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博古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因飞机失事遇难，在21年的革命生涯中，有10年的时间是和周恩来共事。博古和周恩来的关系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周恩来是博古的领导。第二阶段，博古是周恩来的领导。第三阶段，周恩来与博古是并肩作战的战友。第四阶段，周恩来是博古的领导。
一
博古出生于1907年，周恩来出生于1898年，博古比周恩来小9岁。1921年，周恩来加入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旅欧支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此时博古14岁。1924年秋，当周恩来回到广东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领导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的工作，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博古只有17岁。受恽代英等人的影响，博古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进步组织“锡社”。由于受年龄的限制，博古资历要比周恩来浅得多。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很多国民党党部都是由共产党员建立的，或者是共产党员担任重要的职务。国民党是公开的，人数多；而共产党是秘密的，人数少。进步青年先加入国民党，表现不错，再加入共产党。博古也是如此，先加入国民党，在1925年10月五卅运动的高潮时，加入了共产党，时年18岁。
周恩来是大革命时期的领导人之一。开始，周恩来是广东、上海地区的领导人，1927年5月起是中共中央的领导人。而博古是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入党的新生力量，他从上海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任宣传干事一年，即被派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他离开中国到苏联学习时只有19岁。
博古出身于书香门第，生活工作在城市，虽也到过乡下，但是时间短，对农村情况和共产党历史了解比较少。他的革命经验以城市为主，斗争经验偏重宣传方面，擅长写文章。
博古天资聪慧，学习刻苦，英文好。他短短一两周就掌握了俄语，能直接阅读马列主义原著，能直接用俄语和老师交流。当时留学生中有不少工人，文化水平低、理解力差，学俄语困难，和老师、同学打交道有困难。老师都用俄文讲课，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学业，学校选拔俄文好的学生担任课堂翻译，博古就是翻译之一。当时担任翻译的人并不多。他是一名活跃分子，在众多的学生中脱颖而出，曾被调到南俄处理有关中国人的事务。
博古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的时间，现在没有相关记载或回忆。博古在1926年10月出国，在他出国之前，虽然9月和10月周恩来两次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但和博古见面的概率很小。他们两个人大约是在1928年中共六大后相识的。周恩来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中山大学派了一些学生到六大会场担任翻译、会议工作人员，博古因刚执行完任务从南俄回来没有参加。中共六大之后，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处理了中山大学的争论。依笔者对周恩来的研究，推测他应该见过博古，并找博古谈过话。因为他处理纷争的惯例就是找两派的人都谈，在充分调查以后，才作出判断。
1930年5月，博古回国后在上海全国总工会担任宣传干事。此时，周恩来已经去了苏联。当时苏联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大革命失败后，经过两年的努力，各地党组织迅速恢复、发展、壮大。但李立三过高地估计了革命力量，在6月11日起草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城市暴动，攻打大城市，后被称为“立三路线”。博古和一些回国的年轻人起来反对李立三。
博古他们反对李立三要从召开中共六大时讲起，当时党内争论两个理论问题：一是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二是目前革命形势是高潮还是低潮？因为争论不休，斯大林亲自接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给他们讲解，由王明翻译。斯大林讲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政治局有的人因文化水平低、理论水平差，听不懂，一直不停地问。王明马列主义的书念得好，对这些名词、理论倒背如流，很看不起他们。这个看法影响了留苏学生对中共中央的看法。他们回国后凭着年轻人的锐气向李立三提出意见。另外，共产国际远东局也不同意李立三的做法。因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由中山大学校长米夫担任，王明等回国后一直与共产国际保持着特殊的联系。
李立三不肯接受他们的意见，采取压制的方法，处分了他们：给予王明留党察看6个月，给予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党内严重警告，并将王稼祥、何子述调离上海。与此同时，还有一批老同志也反对中央过左的做法。这些人都是参加过五四运动，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的老党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其中，代表人物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他们被李立三定为犯了右倾错误。王稼祥、何子述还没有离开上海，情况就发生了变化。1930年8月底，瞿秋白、周恩来从苏联回到上海，在实际工作中结束了“立三路线”的做法，并于9月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错误，停止他的工作，但是并没有给提意见的人完全平反，也没有撤销对王明、博古等四人的处分。会后，他们将决议、决定上报共产国际。10月，共产国际对李立三作出严厉的批评。
