坝村当扶贫干部。罗庚坝村是我去过的最遥远的村落，它置身在遥远的大山深处。那会儿还没有开通广州到汕尾的高铁，从广州坐大巴到陆河县城就需要四个小时。从陆河县城坐车进罗庚坝村，又需要四个小时。但这四个小时是我一点儿也不愿意回忆的恐怖四小时，车辆一直行驶在九曲十八弯的山路上，没有几个人可以坐到罗庚坝村而不晕车的。多少次，我捂着胸口，压制着作呕的冲动。后来，扶贫工作即将结束之际，全单位坐大巴前来参观，好几个人一下车就蹲在路边呕吐，头晕目眩已经是最轻微的症状了。
罗庚坝村为什么穷的原因，显然不用多说。国家这几年也确实下了大力气，这路虽然盘绕，但属于优质的柏油路。村里也盖起了三层楼的小学。但是，道路是双向的，道路可以让外边的人进来，也可以让里边的人出去。罗庚坝村里的常住人口最终只剩下了个位数，大部分的村民都在南万镇找到了居所，有些发展不错的，还在县城里买了房子，更好的，便去了广州和深圳。村里的小学人去楼空，只剩下一只大黄狗窝在门前，就连看门的老头都要吼几声才能找到。因此，我后来的扶贫工作倒是方便了，在县城住着便能完成绝大部分的联系工作。
文学如何书写乡土呢？我似乎一时没法做出理论性的概括，便说了一些个人对于乡村的经验、理解与观察。我也不免想到，我们当下对于乡土的书写是不够的，尤其是对于乡土的书写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忽视。毋庸置疑，“城市文学”是中国当下文学的主流，但是，“城市文学”不能仅仅限于城市的事情，更是应该以城市为方法，去完整思考當下的中国乃至世界。那么，如果我们书写一种真正的时代性的乡土文学，应该是既区别于传统的那种挽歌式的乡土文学，又能对目前这种狭窄的城市文学进行拓宽乃至重构。
英国诗人R.S.托马斯有首诗就叫《农村》，是这样结尾的：
那么停住吧，村子，因为围绕着你
慢慢转动着一整个世界，
辽阔而富于意义，不亚于伟大的
柏拉图孤寂心灵的任何构想。
我们得怀着这样的虔敬，去再次呈现出那个围绕着村子转动的一整个世界。
责任编辑 林东涵
我的祖上生活在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石井乡柿园村。柿园村在它得名之际，应该是有很多柿子树的，但现在似乎也不多了，反而核桃树比较多。
鄠邑区原来叫鄠县，历史极为悠久，可以追溯到带有传说性质的夏朝。1964年，配合全国的简化字运动，被改为好记好认的“户县”。因此，在我的记忆中，实际上对于户县这個称谓更加亲切。2016年，在中国恢宏的城市化进程中，户县被升格为西安市的一个区，加之现在又兴起对古典文化的崇拜，它的名字又改回了与“户”同音的“鄠”，名为鄠邑区。
就在对故乡如此简短的回顾中，我们隐约看到了乡村在中国历史上变迁的缩影。
柿园村位于关中平原的最南端，秦岭山脉的脚下，这段山脉也就是名气巨大的终南山。以往的交通颇为不便，汽车只通到石井乡的电厂，从电厂到村里这段路是简陋的石渣路，需要步行半个小时左右。如今的改变是特别巨大的，村路已经变成了坚硬笔直的国道，每天都有从西安市区开来的公交车经过这里，柿园村变成了公交站牌上的一个名字。这是个显著的象征：柿园村被真正纳入了城市。
在公车站的周围，两排商铺开得很红火，有各种超市和餐馆，人们在超市中消费，懒得做饭，便去餐馆点菜。这种生活方式与城市完全无异。曾经的乡村，基本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想吃鸡蛋，就去鸡窝拿两个，想吃青菜，就去后院的菜地里采摘一把，这种生活方式是没有消费的。但如今，柿园村的生活方式也与消费发生了极为亲密的关系，人们被纳入城市，也被纳入现代消费体系。
乡村世界的生活方式改变得越来越多，与城市生活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了，但我对乡村世界却觉得越来越隔阂，仿佛有一个隐形的乡村是我看不见的。
