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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代表作《宠儿》描写了美国内战后奴隶制度给黑人奴隶带来的极大伤害,但作者在控诉奴隶制罪恶之时摒弃了狭隘的种族主义观念,从而使得《宠儿》中所刻画的白人形象呈现出两面性。这与以莫里森的作品为代表的美国黑人文学第三次高潮所倡导的“融合”主题相吻合,也与美国当代多元文化的需求一致,表达了作者对实现黑白种族融合从而真正实现黑人自我解放的殷切期盼。
关键词: 莫里森 《宠儿》 白人形象解读 美国黑人文学
《宠儿》是美国现代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扛鼎之作。在小说中,莫里森运用繁复重叠的叙事手法,将虚幻与真实、怪异与正常相揉合,通过虚构一个魔幻化的少女宠儿来重构历史故事,目的是“揭露那些被掩盖在历史文献下的事实真相”,她说:“我的工作已成为如何揭开那层面纱,在这层面纱之下,是奴隶们在肉体上所遭受的鞭挞之痛,更是心理感受上的苦涩屈辱。”她要“发现那些曾被遗忘于脑后的东西,并在它们的启示中重建世界”。[1](P65)
由于作者特殊的身份,以往许多关于《宠儿》的研究和评论都将矛头直接指向小说中凶残暴虐的白人奴隶主“学校老师”和两个侄子上,批判白人奴隶主的残酷和黑奴的悲惨境遇,却很少有人对《宠儿》中的白人群体形象进行宏观的把握、客观的评价。但是细读文本不难看出,作者有对“学校老师”斩钉截铁的痛切陈述,有对加纳先生“开明”奴役政策的讽刺和批判,但也有对白人姑娘明确的赞颂,对鲍德温兄妹有所保留的感谢。作者描述白人的态度是温和的,笔触是宽容的,她真正致力于控诉的是黑暗的奴隶制度,以及奴隶制度下白人和黑人意识形态的扭曲和异化。因此我认为,单单基于某一个白人形象,或者基于一个白人形象的一个方面来讨论这部小说是片面的,要想深刻了解作者真正的写作意图,就必须对小说中主要的几个白人角色进行总体评价。
一、《宠儿》中的白人形象解读
美国的奴隶制源于十七世纪欧洲殖民者在美洲的扩张,最早的奴隶是被殖民者欺骗或贩卖到美洲的白人契约奴,到了十八世纪白人契约奴逐渐被黑人奴隶所代替[2](P3),奴隶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构成了大量被贩卖强制移民而来的黑奴在美国的悲惨境遇的根源。黑奴被残酷剥削和虐待,没有丝毫地位和人格,而奴隶主却通过压榨黑奴的剩余价值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宠儿》中的“学校老师”就是这类残暴的白人奴隶主的典型代表,他处处摆出一副铁面无私、科学客观的姿态,以“老师”身份自居给两个侄子上课,却指导他们“把她(塞丝)的人类特点列在左边,把她的动物特性列在右边”[3](P231),在他眼中,黑奴与他种植园里的动物没什么两样。从他的所作所为我们看到了美国历史上千千万万个奴隶主对待黑奴的血腥残暴的真实场景,所以,“学校老师”是小说中矛盾的一极,他的行为直接推动了矛盾升级和悲剧产生。
相对而言,加纳夫妇掌管奴隶庄园时采取的是一种开明得多的管理政策。加纳先生似乎给了奴隶们更多的自由,他“允许和鼓励他们纠正他,甚至可以反对他。他们……可以赎出一个母亲,挑选一匹马或者一个妻子,摆弄枪支……”[3](P149),他态度温和,给予黑奴应有的尊重,更不会施以暴行,塞丝和贝比·萨克斯都是弱者,但在加纳先生管理下都得到了應有的保护。贝比·萨克斯在获得自由后回想自己初到“甜蜜之家”的生活时也说由于她受过伤,“谁都不让她下田”,“没有人骂她,更没有人把她打翻在地……”[3](P166),在后来她被赎出获得自由后加纳先生还给了她安家费,并把她送到白人鲍德温兄妹那里,并“为她租了带二层楼外加一眼井的一幢房子”[3](P164)。虽然这种仁慈的管理政策由于加纳先生的奴隶主身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限制性的“仁慈”和“宽容”并不等于没有“仁慈”,更不等于“学校老师”对黑奴完全像动物般的驱使和侮辱,我们应该看到作者在文中对加纳先生进行的客观描述:既有毫不留情的讽刺和批判,又有含蓄的肯定。所以在分析加纳先生这一白人奴隶主形象时两方面都需要兼顾。