米夫支持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如果中山大学的毕业生掌权，有利于提高米夫在共产国际的地位。10月，他派王盛荣回国，把共产国际关于批评李立三的决议先给王明这些人看。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这份文件应该先给中央看，然后才能给一般的党员看。但是，他先给自己所信任的人看。这样，这些同志比中央还要早知道共产国际的指示，于是11月给中央提意见，认为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批评不力，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这时，李立三已离开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批评矛头实际指向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周恩来。严格地讲，从这时起，周恩来与博古相识，并开始打交道。
本来留苏生要跟何孟雄这批老干部联合的。因为留苏生没有参加大革命，是基层的年轻党员，又刚从国外回来一两年，在党内影响小。特别是王明曾被捕过，一被捕马上把机关的地址交给巡捕房的看守，让看守给他送信。这个行为引起大家的不满。
但是，米夫到了上海，不让跟他们联合，甩开了这些老同志。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由米夫决定参加全会的名单。他甚至不让个别反对他们意见的中央委员参加，而让从苏联回来的十几个留学生参加。他还规定，15名列席人员与中央委员有同等权利，即有发言权、表决权。四中全会后，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还有几个留苏学生成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博古以团中央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但他并没有成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更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3月，团中央书记因贪污被撤职。4月，博古接替团中央书记一职。 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叛变。从此，周恩来白天不能外出活动。因为顾顺章完全掌握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规律，知道他们一般住在什么地方，外出活动走哪条街。国民党特务在街上等着，发现一个就跟踪。后来，特务改变了这种方法，而是发现一个机关，不抓，派人盯守，看有什么人到这儿来，再跟踪这些人，看他们到哪儿去。这样就连环发现了若干个机关，然后一起动手，一次破坏若干个机关。那时，形势严峻，斗争异常残酷。
6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叛变以后，周恩来晚上也不能出来活动了，只好隐藏起来，准备到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王明也要离开上海，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9月，当周恩来、王明和博古谈话，让博古主持中央工作时，博古很吃惊，认为这不符合组织手续。周恩来、王明解释说已和远东局谈好，电告共产国际批准即可。博古从此担任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此时，他只有24岁。
博古年轻，革命热情高，非常勇敢。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他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但他并没有向周恩来、王明提出要到苏联工作的请求。
从此，博古担任了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周恩来在博古的领导下工作。
二
从1931年9月到1935年2月博古主动交权，这几年博古是周恩来的领导。周恩来于1931年12月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苏区中央局领导全国苏区工作。因为敌人的封锁，各个苏区分散在全国偏远的农村、山区。苏区中央局首先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周恩来直接上前线指挥红一方面军作战。这时，中央苏区与中共中央建立了无线电联系，中央苏区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
1933年1月，博古和陈云一起离开上海，到达瑞金。3月成立了中共中央，博古仍然是第一把手。1933年秋，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了中央苏区，取得军事领导权。李德不满意周恩来、朱德的军事思想和指挥方式，将周、朱调回后方瑞金，由他直接指挥前线作战。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周恩来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博古负总责。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为准备长征，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博古、李德负责政治和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长征之初，红军接连突破三道封锁线，特别是强渡湘江的战斗损失惨重。红军从离开瑞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为三万人。李德一筹莫展，常常发脾气；博古见红军损失如此惨重，痛心疾首。对于如何走出困境，中央内部发生激烈的争论。按照李德的意见，红一方面军应按原计划到湘鄂西去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他一意孤行，固执己见。在通道会议上，博古支持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否决了李德的主张。黎平会议决定部队西行，向贵州进发。1935年1月，红军在遵义赢得十几天的休整时间，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些会议都是博古主持的。对会议的成功，特别是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博古的态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与博古坦诚交谈，博古主动交出了中共中央权力，由张闻天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在战争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领导层顺利地完成了交接，避免了一场危机，博古功不可没。
