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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流动人口是中国现阶段从农村析出的剩余劳动力。其特点是数量巨大，职业多样，城乡流动和地区流动频繁。流动人口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人口流动最为活跃的时期。人口流动主要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绝大多数流动人口文化层次较低，缺乏社会保障，刑事案件居高不下，刑事案件中80%以上是外来人口作案，大量案件是盗窃、抢劫案件，这和经济上的贫困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关键词：流动人口；刘易斯拐点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2
国家人口计生委在《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指出，当前，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流动人口规模达到历史新高，流动人口流量、流向、结构和流动人口群体的利益诉求都在发生深刻变化。2011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2012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5404万人。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79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36亿人，外出农民工为1.6亿人。
《报告》显示，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28岁，“8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近一半。其中占据主体的新生代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大多数在城市成长，基本不懂农业生产，即使经济形势波动，城市就业形势不好，他们也不大可能返乡务农。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家庭规模达到2.5人，青少年流动人口和老年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72%的流动人口家庭通过租房居住，尤以租住私房为多。住房条件和子女教育正在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在城镇稳定生活的重要因素。
此外，目前，我國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约占流动人口总量的80%。《报告》预测，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步伐未来将逐步趋于平稳，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在本世纪中叶，城镇化也将会进入平稳发展阶段。未来十年全国城镇人口年均增加1300万-1600万，其中，农村转移人口10000万-1300万。
2.3亿人的流动方向是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
这种流动是自发的、无序的，也是现实存在的。城市化的推进不是推进这些流动人口在北京、上海、广州的城市化，而是有序的、渐进的中小城镇化，并且最好是在他们的户籍所在地，即就地城镇化。如果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解决这些人的住所、户籍、子女升学等问题，就不是推进城市化，而是加剧这种无序的流动。
中国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村的衰落是必然的，但城镇化并不是大城市化。要通过政策性的引导，使这种无序流动变为有序，自发的流动变为有目的的流动。在一些中小城市，可以解决流动人口的户籍、住所、子女升学、社会保障等问题。
中国2.3亿人的流动为什么没有缩小城乡差距？因为这种流动是一窝峰的北京、上海、广州，而这些大城市的承载力已近饱和，流动人口的就地城镇化变得困难重重。
2006年1月1日起，废除农业税—这一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是对农民的一种解放，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项巨大成果，会写进历史。但是近10年来，让流动人口子女就近入学的义务教育政策促进了流动人口子女的被动流动，产生了一批城市里长大的农村人，导致了今天异地高考的呼声。我们不能否认，适合不同阶段的人口战略将是关乎一个地区的未来命运是繁荣还是衰落。人口政策应以市场公平竞争为前提，以市场的力量去调节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全球的人口迁移都是需要成本付出的，这种规律在中国同样无法避免，适者生存将成为人口流动的重要市场手段。
这里有两个城市里的农村人：（从乡村到城市，最终会二元破茧为一，这里姑且这样称谓）
王静，女，23岁，安徽宿县人，在上海打工，在一家个体老板店里卖鲜花。他想与男朋友约会，可是店里忙，老板不想让她休息那么长时间，她就请假。撒谎说：她老爷（外公）病了，并且病得很重，要和全家一起回老家看望老爷。老板心一软，就让她带着钱去看老爷了。她也就和男朋友带薪度假去了，老板一个人在店里苦苦支撑。过了一段时间，尝到甜头的王静又向她的女老板请假，这次的理由是老爷死了，要回老家奔丧。老板二话没说，又马上准假了，像上次一样，还是没有扣工资。只是她的老板至今也不知道，她的老爷在她还没出生时就已经去世了。
张前，男，35岁，四川人。在上海某小区做清洁工。清洁工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捡垃圾、收垃圾的收入却不菲。城里人有的很大方，有时碍于空间的限制，不用的、过时的、陈旧的东西统统扔掉，张前就会一一捡来，然后分门别类整理后，去废品收购站卖掉；城里人有的很节俭，一些旧报纸、旧书等也会拿去卖，于是张前也在小区做起了买卖，低价从居民手里买回来，然后高价卖掉，赚取差价。有了这些收入，他把老婆、孩子都接到上海，并把儿子送到了附近的小学就读。现在的义务教育使得他的儿子和城里人一样接受免费的教育，一起在学校吃午饭，一样的校服，一样的书本。张前乐不可支，他要的就是儿子和城里人一样。让张前偷着乐的还有小区里那些又笨又爱忘事的城里人。就说他收旧报纸吧，那些老头、老太，还有那些年轻又时髦的家庭主妇，那个笨呀，不管眼睛睁得多大，也看不懂他的秤，这就给了他发挥的空间。把秤杆与秤砣玩得团团转，哪怕他少说一半，他们也是干瞪眼。每每想到这里，张前就特有成就感。并且张前还有一绝招，那就是没零钱。每当他把8块、10块的报纸说成3块、5块时，还不忘加一句：阿姨，我现在没零钱，你过2天再来拿吧，并随手掏出一张脏兮兮的100元让阿姨看。那阿姨只好说“好吧”。可阿姨爱忘事啊，过不了两天，她就忘了。