我想再描述一下柿园村的房屋建设情况。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钱都流向了房产，对于乡村来说也不例外。柿园村的人有了钱，第一件事一定是会重建房屋，尤其是讲究建楼房。这出自中国人这百年来对于现代化生活的一种向往。在20世纪，苏联的一句现代化口号对中国那一代人产生了无法磨灭的影响：“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以前的村屋都是低矮的一层，现在一定要超越一层，最好三层，不济也要两层。很多人没有足够的钱，就先建造一层，但给建造的二楼留好了规划。日后若能赚到钱，攒够钱，便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建造二层乃至三层。都说中国人爱攀比，爱跟风，能不能别人建别人的房子去，我自岿然不动呢？好像不大可能。我亲眼看到一户老房子被左右邻居的楼房夹在中间，那完全是一种灾难。老房子像危房一样，在楼房高大的阴影下随时可能倒塌成一堆废墟。尽管老房子很有可能还很坚固，但那种废墟的想象已经让倒塌仿佛提前来到。
但住在楼房里的人家就非常圆满了吗？好像也不见得。以往，每家每户都有很多人，大家都挤在同一张老炕上，那样的记忆成为一种心理阴影，深更半夜被别人的呼噜声吵醒可不是什么美好的体验。但意想不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年轻人都出门上学或打工了，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留守的人们又开始无比怀念那种大家一起挤在炕上的亲昵乐趣。原本象征着“别墅”的二层、三层，并没有成为孩子们的书房和婚房，反而成了储物间，堆放着种子、化肥和农具。
我大舅家的住房最为有趣。他攒钱在自家的后院里面建了三层楼房，房间里面的家具一应俱全，包括各种现代化的设施，比如席梦思大床，比如煤气灶、微波炉。但他前面的老房子还是不舍得拆，因为那里面的器具所构成的生活方式是让他最习惯最舒服的。具体来说，有两样器具极为重要，一个是冬暖夏凉的土炕，一个是火力威猛的大灶台。吃和睡是一个人回到家最在意的两件事，大舅无法改变身体这几十年来的老习惯，所以他还是住在老房子里，像个看守楼房的门房一般。有客人去，大舅就带着客人经过幽暗的老房子，拨开后门的门帘，那藏在后院的三层楼突然出现，令人觉得震撼，不得不仰视才能看清全楼的面貌。
对大舅的这座神奇的房子，我一直念念不忘，它比我读过的卡夫卡《城堡》里面的场景更加荒诞，但是却又无比真实地触及中国当代乡土文化中的复杂内核。这个内核并不限于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竞争，更在于对于人类生活的深层理解。
我每次去大舅家，还是喜欢坐在那个走廊一般的老房子里。坐在那宽敞的大土炕上，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的某个瞬间。我也会质疑自己，是否处在一种怀旧的美化情绪当中？这自然是不可否认的。我从小在故乡生活的时间并不多，经常回来还不适应，比如冬天没有暖气，只能窝在炕上，觉得憋闷。现在开始怀念过去的生活，自然是在赋予它更多的情感寄托。但是，我想这其中还有更多的东西是超越了怀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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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只要没有意外，我都会回陕西过年。因为在终南山下有我的至亲，包括安睡在那里的我的历代先人。
2017年，我的祖父过世。那是5月初的一天。祖父葬礼结束后，吃完晚饭，没有了老人的家显得特别空洞。父亲说：“上山去看看关中的夜景吧。”这个提议不错，我们一家人开车到了山坡上。槐花浓郁的香气让人心醉，其中还混杂着迟开的牡丹花香。
仅仅在那一周前，整个北方都受沙尘暴的影响，空气中全是灰蒙蒙的尘土，可那天已经尘埃落定，夜晚可以看见漫天星斗。我很快识别出了北斗七星。我已经忘记了上一回是什么时候识别的，常年在广州，空气湿度大，很难看到星空。