从此，博古与周恩来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
三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不到一万人，其中有不少是非战斗的机关干部，万里行军打仗，疲惫不堪；而红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刚刚打了胜仗，兵强马壮。张国焘提出中共中央犯了“政治错误”，要召开会议“清算”，要求在中央委员会中增加红四方面军的人数。博古和毛泽东、周恩来团结一致与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在这点上，中共中央的全体态度是一致的。当得知张国焘要分裂中央，博古和毛泽东、周恩来坚决率领部队北上，脱离危险。正因为博古有这样的表现，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开除”了博古的党籍。张国焘共“开除”了四个人的党籍，除博古外，还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同时，张国焘还“处分”了叶剑英、杨尚昆。
在长征路上，博古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随中央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从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出，博古一直参与领导，每次会议都有发言。
1935年10月到陕北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苏维埃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的工作。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任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毛泽东任中革军委主席，这与博古、周恩来的支持分不开。从此，毛泽东成为中共军事指挥的第一把手。而当时军事工作是全党的重心，这就为毛泽东后来成为中共中央主席奠定了基础。
1936年红军东征，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留守黄河以西。博古负责苏维埃工作，周恩来负责后方军事和中央组织局的工作。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博古、林伯渠等接待了中共党员张子华和牧师董健吾。张子华带来了谌小岑转达的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的口信，希望国共谈判共同抗日。曾养甫与陈立夫是同学，他是受陈立夫的委托，安排谌小岑寻找中国共产党。谌小岑于1936年1月3日到上海与张子华会面。董健吾带来了宋庆龄交毛泽东、周恩来的一封信。为了行动方便，宋还通过孔祥熙给了董一个财政部委员的名义，并资助了路费。这封信也转达了国民党想与共产党谈判之意。博古听了张、董的汇报后十分欣喜，马上电告正在前线指挥红军东征的毛泽东、彭德怀等人。
从此，博古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奔走。他与周恩来、叶剑英一起到西安处理西安事变，同周恩来、林伯渠等一起到庐山、南京会谈。抗战爆发后，博古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驻守南京，直接与国民政府打交道，同时接大批被关押的重要干部、党员出狱。经过审查后，或送延安，或马上分配工作。
1938年博古和周恩来一起在武汉工作，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博古兼任组织部长。长江局领导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省以及东南分局和新四军的党的工作。在红军长征后，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基本被破坏，只有零星的组织或党员活动。博古利用国共合作处于蜜月期的有利时机，恢复、发展了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同时，向延安输送了大批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 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中共在重庆成立了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博古为常委，仍然负责组织工作。此时，国民党开始执行“限共、溶共、反共”方针，工作环境异常危险。博古参与制定并积极贯彻执行隐蔽方针，为整顿、巩固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4月，博古与周恩来同为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1939年1月，中共在重庆创办了《新华日报》。博古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并撰写了大量文章。
1938年，苏联出版了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博古得到这本书后，很快译成中文，这本书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流传。书中的第三、四、五条，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全部、联共（布）党史结束语后被全部列入整风学习文件。
1940年11月博古回到延安，从此和周恩来在不同地方工作。博古回到延安后，1941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7月、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从而开始了延安整风。9月10日到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博古参加了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报告。博古积极投入到整风运动中，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编撰完成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这是一本按照专题编的马恩列斯语录。此书于1942年4月在延安由解放社出版。博古没有署自己的名字，而是用“本书编辑委员会”署名。这本书对普及马列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
