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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长期在粟裕身边任秘书工作，从战火纷飞的1948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62年，前后共14年时间。刚去的时候，我才21岁，离开的时候已经35岁，可以说，我是在粟裕身边成熟起来的。我与粟裕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分开后，我们之间的往来联系也一直未断过。正因为如此，粟裕逝世后，我非常悲痛，有好多话要说，不说不快，现谨以此文纪念老首长的百年诞辰。
到粟裕身边工作酌三步曲
我到粟裕身边工作，大体上经历了三步曲：第一步，听说有粟裕这个名字；第二步，见到粟裕；第三步，调到粟裕身边工作。
我是江苏泰兴人，家靠长江边上，和泰兴县城、黄桥镇正好成三角形。1940年夏天，我正在上小学，就听说了新四军的消息，说新四军如何如何的好，打仗很勇敢，是为穷人闹翻身、求解放的。听到这个消息没几天，新四军真的来了。他们身穿灰色军装，左臂戴了新四军的臂章，臂章上面我记得还有一个“挺”字，脚穿草鞋，打了绑腿，很威武。此后不久，新四军在黄桥打了大胜仗，粟裕的名字就在我的家乡传开了，《黄桥烧饼歌》老百姓也唱起来了。就是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听说有粟裕这个名字。
5年后，我第一次见到了粟裕，那时我已经是一名新四军战士。根据《双十协定》，粟裕率领苏浙军区机关和部队撤到江北。苏中军区在兴化城组织了一次欢迎大会，粟裕在会上作报告，讲日本投降后的形势和任务。他的声音很洪亮，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跟他隔得很远，看得不是很清楚，没有看过瘾，当时想如果能近距离见到他的面，那就好了。
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为了适应日本投降后的形势，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军区，粟裕被任命为华中军区副司令兼华中野战军司令，我被分配到华中军区司令部机要科工作。粟裕对机要工作十分重视，由他直接管。他到哪里，机要科就跟到哪里。他曾对管理员周金才说：“别的科驻地分得离我远一点没有关系，唯有机要科的驻地分得不要离我太远了。”粟裕对机要人员的工作、学习、思想、生活都很关心，有时到机要科看电报，有时找机要人员谈心。我们同粟裕关系很密切，经常见面。
粟裕对机要人员要求很严格。他一再强调。机要人员组织上要纯洁，政治上要坚定，纪律上要严格，真正经得起残酷战争环境的考验。在他的关心下，在新四军一师和华东野战军时期，机要部门没有发生一起动摇、投敌、叛党叛军的泄密事件。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结束前，陈毅、粟裕率领华野机关移到坦埠附近宿营，首长驻地、作战科、机要科驻地都遭到敌机的轮番扫射轰炸。作战科驻地落下好几颗炸弹。机要科驻地落下的炸弹更多，房子倒塌起火，好多人被埋到土里，幸好无一人伤亡。这引起粟裕的高度重视，他以为机要科的密码出了问题，马上找机要科长左金祥谈话，要他把问题彻底查清楚，并布置情报部长朱诚基从空中侦察我军的密码情况。后来查明，机要科的密码没有被敌人破译，而是一个俘虏跑到济南，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告了密，才使坦埠遭到意外空袭。这样，情况查明了，他才放下了心。
因为战役、战斗的频繁，粟裕的来往电报很多，尤其是收报很多，有的重要电报还要抄存，机要秘书徐玉田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就被选调到粟裕身边工作。当时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48年7月，刚刚打完豫东战役不久，我们随同粟裕辗转到河南省永城县的陈集休息。到达陈集之后的第三天，7月20日的上午，左金祥告诉我：“小鞠开，经我们研究，决定调你到4725那里去工作。“4725”是电报明码的“粟”字，当时粟裕代号是"502"，但我们机要科却习惯称他"4725"。这么突然，我简直不敢相信。吃过午饭，我就冒着烈日报到去了。我进屋时，粟裕正聚精会神地查看挂在墙壁上的军用地图。他听到我的报告声，便转过身来，一边把手中的一叠电报装进他那鼓鼓囊囊的军装口袋里，一边笑嘻嘻地向我打招呼：“小胖子，你来啦，欢迎你!”然后他叫我坐下来，问我愿不愿意到他这里工作。我实打实地说：“愿意是愿意，就怕工作做不好，增加首长的麻烦。”他说：“那没有关系，好好学习嘛。”接着他便同我拉起家常来，知道我是泰兴人后，很高兴地勉励我：“你是泰兴人民的后代，来我这儿工作，一定要为泰兴人民争气，不要丢脸。”
我在粟裕身边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管电报。电报在战争年代时间性很强，机密性也很强，不是“即刻到”就是“指人译”。因此，粟裕有个规定，来了电报马上送给他看，不许有一时半刻的耽误。我开始是严格按照要求办的，但时间久了，胆子大了起来，为了照顾他的休息，就自作主张，对有的自认为电报内容不那么紧张的(多数是后勤方面的电报)，如果正碰上他吃饭和休息，就不立即送给他看。开始时粟裕不知道，有一次，为了查一件事，他发现一封电报已经来了，我因怕影响他的休息而压了下来。他便严肃地对我说：“打仗，时间就是生命，不论哪方面的电报，都不要压。孙子说，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可见后勤工作的重要。尤其是现在打大规模的运动战，后勤更是战争胜利的保障，你怎么可以小看呢!”粟裕给我敲了警钟，打那以后，我对任何电报都做到随收随送，再也不耽误了。
