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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捷生是贺龙和第二任夫人蹇先任的女儿。从一出生，她就与长征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这位将门女将与长征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她的一生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年龄最小的长征者
1935年11月1日，距离长征还有18天，在湖南省桑植县刘家坪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起点，贺龙的第二任夫人蹇先任生下了一个女孩。
为了祝贺女儿的出生，贺龙与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同志一起喝酒祝贺。贺龙说：“小毛毛出生了，还没有起个名字呢！”前敌副总指挥、后来成为贺龙连襟的萧克说：“小毛毛一出生部队就打了胜仗，这孩子是战斗胜利的标志，就叫捷生吧。”贺龙夫妇觉得这个名字既响亮又很有纪念意义，于是就欣然接受了。
长征就要开始了，贺龙夫妇商量后，决定把女儿暂时寄养在一户亲戚家。但在那个白色恐怖时期，收留贺龙的女儿是要冒杀头之险的，亲戚推辞了。于是，命运让贺捷生成为了年龄最小的一名长征者。当时，贺捷生才刚刚出生19天。
长征途中，捷生被妈妈抱在怀里。每天行军时，母亲怕树枝划伤女儿，就用布袋把她挂在胸前，这样可以时时照看着。在过敌人封锁线时，她的小嘴被紧紧堵住，几次因挤压过度差点窒息。
由于蹇先任没有了奶水，每到一个宿营地，她就抱着小捷生四处找老乡要奶吃。那时，也记不清有多少位妈妈给捷生喂过奶。
长征途中，小捷生经历过很多次的凶险。
有一次，蹇先任病倒了，只好把她交给贺龙。由于行军途中战斗激烈，孩子摔在了路旁的草丛中，贺龙竟全然不知。战斗结束后，贺龙突然意识到身上少了件什么东西。糟糕，孩子丢了！他和警卫员立刻掉头去找。他随口问路边的伤员：“你们谁见过我的孩子吗？是一个女婴儿！”伤病员们这才知道，原来途中捡到的身上裹着红军军衣的女婴竟是贺龙的女儿。于是，他们立刻把小捷生抱了出来。望着襁褓中的女儿，泪水不禁从这位刚强的指挥官脸颊无声地滑落下来……
长征结束时，贺捷生刚满一周岁。多少年之后，贺捷生说：“我在长征路上是一个卸不下的包袱。一个要吃要喝的行李卷。妈妈摇头说，我们没有把你当包袱，而是把你当革命接班人，你不哭的时候，所有叔叔伯伯都担心，是不是病了或者没气了；你哭的时候大家也着急，是不是没奶吃饿着了。”
重回父亲身边分外欣喜
红军到达延安后，抗日战争随即爆发。贺龙担任了八路军120师师长，经常作战。夫妇俩无暇顾及女儿，只好把她送回了湖南，寄养在南昌起义时他的两个老部下秦光远和瞿玉屏家里。不久，她又由瞿玉屏接去养护，一直到后来她离开湘西。
那时贺捷生称瞿玉屏为伯父，他们以对贺龙的忠诚来待她，不让她出门——怕她走失，怕日本鬼子、汉奸特务从她的言行中看出端倪……几十年后贺捷生回忆说：“湘西是贺龙闹革命起家的地方，他的名字在湘鄂川黔一带无人不晓。伯父知道收养贺龙的女儿性命攸关，为了躲避敌人，保护全家人的安全，我们曾多次搬家。每到一个地方，伯父都是尽量选择一些家中人口少，不杂乱，为人善良的人家为邻，这样做是为了我的安全。伯父经常跟伯母说，这孩子是革命的后代，她如果一旦有个闪失，那怎么跟敬重的兄长交代呀！”
后来伯父牺牲后，她们家搬到了湘西一个更偏远的小镇。她一边上学，一边盼望着父亲。
不久，任弼时、萧克、关向应、王震等高级将领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将小捷生接到贺龙身边，大家愿共同担负起照料她的责任。看过信后，毛泽东当即让贺子珍征求蹇先任的意见，蹇先任从内心感谢主席的关心。随后，毛泽东委派廖汉生将贺捷生接到了120师所在地，贺捷生这才得以同父母团聚。
这时，贺捷生已经是一个患有严重关节炎、瘸着双腿的15岁少女了。
1942年，贺龙与薛明结了婚。全国解放后，特别是贺龙一家来到北京后，党和国家赋予贺龙的责任日益重大，他日夜忙于繁重的军政工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对此，贺龙心里始终深感愧疚。但在苦难中度过的贺捷生却很满足，她说：“只要能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比什么都高兴。”