周恩来于1943年7月回到延安。他和博古一起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检讨了十年内战期间的错误。当时，一些人批评博古等人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周恩来等人犯了经验主义错误，认为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实行妥协和支持”。在中共七大上，博古、周恩来因“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好”而当选为中央委员，周恩来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时，周恩来成为博古的领导。
四
1946年2月，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博古到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宪草审议小组工作。4月8日，因宪草审议小组有重大分歧，必须回延安汇报请示。博古等人在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飞机起飞后，一直没有消息，周恩来寝食不安。11日，噩耗传来，周恩来失声痛哭。12日，周恩来等联名发表中共代表团讣告，指出死难者“正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实现，不遗余力，竟以飞机遇险，一时俱丧，不仅是本党之重大损失，实亦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不幸”。周恩来为“四八”烈士题词：“黑茶山顶，延安河边，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18日，周恩来写道：“尤其近两月来，为保障人权，为保护政协五项决议，为坚持宪草修改原则，为反对破坏停战协定，若飞、博古两同志更站在斗争的前线，与一切破坏分子的反动阴谋作最坚强的搏斗。”“博古！你是为修改宪草而粉身碎骨的。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坚持完成一部民主宪法，建立民主中国而奋斗到底！”
19日上午9时，重庆各界在中华路青年馆举行万人追悼大会。在大会上，周恩来热泪盈眶，报告了遇难烈士的生平事迹。他惋惜博古英年好学，受了许多磨炼，正当有为的时候不幸去世。他说：“此次因宪草问题，回延安报告，竟以身殉。我们要填补这个空子，使一部民主宪法，不管什么样的破坏都要产生，中国三十五年没有一部民主宪法，我们要为民主宪法而奋斗。”
21日，中共代表团和中共四川省委在新华日报社所在地化龙桥举行追悼会，周恩来主祭。会场内，人们痛哭失声，悲愤不已。周恩来追述了死难诸同志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坚贞及其不朽的功绩。他指出应将悲痛化为力量，号召大家向死难诸同志学习。
周恩来不仅了解博古，也了解他的家人。当噩耗传来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建议，先告诉博古的夫人张越霞。他知道张越霞在死难者家属中是最坚强的。在延安的追悼大会上，张越霞代表家属发言。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关心着张越霞及其子女的生活，还安排他们住进新建成的政务院宿舍。
纵观博古的一生，他与周恩来的关系在党内是比较密切的。周恩来对博古的评价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公正的。
一
博古出生于1907年，周恩来出生于1898年，博古比周恩来小9岁。1921年，周恩来加入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旅欧支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此时博古14岁。1924年秋，当周恩来回到广东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领导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的工作，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博古只有17岁。受恽代英等人的影响，博古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进步组织“锡社”。由于受年龄的限制，博古资历要比周恩来浅得多。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很多国民党党部都是由共产党员建立的，或者是共产党员担任重要的职务。国民党是公开的，人数多；而共产党是秘密的，人数少。进步青年先加入国民党，表现不错，再加入共产党。博古也是如此，先加入国民党，在1925年10月五卅运动的高潮时，加入了共产党，时年18岁。
周恩来是大革命时期的领导人之一。开始，周恩来是广东、上海地区的领导人，1927年5月起是中共中央的领导人。而博古是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入党的新生力量，他从上海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任宣传干事一年，即被派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他离开中国到苏联学习时只有19岁。
博古出身于书香门第，生活工作在城市，虽也到过乡下，但是时间短，对农村情况和共产党历史了解比较少。他的革命经验以城市为主，斗争经验偏重宣传方面，擅长写文章。
博古天资聪慧，学习刻苦，英文好。他短短一两周就掌握了俄语，能直接阅读马列主义原著，能直接用俄语和老师交流。当时留学生中有不少工人，文化水平低、理解力差，学俄语困难，和老师、同学打交道有困难。老师都用俄文讲课，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学业，学校选拔俄文好的学生担任课堂翻译，博古就是翻译之一。当时担任翻译的人并不多。他是一名活跃分子，在众多的学生中脱颖而出，曾被调到南俄处理有关中国人的事务。
博古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的时间，现在没有相关记载或回忆。博古在1926年10月出国，在他出国之前，虽然9月和10月周恩来两次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但和博古见面的概率很小。他们两个人大约是在1928年中共六大后相识的。周恩来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中山大学派了一些学生到六大会场担任翻译、会议工作人员，博古因刚执行完任务从南俄回来没有参加。中共六大之后，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处理了中山大学的争论。依笔者对周恩来的研究，推测他应该见过博古，并找博古谈过话。因为他处理纷争的惯例就是找两派的人都谈，在充分调查以后，才作出判断。
