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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过建国60年来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在取得重大成就、形成“中国道路”的同时，也积累了“中国问题”，即传统发展方式。传统发展方式植根于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战略格局、中国国情，具有深刻的路径依赖特征，已经显现出全局性、总体性的危机，已经遭遇多种整体约束 已经到了不得不转变的程度。转变发展方式，是“后危机时代”中国的战略主题。
关键词：发展方式；危机；结构调整；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4-0005-05
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进程中，产生了关于发展方式的两个重要判断：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看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二是转变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本文认为，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演变的历史进程与面临的现实压力来看，传统发展方式已经出现总体性危机和系统性风险，必须尽快转变。
一、改革开放30年转变发展方式的主观愿望与实际进展的反差
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层面转变传统增长方式的主观愿望日渐强烈。从指导思想层面看，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探索新路子”，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以经济效益为中心”，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实行集约经营”，1995年中共中央提出“推进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转变发展方式”。但是，中国的发展方式不仅没有根本性转变，而且不断强化。改革开放30年以来，实际上一直存在这种转变发展方式的主观愿望与实际进展的反差。
建国以后的前30年间，中国形成了以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收益、高速度低质量的“三高三低”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具体表现在：一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改革前，中国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0.16％田，远低于同期世界10％的平均水平。二是高速度与低效率并存，经济增长呈现出数量扩张特征。据统计，1949-1980年中国工业固定资产增长26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5.1倍，但国民收入只增长4.2倍，全国人民平均消费水平只提高一倍。三是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结构失衡特征，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7.9％上升到1978年的42.6％。重工业的超前发展一方面牺牲了农业，抑制了第三产业，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轻工业的滞后和基础工业的瓶颈，使产业结构严重失衡。总体说来，改革开放前30年的经济增长是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这种方式到“文革”结束时已经难以为继。
改革开放30年来，传统“三高三低”增长方式转变为“四高四低”的发展方式。即除了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收益、高速度低质量以外，又出现了高出口依赖低内需拉动的新的特征。
一方面，这一时期转变传统增长方式的主观愿望日渐强烈。从指导思想层面看，先后提出了“探索新路子”、“以效益为中心”、“实行集约经营”、“推进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转变发展方式”等战略思想。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要求真正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这是尝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开端①。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⑥。其实质也是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要推进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002年9月，中共十六大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将“新型工业化”道路正式概括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中共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并明确提出转变发展方式的途径，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另一方面，传统“三高三低”的增长方式依然存在。1979-2008年，按照当年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3倍，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0倍；30年间，能源生产弹性系数和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其中，2000年以来，这两个弹性系数都明显上升回。从投资效率来看，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比”(即I－COR，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近几年保持在4.7-5.0的高位。而发达国家的“增量资本一产出比”一般为1-2。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79-2008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3倍，而居民消费水平仅增长38倍，其中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增长31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增长22倍。