而相对于加纳先生,鲍德温兄妹显然要更加进步,因此也得到了作者更多的正面描述。兄妹二人以废奴主义者的身份出现在书中,他们声称:“比奴隶更恨奴隶制,包括加纳先生那种(开明的奴隶制)。”[3](P164)虽然他们的政治主张中也存在着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丹芙在鲍德温家里就看到一尊奴隶塑像,上面刻有“听您使唤”的字样[3](P304),表现了白人废奴主义者一定的局限性,但他们为帮助黑奴作出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帮助获得自由的贝比·萨克斯找到了谋生的零活和容身之处,为身处困境的塞丝的小女儿丹芙提供了工作,并且在最后为塞丝争取自由时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作者通过对鲍德温兄妹的刻画很明确地告诉我们:黑人要真正实现自我解放,就需要依靠社区,以及社会各方的支持和协助,需要黑人和白人的团结合作。
白人姑娘爱弥·丹芙是《宠儿》中一个最特殊的人物形象,作者通过塞丝的记忆重现,以讲故事的形式分两次讲述了爱弥在她出逃路上如何给她鼓励和支持,并帮助她顺利生下小女儿丹芙的经历。那个年代种族歧视肆虐,而一名白人在黑奴出逃的路上慷慨伸出援手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但这一情节正是莫里森别有用意的安排。
首先,白人姑娘爱弥契约奴的身份使得后来同为奴隶的塞丝被理解和同情,并被无私帮助成为可能。在北美南部种植园奴隶制下,成为奴隶制牺牲品的不但有黑人奴隶,而且有大量白人契约奴隶,他们受到的待遇同样非常恶劣,与奴隶不相上下[4](P11)。而爱弥正属于这类白人中的“下等人”和“奴隶”,她与塞丝一样没有自由,受人虐待。来自对立种族的两个女人在绝境中相遇,有着相似的遭遇,却又都拒绝向残酷的命运屈服,一个乐观而执著地前往波士顿寻找“光滑而漂亮”的天鹅绒,一个拖着即将分娩的笨重的身体只身逃出魔窟般的奴隶庄园,为自己和孩子追寻自由,这种相似使她们跨越了种族的隔阂生出了发自内心的理解、同情和共鸣[5](P30)。
其次,作者在对爱弥这一人物形象生动的刻画中处处凸显了质朴而伟大的人性闪光点:对人类不幸遭遇的同情和怜惜,对身处困境中的同胞无私的关爱和援助、热情的鼓励和支持、遭遇不幸依然对美好生活充满憧憬的乐观坚定的信念……文中几次描写到在爱弥说话的时候,肚子里那个小生命“很安静,一下没撞,一下没踢”,她猜想自己时来运转了[3](P40),塞丝认为爱弥有双好手,她想是“那双好手让她觉得她能成功,把我们俩都弄过河……她说,这个姑娘说起话来像下暴雨,可是她嘴周围没有残忍”。当塞丝感觉自己躺在地上无法动弹的时候,是爱弥轻柔的说话声支撑她爬到了披屋中,当塞丝处于生死边缘时,爱弥向耶稣祈祷,希望塞丝能在上帝帮助下坚强的挺过来。而在爱弥竭力帮助下顺利诞生的婴儿丹芙则是这一患难之中结成的跨越种族界限的伟大友谊的升华,将塞丝出逃这一故事推到高潮。这个婴儿孕育着黑白种族融合的美好理想,承载着黑人民族实现自我救赎的希望,也是作者写作意图的最好体现。
二、莫里森和美国黑人文学的三次高潮
观察美国历史上自南北战争废除奴隶制到二十世纪末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黑人社会地位的变更,结合美国历史上黑人文学的三个高潮,我们不难理解莫里森《宠儿》的写作意图,以及她在描述白人形象中所采取的态度。
1865年,黑人奴隶制正式宣告废除,但这一废除是极不彻底的,严重的种族歧视依然存在[3](P20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哈莱姆文艺复兴催生了美国黑人文学“认同”为主题的第一次高潮,但种族矛盾并没有因黑人作家们呼吁的“认同”而随之改观,种族歧视依然是尖锐的社会问题,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赖特和埃里森为代表的美国黑人作家掀起了以“反抗”为特征的第二次高潮。七十年代以后,人们对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多族群特征逐渐接受,美国白人也在逐渐改变对待黑人的态度。自“二战”以后到九十年代,美国黑人总体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4](P312)。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融合”为特征的美国黑人文学的第三次高潮形成。