在谁海战役的日子里
1948年9月，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粟裕彻夜未眠，我们陪了他一个通宵。这一夜，他不是看电报，就是看地图，或者是接电话、打电话，其余时间就是在房内、房外来回转，想问题。等到他把建议发动淮海战役的电报起草好发给毛泽东，已经是第二天早晨7点多钟。他进屋休息时，还叮嘱工作人员不要考虑他的休息，有电报随时叫他。毛泽东经慎重考虑，指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粟裕提出这个重要建议，反映了他的战略眼光，这可以说是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最不寻常之处，能够从频繁的军事行动中脱身出来，冷静思考具有战略全局性的大问题。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粟裕提出的关系战略全局的重要建议不下10次，如内线歼敌的建议、淮海战役的建议、上海战役的建议，均被毛泽东采纳。根据和他较长时间的相处、观察、体会，我觉得他之所以能提出这么多重要的建议，是和他勤于思考、忘我工作分不开的。他想问题想得深，既想眼前，也想长远；既想局部，也想全局；上上下下，方方面面，他都考虑。我经常看到他陷入沉思之中，一起散步时他也是很少说话。这种情况，在每次重大战役发起之前，或者在考虑向中央提建议时，表现得更为明显。他每天都看大量的电报，要看不知多少回的地图，打多少次的电话，亲自询问各方面的情况，因此，他对整个敌情、我情、友情，了解得十分细致、周详。他为了进一步加深对团以上干部的了解，除了要政治部门给他搞一本详细的花名册以外，还要我告诉政治部给他搞了一本团职以上干部相册，以供他经常翻阅、 查看。
1948年10月31日，粟裕又提出一个重大建议。他认为，淮海战役是中野和华野联合作战，这种大规模的战役，两大野战军不能很好地协调统一是不行的。为了统一行动，保证淮海战役的胜利，他向毛泽东建议，华野归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他的这个建议11月1日就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经过半个月的酝酿，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粟裕不仅有战略全局观点，而且思想境界是很高的，作为16个纵队36万大军的统帅，如果有私心杂念，是不会主动提出这个建议的。
担子拣重的挑，这是粟裕的一贯思想，也是这样去做的。在他的戎马一生中，要算挑淮海战役这副担子最重。淮海战役是分三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歼灭黄伯韬兵团5个军12万人的任务交华野承担了。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的任务虽然交给中野承担，但华野还派了5个纵队参战。到了第三阶段，杜聿明集团30万人被华野包围了，其担子沉重可想而知。
有人认为，淮海战役到了第二阶段华野的担子轻了，中野的担子重了。从形式上看是这样，而实质上并不是如此，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可以说是粟裕战争生涯中最紧张的时期之一。粟裕自己说，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它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果不把黄维兵团解决，让他和杜聿明集团靠拢，再让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同杜聿明集团靠拢，形成一个大坨坨，这个事情就不好办了。华野5个纵队钳制、阻击了敌人一个“剿总”指挥部、5个兵团，兵力约40余万人，距主攻战场最近只有五六十公里，其对全局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再加上华野在几个方向作战，情况复杂多变，特别是徐州的敌人全力突围，作战方式立即由钳制、阻击转换为追击、合围，这些都大大加重了指挥员临机处置的难度。因此他感到紧张，为此曾七天七夜都没有睡觉，躺在行军床上指挥战斗。直到把黄维兵团解决了，他才松了一口气。
为了保证淮海战役的胜利，在60多个日日夜夜里，粟裕没有好好地休息过。尤其是在战役最紧张的第二阶段，他日夜守候在电话机旁，注视着战场敌情的随时变化，设想着临机处置的方案。电话铃不断地响，他一个接一个地同对方讲话，声音都嘶哑了。有时，快天明时，我们去送电报，他还在思考问题、起草电文。医生给他买了一个简陋的“健脑器”，是铝制的，头发热了，就把它戴在头上可以帮助头部散散热，但这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当时，正值严冬，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然而，他的头部却紧张得又烫又痛，他总是不言不语地一次又一次用冷水浇浇头，有时，索性用冷水打湿毛巾把头扎起来。身边工作人员见他满脸通红，太阳穴的筋鼓了起来，知道他血压高了，医生过来一量，高压已到260毫米汞柱，低压已到150毫米汞柱了，从来没有这么高过，把大家吓了一跳。在最紧张的第二阶段，他的美尼尔氏综合症复发，不得不带病躺在床上指挥作战，直到赢得整个战役的最后胜利。战役结束后，这个病大发作起来，他连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也没有能够参加。那时，我还不懂得这些病痛。有一次，我问他：“首长，你头痛是个什么感觉?”他说：“啊呀，不好受，头昏目眩，恶心呕吐，每根头发好像钢针往里扎，手碰都不敢碰。”