刚进城时，学习成为了捷生首先要克服的困难。
“当时我认字不多，有的字都不会写，我又不好意思去问别人。父亲说你给我念一段报纸吧，结果有的字还念错了。后来爸爸给了我一本字典，这样就不用再去问别人了。”贺捷生说，“他不太会关注你的衣食住行，但他非常关心你的思想品质。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已经到加入共青团的年龄了。你知道共青团的宗旨吗？你要多看一些这方面的书。”为了增强女儿的学习信心，早日赶上其他孩子，贺龙以自己为例说：“我小时候打弹弓，打不准，每天起早练，笨鸟先飞嘛。只要你勤快，就肯定能赶上别人。”
不久，她向父亲提出了参军的要求，贺龙听后很高兴，送她到西南军区卫生部当了一名战士。后来，贺捷生又转到了北京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学习。考大学时，她怕考不上，有思想负担。爸爸知道后鼓励她去试试，考不上就去找工作。经过艰苦努力，她终于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贺龙逢人便说：“我的女儿上大学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擅作主张背着父母结婚生子
在北京大学，贺捷生学习很刻苦。那时，虽然爸爸妈妈也在她身边，但孤独感依然啃噬着她敏感的心。妈妈整天忙碌，不太知道怎么疼孩子，而爸爸更是只管大家，不管小家。在孤独中，她渴望爱。
就在这时，她恋爱了。男友是教她政治经济学的老师，平时对她的提问自然就多了一些。一次，贺捷生因重感冒而住进了医院，他则被怀疑为肺结核也住进了校医院，就这样他们互相走近了。
即使在一个学校里，他们也每天写信，谈理想，谈人生。很快的，俩人领了结婚证，然后携手去了青海。那时的西宁不大，学校都是帐篷，再加上海拔又高，生活条件比较艰苦，而贺捷生却在那里度过了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在学校里，贺捷生从简单的打杂做起，同时还替别人代课，终于成为了一名正式老师。她是一位大家公认的敬业的好老师。 去青海的时候，贺捷生给爸爸妈妈写过信，说自己去搞民族调查。一年以后，当父母再次收到她的来信时，却被告知，要回北京生孩子！
两位老人气晕了！后来，爸爸因为第一个外孙女的出世原谅了她，而妈妈却始终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在妈妈家生完孩子，贺捷生本想去南开大学上研究生，妈妈说，你连结婚这样的大事都不告诉我们，去上学别想让我给你带孩子！
在青海待了6年后，丈夫调到天津财经学院，贺捷生作为家属改行去做教工。此时，他们婚姻走向了尽头。1966年，他们分手了，孩子都跟了妈妈。贺龙遭迫害的时候，他冒险来看过她，见她生活上很艰难，于是便把二女儿领走了。
贺捷生回到了北京，身处逆境的她随后被“下放”到石油部某研究院“劳动改造”。
困难时刻见真情。这时，一位过去在贺龙身边的工作人员向贺捷生表达了真挚的情感。如今，贺家落难，他却提出要把她接到外地结婚，便于照顾她和她的孩子。妈妈知道了很高兴，她决定最后管一回女儿的事——他在西安，妈妈就做主让另外一个女同志假扮贺捷生冒名替她去跟他登了记。这件事让贺捷生很是感动，谁料喜事却变成了丧事，他因与贺龙的女儿结亲而被连续批斗。等到贺捷生带着孩子赶到西安去看望他时，因残酷折磨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贺捷生双手捧着他的骨灰，泪水充盈了双眼。
“文革”时期上书毛主席为父亲平反
1966年年底的一天，贺捷生回家看望父亲。临走时，贺龙一直把女儿送到大门外，反复叮嘱：“捷生啊，你要自强，不管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不管爸爸妈妈出现什‘么情况，你都要坚强。还有，你要自己挣钱、学会当家，这样才不会受穷……”
她不知道，这一次竟然是与父亲的诀别！
父亲很快被送到西山软禁，子女不但不能探视，也都处于半管制状态。后来还是毛家亲戚毛远青提醒贺捷生家里出事了，让她回家见父亲一面，还亲手把她塞进被串联学生挤满的火车，叮嘱她千万不要说自己姓贺，有人问起来就说是学生。
然而，到了父亲的家，已经进不去门了，甚至不许在大门外张望。幸运的是，没有人认识她。
1969年6月9日，家里来了一辆吉普车，说是接她到301医院看父亲。她以为父亲只是病了，令她想不到的是，到了医院才发现自己已经和父亲生死两隔。她想上前，但是不被允许…..