可见，经济增长的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收益、高速度低质量特征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与此同时，发展方式出现新的不合理变化，即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出现了高出口依赖低内需拉动的新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出口依赖度迅速上升，从1978年的4.6％上升到2000年的20.8％，再上升到2007年的36％，2008年尽管出口市场受到严重冲击，仍然维持在33.3％的高位水平。由于出口依赖度的提升，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迅速提高，2005年达到24.1％，接近四分之一。2006年、2007年分别为19.7％和19.3％，接近五分之一。相应地，最终消费贡献率和资本形成贡献率不断下降，两种内需的加总贡献率从2000年的87.5％下降到2005年的75.9％。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展方式转变成效甚微。相反，伴随出口依赖度的提高，在原有结构失衡的基础上，增加了动力失衡的缺陷。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方式与改革开放前30年的发展方式没有本质区别，区别只是在于，前30年的发展方式是在封闭半封闭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三高三低”的特点；后30年的发展方式是在开放条件下形成的，具有“四高四低”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后30年的发展方式是前30年发展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即开放条件下的延续和翻版。
二、传统发展方式的总体性危机
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规模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二，跃居全球最大出口国，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这几个重大事件的标志性意义在于，中国不仅成功应对了金融危机冲击，而且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上行和国际地位上行时期。但与此同时，传统发展方式已经开始出现总体性危机和系统性风险。 首先，传统发展方式已经遭遇多个边界约束，已经难以为继。具体来说，一是资源边界约束。耕地规模下降已经接近18亿亩红线；到2020年，国内石油、铀、铁、锰、铝土矿、锡、铅、镍、锑、金等10种矿产品的可供能力将下降到40-70％；铬、铜、锌、铂族金属、镍、硼、金刚石等9种矿产品可供能力将小于40％，可供储量严重短缺。2000年以来。资源性缺水日趋严重，全国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已超过2000亿元。北方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普遍超过50％，最高的接近100％，已经超过水资源承载力。二是生态边界约束。研究表明，在全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城市布局、气象条件等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要使二氧化硫的排放处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降解能力之内，全国最多能容纳1620万吨左右的年排放量，实际情况是，1991年二氧化硫排放就突破1620万吨，开始超出环境承受力。近年年排放超出承载范围40％PA上。1985年，COD排放量开始突破承载范围。近年年排放已经超过环境承受能力的30％。三是成本边界约束。经过30年的低成本发展。中国已经进入“高成本时代”。伴随能源价格逐步市场化以及能源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能源成本上升。伴随二元结构转变与劳动力转移的推进，劳动力价格逐渐提升。例如，2007年。沿海地区为解决“民工荒”问题，劳动力工资上浮了20％左右。2010年年初，部分地区出现新一轮“用工荒”，沿海一些省份的企业再次将劳动力工资上浮10％左右。在土地成本方面，2007年以来，全国总体地价水平增长加快，2007年全国主要城市总体综合地价水平为每平方米1751元，综合地价增长率为13.37％，比2006年5.19％的综合地价增长率提高了8.18个百分点。此外，伴随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环境保护成本也开始提升。四是人口红利边界约束。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展受益于巨大的人口红利，即较低赡养率条件下的高储蓄率。近年来人口的快速老龄化迅速提升，人口红利开始消失。西方国家都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甚至超过1万美元才进入老年化阶段的，而2000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尚不足1000美元，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根据预测。在中、低死亡率情景下，中国2020年的老年抚养比将分别达到0.17和0.19；2050年的老年抚养比将分别达到0.37和0.45。2050年中国劳动人口供养老年人口的负担将是2007年的3.3倍和4.1倍。近年来，我国养老保障资金已出现巨大缺口且逐年扩大。1997年为140亿元，1998年达450亿元，1999年已上升到1000亿元，2004年9月上升到6000亿元，到2005年4月，已达10000亿元。中国正面临“未富先老”带来的巨大养老压力。五是市场边界约束。伴随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外贸摩擦也在加剧。WTO的统计数据显示，1995—2006年间，对华反倾销案件及其占全球反倾销案件总数的比重均呈扩大趋势。对华反倾销案件已从1995年的20件，增加到2006年的68件；对华反倾销案件占当年全球反倾销案件总数的比重则相应从1995年的12.7％，增加到2006年的34％。2008年，中国遭遇反倾销调查73起，反补贴调查10起，分别占全球总数的35％和71％。时至今日，全球大约1／3的反倾销诉讼都是针对中国的。从国内市场来看，上述边界约束的强化表明，传统的依赖要素投入、依赖低成本扩张、依赖国际市场的“四高四低”发展方式已经发展到极限，已经难以为继。