两个司令
粟裕战功赫赫，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异常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他对地位、名利、荣誉、权力一向不感兴趣，看得淡如水。他曾对我们说：“我之所以能对革命作出贡献，是毛主席、中央军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各野战军配合的结果，是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的结果，是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援的结果，我个人就是‘沧海之一粟’。”
粟裕“两让司令”(1945年，他坚持张鼎丞任华中军区司令员，自己任副司令员；1948年，他坚持陈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自己任代司令员兼代政委)，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在军内、党内、民间传为佳话，成为美谈。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他深层次的考虑。为什么这么说呢?粟裕曾对夫人楚青说过：我让司令是为了作战指挥上的便利。粟裕认为，战争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作为军事指挥员，战前一方面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另一方面，又不能过于谨慎，不敢用奇兵，否则是打不了胜仗的。这就要求在指挥上一定要做到令行禁止。但是从客观上来讲，由于粟裕相对年轻、资历浅，作战指挥方面不便利的问题的确是有的。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的时候，粟裕对山东部队的情况不熟悉，对山东干部的情况不熟悉，山东老区干部中的老资格又多，战役指挥中会不会遇到一些阻力，他是有想法的。在山东部队中就出现过不服从命令的问题。有一位纵队司令员，因为抗上，不坚决执行命令，仗没有打好，造成部队很大伤亡。打济南战役前，曲阜会议上，毛泽东来电报撤他的职，他痛哭流涕地检讨，请求给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饶漱石、粟裕、谭震林保了他，联名发电报给毛泽东，请求给他一个机会，毛泽东采纳了，才未撤他的职。这位纵队司令员的书面检讨，粟裕批示长期保存，以作为教训。当然，这位纵队司令员检讨还是算数的，没有开空头支票，在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中表现很好，尤其在淮海战役中，其所部担任阻援任务，打得非常出色。
另一个例子，孟良崮战役前，粟裕下令调整部队的部署时，某纵队司令员对部署有意见，就显得不耐烦，在电话里同粟裕不服气地争辩，说什么你们在上面只会动嘴皮子，不知道下面的苦楚。陈毅和谭震林当时正好在旁边，陈毅听到话筒里对方说话声音很大，感到情况不妙，马上从粟裕手中接过电话，同对方说：怎么?粟裕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我们是经过研究决定的，你们就不要再讲什么价钱了。经过陈毅电话中这么几句话一说，对方马上就不吭声了，发生的问题也就解决了。陈毅很了解粟裕工作中遇到的苦衷，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总是全力无保留地支持他。
随着一个个战役的不断胜利，粟裕的威望也就越来越高了。尽管如此，粟裕的思想顾虑还是有的。他不是怕谁不听他的指挥，有碍他面子上过不去，他是考虑到战役指挥中会经常“卡壳”或打折扣的事情，对战役胜利进程会有不利影响。因此。粟裕还是不愿意和陈毅分开，“让司令”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1955年授衔时，毛泽东说过“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的话。近年来有的文章说，这是指粟裕，如此张冠李戴，在社会上流传很广，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根据毛泽东对粟裕评衔的态度，可以肯定他指的不是粟裕，而是指有些闹军衔的人。当时，确实有人闹军衔。有的评了大校不满意，要少将；有的评了少将不满意，要中将；有的嫌军衔低，拒绝接受组织上授给他的军衔，军装也不穿，军衔也不戴。但是粟裕对评大将军衔根本不存在不满意，这是我明确知道的。记得当时有一天，我看到党内的一份材料上，党外高层民主人士邵力子说粟裕应该评元帅的信息后，当面报 告了粟裕，并把材料指给他看。我原以为他会高兴的，哪知他脸一沉，脱口而出说：“评我大将，就是够高的了，要什么元帅呢?我只嫌高，不嫌低。”然后他又进一步向我严肃指出：“今后不要议论这方面的问题了，议论这都是低级趣味，没有什么意思。”粟裕对他的军衔问题，看得是多么淡薄啊!这次谈话，对我教育很深，震动不小。