贺龙就这样匆匆地走了。
1970年，离开母亲的二女儿，又因不堪忍受失去母爱与备受社会歧视的双重痛苦而悬梁自尽。
那几年，所有的不幸都劈头盖脑地砸向了贺捷生。直到林彪事件后，她才逐渐了解到了父亲被迫害致死的真相。
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即“中发[1974]25号文件”。
贺龙的夫人薛明回忆说：“那个文件是留了个尾巴的，没有提贺龙是被迫害的，说是病故，还说‘审查是必要的’。”
1975年4月，已经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贺捷生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写信，要求寻找父亲贺龙的遗骸，讣告全国，补行葬礼。不久，她得到了通知，贺龙的骨灰安葬仪式将秘密举行，但要规定“五不”原则，即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组织治丧委员会，不公开报道，不进行宣传。很明显，这是“四人帮”从中作梗。此时，贺捷生柔弱的外表下有着一颗坚定的心。她决不善罢甘休，她再一次上书毛主席，并请邓颖超妈妈转呈父亲的生前好友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在医院看到信，得知真情，亲自给毛主席写了信，将贺捷生的信附在了后面。
贺捷生说：“我跟着又写了一封信，据说这封信毛主席看后把信搁在胸前，看着天花板掉下了眼泪。’
据贺捷生回忆：因为她和张玉凤的父母是邻居。张玉凤说：“毛主席对你父亲的事觉得很有歉意，主席有个批示，所以总理才能去参加追悼会的。”
1975年6月9日，周总理抱病参加了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并亲自为贺龙致悼词，周总理的声音字字千钧，掷地有声。那天，贺捷生抱着周总理那弯曲的胳膊，泪如雨下……
重走长征路收获新爱情
1975年，40岁的贺捷生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重走了一次长征路。
她和另外两位同志一道，沿着当年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进行了实地考察。目的是抢救革命文物，恢复历史的真面目。“那时尽管忍受了很多痛苦的折磨和政治上的压力，但那些搜集来的红军时期的电报、标语等珍贵文物，都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贺捷生的生命本来就与长征紧密相连，她是以对待信仰的热情来做这件事情的。
“那时各种条件都很艰苦，没有正经的公路，道路基本上还是原貌。当年红军写的一些标语都还留着，老百姓就在墙上刷了一层土，把土剥离开，木板上就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欢迎红军’、‘苏维埃政权万岁’等等，我们当时收集了很多当年红军用过的东西，比如当时汇兑的一些票据……那些东西没有经过翻新，更不是仿造和伪造的，都是原始的，过去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重走长征路的那段经历让贺捷生很受教育，至今难忘。让贺捷生受教育的不单单是红军留下的那些文物，而且还有当地群众对红军的那一片深情，其中也包括对她父亲贺龙的怀念。
重走长征路，还让贺捷生重新获得了爱情。1978年，邓颖超亲自为贺捷生主持了婚礼。她的爱人叫李振军，时任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军区副政委，是一位老红军，他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
凤凰涅槃走上文学道路
“文革”期间，贺捷生与文化界的一些老同志一起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顽强抗争。那时，胡乔木同志曾让她把“四人帮”在文艺界横行作恶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上报党中央、毛主席。贺捷生说：“我后来走上文学道路，或许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不久，她又回到了部队，实现了她少女时期的梦想——写文章、当记者。《共青畅想曲》、《祝你一路平安》、《击毙二王的报告》、《残月》、《心祭》……大量的报告文学、散文、电影剧本使她成为当时最活跃的军旅作家之—。