其次，传统发展方式已经出现多个方面的“闭锁”，可能进入路径锁定状态。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表明，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在建国后整个60年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质，已经在诸多方面出现“闭锁”特征。一是增长动力的闭锁，即消费需求难以有效扩张。2000-2007年，中国GDP增长中最终消费贡献率从65.1％下降到40.6％，2008年；最终消费需求的贡献率提升到45.7％，2009年上半年，国家采取多项措施扩大消费需求，最终消费贡献率突破50％，即便如此，仍然大大低于2008年1月76％的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而且，最终消费中包含较大比重的政府消费，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居民最终消费增长速度有限。导致最终消费不足的原因，除了由于社会保障等制度建设滞后导致居民未来支出预期偏高等因素以外，关键是由于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和政府倾斜锁定了居民收入的提高。2002年以来，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2002年为62.1％，2006年下降到57.1％；下降5个百分点，同期，企业收入的比重上升1.5个百分点，政府收入的比重上升3.5个百分点。目前，中国工资占企业运营成本的比重不到10％，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重在50％左右，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55％以上，目前中国不到42％。二是制度演进的闭锁，即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难以形成。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讲需要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但是，近期出现了大面积的国有资本扩张、大范围的国进民退、银政合作加强、信贷财政化等旧体制复归现象，这种复归违背市场化逻辑，违背科学发展要求。其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推进的，政府职能的强化决定了改革的推进路径和推进方向，这就出现了源于改革推进者和改革逻辑的改革路径闭锁。三是结构升级的闭锁，即一再出现的低层次产能扩张钳制结构升级。改革开放以来。在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成本优势的战略下，中国的产业结构一直被限制在国际产业链条低端，加上国内经济体系的区域割裂，形成了长期难以扭转的重复建设、结构趋同格局，产业结构长期处于低层次状态。近期，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一些应该淘汰的产能开始恢复，一些“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消耗型)项目投入建设，表明又出现了新一轮结构低端化趋势。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现有的发展战略、发展体制、发展手段中，存在着强大的结构锁定力量。在发展手段方面，一些地方采取政治化和行政强制手段，将“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任务”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例如，吉林提出固定资产投资不得低于40％的目标，广西则将2009年6000亿元的投资任务(比2008年增长62％)分解到各市，这种手段必然将产业结构向低端推移。
第三，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开始与社会问题相 互交织，可能导致社会撕裂。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十七大以来，中央按照和谐社会建设的总体要求和部署，推进了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但是，近年来，上访、群体事件等社会问题反而逐渐增多，全国信访量高位运行，反映的问题几乎涉及所有领域和所有方面。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导致潜在的社会隔离、社会排斥，构成社会撕裂的潜在社会基础。从社会撕裂的运行机制来看。不合理的发展方式是导致社会问题的经济基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是低消费、高投资，而高投资是拉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由于高投资是政府主导的。客观上压低了劳动力价值，投资者(国家和企业)获得国民收入的大部分，劳动者工资收入比重低下，劳动收入与其他收入的差距必然不断拉大。所以，中国高投资与高收入差距并存不是偶然的，如果这种状况走向极端，加上缺乏最终消费需求的有力支撑，就会出现投资下降，经济滑坡，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局面，最终可能构成社会撕裂的经济基础。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式的危机，已经不是单个方面和局部领域的不合理，而是陷入了总体性危机，出现了系统性风险，必须加快转变。
三、传统发展方式的逻辑结构与系统转变的基本路径
总体性危机与系统性风险决定了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是总体性、根本性、系统性的。唯其如此，才能打破发展方式的各种路径闭锁，实现发展方式的整体性转变。要实现这样的转变，关键要在廓清传统发展方式逻辑结构的基础上，解构这一逻辑结构，按照科学发展方式的要求，系统重构新的发展方式。
为什么中国的发展方式长期难以转变?首先是由于一些外部因素的干扰，导致30年来转变发展方式的主观努力难以转化为现实有成效的行动。例如，1995年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波干扰了这一进程。2002年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但是中国“入世”以及国际市场新一轮扩张带来的出口急速增长淡化了转变发展方式的紧迫性。2007年提出转变发展方式，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宏观上将保增长放在突出位置，结构升级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程再次放缓。
