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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说他来日正长
1925年的夏天，上海报纸上登载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招生消息，吸引了20岁的蔡尚思的注意。那时候，他还是福建德化县的一个农家小伙子，因为父亲曾是私塾老师，从7岁起便开始读五经，母亲则教导他要“为老百姓而读书”。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韩愈的这句诗，常被蔡尚思挂在嘴边。看到那条招生消息后，他的心活动了起来。
虽然父亲逼婚，家里一贫如洗，乡亲们百般劝说，蔡尚思却认定：“我宁愿到北京饿死，也不愿留在家乡平安地过一生。”就这样，他负笈北上了。
然而事与愿违，因为闽南发生战事，蔡尚思耽误了考试的时间。怎么办？在老家时，蔡尚思便听说梁启超的大名，于是想拜梁启超为师。
这年秋天，他来到了清华园。
有人教蔡尚思先去找时任国学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吴宓。当时梁启超还没有到清华园，吴宓告诉蔡尚思，王国维也是大学问家，可以先拜他为师。
见初出茅庐的蔡尚思有点腼腆，吴宓便提议带他去找王国维。在吴宓的引见下，蔡尚思见到了王国维。时隔60年后，蔡尚思在《王国维的学问、思想及死因》一文中，回顾了当时的情况：“有两种心情，一是惊骇他仍留着辫子；二是喜欢他的和气和虚心，一点也没有架子。”
“考期已过，可惜了！”王国维操着浙江口音说。
蔡尚思听了他的话，又看他这样亲切，终于壮起胆说道：“不能在学校里上王先生的课，我很遗憾。但我想学一点东西，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我还是要拜您做老师。”
王国维谦虚了一番，随后表示，只要蔡尚思想要问什么，他一定会尽力解惑。蔡尚思一听，高兴地给王国维鞠了三个躬，回去后，忙给他寄去了一篇文稿。
“却不料，他的文笔之优秀，居然连‘国学大师’的王国维都刮目相看呢。”蔡尚思的儿子蔡法在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
当时王国维给蔡尚思回信道：“前日枉顾，便知足下志趣不凡。昨日接手书，并读文稿，如《陈玄传》等，俱有思致笔力，亦能达其所言，甚为欣喜！年少力富，来日正长，固不可自馁，亦不可以自限。”
就这样，在王国维的指引下，蔡尚思开始了他的国学研究生涯。“我向他请教有关经学文学问题，他总是很虚心和气而多鼓励我。”蔡尚思说。
虽然是师生关系，蔡尚思却认为王国维因为尊孔，只能算是“大学问家而谈不上大思想家”，“即使是思想家，也是受西方落后、反动思想的影响，而不在‘向西方求真理’者之列”。他直言不讳，“我的老师和一部分友好，多多少少都是尊孔的……我跟他们学习的只是学问而不是思想。”
梁启超说他可成一家之言
那时候，蔡尚思靠借贷度日，经常吃素菜、小米粥，有时甚至只吃一个小馒头，多喝几碗冷水度过一天。他自嘲说：“几乎等于一个叫花子。”
即便如此，他求学的志向毫不动摇。虽然拜见了王国维这位大师，不过学无止境，对蔡尚思来说，没有见到最早想见的梁启超，还是颇为遗憾。
1925年11月，梁启超已经回到清华园，到处演讲，忙得不可开交。蔡尚思思前想后，犹豫得不行。见，还是不见？
终于，好学的心让他又一次鼓起了勇气。不过这回他没有直接找上门去，而是在北京永春会馆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另外附上了自己写的第一部关于先秦诸子的《百家思想》。
信寄出去后，蔡尚思心里反而打起鼓来。他想，梁启超的名气比一直“坐冷板凳”的王国维大，做得了王国维的学生，却未必做得了梁启超的学生，要是这事被梁启超当做笑话来讲，那可就糟糕了。只是覆水难收，一切也只能顺其自然了。
想不到，两天后，梁启超竟然给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回信了。他写道：“大稿留读，具见真思，更加覃究，当可成一家之言。”就是这封信，让蔡尚思自此下定决心，“开始专治思想史、史学史、学术史、文化史了”。
比起王国维来，蔡尚思对梁启超的思想更为认同。他曾经问梁启超：“您在清末，曾论孔学的变方面，是否还有不变的一方面？”
梁启超回答：“两千多年来，孔学也有基本不变的一个方面。”
对此，蔡尚思表示：“我非常满意，觉得梁启超对这一点，是比较近今的许多学者能够全面看问题。”
