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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贵阳西部有个地名叫太慈桥，也叫太子桥，缘于一座长近8米宽约4米的单孔大石桥。1993年夏天，我经过它时停下打量了一阵，由于本能的好奇。那时没手机，也就没立此存照。
此桥据说最初系过路僧人出资助修，竣工之日僧人消失，原来此僧乃明初靖难之役逃来黔地的建文帝，为纪念其功德遂以“太子”为桥名，又为掩蔽其踪，故意讹称为“太慈桥”沿袭至今。类似传说黔地不少。初时我也信。后来想想多简单的非逻辑啊，其时即便真有落难之帝入黔，逃亡隱迹都来不及，还敢如此张扬？又有谁真见过真碰巧记下了呢？这类民间托望及传说多与明清时的江南移民入黔有关，从口头到谱牍到入方志，几成信史。
其实它是1505年由太监杨贤所建。桥成几年后，王阳明到贵阳讲学兼游玩，写下《太子桥》一诗，其中有句：“欲把桥名寻野老，凄凉空说建文年。”说明这传说当时在贵阳已有群众基础。之后约一个世纪后的某个夏天，又一位江南人徐霞客来了，地理学家就不信了，“有溪自西谷来，东注入南大溪;有石梁跨其上，曰太子桥”，“桥下水涌流两崖石间，冲突甚急”，“此桥谓因建文帝得名，然何以‘太子’云也？”
我觉得太子桥下的流水更像渠。徐霞客称它为溪，大约它现在的名字小车河是后起的。此前的几年我在郊区上学，太子桥是入城的关口，但当时只是因反复经过而知晓这个地名，并未想到此地是余生的一种始发站点。
桥的一边，是一条市井气息热闹浓厚的窄小长街，出街，斜道上去，顺山铺开，是几个中小型工厂的集中区域，一片存在着高温、粉尘、有毒气体之类的特殊组合。这似乎有点像我当时的诗歌尝试，热烈，偏激，芜杂。因为工厂的缘故，印象中太子桥下的流水总是乌黑有味的。那时一页分行草稿早上放在桌上，晚上看已蒙上一层灰，这让人不由不信，诗的根本，在于尘世。
从太子桥往返经过数年。有时是夜班寻食，穿着“劳动布”工作服;有时酒足饭饱，坐在街边摊前抽烟，看长途货车三更时分到来：这里是重庆与云南间的交通要道。司机们吃喝，又扬长而去，然后我回厂，等天亮，等另一波工作服来接班。其实这时严格意义上说我只是偶尔写诗，它是自发也是偶发的，与“青春”必然的多思与寂寥有关。
只有一个孔的太子桥如果像骑着小溪的袖珍小弟，桥的另一头，隔道相望的，则是膀大腰圆坐拥大水的老哥了，这座桥有五个孔所以叫五眼桥，两桥之间，是黔省第一监狱，从高墙下经过时，我都会自然地仰望一下，外面看它是一团和气与安静，但无法想象内部。无法想象的事物其实太多了。从太子桥到五眼桥，就进入一条黑黝黝的老路，名叫玉厂路，路不长，尽头地名叫煤粑场。煤粑就是将碎煤粒、水和黏性土揉拌而成的东西，是市民生活必需品。当然，这是从前的情况了。现在，全城生火取暖已然电气领衔。
后来我的不少诗文就在这个地方写出。从太子桥的单位到煤粑场的单位，用时约十年，此后不断成为我写作地标的这个名称，持续也约十年。诗文末尾这么标注，不是自恋而是一种自嘲，我不算有大用的煤炭，也算是煤渣煤屑吧，多少还能发点热。
现在看，若以煤粑场为圆点，太子桥在另一头仍依稀可见，我几十年人生与写作原来也就没有超过“半小时生活圈”。如果是道路畅通的夜晚也就十分钟车程。这个片区后来改造了，工厂搬迁，桥梁美颜，道路拓宽，一个个小区的名字，就像原来地名的子孙。时间的意义其实就是变化。有时想起太子桥，画面总是雾雨绵绵的小长街，朴素的行人和根根指向夜空的烟囱，它们是我写作的背景，时常也会浓缩为一句一词，它们略等于一段懵懂与偏执、自然与真实的时光。
二
贵阳不是一个诗意的城市，也谈不上“传统”。而自然地理原因使它近千年来在崇山峻岭中艰难拓展，拥挤，逼仄，嘈杂，同时又显出偏安一方的自在和懒散。只有深夜才是安静的。同时这里的生活又是世俗性或市民性明显的。而我更像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后来我发现诸多贵阳诗人作品都潜在地对贵阳这种复杂古怪环境有所呈现，或受其或多或少的影响。
