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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探究背景知识对口译的影响，从而提升译员在译前准备阶段对背景知识的重视程度，并在口译过程中合理应用背景知识。本研究以图式理论为框架，通过设计对照实验，探究背景知识对口译的影响，实验变量为每组受试所给背景知识的多少。同时，笔者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平均值法等数据分析方法分析实验结果，并应用图式理论解释实验结果，从而推导出如下实验结论：有背景知识的译员之口译表现好于没有背景知识的译员;有大量背景知识的译员之口译表现好于有少量背景知识的译员;译员吸收背景知识、建构内容图式的能力因人而异。
【关键词】口译译前准备;背景知识;图式理论
【作者简介】张华慧，大连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口笔译;王怡凡，大连外国语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课题学生负责人，研究方向：口译。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经费项目“翻译项目中译者修改行为模式的历时性研究”（项目编号：2019JYT1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本文系大连外国语大学 2019年度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项目编号：YJSJG2019-1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本文系大连外国语大学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劃项目资助的2019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中外毕业生毕业季直播交换平台”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一、引言
“图式”（schema）是认知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包含了一个情景或事件的典型信息的结构性表征（史密斯， 192， 2017）。背景知识准备是口译译前准备的重要环节，对口译的成败起着决定性作用（张吉良， 14， 2003）。近年来，多位学者结合图式理论，从不同角度对背景知识与口译表现的关系展开了研究。刘件福分析了背景知识在口译中的作用，并用图式理论进行了解释。他在研究中发现，背景知识与口译成效呈正相关（74， 2001）。而在吴玲娟与刘金龙的研究中，他们认为内容图式帮助译员预测语篇及句子，并可让译员选词更加准确（23， 2010）。基于上述研究，谭祎哲进一步分析了内容图式的作用，认为内容图式可以帮助译员确定单词意义、合理预测上下文、合理分配资源、有效提高记忆效率以及促进译语转换与表达（203， 2014）。
二、实验
为保证评分的客观性，笔者将受试的口译录音转写成文本进行打分。口译评分标准参考了威斯敏斯特大学《口笔译评分指南》中的公共服务类口译评分细则。评分结果如下表：
为检测实验变量是否直接导致了组间差距，笔者应用了单一变量方差分析。分析结果见表格2与表格3。表格2分析了三组译员的最终得分，经计算得出p = .0041104。根据p值法，p值远小于0.05，可知拒绝H0的依据是强的，检验是显著的 （盛骤、谢式千、潘承毅， 216， 2008）。再结合三组数据的平均值可知，三组数据差异明显，三组译员的口译表现明显不同，背景知识确实影响了译员的口译表现。该结果为笔者的第一条假设与第二条假设提供了支持。
在表格3中，笔者再次应用了单因素方差分析、检测对照组和实验组A间的差异。经计算得出p = .008571，远小于0.05。另外，表格1显示，在对照组内，除4号受试外，所有受试的口译成绩均低于实验组A受试们的成绩。因此，笔者得出结论：准备了背景知识的译员的口译表现好于未准备背景知识的译员。
由表格2与表格3可知，表格3中的p值远小于表格2中的p值。因为p值越小，反对H0的依据越强、越充分，所以可以说明对照组与实验组A的数据差异比其他组更为明显。另外，根据表格1也可以看出，对照组与实验组A的平均分差比实验组A与实验组B的平均分差更大。因此，笔者推断背景知识在对照组与实验组A中的作用更明显。虽然第一条假设与第二条假设均可被证明成立，但仍然可以看出第一条假设成立的理由更充分。另外，根据表格1可以看出，在对照组、实验组A与实验组B内部，受试分数差异也较大。由此可见，准备等量背景知识的受试的口译表现并不接近。