自从拜了王国维、梁启超二人为师后，蔡尚思便开始到处拜起师来，其中包括北师大的知名学者陈垣，还有梅光羲、蔡元培、柳诒徵等。他在1993年出版的《蔡尚思自传》中写道：“王国维教我治经学与勉励我不自馁、自限；梁启超鼓励我成一家之言研究思想史，陈垣教我言必有据，戒用浮词；梅光羲最鼓励我治佛学；蔡元培在教育行政上做出最好榜样与常介绍我教大学；柳诒徵给我多读书多搜集资料的机会与经常为我讲近代掌故，这个长辈给我的教益，超过了我的所有老师，是我学术上的最大恩人。”
蔡元培推荐他当复旦教授
“有人误认为我是蔡元培先生的儿子或侄子，但我自豪地对他们说，我是他的学生。”蔡尚思说。
蔡尚思上北京报考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却耽误了考期。当时蔡元培在北大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尚思得以到北大旁听。后来他考入孔教大学研究科，却放弃就读，又考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哲学组。
蔡元培很看好蔡尚思。1929年9月，他介绍才24岁的蔡尚思到上海大夏大学国学系担任讲师。同年12月，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蔡尚思，旧在北大国学研究所用功，草有《孔子人生观的哲学》等，欲就正于先生，敬为介绍，务请进而教之。”
第二年9月，蔡元培又写信给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蔡君尚思精研国学，所著《中国学术大纲》一编，内容丰富，且多新见解，堪任教授。”正是蔡元培的扶掖，才让蔡尚思这个年仅25岁的年轻人，得以进入复旦大学担任教授。难怪旁人会怀疑他俩是亲戚了！
1939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尚思的《中国思想研究法》，蔡元培作序：“吾尤感蔡君不吝以实地试验之研究法，详悉叙述，使读者各能利用其所言方法而自行研究，以冀于中国思想历史上有所贡献，其公诚之态度，为可钦也。”
而蔡尚思对蔡元培，亦心怀感恩。改革开放后，国内每每举办纪念蔡元培的活动，蔡尚思年事已高，依然坚持出席。1998年纪念蔡元培诞辰130周年时，93岁的他著文道：“从1917年到1928年，北京大学所有大学生、研究生都是蔡元培的学生，可以说他的学生是最多的。但到了今天，可能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是我在老师中最钦佩的一个。”
1925年的夏天，上海报纸上登载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招生消息，吸引了20岁的蔡尚思的注意。那时候，他还是福建德化县的一个农家小伙子，因为父亲曾是私塾老师，从7岁起便开始读五经，母亲则教导他要“为老百姓而读书”。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韩愈的这句诗，常被蔡尚思挂在嘴边。看到那条招生消息后，他的心活动了起来。
虽然父亲逼婚，家里一贫如洗，乡亲们百般劝说，蔡尚思却认定：“我宁愿到北京饿死，也不愿留在家乡平安地过一生。”就这样，他负笈北上了。
然而事与愿违，因为闽南发生战事，蔡尚思耽误了考试的时间。怎么办？在老家时，蔡尚思便听说梁启超的大名，于是想拜梁启超为师。
这年秋天，他来到了清华园。
有人教蔡尚思先去找时任国学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吴宓。当时梁启超还没有到清华园，吴宓告诉蔡尚思，王国维也是大学问家，可以先拜他为师。
见初出茅庐的蔡尚思有点腼腆，吴宓便提议带他去找王国维。在吴宓的引见下，蔡尚思见到了王国维。时隔60年后，蔡尚思在《王国维的学问、思想及死因》一文中，回顾了当时的情况：“有两种心情，一是惊骇他仍留着辫子；二是喜欢他的和气和虚心，一点也没有架子。”
“考期已过，可惜了！”王国维操着浙江口音说。
蔡尚思听了他的话，又看他这样亲切，终于壮起胆说道：“不能在学校里上王先生的课，我很遗憾。但我想学一点东西，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我还是要拜您做老师。”
王国维谦虚了一番，随后表示，只要蔡尚思想要问什么，他一定会尽力解惑。蔡尚思一听，高兴地给王国维鞠了三个躬，回去后，忙给他寄去了一篇文稿。
“却不料，他的文笔之优秀，居然连‘国学大师’的王国维都刮目相看呢。”蔡尚思的儿子蔡法在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
当时王国维给蔡尚思回信道：“前日枉顾，便知足下志趣不凡。昨日接手书，并读文稿，如《陈玄传》等，俱有思致笔力，亦能达其所言，甚为欣喜！年少力富，来日正长，固不可自馁，亦不可以自限。”