但是，传统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经过60年的演变与强化，传统发展方式已经成为一个严密的逻辑结构。我们可以分别从其终点和起点出发廓清其逻辑联系。从终点出发，可以发现构成这一结构的几个依赖。首先是外需依赖。如前所述，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2005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24.1％，接近四分之一，这是使中国经济直接暴露在金融危机冲击之下的直接原因。其次是投资依赖。2000-2008年，最终消费贡献率从65.1％下降到45.7％，下降19.4个百分点，资本形成贡献率则从22.4％上升到45.1％，提升22.7个百分点。第三是要素依赖。继续追问，为什么会出现居民最终消费增长缓慢、经济增长依赖投资的格局?关键在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依赖要素投入，需要维持劳动力等要素的廉价，而劳动力等廉价要素又反过来支撑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增长方式本身是一种不尊重资源和要素价值的增长方式，由此决定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向国家财政倾斜。确保政府投资的廉价，向企业倾斜，确保资本的廉价，最终导致劳动者收入比重的下降，维持劳动力的廉价。第四是速度依赖。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维持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关键在于对即期高速度的依赖。所以，即使在2008年遭遇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之下，仍然将保持8％的较高速度放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首要地位。第五是GDP依赖。为什么强调总量与速度?关键在于对发展的理解，对国民财富的理解，即将国家财富和国民财富单纯理解为国内生产总值和物质财富，理解为当代人的财富增长，并且将物质财富和GDP的增长同发展等同起来。第六是政府依赖。为什么把GDP作为发展目标?这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是政府主导的，政府的意志直接决定发展的目标。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传统发展方式的逻辑起点和内在逻辑联系。首先，其逻辑起点是政府直接参与和主导经济发展。其次，由于经济发展是政府参与和主导的，就产生了一系列“拿住”现象。首先是政府“拿住”发展，政府追求的主要是经济增长速度，速度偏好找到了“GDP”这个抓手，紧接着就出现了“GDP”“拿住”经济发展、发展速度“拿住”发展质量、投资“拿住”消费、外需“拿住”内需等一系列过程。
上述逻辑分析的结论是，要实现中国传统发展方式的系统性转换，必须依照这一逻辑联系整体解构这一结构。
首先，必须解除政府对发展的“拿住”，即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逐渐剥离政府的直接经济职能，政府主要转向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提供社会保障、规范市场秩序和维护社会公平等公共服务。同时，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真正形成市场化、法制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体系。
其次，解除GDP对发展的“拿住”，用“幸福指数”取代GDP作为发展目标，放弃单纯用GDP考核干部政绩和地方发展成就的做法，解除各级政府对GDP速度的片面追求。
第三，将经济增长方式从强调投资、要素投入的粗放型方式转向强调效率和质量的集约式发展方式，从单纯强调资本、资源投入拉动转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源开发和自主创新驱动的轨道。解除速度对质量的“拿住”。
第四，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不断扩张国内市场总体规模，提升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解除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消解外需对内需的“拿住”。只有通过上述举措，中国才能最终解构传统发展方式，才能形成新的科学发展方式。
责任编辑 陈孝兵
关键词：发展方式；危机；结构调整；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4-0005-05
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进程中，产生了关于发展方式的两个重要判断：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看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二是转变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本文认为，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演变的历史进程与面临的现实压力来看，传统发展方式已经出现总体性危机和系统性风险，必须尽快转变。
一、改革开放30年转变发展方式的主观愿望与实际进展的反差
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层面转变传统增长方式的主观愿望日渐强烈。从指导思想层面看，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探索新路子”，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以经济效益为中心”，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实行集约经营”，1995年中共中央提出“推进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转变发展方式”。但是，中国的发展方式不仅没有根本性转变，而且不断强化。改革开放30年以来，实际上一直存在这种转变发展方式的主观愿望与实际进展的反差。
建国以后的前30年间，中国形成了以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收益、高速度低质量的“三高三低”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具体表现在：一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改革前，中国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0.16％田，远低于同期世界10％的平均水平。二是高速度与低效率并存，经济增长呈现出数量扩张特征。据统计，1949-1980年中国工业固定资产增长26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5.1倍，但国民收入只增长4.2倍，全国人民平均消费水平只提高一倍。三是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结构失衡特征，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7.9％上升到1978年的42.6％。重工业的超前发展一方面牺牲了农业，抑制了第三产业，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轻工业的滞后和基础工业的瓶颈，使产业结构严重失衡。总体说来，改革开放前30年的经济增长是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这种方式到“文革”结束时已经难以为继。