1930年5月，博古回国后在上海全国总工会担任宣传干事。此时，周恩来已经去了苏联。当时苏联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大革命失败后，经过两年的努力，各地党组织迅速恢复、发展、壮大。但李立三过高地估计了革命力量，在6月11日起草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城市暴动，攻打大城市，后被称为“立三路线”。博古和一些回国的年轻人起来反对李立三。
博古他们反对李立三要从召开中共六大时讲起，当时党内争论两个理论问题：一是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二是目前革命形势是高潮还是低潮？因为争论不休，斯大林亲自接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给他们讲解，由王明翻译。斯大林讲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政治局有的人因文化水平低、理论水平差，听不懂，一直不停地问。王明马列主义的书念得好，对这些名词、理论倒背如流，很看不起他们。这个看法影响了留苏学生对中共中央的看法。他们回国后凭着年轻人的锐气向李立三提出意见。另外，共产国际远东局也不同意李立三的做法。因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由中山大学校长米夫担任，王明等回国后一直与共产国际保持着特殊的联系。
李立三不肯接受他们的意见，采取压制的方法，处分了他们：给予王明留党察看6个月，给予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党内严重警告，并将王稼祥、何子述调离上海。与此同时，还有一批老同志也反对中央过左的做法。这些人都是参加过五四运动，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的老党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其中，代表人物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他们被李立三定为犯了右倾错误。王稼祥、何子述还没有离开上海，情况就发生了变化。1930年8月底，瞿秋白、周恩来从苏联回到上海，在实际工作中结束了“立三路线”的做法，并于9月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错误，停止他的工作，但是并没有给提意见的人完全平反，也没有撤销对王明、博古等四人的处分。会后，他们将决议、决定上报共产国际。10月，共产国际对李立三作出严厉的批评。
米夫支持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如果中山大学的毕业生掌权，有利于提高米夫在共产国际的地位。10月，他派王盛荣回国，把共产国际关于批评李立三的决议先给王明这些人看。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这份文件应该先给中央看，然后才能给一般的党员看。但是，他先给自己所信任的人看。这样，这些同志比中央还要早知道共产国际的指示，于是11月给中央提意见，认为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批评不力，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这时，李立三已离开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批评矛头实际指向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周恩来。严格地讲，从这时起，周恩来与博古相识，并开始打交道。
本来留苏生要跟何孟雄这批老干部联合的。因为留苏生没有参加大革命，是基层的年轻党员，又刚从国外回来一两年，在党内影响小。特别是王明曾被捕过，一被捕马上把机关的地址交给巡捕房的看守，让看守给他送信。这个行为引起大家的不满。
但是，米夫到了上海，不让跟他们联合，甩开了这些老同志。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由米夫决定参加全会的名单。他甚至不让个别反对他们意见的中央委员参加，而让从苏联回来的十几个留学生参加。他还规定，15名列席人员与中央委员有同等权利，即有发言权、表决权。四中全会后，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还有几个留苏学生成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博古以团中央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但他并没有成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更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3月，团中央书记因贪污被撤职。4月，博古接替团中央书记一职。 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叛变。从此，周恩来白天不能外出活动。因为顾顺章完全掌握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规律，知道他们一般住在什么地方，外出活动走哪条街。国民党特务在街上等着，发现一个就跟踪。后来，特务改变了这种方法，而是发现一个机关，不抓，派人盯守，看有什么人到这儿来，再跟踪这些人，看他们到哪儿去。这样就连环发现了若干个机关，然后一起动手，一次破坏若干个机关。那时，形势严峻，斗争异常残酷。
6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叛变以后，周恩来晚上也不能出来活动了，只好隐藏起来，准备到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王明也要离开上海，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9月，当周恩来、王明和博古谈话，让博古主持中央工作时，博古很吃惊，认为这不符合组织手续。周恩来、王明解释说已和远东局谈好，电告共产国际批准即可。博古从此担任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此时，他只有24岁。
博古年轻，革命热情高，非常勇敢。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他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但他并没有向周恩来、王明提出要到苏联工作的请求。