就算哪个叔叔阿姨过了很长时间又想起来了，也会琢磨，都这么长时间了，就那几块钱，算了吧。这样的事几乎天天发生。这城里大呀，这城里人他爱看报纸啊，你说这张前的收入能不高吗？你说这张前能不偷着乐吗？都快5年了吧，就一个阿姨找过他，你猜他怎么说，他说：阿姨，就那点废报纸，我都不记得了。只是那些小区的城里人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的秤有问题，他的没零钱是故意的。 他们之所以能来到城市，是顺应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潮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曾有经典理论：一个国家可能存在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通常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他们会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这个转移过程也使得城市的劳动力资源供应无限充分。刘易斯将这种状态叫做“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但是，如果这些剩余劳动力已经被城镇吸收了，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城乡之间就会进入一个一体化发展的时代。
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有大量劳动力涌入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是指劳动力供给曲线在既定工资水平下具有无限弹性。“既定工资”就是农业部门劳动力维持生活需要的最低收入水平。）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就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显然，“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与“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内涵是不同的，都具有标志性的象征意义，前者的到来为后者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后者的意义是决定性的。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毋庸讳言，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与“人口红利”相伴随的“人口诅咒”。“人口诅咒”是指当我们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时，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创新的能力，而当“人口红利”枯竭时，就会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未雨绸缪，所以我们今天要产业调整，经济转型，更新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经济结构，替换支柱产业，使国民经济体制和结构发生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有关中国经济结构的现状，还有一种理论，即“三元经济结构理论”。
张朝尊、陈吉元、李克强等人认为，随着农村工业的发展，我国自近代开始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已不复存在，以农村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经济成为了与农业经济及城市工业经济相并列的国民经济中的一种独立经济形式，强调我国出现的并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而是一种特殊的“三元经济格局”，即由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所构成的经济体系。
经过多年的探索，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作为改革开放的目标模式，为经济起飞提供了合适的制度环境。大国正在崛起，中国正一步步走向富强。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在错综复杂的經济形势下，我国在区域、产业、行业、企业出现积极分化，为实施差别化调控手段提供了基础。在区域上，东部地区转型升级起步早，调整步伐快，服务业、制造业竞争力不断增强；中西部地区也有许多地方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中国经济最大的潜力之一便是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在此背景下，国家将扩内需和稳增长的重担或更多放在中西部地区，生产、出口、投资及劳动力将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
“牛肚子理论”带动中部崛起。
20世纪80年代，张培刚教授提出了他著名的“牛肚子理论”。在这篇文章中，他是这样开头的：“有一次放牛时，一头大牯牛不慎陷入泥沼，我们赶忙牵牛鼻子，拉着牛头使劲往上拉，可是牛身却越陷越深。正束手无策时，有人扛来几根粗木杠，垫起牛肚子部位，大家齐心协力，很快将这头大牯牛拉出泥潭。”
张培刚说，中国这么大，上海和沿海城市就是“牛鼻子”，广大中部地区就是牛肚子，重庆和西部城市是牛尾巴。如果这头牛要飞奔，中国经济要起飞，只拉牛鼻子、只扯牛尾巴，牛肚子还坠在地上，会有用吗？
“牛肚子理论”就是在沿海开放同时实行中部崛起，带动西部开发，促成整个国家经济的腾飞。此后，这个理论成为“中部崛起”的理论依据。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轮廓，能清晰地看出“牛肚子理论”的影响——中国的中部地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渐紧密，逐步直接与国际市场对接，区域政策逐步转向公平，财政、税收、金融和贸易政策逐步合理，针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在增加，宏观调控开始向中部倾斜。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能够扬长避短、有机结合，都得到有效发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顺应时代潮流，在流动人口的优惠政策下，我们的流动人口会不会转向中西部发展？
