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坚持的清醒现实主义精神，代表着民族的自省，使中华民族从盲目走向自觉，正确地认识自我、认识周围的世界、认识自我在世界中的定位。鲁迅的文章切中要害，每次都让那些拼命掩饰的面具无情地滑落，“横眉冷对”的确是鲁迅形象至为鲜明的特点。如在鲁迅的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鲁迅用“自夸”、“他信”、“求神拜佛”、“怀古伤今”、“自欺欺人的脂粉”、“状元宰相的文章”等词进行挖苦讽刺，甚而还有“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以全体，那简直是污蔑”这样的几近破口大骂的言辞。于是乎许多教师和学生在解读这位大师的作品时，便找寻到一条捷径，即抓住鲁迅是一个以笔为枪的战士形象，将鲁迅作品主题归纳成了简单狭隘的革命思想，赋予其鲜明的政治意义，鲁迅成了一个只会讲革命道理、蕴藏着满腔怒火的政治符号。
　　这种理解对于鲁迅来说是不公平的，也是当前语文教学的失败。作为文学巨匠，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代伟人，鲁迅首先是一个情感丰富，“痛则大叫，怒则大骂，乐则大笑”的活生生的人。如果不是我们过于将注意力集中在阐释其作品中的革命意义、革命思想以及政治态度上，就一定可以看见字里行间那个怒目金刚似的形象背后站着有着一颗赤子之心的鲁迅，这个鲁迅嬉笑怒骂、情感丰富、思想深邃、爱心拳拳。
　　走近鲁迅去关怀一下他的内心，就能体察到先生之所以会这样“横眉冷对”，正是因为有一份“俯首甘为”的固执、深沉与宽厚的大爱。《藤野先生》中的远涉重洋、从东京辗转到仙台是源于这份爱；《故乡》中殷切的道出“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源于这份爱；甚至连《故乡》中尖酸刻薄的杨二嫂和那个麻木愚昧的闰土，《孔乙己》中那个穿着又脏又破的长衫、满口之乎者也，最后因偷窃被打折了腿的孔乙己，也是先生的这份深沉的爱面。这份爱在一个单薄的身躯中生成，对象却是整个民族、是全体大众。怀揣着这样一份炙热而深沉的爱，面对那样一个缺乏生机、灰暗的社会现实，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鲁迅脸上总是很难看到轻松，鲁迅的作品中总是很难读到温和。“爱之深，恨之切”，正是因为有大爱才会有大恨，这是面对民族羸弱、民众麻木而产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石井栏”、“鸣蝉”、“叫天子”、“何首乌”、“蟋蟀”等可爱的物件陪伴下的童年是“自由快乐”、“无限趣味”的。《社戏》中的月下行船、豆田偷豆，意境美丽、纯洁得如诗一般。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并且深爱着又如何能写得那样美好、生动、逼真？可以想象，先生一定是带着可爱、亲切、温馨的笑容来创作的。他对生活的爱、热情与眷恋，在其散文《雪》中写到江南的雪景时曾有过动情的流露——“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在忙碌的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然而现实的冷酷无情黯淡了他心中的欢愉，家庭、社会的变迁使美好的生活只能成为回忆中虽然固执但却短暂的温柔。因为爱才更不舍得失去，在《社戏》的原文中，鲁迅将初中课本节选的这一段纯洁、明净的童年生活与成人世界的污浊进行了对比，其用意、情感不言而喻。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鲁迅先生的偏激，甚至是痛心疾首，面对当时家庭、当时的社会只能去“寻求别样的人生”，带着一份对大众的关怀，用自己的行动去寻找疗救民族病根的良药，用自己的光和热来为心中的爱与眷恋寻到一份希望。鲁迅正是因为对美好生活充满深切的爱与温柔的向往才会变成一个怒目金刚式的精神战士的形象，而不是天生就是一个好战、毫无生活情趣的人。
　　《雪》中所写的北国的雪、“雨的精魂”可以说是先生用自己的灵魂设计的艺术形象，用它来概括鲁迅先生再贴切不过。至冷至热的结合，外表是冰冷无情的，内心却充满了火一般的热切——爱与战斗的激情。为了这份爱，他甘愿忍受成为“众矢之的”的委屈，因为他深知中庸不能救国，唯有大声“呐喊”才能“慰藉那在寂寞中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爱无痕，先生渴望力挽狂澜。他胸中的爱喷薄成惊人的战斗力量，也使他在民族救亡的呐喊、反思、彷徨、奔走中成长为一个精神的巨人。但如果仅仅将鲁迅理解为只有民族的、民众的大爱，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也是不对的，他并不是一个与身俱来的圣人，他的这份对民族、大众的大爱源于他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眷恋，只是这份爱与眷恋要比一般的人来得更深沉、更温柔、更绵密，推己及人，这爱最终孕育出了对大众对民族的温柔的关怀。
　　“高处不胜寒”，鲁迅注定是孤独的。在小说《非攻》的结尾先生十分沉重地借墨子的形象宣泄了这种孤独。惟有一个浸透爱的灵魂才能走近、理解先生充满爱的灵魂，叩开他的心门与他交流。要教学生读懂鲁迅的作品，必须引领他们走近鲁迅，用一颗有爱的心去关怀他的内心，陪他走那一段路，让他不孤独；从理解他的爱出发，理解他的愤怒、辛酸、尖刻、温情、孤独、刚毅。
　　
　　汤蒙，教师，现居江苏溧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