从此，博古担任了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周恩来在博古的领导下工作。
二
从1931年9月到1935年2月博古主动交权，这几年博古是周恩来的领导。周恩来于1931年12月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苏区中央局领导全国苏区工作。因为敌人的封锁，各个苏区分散在全国偏远的农村、山区。苏区中央局首先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周恩来直接上前线指挥红一方面军作战。这时，中央苏区与中共中央建立了无线电联系，中央苏区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
1933年1月，博古和陈云一起离开上海，到达瑞金。3月成立了中共中央，博古仍然是第一把手。1933年秋，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了中央苏区，取得军事领导权。李德不满意周恩来、朱德的军事思想和指挥方式，将周、朱调回后方瑞金，由他直接指挥前线作战。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周恩来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博古负总责。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为准备长征，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博古、李德负责政治和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长征之初，红军接连突破三道封锁线，特别是强渡湘江的战斗损失惨重。红军从离开瑞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为三万人。李德一筹莫展，常常发脾气；博古见红军损失如此惨重，痛心疾首。对于如何走出困境，中央内部发生激烈的争论。按照李德的意见，红一方面军应按原计划到湘鄂西去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他一意孤行，固执己见。在通道会议上，博古支持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否决了李德的主张。黎平会议决定部队西行，向贵州进发。1935年1月，红军在遵义赢得十几天的休整时间，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些会议都是博古主持的。对会议的成功，特别是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博古的态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与博古坦诚交谈，博古主动交出了中共中央权力，由张闻天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在战争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领导层顺利地完成了交接，避免了一场危机，博古功不可没。
从此，博古与周恩来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
三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不到一万人，其中有不少是非战斗的机关干部，万里行军打仗，疲惫不堪；而红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刚刚打了胜仗，兵强马壮。张国焘提出中共中央犯了“政治错误”，要召开会议“清算”，要求在中央委员会中增加红四方面军的人数。博古和毛泽东、周恩来团结一致与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在这点上，中共中央的全体态度是一致的。当得知张国焘要分裂中央，博古和毛泽东、周恩来坚决率领部队北上，脱离危险。正因为博古有这样的表现，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开除”了博古的党籍。张国焘共“开除”了四个人的党籍，除博古外，还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同时，张国焘还“处分”了叶剑英、杨尚昆。
在长征路上，博古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随中央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从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出，博古一直参与领导，每次会议都有发言。
1935年10月到陕北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苏维埃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的工作。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任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毛泽东任中革军委主席，这与博古、周恩来的支持分不开。从此，毛泽东成为中共军事指挥的第一把手。而当时军事工作是全党的重心，这就为毛泽东后来成为中共中央主席奠定了基础。
1936年红军东征，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留守黄河以西。博古负责苏维埃工作，周恩来负责后方军事和中央组织局的工作。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博古、林伯渠等接待了中共党员张子华和牧师董健吾。张子华带来了谌小岑转达的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的口信，希望国共谈判共同抗日。曾养甫与陈立夫是同学，他是受陈立夫的委托，安排谌小岑寻找中国共产党。谌小岑于1936年1月3日到上海与张子华会面。董健吾带来了宋庆龄交毛泽东、周恩来的一封信。为了行动方便，宋还通过孔祥熙给了董一个财政部委员的名义，并资助了路费。这封信也转达了国民党想与共产党谈判之意。博古听了张、董的汇报后十分欣喜，马上电告正在前线指挥红军东征的毛泽东、彭德怀等人。
从此，博古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奔走。他与周恩来、叶剑英一起到西安处理西安事变，同周恩来、林伯渠等一起到庐山、南京会谈。抗战爆发后，博古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驻守南京，直接与国民政府打交道，同时接大批被关押的重要干部、党员出狱。经过审查后，或送延安，或马上分配工作。