面对2.3亿流动人口在大城市的泛滥以及怎样向中西部转移问题，不妨借鉴一下“大禹治水”。大禹总结父亲的治水经验，改“围堵障”为“疏顺导滞”的方法就是利用水自高向低流的自然趋势，顺地形把壅塞的川流疏通。把洪水引入疏通的河道、洼地或湖泊，然后合通四海，从而平息了水患。我们可以效仿大禹，在中西部、在中、小城镇建立人口流动的洼地，户籍、住所、子女升学、社会保障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流动人口，在大城市永远无法企及的东西，这里都可以解决。这样，利用“看得见的手”，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政策，是否能够分散大城市的压力，缓解人口的无序流动？
关键词：流动人口；刘易斯拐点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2
国家人口计生委在《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指出，当前，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流动人口规模达到历史新高，流动人口流量、流向、结构和流动人口群体的利益诉求都在发生深刻变化。2011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2012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5404万人。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79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36亿人，外出农民工为1.6亿人。
《报告》显示，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28岁，“8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近一半。其中占据主体的新生代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大多数在城市成长，基本不懂农业生产，即使经济形势波动，城市就业形势不好，他们也不大可能返乡务农。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家庭规模达到2.5人，青少年流动人口和老年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72%的流动人口家庭通过租房居住，尤以租住私房为多。住房条件和子女教育正在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在城镇稳定生活的重要因素。
此外，目前，我國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约占流动人口总量的80%。《报告》预测，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步伐未来将逐步趋于平稳，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在本世纪中叶，城镇化也将会进入平稳发展阶段。未来十年全国城镇人口年均增加1300万-1600万，其中，农村转移人口10000万-1300万。
2.3亿人的流动方向是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
这种流动是自发的、无序的，也是现实存在的。城市化的推进不是推进这些流动人口在北京、上海、广州的城市化，而是有序的、渐进的中小城镇化，并且最好是在他们的户籍所在地，即就地城镇化。如果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解决这些人的住所、户籍、子女升学等问题，就不是推进城市化，而是加剧这种无序的流动。
中国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村的衰落是必然的，但城镇化并不是大城市化。要通过政策性的引导，使这种无序流动变为有序，自发的流动变为有目的的流动。在一些中小城市，可以解决流动人口的户籍、住所、子女升学、社会保障等问题。
中国2.3亿人的流动为什么没有缩小城乡差距？因为这种流动是一窝峰的北京、上海、广州，而这些大城市的承载力已近饱和，流动人口的就地城镇化变得困难重重。
2006年1月1日起，废除农业税—这一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是对农民的一种解放，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项巨大成果，会写进历史。但是近10年来，让流动人口子女就近入学的义务教育政策促进了流动人口子女的被动流动，产生了一批城市里长大的农村人，导致了今天异地高考的呼声。我们不能否认，适合不同阶段的人口战略将是关乎一个地区的未来命运是繁荣还是衰落。人口政策应以市场公平竞争为前提，以市场的力量去调节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全球的人口迁移都是需要成本付出的，这种规律在中国同样无法避免，适者生存将成为人口流动的重要市场手段。
这里有两个城市里的农村人：（从乡村到城市，最终会二元破茧为一，这里姑且这样称谓）
王静，女，23岁，安徽宿县人，在上海打工，在一家个体老板店里卖鲜花。他想与男朋友约会，可是店里忙，老板不想让她休息那么长时间，她就请假。撒谎说：她老爷（外公）病了，并且病得很重，要和全家一起回老家看望老爷。老板心一软，就让她带着钱去看老爷了。她也就和男朋友带薪度假去了，老板一个人在店里苦苦支撑。过了一段时间，尝到甜头的王静又向她的女老板请假，这次的理由是老爷死了，要回老家奔丧。老板二话没说，又马上准假了，像上次一样，还是没有扣工资。只是她的老板至今也不知道，她的老爷在她还没出生时就已经去世了。
张前，男，35岁，四川人。在上海某小区做清洁工。清洁工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捡垃圾、收垃圾的收入却不菲。城里人有的很大方，有时碍于空间的限制，不用的、过时的、陈旧的东西统统扔掉，张前就会一一捡来，然后分门别类整理后，去废品收购站卖掉；城里人有的很节俭，一些旧报纸、旧书等也会拿去卖，于是张前也在小区做起了买卖，低价从居民手里买回来，然后高价卖掉，赚取差价。有了这些收入，他把老婆、孩子都接到上海，并把儿子送到了附近的小学就读。现在的义务教育使得他的儿子和城里人一样接受免费的教育，一起在学校吃午饭，一样的校服，一样的书本。张前乐不可支，他要的就是儿子和城里人一样。让张前偷着乐的还有小区里那些又笨又爱忘事的城里人。就说他收旧报纸吧，那些老头、老太，还有那些年轻又时髦的家庭主妇，那个笨呀，不管眼睛睁得多大，也看不懂他的秤，这就给了他发挥的空间。把秤杆与秤砣玩得团团转，哪怕他少说一半，他们也是干瞪眼。每每想到这里，张前就特有成就感。并且张前还有一绝招，那就是没零钱。每当他把8块、10块的报纸说成3块、5块时，还不忘加一句：阿姨，我现在没零钱，你过2天再来拿吧，并随手掏出一张脏兮兮的100元让阿姨看。那阿姨只好说“好吧”。可阿姨爱忘事啊，过不了两天，她就忘了。就算哪个叔叔阿姨过了很长时间又想起来了，也会琢磨，都这么长时间了，就那几块钱，算了吧。这样的事几乎天天发生。这城里大呀，这城里人他爱看报纸啊，你说这张前的收入能不高吗？你说这张前能不偷着乐吗？都快5年了吧，就一个阿姨找过他，你猜他怎么说，他说：阿姨，就那点废报纸，我都不记得了。只是那些小区的城里人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的秤有问题，他的没零钱是故意的。 他们之所以能来到城市，是顺应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潮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曾有经典理论：一个国家可能存在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通常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他们会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这个转移过程也使得城市的劳动力资源供应无限充分。刘易斯将这种状态叫做“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但是，如果这些剩余劳动力已经被城镇吸收了，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城乡之间就会进入一个一体化发展的时代。