改革开放30年来，传统“三高三低”增长方式转变为“四高四低”的发展方式。即除了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收益、高速度低质量以外，又出现了高出口依赖低内需拉动的新的特征。
一方面，这一时期转变传统增长方式的主观愿望日渐强烈。从指导思想层面看，先后提出了“探索新路子”、“以效益为中心”、“实行集约经营”、“推进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转变发展方式”等战略思想。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要求真正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这是尝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开端①。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⑥。其实质也是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要推进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002年9月，中共十六大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将“新型工业化”道路正式概括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中共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并明确提出转变发展方式的途径，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另一方面，传统“三高三低”的增长方式依然存在。1979-2008年，按照当年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3倍，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0倍；30年间，能源生产弹性系数和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其中，2000年以来，这两个弹性系数都明显上升回。从投资效率来看，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比”(即I－COR，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近几年保持在4.7-5.0的高位。而发达国家的“增量资本一产出比”一般为1-2。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79-2008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3倍，而居民消费水平仅增长38倍，其中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增长31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增长22倍。可见，经济增长的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收益、高速度低质量特征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与此同时，发展方式出现新的不合理变化，即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出现了高出口依赖低内需拉动的新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出口依赖度迅速上升，从1978年的4.6％上升到2000年的20.8％，再上升到2007年的36％，2008年尽管出口市场受到严重冲击，仍然维持在33.3％的高位水平。由于出口依赖度的提升，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迅速提高，2005年达到24.1％，接近四分之一。2006年、2007年分别为19.7％和19.3％，接近五分之一。相应地，最终消费贡献率和资本形成贡献率不断下降，两种内需的加总贡献率从2000年的87.5％下降到2005年的75.9％。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展方式转变成效甚微。相反，伴随出口依赖度的提高，在原有结构失衡的基础上，增加了动力失衡的缺陷。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方式与改革开放前30年的发展方式没有本质区别，区别只是在于，前30年的发展方式是在封闭半封闭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三高三低”的特点；后30年的发展方式是在开放条件下形成的，具有“四高四低”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后30年的发展方式是前30年发展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即开放条件下的延续和翻版。
二、传统发展方式的总体性危机
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规模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二，跃居全球最大出口国，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这几个重大事件的标志性意义在于，中国不仅成功应对了金融危机冲击，而且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上行和国际地位上行时期。但与此同时，传统发展方式已经开始出现总体性危机和系统性风险。 首先，传统发展方式已经遭遇多个边界约束，已经难以为继。具体来说，一是资源边界约束。耕地规模下降已经接近18亿亩红线；到2020年，国内石油、铀、铁、锰、铝土矿、锡、铅、镍、锑、金等10种矿产品的可供能力将下降到40-70％；铬、铜、锌、铂族金属、镍、硼、金刚石等9种矿产品可供能力将小于40％，可供储量严重短缺。2000年以来。资源性缺水日趋严重，全国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已超过2000亿元。北方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普遍超过50％，最高的接近100％，已经超过水资源承载力。二是生态边界约束。研究表明，在全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城市布局、气象条件等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要使二氧化硫的排放处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降解能力之内，全国最多能容纳1620万吨左右的年排放量，实际情况是，1991年二氧化硫排放就突破1620万吨，开始超出环境承受力。近年年排放超出承载范围40％PA上。