三十六载蒙冤
粟裕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又是坎坷的一生。而对他的伤害，往往来自党内。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对他的批判，是对他最大的一次伤害。他经历这次坎坷的时候，我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军事工作，结果，会议与毛泽东的指示背道而驰，批起刘伯承、萧克的“教条主义”，粟裕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来了。批粟裕，事前，粟裕一点不知道。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也没有找他个别谈话，先打一个招呼。我接到开会通知报告他5月24日上午到中南海居仁堂开会，他还问我什么内容。我说，没有说。往常开会都要说内容，这次开会没有讲。这是一次有元帅们参加的50多人的小型会，他一到会，会上就集中火力，猛批他的什么“反党反领导”、“向党争权”、“有野心”等方面的问题。他哪里想到会这样向他袭击呢?这当头一棒打得他晕头转向，莫名其妙。不仅他本人感到突然，会后，他回来对我说，有的元帅也感到突然。
大会开始，由三张小字报引路，罗列粟裕罪名三条：一是所谓“将帅不和”；二是所谓“告洋状”；三是所谓“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批完刘伯承、萧克后，拉开架势搞粟裕，就更加升温了，有人说温度37度不够，应该提到38度到40度，扯开火线批。因此，会议决定扩大范围，从军以上扩大到师政委以上，人数从400多人增加到1000多人。会议还将军委办公厅三座门礼堂临时改作贴大字报场所，号召到会同志贴粟裕的大字报，揭发批判；还组织地方干部，参观大字报。好多到会的同志大吃一惊，思想弯子转不过来。转不过来也得转，会议主导舆论是转不转是态度问题。会议方向偏了，谈不上分清是非、实事求是了。
谁也没想到这无情的一棒会落到粟裕的头上，很多人包括粟裕在内都想不通。粟裕对革命忠贞不二，执行毛泽东、党中央指示非常坚决，要是有个人主义、争权思想等方面的事，就不会两次让司令了，更不会在全国解放战争中冒很大风险三次向毛泽东“斗胆直呈”了。有件事最能说明粟裕的为人。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批判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粟裕参加了这次会议，但他并没有推波助澜。当时，有人从关心粟裕出发，劝说粟裕联系自己的问题，在会议上提一提。可是粟裕没有这样做。他说，我不愿利用政治风浪来为自己服务，我的历史会证明我自己的。
粟裕挨批50多天后，被调到军事科学院。在考虑谁跟他去军事科学院时，他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说：“首长，您放心，我绝不会因为您受到错误的批判，撤销了总参谋长的职务，放到军事科学院当个副院长，就另眼看您，就改变对您的敬仰的。您是我最钦佩的人，我不认为您是犯了错误，批判的那些问题，硬是强加您身上的。”我当即表态愿意跟他去，就这样最后确定我跟他到军事科学院去。
到军事科学院工作后，他当面向叶剑英表态：“叶帅，您放心，我不会倒下的。”粟裕说到做到，他工作不是马马虎虎，而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他的住处距上班的地方较远，中午也不回家，在办公室找个地方休息，从不迟到早退，早上班，晚下班，整天忙于开会，看文件，听汇报，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或者下部队搞调查研究，向中央军委、国务院写出很多有分量的报告，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赞赏、肯定、推广。
在军事科学院工作期间，叶剑英非常敬重粟裕，两人工作上配合得很好。当时已经有人对粟裕另眼相看了，可叶剑英不是这样。1958年9月，叶剑英在欢迎粟裕的军事科学院常委会上，既不叫粟裕同志，也不叫粟副院长，而是叫粟裕为粟总。我是列席了这次常委会议的，这给我以强烈的印象。这样的称呼，出于叶剑英之口，非同寻常。以后，我多次陪同粟裕去看望叶剑英，叶剑英总是称粟裕为粟总。在这次会议上，叶剑英还决定院的日常工作主要由粟裕主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开始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1979年8月的一天，粟裕去看望叶剑英，叶剑英对他说：你1958年的问题，也该解决一下了。这个问题我已同小平同志谈过，他点了头表示同意，你可向中央写一个个人申诉报告。粟裕写了报告以后，叶剑英在他的申请报告上作了批示，认为应该解决。转到中央后，胡耀邦也批了要解决。但此后却迟迟得不到解决，好多人想不通，粟裕本人也是心急如焚，内心十分痛苦。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这一回，他流泪了。他有一个强烈愿望，希望在他有生之年，问题得到解决。但没有等到问题的解决，他就含冤去世了。这是一件多么大的憾事呀!