莫里森作为第三次高潮的领军人物,致力于站在更高的层面,以更广阔的视角梳理黑人的精神发展史,以及黑人文学的发展历程,她的作品主题多以探索黑人自身融合和黑白融合为主[6](P57)。因身为黑人女作家,她得以更深刻更细腻地体察黑人的精神世界,在《宠儿》中揭露黑人曾经遭受的苦难,以及奴隶制在黑人解放后依旧对黑人心理产生的浓厚的阴影。而处于世纪之交的时代,深受美国多元文化的影响,她摒弃了狭隘的种族主义偏见和种族抗争的情结,还原历史本真,全面客观地塑造了《宠儿》中的白人形象,并有意安排白人姑娘无私帮助黑奴塞丝这一情节,力图消融种族之间的壁垒,展望种族融合、和平相处的美好未来。
三、结语
站在《宠儿》诞生的世纪之末解读这部作品中的白人形象,我们可以发现以莫里森的作品为代表的新时期美国黑人文学倡导的新主题。莫里森在《宠儿》中更加理性地正视历史,同时摒弃了以往黑人文学很多作品把黑人简单描绘成种族压迫牺牲品的传统模式,在铭记历史的同时更注重面向未来,更多地探讨了黑白种族之间互相融合、和谐相处的可能性,而这也是真正实现黑人民族解放,并在现代社会中获得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尊重的必然之路。
参考文献:
[1]翁乐虹.以人物为叙述策略——评莫里森的《宠儿》[J].外国文学评论,1999,(2).
[2]唐陶华.美国历史上的黑人奴隶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3]托妮·莫里森著.潘岳,雷格译.宠儿[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4]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M].民族出版社,2001.
[5]余芬蕾.解构《宠儿》中被忽略的边缘化白人女性:爱弥·丹芙[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3(22).
[6]张军.美国黑人文学的三次高潮和对美国黑人出路的反思与建构[J].当代外国文学,2008,(1).
[7]托妮·莫里森.宠儿[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8]陈敬咏.走向21世纪的探索:回顾·思考·展望[M].译林出版社,1999.
关键词: 莫里森 《宠儿》 白人形象解读 美国黑人文学
《宠儿》是美国现代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扛鼎之作。在小说中,莫里森运用繁复重叠的叙事手法,将虚幻与真实、怪异与正常相揉合,通过虚构一个魔幻化的少女宠儿来重构历史故事,目的是“揭露那些被掩盖在历史文献下的事实真相”,她说:“我的工作已成为如何揭开那层面纱,在这层面纱之下,是奴隶们在肉体上所遭受的鞭挞之痛,更是心理感受上的苦涩屈辱。”她要“发现那些曾被遗忘于脑后的东西,并在它们的启示中重建世界”。[1](P65)
由于作者特殊的身份,以往许多关于《宠儿》的研究和评论都将矛头直接指向小说中凶残暴虐的白人奴隶主“学校老师”和两个侄子上,批判白人奴隶主的残酷和黑奴的悲惨境遇,却很少有人对《宠儿》中的白人群体形象进行宏观的把握、客观的评价。但是细读文本不难看出,作者有对“学校老师”斩钉截铁的痛切陈述,有对加纳先生“开明”奴役政策的讽刺和批判,但也有对白人姑娘明确的赞颂,对鲍德温兄妹有所保留的感谢。作者描述白人的态度是温和的,笔触是宽容的,她真正致力于控诉的是黑暗的奴隶制度,以及奴隶制度下白人和黑人意识形态的扭曲和异化。因此我认为,单单基于某一个白人形象,或者基于一个白人形象的一个方面来讨论这部小说是片面的,要想深刻了解作者真正的写作意图,就必须对小说中主要的几个白人角色进行总体评价。
一、《宠儿》中的白人形象解读