1985年，COD排放量开始突破承载范围。近年年排放已经超过环境承受能力的30％。三是成本边界约束。经过30年的低成本发展。中国已经进入“高成本时代”。伴随能源价格逐步市场化以及能源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能源成本上升。伴随二元结构转变与劳动力转移的推进，劳动力价格逐渐提升。例如，2007年。沿海地区为解决“民工荒”问题，劳动力工资上浮了20％左右。2010年年初，部分地区出现新一轮“用工荒”，沿海一些省份的企业再次将劳动力工资上浮10％左右。在土地成本方面，2007年以来，全国总体地价水平增长加快，2007年全国主要城市总体综合地价水平为每平方米1751元，综合地价增长率为13.37％，比2006年5.19％的综合地价增长率提高了8.18个百分点。此外，伴随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环境保护成本也开始提升。四是人口红利边界约束。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展受益于巨大的人口红利，即较低赡养率条件下的高储蓄率。近年来人口的快速老龄化迅速提升，人口红利开始消失。西方国家都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甚至超过1万美元才进入老年化阶段的，而2000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尚不足1000美元，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根据预测。在中、低死亡率情景下，中国2020年的老年抚养比将分别达到0.17和0.19；2050年的老年抚养比将分别达到0.37和0.45。2050年中国劳动人口供养老年人口的负担将是2007年的3.3倍和4.1倍。近年来，我国养老保障资金已出现巨大缺口且逐年扩大。1997年为140亿元，1998年达450亿元，1999年已上升到1000亿元，2004年9月上升到6000亿元，到2005年4月，已达10000亿元。中国正面临“未富先老”带来的巨大养老压力。五是市场边界约束。伴随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外贸摩擦也在加剧。WTO的统计数据显示，1995—2006年间，对华反倾销案件及其占全球反倾销案件总数的比重均呈扩大趋势。对华反倾销案件已从1995年的20件，增加到2006年的68件；对华反倾销案件占当年全球反倾销案件总数的比重则相应从1995年的12.7％，增加到2006年的34％。2008年，中国遭遇反倾销调查73起，反补贴调查10起，分别占全球总数的35％和71％。时至今日，全球大约1／3的反倾销诉讼都是针对中国的。从国内市场来看，上述边界约束的强化表明，传统的依赖要素投入、依赖低成本扩张、依赖国际市场的“四高四低”发展方式已经发展到极限，已经难以为继。
其次，传统发展方式已经出现多个方面的“闭锁”，可能进入路径锁定状态。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表明，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在建国后整个60年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质，已经在诸多方面出现“闭锁”特征。一是增长动力的闭锁，即消费需求难以有效扩张。2000-2007年，中国GDP增长中最终消费贡献率从65.1％下降到40.6％，2008年；最终消费需求的贡献率提升到45.7％，2009年上半年，国家采取多项措施扩大消费需求，最终消费贡献率突破50％，即便如此，仍然大大低于2008年1月76％的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而且，最终消费中包含较大比重的政府消费，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居民最终消费增长速度有限。导致最终消费不足的原因，除了由于社会保障等制度建设滞后导致居民未来支出预期偏高等因素以外，关键是由于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和政府倾斜锁定了居民收入的提高。2002年以来，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2002年为62.1％，2006年下降到57.1％；下降5个百分点，同期，企业收入的比重上升1.5个百分点，政府收入的比重上升3.5个百分点。目前，中国工资占企业运营成本的比重不到10％，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重在50％左右，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55％以上，目前中国不到42％。二是制度演进的闭锁，即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难以形成。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讲需要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但是，近期出现了大面积的国有资本扩张、大范围的国进民退、银政合作加强、信贷财政化等旧体制复归现象，这种复归违背市场化逻辑，违背科学发展要求。其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政府主导下推进的，政府职能的强化决定了改革的推进路径和推进方向，这就出现了源于改革推进者和改革逻辑的改革路径闭锁。三是结构升级的闭锁，即一再出现的低层次产能扩张钳制结构升级。改革开放以来。在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成本优势的战略下，中国的产业结构一直被限制在国际产业链条低端，加上国内经济体系的区域割裂，形成了长期难以扭转的重复建设、结构趋同格局，产业结构长期处于低层次状态。近期，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一些应该淘汰的产能开始恢复，一些“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消耗型)项目投入建设，表明又出现了新一轮结构低端化趋势。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现有的发展战略、发展体制、发展手段中，存在着强大的结构锁定力量。在发展手段方面，一些地方采取政治化和行政强制手段，将“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任务”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例如，吉林提出固定资产投资不得低于40％的目标，广西则将2009年6000亿元的投资任务(比2008年增长62％)分解到各市，这种手段必然将产业结构向低端推移。