换言之，在贵阳写诗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以前我总是这样认为，但是必须面对。如此，1995年左右我写了一堆以各个地名为主题和标题的关于贵阳的诗作，“太子桥”也赫然在列，我给它们总冠名为“贵阳词典”，其时感觉颇为自得，遗憾的是，也必须面对“哈扎尔辞典”“马桥词典”之类，只能悻悻将此标题取消。这表明我的阅读课实在欠缺。但贵阳环境仍是不容绕过的，1999年12月，名为《断章·九十年代》的长诗发在《山花》杂志，是一种关于贵阳现时的适度虚拟。现在看它是粗砺的口语“拙作”，不过是它是真情与激情的。
真情与激情常与年龄有关，也是诗意之翅。那些年，有些信件和诗稿从城西太子桥边的化工厂邮寄到城南山下的钢铁厂。这种现在看来相对落后的通讯方式，可以让交往安详于另一层面，充实着年轻、敏感而脆弱的我。后来这种充实过程又出现了另一位诗友，那时我们随意晚餐罢，就在街巷边瞎转悠，边聊文学。有时也睡一张床上继续侃。我们卧谈之地当时也隶属于太子桥，现在，它据说成了国内甚至亚洲有范本意味的城市综合体。这是一位对我支持甚大几乎可以说改变了我简单人生的良友。诗友们后来成了领导，只能称为前诗人了，但我觉得他们骨子里的诗人成分是长驻的。我觉得我骨子里也是。当然，我更像莫言那个书名“晚熟的人”。
何锐老师也是一个“晚熟”甚至“不成熟”的人。他也算是移民，1994年他主持《山花》杂志后让它成了至今昂扬的文学品牌。不让刊物成为本省写作的自留地，这招至今让《山花》在省内多少有些含冤。1996年，在太子桥后山与电视台朋友闲聊，知道我业余也习诗，遂热情说他认识编辑，不如给他们看看。记得何老师看稿时，两指搓动，把我的一叠手写稿按一秒几页的速度刷刷地翻，中途俯身，扶着眼镜，眯缝着眼看了几眼，然后折起了三页，就是拟发三首;然后问我年龄，觉得我年龄有些大了。他后来说写诗最好18岁左右开始。此后，连续十余年我的诗作都出现于《山花》，这情况在省内可能独一无二。现在说起却有种愧疚与不适感。《山花》助我在诗路前行，但我终究不成器。贵阳有《山花》，确是幸事，让人觉得这座很有生活气息的城市至少还生长着诗意。 诗意来自日常的分泌，后来我越发相信这个体会。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这类俗语作为贵州及贵阳的自然状貌写照并不夸张，还有种说法是，四川雨，云南风，贵州风雨便成冬，这可能是贵州人性格不那么好或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气候之恶劣多变，太影响日常生活的内在秩序了。记得在《山花》上发过题为《晚餐中的贵阳》《晚餐后的贵阳》以及《昨日贵阳》之类的诗作，它们的触发点便是一下起来就不歇气的阴雨，以及火锅，以及证明一个青年在成长中的寂寞与慵懒的公园。那些年我可以在公园独坐，它总体气息是那么静寂，适于想象与回忆，适于考虑时间。
和煤粑场毗连的重要“单位”之一是火车站。多年来我远行不多，但和这原地不动的老家伙也常有交集。某个寒假之夜一位高校80后诗人从北京回黔，电话费都吃紧了，我赶去给他送上回家的小路费;某个午后一位素未谋面的广州诗人突然来到办公室，原来他出站后看地图，原来我所在这么近，于是按图索人，坐聊几十分钟然后走人;还有一次，成都诗人来贵阳游玩，临别时我疾走十多分钟去送别，临时购个水果吧太俗气了，不如送条贵烟让俗气更纯粹些。水果也送过，有年夏天晚间，黔西北文友因为爱情要转火车去黔东，我确实是高捧着一个小西瓜穿过人群递给他。对了，当然，接送得最多的，是你。你是谁呢？
后来，高铁站、更新的汽车站、机场，让老火车站多少显得落寞、破旧了，像个不再随时发气冒火的老人。这让我想到父亲，这位对少年的我从不手软的曾经的“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后来患上脑梗，在太子桥后面那个容纳50万人的新区安静地躺着，直到眼睛不再睁开。