周围原本有些昏暗，可说话间，月亮从东边山顶上露了出来，霎时周围明亮了起来，每个人都有了影子。王维的诗一下子就涌上心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王维的辋川别业应该就在不远处，一千三百年前的月光一如今晚，惊动了他心底的山鸟。一千三百年，有多少人逝去了，如果能统计出来，一定是非常惊人的数字。他们和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差别呢？站在山腰上，可以望见日益灯火辉煌的城市与乡镇，也可以判断出祖父墓地的大致位置，那里隐藏在一片黑暗之中。生命就是光，正如爷爷的名字光生，光的历程，照亮经过的黑暗，直至消失在黑暗中。 祖父的葬礼总共持续了七天，每一天都是一段复杂的历程，从人的生死到历史的常道，我都经受着战栗。回到了根的地方，出发的地方，也是休息的地方，最令我惊异的是，乡间的隐蔽世界在仪式中显露了某种秩序，一种已经失落并继续失落的秩序，但我置身其间，感受到了其内在的庄重。仪式的核心便是唱戏，便是秦腔。陕西人爱吼秦腔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葬礼上——这个特殊的时刻，秦腔所凝聚起来的那种情感震撼力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唱戏的主角带着众人一同下跪，一同缅怀，一同哀泣，一同呐喊，每个人的悲伤不再是枝蔓丛生，而是有了方式，有了宣泄，有了依托，有了安放。
当我读到陈彦的长篇小说《主角》时，这些百感交集的记忆纷沓前来。他对秦腔的评价令我感同身受：“秦腔，看似粗粝、倔强，甚至有些许的暴戾，可这种来自民间的气血贲张的汩汩流动声，却是任何庙堂文化都不能替代的最深沉的生命呐喊。有时吼一句秦腔，会让你热泪纵流。有时你甚至会觉得，秦腔竟然偏执地将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我的主角忆秦娥，始终在以她的血肉之躯，体验并承继着这门艺术可能接近本真的衣钵。因而，她是苦难的，也是幸运的，是柔弱的，也是雄强的。”
在本质上，一种世界的观念，便是一种迥然不同的世界本身。秦腔的世界，那是个值得怀念的世界吗？这对陕西人来说不必多问。可是，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另外一种不同于秦腔的生活模式前来支配我们。新的仪式还会持续下去，会有各种各样的仪式被不断地创造出来，但是，我知道，没有哪种仪式能比得上秦腔所维持和唤醒的心灵力量，那是中国人的历史乡愁，那是我们的音色，那是我们的来路。唱秦腔的主角忆秦娥，在庄重的舞台上和在纷杂的世俗中拼尽全力吼着、哭着、生存着，历史与现实、戏曲与生活、角色与做人，同时在塑造着她的生命，这本身就是我们时代的生动形象与精神寓言。陈彦的《主角》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与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贾平凹的《秦腔》相映生辉。以地方戏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得到这样密集的认同，在其背后自然有着主流文化的某种期待。一种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如何得以确立，这也是每个中国人无法回避的问题。
3
再说说我自己的故事。我曾经在中山大学旁边的一个小区里边租住了两年房子。房东是个很好说话的老太太，一来二去，我跟她也变得熟悉起来。她是下渡村的村民，这个村已经被城市的高楼大厦所包围，成为俗称的“城中村”。这个村其实并非无名之地，不仅是因为这个村临近中山大学，成为中大学子校外消费的主要地点，更是因为它的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就有著名学者杨孚在那里建宅居住。杨孚是广东最早著书立说的学者，写出了南海郡第一部学术著作——《南裔异物志》。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地区性的物产专著，记述了岭南陆产水产的种类与岭南植物学、动物学和矿物学的第一手材料。因为杨孚曾在河南洛阳做官，他家又地处珠江以南，所以，人们把他的居所之地也称为“河南”，这种称呼至今流传在老广州人的口头。现在下渡村还可以看到杨孚故宅后花园的水井，当然，现在已经不能直接饮用了。