粟裕逝世后，经过楚青15年的不懈努力，南京军区原政治委员傅奎清等六位同志的呼吁，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的关心和过问下，1994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公开发表了刘华清、张震纪念粟裕的文章。文章缅怀了粟裕不平凡的一生，追念了他对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贡献，还特别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粟裕的冤案从此昭雪，虽然来得晚了，但终究得到解决，使九泉之下的粟裕得到告慰。
1962年，是我跟粟裕工作的第14个年头，也是最后的一年。2月12日这一天，粟裕找我谈话，他说：“决定你到政治学院学习，我是考虑很久了，虽然这里工作需要你，但为了你的提高，还是让你去学习一下好。”临别前，除了照例请我吃饭外，他送我一个日记本，还亲笔在扉页上题了字：“学而后知不足。”这是他留给我的唯一亲笔写的手迹。我一直把他的这一教导记在心坎上，作为时时鞭策自己的座右铭。
到粟裕身边工作酌三步曲
我到粟裕身边工作，大体上经历了三步曲：第一步，听说有粟裕这个名字；第二步，见到粟裕；第三步，调到粟裕身边工作。
我是江苏泰兴人，家靠长江边上，和泰兴县城、黄桥镇正好成三角形。1940年夏天，我正在上小学，就听说了新四军的消息，说新四军如何如何的好，打仗很勇敢，是为穷人闹翻身、求解放的。听到这个消息没几天，新四军真的来了。他们身穿灰色军装，左臂戴了新四军的臂章，臂章上面我记得还有一个“挺”字，脚穿草鞋，打了绑腿，很威武。此后不久，新四军在黄桥打了大胜仗，粟裕的名字就在我的家乡传开了，《黄桥烧饼歌》老百姓也唱起来了。就是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听说有粟裕这个名字。
5年后，我第一次见到了粟裕，那时我已经是一名新四军战士。根据《双十协定》，粟裕率领苏浙军区机关和部队撤到江北。苏中军区在兴化城组织了一次欢迎大会，粟裕在会上作报告，讲日本投降后的形势和任务。他的声音很洪亮，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跟他隔得很远，看得不是很清楚，没有看过瘾，当时想如果能近距离见到他的面，那就好了。
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为了适应日本投降后的形势，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军区，粟裕被任命为华中军区副司令兼华中野战军司令，我被分配到华中军区司令部机要科工作。粟裕对机要工作十分重视，由他直接管。他到哪里，机要科就跟到哪里。他曾对管理员周金才说：“别的科驻地分得离我远一点没有关系，唯有机要科的驻地分得不要离我太远了。”粟裕对机要人员的工作、学习、思想、生活都很关心，有时到机要科看电报，有时找机要人员谈心。我们同粟裕关系很密切，经常见面。
粟裕对机要人员要求很严格。他一再强调。机要人员组织上要纯洁，政治上要坚定，纪律上要严格，真正经得起残酷战争环境的考验。在他的关心下，在新四军一师和华东野战军时期，机要部门没有发生一起动摇、投敌、叛党叛军的泄密事件。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结束前，陈毅、粟裕率领华野机关移到坦埠附近宿营，首长驻地、作战科、机要科驻地都遭到敌机的轮番扫射轰炸。作战科驻地落下好几颗炸弹。机要科驻地落下的炸弹更多，房子倒塌起火，好多人被埋到土里，幸好无一人伤亡。这引起粟裕的高度重视，他以为机要科的密码出了问题，马上找机要科长左金祥谈话，要他把问题彻底查清楚，并布置情报部长朱诚基从空中侦察我军的密码情况。后来查明，机要科的密码没有被敌人破译，而是一个俘虏跑到济南，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告了密，才使坦埠遭到意外空袭。这样，情况查明了，他才放下了心。
因为战役、战斗的频繁，粟裕的来往电报很多，尤其是收报很多，有的重要电报还要抄存，机要秘书徐玉田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就被选调到粟裕身边工作。当时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48年7月，刚刚打完豫东战役不久，我们随同粟裕辗转到河南省永城县的陈集休息。到达陈集之后的第三天，7月20日的上午，左金祥告诉我：“小鞠开，经我们研究，决定调你到4725那里去工作。“4725”是电报明码的“粟”字，当时粟裕代号是"502"，但我们机要科却习惯称他"4725"。这么突然，我简直不敢相信。吃过午饭，我就冒着烈日报到去了。我进屋时，粟裕正聚精会神地查看挂在墙壁上的军用地图。他听到我的报告声，便转过身来，一边把手中的一叠电报装进他那鼓鼓囊囊的军装口袋里，一边笑嘻嘻地向我打招呼：“小胖子，你来啦，欢迎你!”然后他叫我坐下来，问我愿不愿意到他这里工作。我实打实地说：“愿意是愿意，就怕工作做不好，增加首长的麻烦。”他说：“那没有关系，好好学习嘛。”接着他便同我拉起家常来，知道我是泰兴人后，很高兴地勉励我：“你是泰兴人民的后代，来我这儿工作，一定要为泰兴人民争气，不要丢脸。”
我在粟裕身边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管电报。电报在战争年代时间性很强，机密性也很强，不是“即刻到”就是“指人译”。因此，粟裕有个规定，来了电报马上送给他看，不许有一时半刻的耽误。我开始是严格按照要求办的，但时间久了，胆子大了起来，为了照顾他的休息，就自作主张，对有的自认为电报内容不那么紧张的(多数是后勤方面的电报)，如果正碰上他吃饭和休息，就不立即送给他看。开始时粟裕不知道，有一次，为了查一件事，他发现一封电报已经来了，我因怕影响他的休息而压了下来。他便严肃地对我说：“打仗，时间就是生命，不论哪方面的电报，都不要压。孙子说，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可见后勤工作的重要。尤其是现在打大规模的运动战，后勤更是战争胜利的保障，你怎么可以小看呢!”粟裕给我敲了警钟，打那以后，我对任何电报都做到随收随送，再也不耽误了。