把火车站放置在城中，似乎是中国城市共有现象。好多年，火车的凭空高叫与站上的报时之声此伏彼起，半夜里尤其惊心。后来我写过《火车站》《如不在路上》《如不是在路上火车又怎能叫做火车》《在路上，行者本身就似包袱》 《一月的中间·铁轨》等诗。有时想想，对一个地方的凝望，往往是事后记忆，往往离不开“人”，人事又都归于特定地段或时段，如此，公园与火车站和太子桥与煤粑场同理。
三
有点意思的是，贵阳官方新闻及天气预报通常会有这样的命名：两城区，三郊区，三县一市，有些年曾增加到五郊区;这种人为区分该或不该姑且不论，事实却是形象的，各区县市本来是一家，而无论在地图上还是在实际上都很有距离感。山水团结联系着贵阳，又毫不留情地割裂扯散着它。这让贵阳城区其实欠缺完整性。有时我以为如果俯瞰，贵阳更像一张戏曲面具，常被官方称为主城区的两个中心城区是眼，其他分散的区则是口耳。彼此色泽不一，譬如清镇市又称湖城，蓝色的，乌当区农业为主，黄绿相间的，有的区森林覆盖面大，青绿色，诸如此类，正所谓文旅宣传常用主题语“多彩的贵阳”。
我就定居在其中一只眼珠里，从太子桥到煤粑场的路线，也就是其中的毛细血管。这条路连同相连的背街巷道，给我的印象一直是车轮滚滚，喧嚣躁动。路上常见弯腰劳作或认真巡视路面的清洁工。她们，和路灯一样，和标语一样，是每条路上最平常的物象。最常见的，其实也是最诗意的但又是很难入诗的。这多少有点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之意。但我常想，熟悉等于了解和理解吗？
曾与友人聊过“乡”这种话题。中国的籍贯定义，是指祖父居住地。这种定义似乎合理但也不尽然。虽然理解中国文人慎终追远的根源意识，但我还是以为，人在哪儿，哪儿就是乡;故乡感的有无，常在于亲人的有无;对于诗人，他本身就是“乡”，或者说，其乡，在于诗。而诗，是语言，更是各种语言的汇集、过滤与挑选。
诗歌写作不一定非得表现“地方”，但一方山水肯定是不可替代的背景。现在回看几个诗集名，似乎暗合了对“环境”的着意：《过程看见》《蓦然回首》《本地之旅》《内地之札》，以及即将成集的《原地之诗》。近年来，我开始在意本地的变化，包括历史的，文学的，民族文化的。贵阳少有全国性的作家与诗人，但有成绩的也不少，认真关注他们的写作，其实也是关注一个城市的灵性部分。重要的是，对一个为自己提供了生存、生活的环境，忽视是不道德的。对于贵州和贵阳，生于此处与终于此处，是偶然，更是不可更改的缘分。麻雀再怎么高飞也要回落枝头，灰尘再怎么自由飞扬，终也要落回大地。
其实，不管在贵阳写诗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对于它我从未忽视过，虽然它不是诗的方向与目的地，却如必经的路桥与驿站。于此，我多年的诗歌写作也一直在经验、记忆与情感的基座上努力于语言与现时的连接，用心于展现区域时空中个体精神的演进和某种存在状况，正如一些诗作的标题：“夜市”“楼顶”“社区”“末班车”。
“我们的身体就这样交给城市了”，这是我一首诗的标题。某个夏天，一位来贵阳的外省作家打趣说，准备把休假的身体交给“爽爽的贵阳”了。这话恰如其分，“纬度、高度、温度、湿度、浓度、风度”，天然天成，让贵阳享有“中国避暑之都”的美誉，有一年，恰好也是文人的這个城市的领导，写了一首名“爽爽的贵阳”的歌，多年来，这句话在城中昼夜周游的数万出租车上随时呈现，已然得到公认。我也认。从而立到不惑到天命，终于坦然且明白，诗让我们认识。与一个地方朝夕相处，融为一体，这也是命中注定。
“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曼德尔施塔姆《列宁格勒》），这种离而复返的心情何其深刻。想起一次下飞机，重返青山环立的城市，仰望机场上大大的“贵阳”，月光如旧迎接我，那时真是非常感慨，原来，我与一个地方的关系是如此亲密且不可分割！