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有大量劳动力涌入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是指劳动力供给曲线在既定工资水平下具有无限弹性。“既定工资”就是农业部门劳动力维持生活需要的最低收入水平。）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就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显然，“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与“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内涵是不同的，都具有标志性的象征意义，前者的到来为后者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后者的意义是决定性的。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毋庸讳言，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与“人口红利”相伴随的“人口诅咒”。“人口诅咒”是指当我们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时，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创新的能力，而当“人口红利”枯竭时，就会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未雨绸缪，所以我们今天要产业调整，经济转型，更新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经济结构，替换支柱产业，使国民经济体制和结构发生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有关中国经济结构的现状，还有一种理论，即“三元经济结构理论”。
张朝尊、陈吉元、李克强等人认为，随着农村工业的发展，我国自近代开始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已不复存在，以农村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经济成为了与农业经济及城市工业经济相并列的国民经济中的一种独立经济形式，强调我国出现的并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而是一种特殊的“三元经济格局”，即由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所构成的经济体系。
经过多年的探索，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作为改革开放的目标模式，为经济起飞提供了合适的制度环境。大国正在崛起，中国正一步步走向富强。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在错综复杂的經济形势下，我国在区域、产业、行业、企业出现积极分化，为实施差别化调控手段提供了基础。在区域上，东部地区转型升级起步早，调整步伐快，服务业、制造业竞争力不断增强；中西部地区也有许多地方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中国经济最大的潜力之一便是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在此背景下，国家将扩内需和稳增长的重担或更多放在中西部地区，生产、出口、投资及劳动力将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
“牛肚子理论”带动中部崛起。
20世纪80年代，张培刚教授提出了他著名的“牛肚子理论”。在这篇文章中，他是这样开头的：“有一次放牛时，一头大牯牛不慎陷入泥沼，我们赶忙牵牛鼻子，拉着牛头使劲往上拉，可是牛身却越陷越深。正束手无策时，有人扛来几根粗木杠，垫起牛肚子部位，大家齐心协力，很快将这头大牯牛拉出泥潭。”
张培刚说，中国这么大，上海和沿海城市就是“牛鼻子”，广大中部地区就是牛肚子，重庆和西部城市是牛尾巴。如果这头牛要飞奔，中国经济要起飞，只拉牛鼻子、只扯牛尾巴，牛肚子还坠在地上，会有用吗？
“牛肚子理论”就是在沿海开放同时实行中部崛起，带动西部开发，促成整个国家经济的腾飞。此后，这个理论成为“中部崛起”的理论依据。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轮廓，能清晰地看出“牛肚子理论”的影响——中国的中部地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渐紧密，逐步直接与国际市场对接，区域政策逐步转向公平，财政、税收、金融和贸易政策逐步合理，针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在增加，宏观调控开始向中部倾斜。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能够扬长避短、有机结合，都得到有效发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顺应时代潮流，在流动人口的优惠政策下，我们的流动人口会不会转向中西部发展？
面对2.3亿流动人口在大城市的泛滥以及怎样向中西部转移问题，不妨借鉴一下“大禹治水”。大禹总结父亲的治水经验，改“围堵障”为“疏顺导滞”的方法就是利用水自高向低流的自然趋势，顺地形把壅塞的川流疏通。把洪水引入疏通的河道、洼地或湖泊，然后合通四海，从而平息了水患。我们可以效仿大禹，在中西部、在中、小城镇建立人口流动的洼地，户籍、住所、子女升学、社会保障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流动人口，在大城市永远无法企及的东西，这里都可以解决。这样，利用“看得见的手”，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政策，是否能够分散大城市的压力，缓解人口的无序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