在谁海战役的日子里
1948年9月，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粟裕彻夜未眠，我们陪了他一个通宵。这一夜，他不是看电报，就是看地图，或者是接电话、打电话，其余时间就是在房内、房外来回转，想问题。等到他把建议发动淮海战役的电报起草好发给毛泽东，已经是第二天早晨7点多钟。他进屋休息时，还叮嘱工作人员不要考虑他的休息，有电报随时叫他。毛泽东经慎重考虑，指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粟裕提出这个重要建议，反映了他的战略眼光，这可以说是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最不寻常之处，能够从频繁的军事行动中脱身出来，冷静思考具有战略全局性的大问题。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粟裕提出的关系战略全局的重要建议不下10次，如内线歼敌的建议、淮海战役的建议、上海战役的建议，均被毛泽东采纳。根据和他较长时间的相处、观察、体会，我觉得他之所以能提出这么多重要的建议，是和他勤于思考、忘我工作分不开的。他想问题想得深，既想眼前，也想长远；既想局部，也想全局；上上下下，方方面面，他都考虑。我经常看到他陷入沉思之中，一起散步时他也是很少说话。这种情况，在每次重大战役发起之前，或者在考虑向中央提建议时，表现得更为明显。他每天都看大量的电报，要看不知多少回的地图，打多少次的电话，亲自询问各方面的情况，因此，他对整个敌情、我情、友情，了解得十分细致、周详。他为了进一步加深对团以上干部的了解，除了要政治部门给他搞一本详细的花名册以外，还要我告诉政治部给他搞了一本团职以上干部相册，以供他经常翻阅、 查看。
1948年10月31日，粟裕又提出一个重大建议。他认为，淮海战役是中野和华野联合作战，这种大规模的战役，两大野战军不能很好地协调统一是不行的。为了统一行动，保证淮海战役的胜利，他向毛泽东建议，华野归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他的这个建议11月1日就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经过半个月的酝酿，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粟裕不仅有战略全局观点，而且思想境界是很高的，作为16个纵队36万大军的统帅，如果有私心杂念，是不会主动提出这个建议的。
担子拣重的挑，这是粟裕的一贯思想，也是这样去做的。在他的戎马一生中，要算挑淮海战役这副担子最重。淮海战役是分三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歼灭黄伯韬兵团5个军12万人的任务交华野承担了。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的任务虽然交给中野承担，但华野还派了5个纵队参战。到了第三阶段，杜聿明集团30万人被华野包围了，其担子沉重可想而知。
有人认为，淮海战役到了第二阶段华野的担子轻了，中野的担子重了。从形式上看是这样，而实质上并不是如此，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可以说是粟裕战争生涯中最紧张的时期之一。粟裕自己说，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它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果不把黄维兵团解决，让他和杜聿明集团靠拢，再让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同杜聿明集团靠拢，形成一个大坨坨，这个事情就不好办了。华野5个纵队钳制、阻击了敌人一个“剿总”指挥部、5个兵团，兵力约40余万人，距主攻战场最近只有五六十公里，其对全局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再加上华野在几个方向作战，情况复杂多变，特别是徐州的敌人全力突围，作战方式立即由钳制、阻击转换为追击、合围，这些都大大加重了指挥员临机处置的难度。因此他感到紧张，为此曾七天七夜都没有睡觉，躺在行军床上指挥战斗。直到把黄维兵团解决了，他才松了一口气。
为了保证淮海战役的胜利，在60多个日日夜夜里，粟裕没有好好地休息过。尤其是在战役最紧张的第二阶段，他日夜守候在电话机旁，注视着战场敌情的随时变化，设想着临机处置的方案。电话铃不断地响，他一个接一个地同对方讲话，声音都嘶哑了。有时，快天明时，我们去送电报，他还在思考问题、起草电文。医生给他买了一个简陋的“健脑器”，是铝制的，头发热了，就把它戴在头上可以帮助头部散散热，但这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当时，正值严冬，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然而，他的头部却紧张得又烫又痛，他总是不言不语地一次又一次用冷水浇浇头，有时，索性用冷水打湿毛巾把头扎起来。身边工作人员见他满脸通红，太阳穴的筋鼓了起来，知道他血压高了，医生过来一量，高压已到260毫米汞柱，低压已到150毫米汞柱了，从来没有这么高过，把大家吓了一跳。在最紧张的第二阶段，他的美尼尔氏综合症复发，不得不带病躺在床上指挥作战，直到赢得整个战役的最后胜利。战役结束后，这个病大发作起来，他连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也没有能够参加。那时，我还不懂得这些病痛。有一次，我问他：“首长，你头痛是个什么感觉?”他说：“啊呀，不好受，头昏目眩，恶心呕吐，每根头发好像钢针往里扎，手碰都不敢碰。”