第三，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开始与社会问题相 互交织，可能导致社会撕裂。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十七大以来，中央按照和谐社会建设的总体要求和部署，推进了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但是，近年来，上访、群体事件等社会问题反而逐渐增多，全国信访量高位运行，反映的问题几乎涉及所有领域和所有方面。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导致潜在的社会隔离、社会排斥，构成社会撕裂的潜在社会基础。从社会撕裂的运行机制来看。不合理的发展方式是导致社会问题的经济基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是低消费、高投资，而高投资是拉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由于高投资是政府主导的。客观上压低了劳动力价值，投资者(国家和企业)获得国民收入的大部分，劳动者工资收入比重低下，劳动收入与其他收入的差距必然不断拉大。所以，中国高投资与高收入差距并存不是偶然的，如果这种状况走向极端，加上缺乏最终消费需求的有力支撑，就会出现投资下降，经济滑坡，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局面，最终可能构成社会撕裂的经济基础。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式的危机，已经不是单个方面和局部领域的不合理，而是陷入了总体性危机，出现了系统性风险，必须加快转变。
三、传统发展方式的逻辑结构与系统转变的基本路径
总体性危机与系统性风险决定了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是总体性、根本性、系统性的。唯其如此，才能打破发展方式的各种路径闭锁，实现发展方式的整体性转变。要实现这样的转变，关键要在廓清传统发展方式逻辑结构的基础上，解构这一逻辑结构，按照科学发展方式的要求，系统重构新的发展方式。
为什么中国的发展方式长期难以转变?首先是由于一些外部因素的干扰，导致30年来转变发展方式的主观努力难以转化为现实有成效的行动。例如，1995年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波干扰了这一进程。2002年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但是中国“入世”以及国际市场新一轮扩张带来的出口急速增长淡化了转变发展方式的紧迫性。2007年提出转变发展方式，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宏观上将保增长放在突出位置，结构升级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程再次放缓。
但是，传统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经过60年的演变与强化，传统发展方式已经成为一个严密的逻辑结构。我们可以分别从其终点和起点出发廓清其逻辑联系。从终点出发，可以发现构成这一结构的几个依赖。首先是外需依赖。如前所述，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2005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24.1％，接近四分之一，这是使中国经济直接暴露在金融危机冲击之下的直接原因。其次是投资依赖。2000-2008年，最终消费贡献率从65.1％下降到45.7％，下降19.4个百分点，资本形成贡献率则从22.4％上升到45.1％，提升22.7个百分点。第三是要素依赖。继续追问，为什么会出现居民最终消费增长缓慢、经济增长依赖投资的格局?关键在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依赖要素投入，需要维持劳动力等要素的廉价，而劳动力等廉价要素又反过来支撑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增长方式本身是一种不尊重资源和要素价值的增长方式，由此决定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向国家财政倾斜。确保政府投资的廉价，向企业倾斜，确保资本的廉价，最终导致劳动者收入比重的下降，维持劳动力的廉价。第四是速度依赖。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维持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关键在于对即期高速度的依赖。所以，即使在2008年遭遇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之下，仍然将保持8％的较高速度放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首要地位。第五是GDP依赖。为什么强调总量与速度?关键在于对发展的理解，对国民财富的理解，即将国家财富和国民财富单纯理解为国内生产总值和物质财富，理解为当代人的财富增长，并且将物质财富和GDP的增长同发展等同起来。第六是政府依赖。为什么把GDP作为发展目标?这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是政府主导的，政府的意志直接决定发展的目标。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传统发展方式的逻辑起点和内在逻辑联系。首先，其逻辑起点是政府直接参与和主导经济发展。其次，由于经济发展是政府参与和主导的，就产生了一系列“拿住”现象。首先是政府“拿住”发展，政府追求的主要是经济增长速度，速度偏好找到了“GDP”这个抓手，紧接着就出现了“GDP”“拿住”经济发展、发展速度“拿住”发展质量、投资“拿住”消费、外需“拿住”内需等一系列过程。
上述逻辑分析的结论是，要实现中国传统发展方式的系统性转换，必须依照这一逻辑联系整体解构这一结构。
首先，必须解除政府对发展的“拿住”，即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逐渐剥离政府的直接经济职能，政府主要转向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提供社会保障、规范市场秩序和维护社会公平等公共服务。同时，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真正形成市场化、法制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体系。
其次，解除GDP对发展的“拿住”，用“幸福指数”取代GDP作为发展目标，放弃单纯用GDP考核干部政绩和地方发展成就的做法，解除各级政府对GDP速度的片面追求。
第三，将经济增长方式从强调投资、要素投入的粗放型方式转向强调效率和质量的集约式发展方式，从单纯强调资本、资源投入拉动转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源开发和自主创新驱动的轨道。解除速度对质量的“拿住”。
第四，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不断扩张国内市场总体规模，提升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解除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消解外需对内需的“拿住”。只有通过上述举措，中国才能最终解构传统发展方式，才能形成新的科学发展方式。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