1938年博古和周恩来一起在武汉工作，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博古兼任组织部长。长江局领导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省以及东南分局和新四军的党的工作。在红军长征后，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基本被破坏，只有零星的组织或党员活动。博古利用国共合作处于蜜月期的有利时机，恢复、发展了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同时，向延安输送了大批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 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中共在重庆成立了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博古为常委，仍然负责组织工作。此时，国民党开始执行“限共、溶共、反共”方针，工作环境异常危险。博古参与制定并积极贯彻执行隐蔽方针，为整顿、巩固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4月，博古与周恩来同为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1939年1月，中共在重庆创办了《新华日报》。博古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并撰写了大量文章。
1938年，苏联出版了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博古得到这本书后，很快译成中文，这本书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流传。书中的第三、四、五条，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全部、联共（布）党史结束语后被全部列入整风学习文件。
1940年11月博古回到延安，从此和周恩来在不同地方工作。博古回到延安后，1941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7月、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从而开始了延安整风。9月10日到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博古参加了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报告。博古积极投入到整风运动中，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编撰完成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这是一本按照专题编的马恩列斯语录。此书于1942年4月在延安由解放社出版。博古没有署自己的名字，而是用“本书编辑委员会”署名。这本书对普及马列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
周恩来于1943年7月回到延安。他和博古一起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检讨了十年内战期间的错误。当时，一些人批评博古等人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周恩来等人犯了经验主义错误，认为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实行妥协和支持”。在中共七大上，博古、周恩来因“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好”而当选为中央委员，周恩来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时，周恩来成为博古的领导。
四
1946年2月，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博古到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宪草审议小组工作。4月8日，因宪草审议小组有重大分歧，必须回延安汇报请示。博古等人在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飞机起飞后，一直没有消息，周恩来寝食不安。11日，噩耗传来，周恩来失声痛哭。12日，周恩来等联名发表中共代表团讣告，指出死难者“正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实现，不遗余力，竟以飞机遇险，一时俱丧，不仅是本党之重大损失，实亦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不幸”。周恩来为“四八”烈士题词：“黑茶山顶，延安河边，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18日，周恩来写道：“尤其近两月来，为保障人权，为保护政协五项决议，为坚持宪草修改原则，为反对破坏停战协定，若飞、博古两同志更站在斗争的前线，与一切破坏分子的反动阴谋作最坚强的搏斗。”“博古！你是为修改宪草而粉身碎骨的。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坚持完成一部民主宪法，建立民主中国而奋斗到底！”
19日上午9时，重庆各界在中华路青年馆举行万人追悼大会。在大会上，周恩来热泪盈眶，报告了遇难烈士的生平事迹。他惋惜博古英年好学，受了许多磨炼，正当有为的时候不幸去世。他说：“此次因宪草问题，回延安报告，竟以身殉。我们要填补这个空子，使一部民主宪法，不管什么样的破坏都要产生，中国三十五年没有一部民主宪法，我们要为民主宪法而奋斗。”
21日，中共代表团和中共四川省委在新华日报社所在地化龙桥举行追悼会，周恩来主祭。会场内，人们痛哭失声，悲愤不已。周恩来追述了死难诸同志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坚贞及其不朽的功绩。他指出应将悲痛化为力量，号召大家向死难诸同志学习。
周恩来不仅了解博古，也了解他的家人。当噩耗传来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建议，先告诉博古的夫人张越霞。他知道张越霞在死难者家属中是最坚强的。在延安的追悼大会上，张越霞代表家属发言。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关心着张越霞及其子女的生活，还安排他们住进新建成的政务院宿舍。
纵观博古的一生，他与周恩来的关系在党内是比较密切的。周恩来对博古的评价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