两个司令
粟裕战功赫赫，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异常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他对地位、名利、荣誉、权力一向不感兴趣，看得淡如水。他曾对我们说：“我之所以能对革命作出贡献，是毛主席、中央军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各野战军配合的结果，是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的结果，是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援的结果，我个人就是‘沧海之一粟’。”
粟裕“两让司令”(1945年，他坚持张鼎丞任华中军区司令员，自己任副司令员；1948年，他坚持陈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自己任代司令员兼代政委)，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在军内、党内、民间传为佳话，成为美谈。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他深层次的考虑。为什么这么说呢?粟裕曾对夫人楚青说过：我让司令是为了作战指挥上的便利。粟裕认为，战争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作为军事指挥员，战前一方面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另一方面，又不能过于谨慎，不敢用奇兵，否则是打不了胜仗的。这就要求在指挥上一定要做到令行禁止。但是从客观上来讲，由于粟裕相对年轻、资历浅，作战指挥方面不便利的问题的确是有的。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的时候，粟裕对山东部队的情况不熟悉，对山东干部的情况不熟悉，山东老区干部中的老资格又多，战役指挥中会不会遇到一些阻力，他是有想法的。在山东部队中就出现过不服从命令的问题。有一位纵队司令员，因为抗上，不坚决执行命令，仗没有打好，造成部队很大伤亡。打济南战役前，曲阜会议上，毛泽东来电报撤他的职，他痛哭流涕地检讨，请求给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饶漱石、粟裕、谭震林保了他，联名发电报给毛泽东，请求给他一个机会，毛泽东采纳了，才未撤他的职。这位纵队司令员的书面检讨，粟裕批示长期保存，以作为教训。当然，这位纵队司令员检讨还是算数的，没有开空头支票，在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中表现很好，尤其在淮海战役中，其所部担任阻援任务，打得非常出色。
另一个例子，孟良崮战役前，粟裕下令调整部队的部署时，某纵队司令员对部署有意见，就显得不耐烦，在电话里同粟裕不服气地争辩，说什么你们在上面只会动嘴皮子，不知道下面的苦楚。陈毅和谭震林当时正好在旁边，陈毅听到话筒里对方说话声音很大，感到情况不妙，马上从粟裕手中接过电话，同对方说：怎么?粟裕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我们是经过研究决定的，你们就不要再讲什么价钱了。经过陈毅电话中这么几句话一说，对方马上就不吭声了，发生的问题也就解决了。陈毅很了解粟裕工作中遇到的苦衷，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总是全力无保留地支持他。
随着一个个战役的不断胜利，粟裕的威望也就越来越高了。尽管如此，粟裕的思想顾虑还是有的。他不是怕谁不听他的指挥，有碍他面子上过不去，他是考虑到战役指挥中会经常“卡壳”或打折扣的事情，对战役胜利进程会有不利影响。因此。粟裕还是不愿意和陈毅分开，“让司令”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1955年授衔时，毛泽东说过“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的话。近年来有的文章说，这是指粟裕，如此张冠李戴，在社会上流传很广，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根据毛泽东对粟裕评衔的态度，可以肯定他指的不是粟裕，而是指有些闹军衔的人。当时，确实有人闹军衔。有的评了大校不满意，要少将；有的评了少将不满意，要中将；有的嫌军衔低，拒绝接受组织上授给他的军衔，军装也不穿，军衔也不戴。但是粟裕对评大将军衔根本不存在不满意，这是我明确知道的。记得当时有一天，我看到党内的一份材料上，党外高层民主人士邵力子说粟裕应该评元帅的信息后，当面报 告了粟裕，并把材料指给他看。我原以为他会高兴的，哪知他脸一沉，脱口而出说：“评我大将，就是够高的了，要什么元帅呢?我只嫌高，不嫌低。”然后他又进一步向我严肃指出：“今后不要议论这方面的问题了，议论这都是低级趣味，没有什么意思。”粟裕对他的军衔问题，看得是多么淡薄啊!这次谈话，对我教育很深，震动不小。
三十六载蒙冤