下渡村的村民们早早便拆了老房子，盖起了五六层的小楼，每户的土地面积狭小，因此楼与楼之间只有一臂之长的间隔，是为“握手楼”。我的房东阿姨便是一栋握手楼的持有者，她将房屋全部租出，立马变成了有钱人，购买了租给我的这套房子，并住了进去。没几年，她的儿子结婚，又在中山大学东门的新小区里买了一套房子，她搬去和儿子同住，又将这套房出租，我便是这套房的第一位承租者。说实话，她这套房子挺不错的，不算大，小三房，很规整，地段也好，我跟她谈了几次，想要买下来，可她都婉拒了，她说这是她养老的房子，等孙子长大了，她就搬回来住了。我住在她的房子里，有时候忘记了这不是自己的房子，对那房子还生出了家的感受;但大多数时候，我是清醒的，我知道自己寄寓在别人的房子里，而这个房子的主人还有很多套我梦寐以求的房子。
像房东阿姨这样的人，在广州太多了。城市的迅速扩张，让周围的村落陷入城市的严密包围之中，村落里的这几代人也因为城市化的进程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他们不像我柿园村的乡亲们，需要去外边打拼攒钱，再回来建房，完成人生的圆满仪式。他们恰恰相反，他们先建房子，然后因此而获利，从而购买了城市里更好的商品房，完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的真正转变。
最后一个故事与我的工作有关。几年前，我被单位派去汕尾市陆河县南万镇罗庚坝村当扶贫干部。罗庚坝村是我去过的最遥远的村落，它置身在遥远的大山深处。那会儿还没有开通广州到汕尾的高铁，从广州坐大巴到陆河县城就需要四个小时。从陆河县城坐车进罗庚坝村，又需要四个小时。但这四个小时是我一点儿也不愿意回忆的恐怖四小时，车辆一直行驶在九曲十八弯的山路上，没有几个人可以坐到罗庚坝村而不晕车的。多少次，我捂着胸口，压制着作呕的冲动。后来，扶贫工作即将结束之际，全单位坐大巴前来参观，好几个人一下车就蹲在路边呕吐，头晕目眩已经是最轻微的症状了。
罗庚坝村为什么穷的原因，显然不用多说。国家这几年也确实下了大力气，这路虽然盘绕，但属于优质的柏油路。村里也盖起了三层楼的小学。但是，道路是双向的，道路可以让外边的人进来，也可以让里边的人出去。罗庚坝村里的常住人口最终只剩下了个位数，大部分的村民都在南万镇找到了居所，有些发展不错的，还在县城里买了房子，更好的，便去了广州和深圳。村里的小学人去楼空，只剩下一只大黄狗窝在门前，就连看门的老头都要吼几声才能找到。因此，我后来的扶贫工作倒是方便了，在县城住着便能完成绝大部分的联系工作。
文学如何书写乡土呢？我似乎一时没法做出理论性的概括，便说了一些个人对于乡村的经验、理解与观察。我也不免想到，我们当下对于乡土的书写是不够的，尤其是对于乡土的书写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忽视。毋庸置疑，“城市文学”是中国当下文学的主流，但是，“城市文学”不能仅仅限于城市的事情，更是应该以城市为方法，去完整思考當下的中国乃至世界。那么，如果我们书写一种真正的时代性的乡土文学，应该是既区别于传统的那种挽歌式的乡土文学，又能对目前这种狭窄的城市文学进行拓宽乃至重构。
英国诗人R.S.托马斯有首诗就叫《农村》，是这样结尾的：
那么停住吧，村子，因为围绕着你
慢慢转动着一整个世界，
辽阔而富于意义，不亚于伟大的
柏拉图孤寂心灵的任何构想。
我们得怀着这样的虔敬，去再次呈现出那个围绕着村子转动的一整个世界。
责任编辑 林东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