贵阳西部有个地名叫太慈桥，也叫太子桥，缘于一座长近8米宽约4米的单孔大石桥。1993年夏天，我经过它时停下打量了一阵，由于本能的好奇。那时没手机，也就没立此存照。
此桥据说最初系过路僧人出资助修，竣工之日僧人消失，原来此僧乃明初靖难之役逃来黔地的建文帝，为纪念其功德遂以“太子”为桥名，又为掩蔽其踪，故意讹称为“太慈桥”沿袭至今。类似传说黔地不少。初时我也信。后来想想多简单的非逻辑啊，其时即便真有落难之帝入黔，逃亡隱迹都来不及，还敢如此张扬？又有谁真见过真碰巧记下了呢？这类民间托望及传说多与明清时的江南移民入黔有关，从口头到谱牍到入方志，几成信史。
其实它是1505年由太监杨贤所建。桥成几年后，王阳明到贵阳讲学兼游玩，写下《太子桥》一诗，其中有句：“欲把桥名寻野老，凄凉空说建文年。”说明这传说当时在贵阳已有群众基础。之后约一个世纪后的某个夏天，又一位江南人徐霞客来了，地理学家就不信了，“有溪自西谷来，东注入南大溪;有石梁跨其上，曰太子桥”，“桥下水涌流两崖石间，冲突甚急”，“此桥谓因建文帝得名，然何以‘太子’云也？”
我觉得太子桥下的流水更像渠。徐霞客称它为溪，大约它现在的名字小车河是后起的。此前的几年我在郊区上学，太子桥是入城的关口，但当时只是因反复经过而知晓这个地名，并未想到此地是余生的一种始发站点。
桥的一边，是一条市井气息热闹浓厚的窄小长街，出街，斜道上去，顺山铺开，是几个中小型工厂的集中区域，一片存在着高温、粉尘、有毒气体之类的特殊组合。这似乎有点像我当时的诗歌尝试，热烈，偏激，芜杂。因为工厂的缘故，印象中太子桥下的流水总是乌黑有味的。那时一页分行草稿早上放在桌上，晚上看已蒙上一层灰，这让人不由不信，诗的根本，在于尘世。
从太子桥往返经过数年。有时是夜班寻食，穿着“劳动布”工作服;有时酒足饭饱，坐在街边摊前抽烟，看长途货车三更时分到来：这里是重庆与云南间的交通要道。司机们吃喝，又扬长而去，然后我回厂，等天亮，等另一波工作服来接班。其实这时严格意义上说我只是偶尔写诗，它是自发也是偶发的，与“青春”必然的多思与寂寥有关。
只有一个孔的太子桥如果像骑着小溪的袖珍小弟，桥的另一头，隔道相望的，则是膀大腰圆坐拥大水的老哥了，这座桥有五个孔所以叫五眼桥，两桥之间，是黔省第一监狱，从高墙下经过时，我都会自然地仰望一下，外面看它是一团和气与安静，但无法想象内部。无法想象的事物其实太多了。从太子桥到五眼桥，就进入一条黑黝黝的老路，名叫玉厂路，路不长，尽头地名叫煤粑场。煤粑就是将碎煤粒、水和黏性土揉拌而成的东西，是市民生活必需品。当然，这是从前的情况了。现在，全城生火取暖已然电气领衔。
后来我的不少诗文就在这个地方写出。从太子桥的单位到煤粑场的单位，用时约十年，此后不断成为我写作地标的这个名称，持续也约十年。诗文末尾这么标注，不是自恋而是一种自嘲，我不算有大用的煤炭，也算是煤渣煤屑吧，多少还能发点热。
现在看，若以煤粑场为圆点，太子桥在另一头仍依稀可见，我几十年人生与写作原来也就没有超过“半小时生活圈”。如果是道路畅通的夜晚也就十分钟车程。这个片区后来改造了，工厂搬迁，桥梁美颜，道路拓宽，一个个小区的名字，就像原来地名的子孙。时间的意义其实就是变化。有时想起太子桥，画面总是雾雨绵绵的小长街，朴素的行人和根根指向夜空的烟囱，它们是我写作的背景，时常也会浓缩为一句一词，它们略等于一段懵懂与偏执、自然与真实的时光。
二
贵阳不是一个诗意的城市，也谈不上“传统”。而自然地理原因使它近千年来在崇山峻岭中艰难拓展，拥挤，逼仄，嘈杂，同时又显出偏安一方的自在和懒散。只有深夜才是安静的。同时这里的生活又是世俗性或市民性明显的。而我更像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后来我发现诸多贵阳诗人作品都潜在地对贵阳这种复杂古怪环境有所呈现，或受其或多或少的影响。