贺捷生终于进入了有生以来最幸福最辉惶的时光，先后担任了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部长。她还编撰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这是代表中国军事科学领域最高学术成就的经典著作。
1996年7月22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授予贺捷生少将军衔，使她成为了我国为数不多的女将军之一。
年龄最小的长征者
1935年11月1日，距离长征还有18天，在湖南省桑植县刘家坪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起点，贺龙的第二任夫人蹇先任生下了一个女孩。
为了祝贺女儿的出生，贺龙与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同志一起喝酒祝贺。贺龙说：“小毛毛出生了，还没有起个名字呢！”前敌副总指挥、后来成为贺龙连襟的萧克说：“小毛毛一出生部队就打了胜仗，这孩子是战斗胜利的标志，就叫捷生吧。”贺龙夫妇觉得这个名字既响亮又很有纪念意义，于是就欣然接受了。
长征就要开始了，贺龙夫妇商量后，决定把女儿暂时寄养在一户亲戚家。但在那个白色恐怖时期，收留贺龙的女儿是要冒杀头之险的，亲戚推辞了。于是，命运让贺捷生成为了年龄最小的一名长征者。当时，贺捷生才刚刚出生19天。
长征途中，捷生被妈妈抱在怀里。每天行军时，母亲怕树枝划伤女儿，就用布袋把她挂在胸前，这样可以时时照看着。在过敌人封锁线时，她的小嘴被紧紧堵住，几次因挤压过度差点窒息。
由于蹇先任没有了奶水，每到一个宿营地，她就抱着小捷生四处找老乡要奶吃。那时，也记不清有多少位妈妈给捷生喂过奶。
长征途中，小捷生经历过很多次的凶险。
有一次，蹇先任病倒了，只好把她交给贺龙。由于行军途中战斗激烈，孩子摔在了路旁的草丛中，贺龙竟全然不知。战斗结束后，贺龙突然意识到身上少了件什么东西。糟糕，孩子丢了！他和警卫员立刻掉头去找。他随口问路边的伤员：“你们谁见过我的孩子吗？是一个女婴儿！”伤病员们这才知道，原来途中捡到的身上裹着红军军衣的女婴竟是贺龙的女儿。于是，他们立刻把小捷生抱了出来。望着襁褓中的女儿，泪水不禁从这位刚强的指挥官脸颊无声地滑落下来……
长征结束时，贺捷生刚满一周岁。多少年之后，贺捷生说：“我在长征路上是一个卸不下的包袱。一个要吃要喝的行李卷。妈妈摇头说，我们没有把你当包袱，而是把你当革命接班人，你不哭的时候，所有叔叔伯伯都担心，是不是病了或者没气了；你哭的时候大家也着急，是不是没奶吃饿着了。”
重回父亲身边分外欣喜
红军到达延安后，抗日战争随即爆发。贺龙担任了八路军120师师长，经常作战。夫妇俩无暇顾及女儿，只好把她送回了湖南，寄养在南昌起义时他的两个老部下秦光远和瞿玉屏家里。不久，她又由瞿玉屏接去养护，一直到后来她离开湘西。
那时贺捷生称瞿玉屏为伯父，他们以对贺龙的忠诚来待她，不让她出门——怕她走失，怕日本鬼子、汉奸特务从她的言行中看出端倪……几十年后贺捷生回忆说：“湘西是贺龙闹革命起家的地方，他的名字在湘鄂川黔一带无人不晓。伯父知道收养贺龙的女儿性命攸关，为了躲避敌人，保护全家人的安全，我们曾多次搬家。每到一个地方，伯父都是尽量选择一些家中人口少，不杂乱，为人善良的人家为邻，这样做是为了我的安全。伯父经常跟伯母说，这孩子是革命的后代，她如果一旦有个闪失，那怎么跟敬重的兄长交代呀！”
后来伯父牺牲后，她们家搬到了湘西一个更偏远的小镇。她一边上学，一边盼望着父亲。
不久，任弼时、萧克、关向应、王震等高级将领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将小捷生接到贺龙身边，大家愿共同担负起照料她的责任。看过信后，毛泽东当即让贺子珍征求蹇先任的意见，蹇先任从内心感谢主席的关心。随后，毛泽东委派廖汉生将贺捷生接到了120师所在地，贺捷生这才得以同父母团聚。
这时，贺捷生已经是一个患有严重关节炎、瘸着双腿的15岁少女了。
1942年，贺龙与薛明结了婚。全国解放后，特别是贺龙一家来到北京后，党和国家赋予贺龙的责任日益重大，他日夜忙于繁重的军政工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对此，贺龙心里始终深感愧疚。但在苦难中度过的贺捷生却很满足，她说：“只要能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比什么都高兴。”