就这样，在王国维的指引下，蔡尚思开始了他的国学研究生涯。“我向他请教有关经学文学问题，他总是很虚心和气而多鼓励我。”蔡尚思说。
虽然是师生关系，蔡尚思却认为王国维因为尊孔，只能算是“大学问家而谈不上大思想家”，“即使是思想家，也是受西方落后、反动思想的影响，而不在‘向西方求真理’者之列”。他直言不讳，“我的老师和一部分友好，多多少少都是尊孔的……我跟他们学习的只是学问而不是思想。”
梁启超说他可成一家之言
那时候，蔡尚思靠借贷度日，经常吃素菜、小米粥，有时甚至只吃一个小馒头，多喝几碗冷水度过一天。他自嘲说：“几乎等于一个叫花子。”
即便如此，他求学的志向毫不动摇。虽然拜见了王国维这位大师，不过学无止境，对蔡尚思来说，没有见到最早想见的梁启超，还是颇为遗憾。
1925年11月，梁启超已经回到清华园，到处演讲，忙得不可开交。蔡尚思思前想后，犹豫得不行。见，还是不见？
终于，好学的心让他又一次鼓起了勇气。不过这回他没有直接找上门去，而是在北京永春会馆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另外附上了自己写的第一部关于先秦诸子的《百家思想》。
信寄出去后，蔡尚思心里反而打起鼓来。他想，梁启超的名气比一直“坐冷板凳”的王国维大，做得了王国维的学生，却未必做得了梁启超的学生，要是这事被梁启超当做笑话来讲，那可就糟糕了。只是覆水难收，一切也只能顺其自然了。
想不到，两天后，梁启超竟然给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回信了。他写道：“大稿留读，具见真思，更加覃究，当可成一家之言。”就是这封信，让蔡尚思自此下定决心，“开始专治思想史、史学史、学术史、文化史了”。
比起王国维来，蔡尚思对梁启超的思想更为认同。他曾经问梁启超：“您在清末，曾论孔学的变方面，是否还有不变的一方面？”
梁启超回答：“两千多年来，孔学也有基本不变的一个方面。”
对此，蔡尚思表示：“我非常满意，觉得梁启超对这一点，是比较近今的许多学者能够全面看问题。”
自从拜了王国维、梁启超二人为师后，蔡尚思便开始到处拜起师来，其中包括北师大的知名学者陈垣，还有梅光羲、蔡元培、柳诒徵等。他在1993年出版的《蔡尚思自传》中写道：“王国维教我治经学与勉励我不自馁、自限；梁启超鼓励我成一家之言研究思想史，陈垣教我言必有据，戒用浮词；梅光羲最鼓励我治佛学；蔡元培在教育行政上做出最好榜样与常介绍我教大学；柳诒徵给我多读书多搜集资料的机会与经常为我讲近代掌故，这个长辈给我的教益，超过了我的所有老师，是我学术上的最大恩人。”
蔡元培推荐他当复旦教授
“有人误认为我是蔡元培先生的儿子或侄子，但我自豪地对他们说，我是他的学生。”蔡尚思说。
蔡尚思上北京报考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却耽误了考期。当时蔡元培在北大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尚思得以到北大旁听。后来他考入孔教大学研究科，却放弃就读，又考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哲学组。
蔡元培很看好蔡尚思。1929年9月，他介绍才24岁的蔡尚思到上海大夏大学国学系担任讲师。同年12月，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蔡尚思，旧在北大国学研究所用功，草有《孔子人生观的哲学》等，欲就正于先生，敬为介绍，务请进而教之。”
第二年9月，蔡元培又写信给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蔡君尚思精研国学，所著《中国学术大纲》一编，内容丰富，且多新见解，堪任教授。”正是蔡元培的扶掖，才让蔡尚思这个年仅25岁的年轻人，得以进入复旦大学担任教授。难怪旁人会怀疑他俩是亲戚了！
1939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尚思的《中国思想研究法》，蔡元培作序：“吾尤感蔡君不吝以实地试验之研究法，详悉叙述，使读者各能利用其所言方法而自行研究，以冀于中国思想历史上有所贡献，其公诚之态度，为可钦也。”
而蔡尚思对蔡元培，亦心怀感恩。改革开放后，国内每每举办纪念蔡元培的活动，蔡尚思年事已高，依然坚持出席。1998年纪念蔡元培诞辰130周年时，93岁的他著文道：“从1917年到1928年，北京大学所有大学生、研究生都是蔡元培的学生，可以说他的学生是最多的。但到了今天，可能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是我在老师中最钦佩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