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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灰色收入与房地产相关联的争论异常激烈。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在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全国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超美国,成为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
王小鲁教授关于灰色收入的调查报告认为,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5.4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
无独有偶,瑞士信贷近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富裕家庭至少有9.3万亿元收入没有向官方申报,这些收入绝大部分是“灰色收入”,并没有体现在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里。报告中说,80%的灰色收入都集中在最富有的一部分人手里。
笔者认为,如果我国的财富分配果真如此,那么中国房地产泡沫问题就非常清晰了。
按国家统计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计算,我国城镇居民的房价收入比一直在10倍左右,住房市场却持续火爆,这始终是国内外研究者面对的一个不解之谜。2009年,全国新房成交额4.4万亿元,加上二手房的交易,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交易额高达6万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统计收入计算,扣除贷款,已远远超过了城镇的10%最高收入户的全部收入总额。这是一个无法用统计数据解释的现象。
灰色收入的调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中国房地产价格能够持续多年的高速上涨。
我们试想:如果中国5亿城镇人口中,4%的家庭占有了60%以上的财富,假使房产资源完全供需平衡,也不能实行完全市场化经营。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4%的家庭购入50%的房产,其余96%的家庭抢购剩余50%的房產,就会造成46%的房产供需缺口,房价还不涨到天上?所以,某些人一直强调的所谓按供求规律办事,不过是对经济学一窍不通的呀呀学语。
如此,当下中国住房的空置率高企,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去争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正是因为所谓的市场化机制,导致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畸形并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而这种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造成房价畸形的根本原因,来自于既有的经济体制所导致的财富分配过度倾斜(灰色收入的来源主要是钱权交易、公共投资与腐败、土地收益的分配、其他垄断收益的分配等)。如果我们不解决中国财富占有的“原罪”问题,就应该去掉住宅市场化规则(向德国模式看齐)。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住房商品化制度事实上已经走入死胡同。
与高房价并生的必然是高物价。
中国的通胀演进逻辑从来就是:货币超发——房价、地价涨——物价涨。因为服务性价格最大成本构成就是地价,由于很多服务性价格要么其权重严重脱离实际的需求,要么干脆就进不了CPI指数成份,这或许是成就CPI温和上涨的唯一原因。通胀开始恶化的阶段多是由粮食等生活资料大幅上涨而引发。
当超发的货币大量流向资本品时,土地和地产近年来急剧涨起来了,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就上去了,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是在下降的,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可能承受的地步,当然要被迫倒逼着的推动工资上涨。这种东西是相对的,务工成本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涨,于是牵引着农产品必然趋势性地上涨。反转过来工业的利润变得越来越薄,更多资金将从实体出走,推动着资本品价格以更快的速度上涨,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比通胀更令人揪心的是,财富分配越是两极分化,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越是萎缩。作为社会核心竞争力重要组成的加工制造、外贸出口等行业衰退,实体产业资金大量向楼市转移和集中,更多地体现出企业及个人的资产避险意图,但是此类资金大量进入楼市,到底能否真正避险呢?“一业兴旺百业衰”能持续多久呢,最终这一行业也会被彻底颠覆。
故此,当下中国政府可能已经别无选择,房地产调控必须加大力度而且要坚持到底。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在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全国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超美国,成为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
王小鲁教授关于灰色收入的调查报告认为,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5.4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
无独有偶,瑞士信贷近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富裕家庭至少有9.3万亿元收入没有向官方申报,这些收入绝大部分是“灰色收入”,并没有体现在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里。报告中说,80%的灰色收入都集中在最富有的一部分人手里。
笔者认为,如果我国的财富分配果真如此,那么中国房地产泡沫问题就非常清晰了。
按国家统计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计算,我国城镇居民的房价收入比一直在10倍左右,住房市场却持续火爆,这始终是国内外研究者面对的一个不解之谜。2009年,全国新房成交额4.4万亿元,加上二手房的交易,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交易额高达6万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统计收入计算,扣除贷款,已远远超过了城镇的10%最高收入户的全部收入总额。这是一个无法用统计数据解释的现象。
灰色收入的调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中国房地产价格能够持续多年的高速上涨。
我们试想:如果中国5亿城镇人口中,4%的家庭占有了60%以上的财富,假使房产资源完全供需平衡,也不能实行完全市场化经营。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4%的家庭购入50%的房产,其余96%的家庭抢购剩余50%的房產,就会造成46%的房产供需缺口,房价还不涨到天上?所以,某些人一直强调的所谓按供求规律办事,不过是对经济学一窍不通的呀呀学语。
如此,当下中国住房的空置率高企,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去争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正是因为所谓的市场化机制,导致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畸形并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而这种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造成房价畸形的根本原因,来自于既有的经济体制所导致的财富分配过度倾斜(灰色收入的来源主要是钱权交易、公共投资与腐败、土地收益的分配、其他垄断收益的分配等)。如果我们不解决中国财富占有的“原罪”问题,就应该去掉住宅市场化规则(向德国模式看齐)。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住房商品化制度事实上已经走入死胡同。
与高房价并生的必然是高物价。
中国的通胀演进逻辑从来就是:货币超发——房价、地价涨——物价涨。因为服务性价格最大成本构成就是地价,由于很多服务性价格要么其权重严重脱离实际的需求,要么干脆就进不了CPI指数成份,这或许是成就CPI温和上涨的唯一原因。通胀开始恶化的阶段多是由粮食等生活资料大幅上涨而引发。
当超发的货币大量流向资本品时,土地和地产近年来急剧涨起来了,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就上去了,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是在下降的,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可能承受的地步,当然要被迫倒逼着的推动工资上涨。这种东西是相对的,务工成本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涨,于是牵引着农产品必然趋势性地上涨。反转过来工业的利润变得越来越薄,更多资金将从实体出走,推动着资本品价格以更快的速度上涨,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比通胀更令人揪心的是,财富分配越是两极分化,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越是萎缩。作为社会核心竞争力重要组成的加工制造、外贸出口等行业衰退,实体产业资金大量向楼市转移和集中,更多地体现出企业及个人的资产避险意图,但是此类资金大量进入楼市,到底能否真正避险呢?“一业兴旺百业衰”能持续多久呢,最终这一行业也会被彻底颠覆。
故此,当下中国政府可能已经别无选择,房地产调控必须加大力度而且要坚持到底。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