美国的奴隶制源于十七世纪欧洲殖民者在美洲的扩张,最早的奴隶是被殖民者欺骗或贩卖到美洲的白人契约奴,到了十八世纪白人契约奴逐渐被黑人奴隶所代替[2](P3),奴隶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构成了大量被贩卖强制移民而来的黑奴在美国的悲惨境遇的根源。黑奴被残酷剥削和虐待,没有丝毫地位和人格,而奴隶主却通过压榨黑奴的剩余价值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宠儿》中的“学校老师”就是这类残暴的白人奴隶主的典型代表,他处处摆出一副铁面无私、科学客观的姿态,以“老师”身份自居给两个侄子上课,却指导他们“把她(塞丝)的人类特点列在左边,把她的动物特性列在右边”[3](P231),在他眼中,黑奴与他种植园里的动物没什么两样。从他的所作所为我们看到了美国历史上千千万万个奴隶主对待黑奴的血腥残暴的真实场景,所以,“学校老师”是小说中矛盾的一极,他的行为直接推动了矛盾升级和悲剧产生。
相对而言,加纳夫妇掌管奴隶庄园时采取的是一种开明得多的管理政策。加纳先生似乎给了奴隶们更多的自由,他“允许和鼓励他们纠正他,甚至可以反对他。他们……可以赎出一个母亲,挑选一匹马或者一个妻子,摆弄枪支……”[3](P149),他态度温和,给予黑奴应有的尊重,更不会施以暴行,塞丝和贝比·萨克斯都是弱者,但在加纳先生管理下都得到了應有的保护。贝比·萨克斯在获得自由后回想自己初到“甜蜜之家”的生活时也说由于她受过伤,“谁都不让她下田”,“没有人骂她,更没有人把她打翻在地……”[3](P166),在后来她被赎出获得自由后加纳先生还给了她安家费,并把她送到白人鲍德温兄妹那里,并“为她租了带二层楼外加一眼井的一幢房子”[3](P164)。虽然这种仁慈的管理政策由于加纳先生的奴隶主身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限制性的“仁慈”和“宽容”并不等于没有“仁慈”,更不等于“学校老师”对黑奴完全像动物般的驱使和侮辱,我们应该看到作者在文中对加纳先生进行的客观描述:既有毫不留情的讽刺和批判,又有含蓄的肯定。所以在分析加纳先生这一白人奴隶主形象时两方面都需要兼顾。
而相对于加纳先生,鲍德温兄妹显然要更加进步,因此也得到了作者更多的正面描述。兄妹二人以废奴主义者的身份出现在书中,他们声称:“比奴隶更恨奴隶制,包括加纳先生那种(开明的奴隶制)。”[3](P164)虽然他们的政治主张中也存在着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丹芙在鲍德温家里就看到一尊奴隶塑像,上面刻有“听您使唤”的字样[3](P304),表现了白人废奴主义者一定的局限性,但他们为帮助黑奴作出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帮助获得自由的贝比·萨克斯找到了谋生的零活和容身之处,为身处困境的塞丝的小女儿丹芙提供了工作,并且在最后为塞丝争取自由时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作者通过对鲍德温兄妹的刻画很明确地告诉我们:黑人要真正实现自我解放,就需要依靠社区,以及社会各方的支持和协助,需要黑人和白人的团结合作。
白人姑娘爱弥·丹芙是《宠儿》中一个最特殊的人物形象,作者通过塞丝的记忆重现,以讲故事的形式分两次讲述了爱弥在她出逃路上如何给她鼓励和支持,并帮助她顺利生下小女儿丹芙的经历。那个年代种族歧视肆虐,而一名白人在黑奴出逃的路上慷慨伸出援手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但这一情节正是莫里森别有用意的安排。
首先,白人姑娘爱弥契约奴的身份使得后来同为奴隶的塞丝被理解和同情,并被无私帮助成为可能。在北美南部种植园奴隶制下,成为奴隶制牺牲品的不但有黑人奴隶,而且有大量白人契约奴隶,他们受到的待遇同样非常恶劣,与奴隶不相上下[4](P11)。而爱弥正属于这类白人中的“下等人”和“奴隶”,她与塞丝一样没有自由,受人虐待。来自对立种族的两个女人在绝境中相遇,有着相似的遭遇,却又都拒绝向残酷的命运屈服,一个乐观而执著地前往波士顿寻找“光滑而漂亮”的天鹅绒,一个拖着即将分娩的笨重的身体只身逃出魔窟般的奴隶庄园,为自己和孩子追寻自由,这种相似使她们跨越了种族的隔阂生出了发自内心的理解、同情和共鸣[5](P30)。
其次,作者在对爱弥这一人物形象生动的刻画中处处凸显了质朴而伟大的人性闪光点:对人类不幸遭遇的同情和怜惜,对身处困境中的同胞无私的关爱和援助、热情的鼓励和支持、遭遇不幸依然对美好生活充满憧憬的乐观坚定的信念……文中几次描写到在爱弥说话的时候,肚子里那个小生命“很安静,一下没撞,一下没踢”,她猜想自己时来运转了[3](P40),塞丝认为爱弥有双好手,她想是“那双好手让她觉得她能成功,把我们俩都弄过河……她说,这个姑娘说起话来像下暴雨,可是她嘴周围没有残忍”。当塞丝感觉自己躺在地上无法动弹的时候,是爱弥轻柔的说话声支撑她爬到了披屋中,当塞丝处于生死边缘时,爱弥向耶稣祈祷,希望塞丝能在上帝帮助下坚强的挺过来。而在爱弥竭力帮助下顺利诞生的婴儿丹芙则是这一患难之中结成的跨越种族界限的伟大友谊的升华,将塞丝出逃这一故事推到高潮。这个婴儿孕育着黑白种族融合的美好理想,承载着黑人民族实现自我救赎的希望,也是作者写作意图的最好体现。