粟裕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又是坎坷的一生。而对他的伤害，往往来自党内。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对他的批判，是对他最大的一次伤害。他经历这次坎坷的时候，我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军事工作，结果，会议与毛泽东的指示背道而驰，批起刘伯承、萧克的“教条主义”，粟裕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来了。批粟裕，事前，粟裕一点不知道。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也没有找他个别谈话，先打一个招呼。我接到开会通知报告他5月24日上午到中南海居仁堂开会，他还问我什么内容。我说，没有说。往常开会都要说内容，这次开会没有讲。这是一次有元帅们参加的50多人的小型会，他一到会，会上就集中火力，猛批他的什么“反党反领导”、“向党争权”、“有野心”等方面的问题。他哪里想到会这样向他袭击呢?这当头一棒打得他晕头转向，莫名其妙。不仅他本人感到突然，会后，他回来对我说，有的元帅也感到突然。
大会开始，由三张小字报引路，罗列粟裕罪名三条：一是所谓“将帅不和”；二是所谓“告洋状”；三是所谓“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批完刘伯承、萧克后，拉开架势搞粟裕，就更加升温了，有人说温度37度不够，应该提到38度到40度，扯开火线批。因此，会议决定扩大范围，从军以上扩大到师政委以上，人数从400多人增加到1000多人。会议还将军委办公厅三座门礼堂临时改作贴大字报场所，号召到会同志贴粟裕的大字报，揭发批判；还组织地方干部，参观大字报。好多到会的同志大吃一惊，思想弯子转不过来。转不过来也得转，会议主导舆论是转不转是态度问题。会议方向偏了，谈不上分清是非、实事求是了。
谁也没想到这无情的一棒会落到粟裕的头上，很多人包括粟裕在内都想不通。粟裕对革命忠贞不二，执行毛泽东、党中央指示非常坚决，要是有个人主义、争权思想等方面的事，就不会两次让司令了，更不会在全国解放战争中冒很大风险三次向毛泽东“斗胆直呈”了。有件事最能说明粟裕的为人。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批判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粟裕参加了这次会议，但他并没有推波助澜。当时，有人从关心粟裕出发，劝说粟裕联系自己的问题，在会议上提一提。可是粟裕没有这样做。他说，我不愿利用政治风浪来为自己服务，我的历史会证明我自己的。
粟裕挨批50多天后，被调到军事科学院。在考虑谁跟他去军事科学院时，他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说：“首长，您放心，我绝不会因为您受到错误的批判，撤销了总参谋长的职务，放到军事科学院当个副院长，就另眼看您，就改变对您的敬仰的。您是我最钦佩的人，我不认为您是犯了错误，批判的那些问题，硬是强加您身上的。”我当即表态愿意跟他去，就这样最后确定我跟他到军事科学院去。
到军事科学院工作后，他当面向叶剑英表态：“叶帅，您放心，我不会倒下的。”粟裕说到做到，他工作不是马马虎虎，而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他的住处距上班的地方较远，中午也不回家，在办公室找个地方休息，从不迟到早退，早上班，晚下班，整天忙于开会，看文件，听汇报，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或者下部队搞调查研究，向中央军委、国务院写出很多有分量的报告，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赞赏、肯定、推广。
在军事科学院工作期间，叶剑英非常敬重粟裕，两人工作上配合得很好。当时已经有人对粟裕另眼相看了，可叶剑英不是这样。1958年9月，叶剑英在欢迎粟裕的军事科学院常委会上，既不叫粟裕同志，也不叫粟副院长，而是叫粟裕为粟总。我是列席了这次常委会议的，这给我以强烈的印象。这样的称呼，出于叶剑英之口，非同寻常。以后，我多次陪同粟裕去看望叶剑英，叶剑英总是称粟裕为粟总。在这次会议上，叶剑英还决定院的日常工作主要由粟裕主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开始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1979年8月的一天，粟裕去看望叶剑英，叶剑英对他说：你1958年的问题，也该解决一下了。这个问题我已同小平同志谈过，他点了头表示同意，你可向中央写一个个人申诉报告。粟裕写了报告以后，叶剑英在他的申请报告上作了批示，认为应该解决。转到中央后，胡耀邦也批了要解决。但此后却迟迟得不到解决，好多人想不通，粟裕本人也是心急如焚，内心十分痛苦。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这一回，他流泪了。他有一个强烈愿望，希望在他有生之年，问题得到解决。但没有等到问题的解决，他就含冤去世了。这是一件多么大的憾事呀!
粟裕逝世后，经过楚青15年的不懈努力，南京军区原政治委员傅奎清等六位同志的呼吁，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的关心和过问下，1994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公开发表了刘华清、张震纪念粟裕的文章。文章缅怀了粟裕不平凡的一生，追念了他对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贡献，还特别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粟裕的冤案从此昭雪，虽然来得晚了，但终究得到解决，使九泉之下的粟裕得到告慰。
1962年，是我跟粟裕工作的第14个年头，也是最后的一年。2月12日这一天，粟裕找我谈话，他说：“决定你到政治学院学习，我是考虑很久了，虽然这里工作需要你，但为了你的提高，还是让你去学习一下好。”临别前，除了照例请我吃饭外，他送我一个日记本，还亲笔在扉页上题了字：“学而后知不足。”这是他留给我的唯一亲笔写的手迹。我一直把他的这一教导记在心坎上，作为时时鞭策自己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