刚进城时，学习成为了捷生首先要克服的困难。
“当时我认字不多，有的字都不会写，我又不好意思去问别人。父亲说你给我念一段报纸吧，结果有的字还念错了。后来爸爸给了我一本字典，这样就不用再去问别人了。”贺捷生说，“他不太会关注你的衣食住行，但他非常关心你的思想品质。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已经到加入共青团的年龄了。你知道共青团的宗旨吗？你要多看一些这方面的书。”为了增强女儿的学习信心，早日赶上其他孩子，贺龙以自己为例说：“我小时候打弹弓，打不准，每天起早练，笨鸟先飞嘛。只要你勤快，就肯定能赶上别人。”
不久，她向父亲提出了参军的要求，贺龙听后很高兴，送她到西南军区卫生部当了一名战士。后来，贺捷生又转到了北京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学习。考大学时，她怕考不上，有思想负担。爸爸知道后鼓励她去试试，考不上就去找工作。经过艰苦努力，她终于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贺龙逢人便说：“我的女儿上大学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擅作主张背着父母结婚生子
在北京大学，贺捷生学习很刻苦。那时，虽然爸爸妈妈也在她身边，但孤独感依然啃噬着她敏感的心。妈妈整天忙碌，不太知道怎么疼孩子，而爸爸更是只管大家，不管小家。在孤独中，她渴望爱。
就在这时，她恋爱了。男友是教她政治经济学的老师，平时对她的提问自然就多了一些。一次，贺捷生因重感冒而住进了医院，他则被怀疑为肺结核也住进了校医院，就这样他们互相走近了。
即使在一个学校里，他们也每天写信，谈理想，谈人生。很快的，俩人领了结婚证，然后携手去了青海。那时的西宁不大，学校都是帐篷，再加上海拔又高，生活条件比较艰苦，而贺捷生却在那里度过了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在学校里，贺捷生从简单的打杂做起，同时还替别人代课，终于成为了一名正式老师。她是一位大家公认的敬业的好老师。 去青海的时候，贺捷生给爸爸妈妈写过信，说自己去搞民族调查。一年以后，当父母再次收到她的来信时，却被告知，要回北京生孩子！
两位老人气晕了！后来，爸爸因为第一个外孙女的出世原谅了她，而妈妈却始终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在妈妈家生完孩子，贺捷生本想去南开大学上研究生，妈妈说，你连结婚这样的大事都不告诉我们，去上学别想让我给你带孩子！
在青海待了6年后，丈夫调到天津财经学院，贺捷生作为家属改行去做教工。此时，他们婚姻走向了尽头。1966年，他们分手了，孩子都跟了妈妈。贺龙遭迫害的时候，他冒险来看过她，见她生活上很艰难，于是便把二女儿领走了。
贺捷生回到了北京，身处逆境的她随后被“下放”到石油部某研究院“劳动改造”。
困难时刻见真情。这时，一位过去在贺龙身边的工作人员向贺捷生表达了真挚的情感。如今，贺家落难，他却提出要把她接到外地结婚，便于照顾她和她的孩子。妈妈知道了很高兴，她决定最后管一回女儿的事——他在西安，妈妈就做主让另外一个女同志假扮贺捷生冒名替她去跟他登了记。这件事让贺捷生很是感动，谁料喜事却变成了丧事，他因与贺龙的女儿结亲而被连续批斗。等到贺捷生带着孩子赶到西安去看望他时，因残酷折磨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贺捷生双手捧着他的骨灰，泪水充盈了双眼。
“文革”时期上书毛主席为父亲平反
1966年年底的一天，贺捷生回家看望父亲。临走时，贺龙一直把女儿送到大门外，反复叮嘱：“捷生啊，你要自强，不管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不管爸爸妈妈出现什‘么情况，你都要坚强。还有，你要自己挣钱、学会当家，这样才不会受穷……”
她不知道，这一次竟然是与父亲的诀别！
父亲很快被送到西山软禁，子女不但不能探视，也都处于半管制状态。后来还是毛家亲戚毛远青提醒贺捷生家里出事了，让她回家见父亲一面，还亲手把她塞进被串联学生挤满的火车，叮嘱她千万不要说自己姓贺，有人问起来就说是学生。
然而，到了父亲的家，已经进不去门了，甚至不许在大门外张望。幸运的是，没有人认识她。
1969年6月9日，家里来了一辆吉普车，说是接她到301医院看父亲。她以为父亲只是病了，令她想不到的是，到了医院才发现自己已经和父亲生死两隔。她想上前，但是不被允许…..