二、莫里森和美国黑人文学的三次高潮
观察美国历史上自南北战争废除奴隶制到二十世纪末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黑人社会地位的变更,结合美国历史上黑人文学的三个高潮,我们不难理解莫里森《宠儿》的写作意图,以及她在描述白人形象中所采取的态度。
1865年,黑人奴隶制正式宣告废除,但这一废除是极不彻底的,严重的种族歧视依然存在[3](P20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哈莱姆文艺复兴催生了美国黑人文学“认同”为主题的第一次高潮,但种族矛盾并没有因黑人作家们呼吁的“认同”而随之改观,种族歧视依然是尖锐的社会问题,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赖特和埃里森为代表的美国黑人作家掀起了以“反抗”为特征的第二次高潮。七十年代以后,人们对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多族群特征逐渐接受,美国白人也在逐渐改变对待黑人的态度。自“二战”以后到九十年代,美国黑人总体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4](P312)。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融合”为特征的美国黑人文学的第三次高潮形成。
莫里森作为第三次高潮的领军人物,致力于站在更高的层面,以更广阔的视角梳理黑人的精神发展史,以及黑人文学的发展历程,她的作品主题多以探索黑人自身融合和黑白融合为主[6](P57)。因身为黑人女作家,她得以更深刻更细腻地体察黑人的精神世界,在《宠儿》中揭露黑人曾经遭受的苦难,以及奴隶制在黑人解放后依旧对黑人心理产生的浓厚的阴影。而处于世纪之交的时代,深受美国多元文化的影响,她摒弃了狭隘的种族主义偏见和种族抗争的情结,还原历史本真,全面客观地塑造了《宠儿》中的白人形象,并有意安排白人姑娘无私帮助黑奴塞丝这一情节,力图消融种族之间的壁垒,展望种族融合、和平相处的美好未来。
三、结语
站在《宠儿》诞生的世纪之末解读这部作品中的白人形象,我们可以发现以莫里森的作品为代表的新时期美国黑人文学倡导的新主题。莫里森在《宠儿》中更加理性地正视历史,同时摒弃了以往黑人文学很多作品把黑人简单描绘成种族压迫牺牲品的传统模式,在铭记历史的同时更注重面向未来,更多地探讨了黑白种族之间互相融合、和谐相处的可能性,而这也是真正实现黑人民族解放,并在现代社会中获得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尊重的必然之路。
参考文献:
[1]翁乐虹.以人物为叙述策略——评莫里森的《宠儿》[J].外国文学评论,1999,(2).
[2]唐陶华.美国历史上的黑人奴隶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3]托妮·莫里森著.潘岳,雷格译.宠儿[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4]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M].民族出版社,2001.
[5]余芬蕾.解构《宠儿》中被忽略的边缘化白人女性:爱弥·丹芙[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3(22).
[6]张军.美国黑人文学的三次高潮和对美国黑人出路的反思与建构[J].当代外国文学,2008,(1).
[7]托妮·莫里森.宠儿[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8]陈敬咏.走向21世纪的探索:回顾·思考·展望[M].译林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