三、实验结果分析
1. 对照组与实验组A的差异分析。在输出内容的准确性方面，对照组与实验组A存在明显差异。John Anderson通过实验发现，人对新事件的编码与一般知识性图式相关，而人对事件的后续回忆也受到图式影响。在受试参考笔记回忆所听到的信息时，他们之前已经建立的与主题相关的图式开始辅助他们。因为图式可以帮助补全信息、纠正信息，已经建立了相关图式的译员便可以完善其记忆并输出内容。有些译员可能只听出来2020年会有一场大型足球赛，但没有记住比赛的全名。此时，他们提前建立好的图式便可以帮助他们回忆起2020年的球赛是欧洲杯，从而使其翻译更加准确完整。
2.实验组A与实验组B的差异分析。笔者认为，实验组A与实验组B的受试在听力理解方面的差距较为明显，而听力理解在英汉口译中往往是重中之重。在听力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同时使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策略。在使用“自上而下”的听力策略时，受试利用图式追溯含义然后再进行翻译，从而传达有效信息（Ravindran、Jayanthi， 78， 2019）。在应用“自下而上”策略时，听者则主要应用其语言知识来识别语言要素 。
与实验组A相比，实验组B更好地利用了“自上而下”策略。笔者所选择的口译材料确实存在一定难度，但实验组B却能应用“自上而下”策略在图式中追溯含义，从而产出有效的翻译。笔者发给实验组B的背景知识材料更为细节化，有助于受试更好地消化背景信息，从而建立更复杂的图式。尽管实验组A和实验组B的平均分只差了2.57分，唯一达到60分的受试却出自B组，且该受试前测表现并不突出，并对调查问卷中的所有问题表示均不熟悉。正是她对背景材料的充分理解帮助她尽可能多地吸收了相关背景信息，从而听懂了大部分音频内容，进而有了出色的口译表现。
四、结论
为帮助翻译专业学生为职业发展做好准备，高校应重视培养学生建构图式的能力。该方面的训练和演讲技能、笔记技巧等其他口译技巧同样重要。一方面，高校应帮助学生意识到背景知识在口译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尽可能避免口译“车祸”现场的发生;另一方面，这种训练也可让学生逐渐摸索到建立图式的技巧，并积累不同领域的背景知识。
参考文献：
[1]Euro 2020 draw： England draw World Cup victors Croatia and Czech Republic in Group D and could face Scotland[OL]. The Sun 30 Nov 2019. 2 Dec 2019
【关键词】口译译前准备;背景知识;图式理论
【作者简介】张华慧，大连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口笔译;王怡凡，大连外国语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课题学生负责人，研究方向：口译。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经费项目“翻译项目中译者修改行为模式的历时性研究”（项目编号：2019JYT1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本文系大连外国语大学 2019年度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项目编号：YJSJG2019-1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本文系大连外国语大学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劃项目资助的2019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中外毕业生毕业季直播交换平台”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一、引言
“图式”（schema）是认知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包含了一个情景或事件的典型信息的结构性表征（史密斯， 192， 2017）。背景知识准备是口译译前准备的重要环节，对口译的成败起着决定性作用（张吉良， 14， 2003）。近年来，多位学者结合图式理论，从不同角度对背景知识与口译表现的关系展开了研究。刘件福分析了背景知识在口译中的作用，并用图式理论进行了解释。他在研究中发现，背景知识与口译成效呈正相关（74， 2001）。而在吴玲娟与刘金龙的研究中，他们认为内容图式帮助译员预测语篇及句子，并可让译员选词更加准确（23， 2010）。基于上述研究，谭祎哲进一步分析了内容图式的作用，认为内容图式可以帮助译员确定单词意义、合理预测上下文、合理分配资源、有效提高记忆效率以及促进译语转换与表达（203， 2014）。