贺龙就这样匆匆地走了。
1970年，离开母亲的二女儿，又因不堪忍受失去母爱与备受社会歧视的双重痛苦而悬梁自尽。
那几年，所有的不幸都劈头盖脑地砸向了贺捷生。直到林彪事件后，她才逐渐了解到了父亲被迫害致死的真相。
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即“中发[1974]25号文件”。
贺龙的夫人薛明回忆说：“那个文件是留了个尾巴的，没有提贺龙是被迫害的，说是病故，还说‘审查是必要的’。”
1975年4月，已经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贺捷生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写信，要求寻找父亲贺龙的遗骸，讣告全国，补行葬礼。不久，她得到了通知，贺龙的骨灰安葬仪式将秘密举行，但要规定“五不”原则，即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组织治丧委员会，不公开报道，不进行宣传。很明显，这是“四人帮”从中作梗。此时，贺捷生柔弱的外表下有着一颗坚定的心。她决不善罢甘休，她再一次上书毛主席，并请邓颖超妈妈转呈父亲的生前好友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在医院看到信，得知真情，亲自给毛主席写了信，将贺捷生的信附在了后面。
贺捷生说：“我跟着又写了一封信，据说这封信毛主席看后把信搁在胸前，看着天花板掉下了眼泪。’
据贺捷生回忆：因为她和张玉凤的父母是邻居。张玉凤说：“毛主席对你父亲的事觉得很有歉意，主席有个批示，所以总理才能去参加追悼会的。”
1975年6月9日，周总理抱病参加了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并亲自为贺龙致悼词，周总理的声音字字千钧，掷地有声。那天，贺捷生抱着周总理那弯曲的胳膊，泪如雨下……
重走长征路收获新爱情
1975年，40岁的贺捷生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重走了一次长征路。
她和另外两位同志一道，沿着当年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进行了实地考察。目的是抢救革命文物，恢复历史的真面目。“那时尽管忍受了很多痛苦的折磨和政治上的压力，但那些搜集来的红军时期的电报、标语等珍贵文物，都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贺捷生的生命本来就与长征紧密相连，她是以对待信仰的热情来做这件事情的。
“那时各种条件都很艰苦，没有正经的公路，道路基本上还是原貌。当年红军写的一些标语都还留着，老百姓就在墙上刷了一层土，把土剥离开，木板上就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欢迎红军’、‘苏维埃政权万岁’等等，我们当时收集了很多当年红军用过的东西，比如当时汇兑的一些票据……那些东西没有经过翻新，更不是仿造和伪造的，都是原始的，过去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重走长征路的那段经历让贺捷生很受教育，至今难忘。让贺捷生受教育的不单单是红军留下的那些文物，而且还有当地群众对红军的那一片深情，其中也包括对她父亲贺龙的怀念。
重走长征路，还让贺捷生重新获得了爱情。1978年，邓颖超亲自为贺捷生主持了婚礼。她的爱人叫李振军，时任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军区副政委，是一位老红军，他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
凤凰涅槃走上文学道路
“文革”期间，贺捷生与文化界的一些老同志一起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顽强抗争。那时，胡乔木同志曾让她把“四人帮”在文艺界横行作恶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上报党中央、毛主席。贺捷生说：“我后来走上文学道路，或许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不久，她又回到了部队，实现了她少女时期的梦想——写文章、当记者。《共青畅想曲》、《祝你一路平安》、《击毙二王的报告》、《残月》、《心祭》……大量的报告文学、散文、电影剧本使她成为当时最活跃的军旅作家之—。
贺捷生终于进入了有生以来最幸福最辉惶的时光，先后担任了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部长。她还编撰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这是代表中国军事科学领域最高学术成就的经典著作。
1996年7月22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授予贺捷生少将军衔，使她成为了我国为数不多的女将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