换言之，在贵阳写诗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以前我总是这样认为，但是必须面对。如此，1995年左右我写了一堆以各个地名为主题和标题的关于贵阳的诗作，“太子桥”也赫然在列，我给它们总冠名为“贵阳词典”，其时感觉颇为自得，遗憾的是，也必须面对“哈扎尔辞典”“马桥词典”之类，只能悻悻将此标题取消。这表明我的阅读课实在欠缺。但贵阳环境仍是不容绕过的，1999年12月，名为《断章·九十年代》的长诗发在《山花》杂志，是一种关于贵阳现时的适度虚拟。现在看它是粗砺的口语“拙作”，不过是它是真情与激情的。
真情与激情常与年龄有关，也是诗意之翅。那些年，有些信件和诗稿从城西太子桥边的化工厂邮寄到城南山下的钢铁厂。这种现在看来相对落后的通讯方式，可以让交往安详于另一层面，充实着年轻、敏感而脆弱的我。后来这种充实过程又出现了另一位诗友，那时我们随意晚餐罢，就在街巷边瞎转悠，边聊文学。有时也睡一张床上继续侃。我们卧谈之地当时也隶属于太子桥，现在，它据说成了国内甚至亚洲有范本意味的城市综合体。这是一位对我支持甚大几乎可以说改变了我简单人生的良友。诗友们后来成了领导，只能称为前诗人了，但我觉得他们骨子里的诗人成分是长驻的。我觉得我骨子里也是。当然，我更像莫言那个书名“晚熟的人”。
何锐老师也是一个“晚熟”甚至“不成熟”的人。他也算是移民，1994年他主持《山花》杂志后让它成了至今昂扬的文学品牌。不让刊物成为本省写作的自留地，这招至今让《山花》在省内多少有些含冤。1996年，在太子桥后山与电视台朋友闲聊，知道我业余也习诗，遂热情说他认识编辑，不如给他们看看。记得何老师看稿时，两指搓动，把我的一叠手写稿按一秒几页的速度刷刷地翻，中途俯身，扶着眼镜，眯缝着眼看了几眼，然后折起了三页，就是拟发三首;然后问我年龄，觉得我年龄有些大了。他后来说写诗最好18岁左右开始。此后，连续十余年我的诗作都出现于《山花》，这情况在省内可能独一无二。现在说起却有种愧疚与不适感。《山花》助我在诗路前行，但我终究不成器。贵阳有《山花》，确是幸事，让人觉得这座很有生活气息的城市至少还生长着诗意。 诗意来自日常的分泌，后来我越发相信这个体会。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这类俗语作为贵州及贵阳的自然状貌写照并不夸张，还有种说法是，四川雨，云南风，贵州风雨便成冬，这可能是贵州人性格不那么好或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气候之恶劣多变，太影响日常生活的内在秩序了。记得在《山花》上发过题为《晚餐中的贵阳》《晚餐后的贵阳》以及《昨日贵阳》之类的诗作，它们的触发点便是一下起来就不歇气的阴雨，以及火锅，以及证明一个青年在成长中的寂寞与慵懒的公园。那些年我可以在公园独坐，它总体气息是那么静寂，适于想象与回忆，适于考虑时间。
和煤粑场毗连的重要“单位”之一是火车站。多年来我远行不多，但和这原地不动的老家伙也常有交集。某个寒假之夜一位高校80后诗人从北京回黔，电话费都吃紧了，我赶去给他送上回家的小路费;某个午后一位素未谋面的广州诗人突然来到办公室，原来他出站后看地图，原来我所在这么近，于是按图索人，坐聊几十分钟然后走人;还有一次，成都诗人来贵阳游玩，临别时我疾走十多分钟去送别，临时购个水果吧太俗气了，不如送条贵烟让俗气更纯粹些。水果也送过，有年夏天晚间，黔西北文友因为爱情要转火车去黔东，我确实是高捧着一个小西瓜穿过人群递给他。对了，当然，接送得最多的，是你。你是谁呢？
后来，高铁站、更新的汽车站、机场，让老火车站多少显得落寞、破旧了，像个不再随时发气冒火的老人。这让我想到父亲，这位对少年的我从不手软的曾经的“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后来患上脑梗，在太子桥后面那个容纳50万人的新区安静地躺着，直到眼睛不再睁开。