二、实验
为保证评分的客观性，笔者将受试的口译录音转写成文本进行打分。口译评分标准参考了威斯敏斯特大学《口笔译评分指南》中的公共服务类口译评分细则。评分结果如下表：
为检测实验变量是否直接导致了组间差距，笔者应用了单一变量方差分析。分析结果见表格2与表格3。表格2分析了三组译员的最终得分，经计算得出p = .0041104。根据p值法，p值远小于0.05，可知拒绝H0的依据是强的，检验是显著的 （盛骤、谢式千、潘承毅， 216， 2008）。再结合三组数据的平均值可知，三组数据差异明显，三组译员的口译表现明显不同，背景知识确实影响了译员的口译表现。该结果为笔者的第一条假设与第二条假设提供了支持。
在表格3中，笔者再次应用了单因素方差分析、检测对照组和实验组A间的差异。经计算得出p = .008571，远小于0.05。另外，表格1显示，在对照组内，除4号受试外，所有受试的口译成绩均低于实验组A受试们的成绩。因此，笔者得出结论：准备了背景知识的译员的口译表现好于未准备背景知识的译员。
由表格2与表格3可知，表格3中的p值远小于表格2中的p值。因为p值越小，反对H0的依据越强、越充分，所以可以说明对照组与实验组A的数据差异比其他组更为明显。另外，根据表格1也可以看出，对照组与实验组A的平均分差比实验组A与实验组B的平均分差更大。因此，笔者推断背景知识在对照组与实验组A中的作用更明显。虽然第一条假设与第二条假设均可被证明成立，但仍然可以看出第一条假设成立的理由更充分。另外，根据表格1可以看出，在对照组、实验组A与实验组B内部，受试分数差异也较大。由此可见，准备等量背景知识的受试的口译表现并不接近。
三、实验结果分析
1. 对照组与实验组A的差异分析。在输出内容的准确性方面，对照组与实验组A存在明显差异。John Anderson通过实验发现，人对新事件的编码与一般知识性图式相关，而人对事件的后续回忆也受到图式影响。在受试参考笔记回忆所听到的信息时，他们之前已经建立的与主题相关的图式开始辅助他们。因为图式可以帮助补全信息、纠正信息，已经建立了相关图式的译员便可以完善其记忆并输出内容。有些译员可能只听出来2020年会有一场大型足球赛，但没有记住比赛的全名。此时，他们提前建立好的图式便可以帮助他们回忆起2020年的球赛是欧洲杯，从而使其翻译更加准确完整。
2.实验组A与实验组B的差异分析。笔者认为，实验组A与实验组B的受试在听力理解方面的差距较为明显，而听力理解在英汉口译中往往是重中之重。在听力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同时使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策略。在使用“自上而下”的听力策略时，受试利用图式追溯含义然后再进行翻译，从而传达有效信息（Ravindran、Jayanthi， 78， 2019）。在应用“自下而上”策略时，听者则主要应用其语言知识来识别语言要素 。
与实验组A相比，实验组B更好地利用了“自上而下”策略。笔者所选择的口译材料确实存在一定难度，但实验组B却能应用“自上而下”策略在图式中追溯含义，从而产出有效的翻译。笔者发给实验组B的背景知识材料更为细节化，有助于受试更好地消化背景信息，从而建立更复杂的图式。尽管实验组A和实验组B的平均分只差了2.57分，唯一达到60分的受试却出自B组，且该受试前测表现并不突出，并对调查问卷中的所有问题表示均不熟悉。正是她对背景材料的充分理解帮助她尽可能多地吸收了相关背景信息，从而听懂了大部分音频内容，进而有了出色的口译表现。
四、结论
为帮助翻译专业学生为职业发展做好准备，高校应重视培养学生建构图式的能力。该方面的训练和演讲技能、笔记技巧等其他口译技巧同样重要。一方面，高校应帮助学生意识到背景知识在口译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尽可能避免口译“车祸”现场的发生;另一方面，这种训练也可让学生逐渐摸索到建立图式的技巧，并积累不同领域的背景知识。
参考文献：
[1]Euro 2020 draw： England draw World Cup victors Croatia and Czech Republic in Group D and could face Scotland[OL]. The Sun 30 Nov 2019. 2 Dec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