把火车站放置在城中，似乎是中国城市共有现象。好多年，火车的凭空高叫与站上的报时之声此伏彼起，半夜里尤其惊心。后来我写过《火车站》《如不在路上》《如不是在路上火车又怎能叫做火车》《在路上，行者本身就似包袱》 《一月的中间·铁轨》等诗。有时想想，对一个地方的凝望，往往是事后记忆，往往离不开“人”，人事又都归于特定地段或时段，如此，公园与火车站和太子桥与煤粑场同理。
三
有点意思的是，贵阳官方新闻及天气预报通常会有这样的命名：两城区，三郊区，三县一市，有些年曾增加到五郊区;这种人为区分该或不该姑且不论，事实却是形象的，各区县市本来是一家，而无论在地图上还是在实际上都很有距离感。山水团结联系着贵阳，又毫不留情地割裂扯散着它。这让贵阳城区其实欠缺完整性。有时我以为如果俯瞰，贵阳更像一张戏曲面具，常被官方称为主城区的两个中心城区是眼，其他分散的区则是口耳。彼此色泽不一，譬如清镇市又称湖城，蓝色的，乌当区农业为主，黄绿相间的，有的区森林覆盖面大，青绿色，诸如此类，正所谓文旅宣传常用主题语“多彩的贵阳”。
我就定居在其中一只眼珠里，从太子桥到煤粑场的路线，也就是其中的毛细血管。这条路连同相连的背街巷道，给我的印象一直是车轮滚滚，喧嚣躁动。路上常见弯腰劳作或认真巡视路面的清洁工。她们，和路灯一样，和标语一样，是每条路上最平常的物象。最常见的，其实也是最诗意的但又是很难入诗的。这多少有点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之意。但我常想，熟悉等于了解和理解吗？
曾与友人聊过“乡”这种话题。中国的籍贯定义，是指祖父居住地。这种定义似乎合理但也不尽然。虽然理解中国文人慎终追远的根源意识，但我还是以为，人在哪儿，哪儿就是乡;故乡感的有无，常在于亲人的有无;对于诗人，他本身就是“乡”，或者说，其乡，在于诗。而诗，是语言，更是各种语言的汇集、过滤与挑选。
诗歌写作不一定非得表现“地方”，但一方山水肯定是不可替代的背景。现在回看几个诗集名，似乎暗合了对“环境”的着意：《过程看见》《蓦然回首》《本地之旅》《内地之札》，以及即将成集的《原地之诗》。近年来，我开始在意本地的变化，包括历史的，文学的，民族文化的。贵阳少有全国性的作家与诗人，但有成绩的也不少，认真关注他们的写作，其实也是关注一个城市的灵性部分。重要的是，对一个为自己提供了生存、生活的环境，忽视是不道德的。对于贵州和贵阳，生于此处与终于此处，是偶然，更是不可更改的缘分。麻雀再怎么高飞也要回落枝头，灰尘再怎么自由飞扬，终也要落回大地。
其实，不管在贵阳写诗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对于它我从未忽视过，虽然它不是诗的方向与目的地，却如必经的路桥与驿站。于此，我多年的诗歌写作也一直在经验、记忆与情感的基座上努力于语言与现时的连接，用心于展现区域时空中个体精神的演进和某种存在状况，正如一些诗作的标题：“夜市”“楼顶”“社区”“末班车”。
“我们的身体就这样交给城市了”，这是我一首诗的标题。某个夏天，一位来贵阳的外省作家打趣说，准备把休假的身体交给“爽爽的贵阳”了。这话恰如其分，“纬度、高度、温度、湿度、浓度、风度”，天然天成，让贵阳享有“中国避暑之都”的美誉，有一年，恰好也是文人的這个城市的领导，写了一首名“爽爽的贵阳”的歌，多年来，这句话在城中昼夜周游的数万出租车上随时呈现，已然得到公认。我也认。从而立到不惑到天命，终于坦然且明白，诗让我们认识。与一个地方朝夕相处，融为一体，这也是命中注定。
“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曼德尔施塔姆《列宁格勒》），这种离而复返的心情何其深刻。想起一次下飞机，重返青山环立的城市，仰望机场上大大的“贵阳”，月光如旧迎接我，那时真是非常感慨，原来，我与一个地方的关系是如此亲密且不可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