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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信用遇上大数据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当信用被列入国家、地方、政府的规划中后，社会信用又发生了哪些变化？2015年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显示：政府、企业的公信力都在提升，但人际信用却令人担忧
你手上的市民卡，都有哪些用处？
除了在公共交通、医疗卫生、公园年卡、教育培训等方面有作用外，你能想象，这张小小的卡片上，还搭载着你的个人信用档案和信用记录吗？你能想象，你的信用还能积分吗？
虽然听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有些不可思议，但在一些城市，这正一点点地成为现实。
去年，温州市信用办在网上公示了《以市民卡为载体的温州市个人信用评估体系研究与应用》的课题报告，并向社会征求意见。温州市信用信息中心主任陆剑鸣说，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将以市民卡为载体，根据信用类别提供差异化服务。此外，个人信用评估体系也可以作为相亲、求职、贷款等依据。
在去年9月杭州召开的信息经济和智慧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以及12月在南京举行的全市诚信体系建设工作会议上，两座城市也都传出了“市民卡中将嵌入信息功能”的消息。以后，杭州人的购物、借还自行车等行为，可能都会影响到自己的“信用值”，而通过市民卡服务网点，人们也有望查询到企事业单位、合作伙伴的信用情况；南京人的市民卡上，将记录有自己的义务献血、志愿者活动、见义勇为、慈善等信息，对于诚信者，南京将在公共服务领域给予这些市民优先享受优惠的权利；而对于失信的单位或个人，也将建立起黑名单、黄名单制度，使这些人“处处受限、处处受制”。
近日，正申报“国家信用建设示范城市创建试点”的杭州，又在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研究会暨杭州市现场会上传出了有关诚信建设的消息——这座城市将继续打造“市民诚信卡”，在市民卡上添加越来越多的信用功能，并且市民的信用还可以积分。
信用，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价值，正在不断凸显。
国家、地方、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已成重要工程
去年6月27日，国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以下简称为《纲要》），部署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构筑诚实守信的经济社会环境。这也是我国首部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
到目前为止，《纲要》的出台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从这一年的情况来看，这部国家级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究竟对我国信用体系的建设起到了多大作用？
在商务部研究院信用与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韩家平看来，《纲要》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它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中国首部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的出台，从国家层面上完成了对于诚信建设的顶层设计，因此《纲要》出台后，许多部门、地方也都出台了自己领域内的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意见等，这无疑对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纲要》出台仅一个多月之后，长达2.6万字的《广东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印发。“这是全国第一个出台的省级地方性建设规划。”在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信用研究会执行会长张优怀说，“五位一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要以信用建设为重要抓手，“因为经济建设离不开信用建设，同样，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也都离不开信用建设。‘五位一体’中的任何一个‘位’，都离不开信用建设。如果说信用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新长征，那么《纲要》便是我国的一项重大战略规划，《纲要》的出台让我国的信用建设有了一个具体统一的大纲，也让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落实有了具体的保障。”
的确如韩家平、张优怀所言，在《纲要》的推动下，建立诚信社会、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经成为从国家层面到地方政府着力推进的重要工程。
韩家平说，广东、江苏、浙江、上海、辽宁、陕西、湖南等省市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既与国家层面的规划要求保持了一致，又在经济发展、社会状态等方面保留了地方特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了地方外，各行业也都在加紧信用体系的建设工作。”商务部研究院信用与电子商务研究所研究员徐德顺补充介绍道。例如交通行业，按照《纲要》等文件要求，交通运输部对当前交通运输行业信用体系建设的现状、问题和具体措施等进行了研究后，于今年5月13日下发了《关于加强交通运输行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从制度层面对行业信用体系建设进行了规划和设计，明确推动全行业形成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统筹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此外，还在公路建设、水运建设、运输管理、海事监管、安全监管等行业内不同领域，初步形成了一批信用制度文件。
政府、企业、人际：谁的信用在后退？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速”一年多来，《纲要》——这部国家级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究竟对我国的信用体系建设起到了多大的作用？“2015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显示，认为“作用比较大”的受访者人数最多。
“信用，一个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词，一个君子之风古代中国的见证。如今，在时代嬗变中，开始经受种种考验。”作为中国较早开始关注信用问题的媒体，2005年，《小康》杂志发布第一个“中国信用小康指数”的时候，便发出疑问：“信用，你还在吗？”那一年， “中国信用小康指数”仅为60.2分，刚刚及格，受访者普遍反映：中国的社会诚信度比较低，对此他们很不满意。
今年已是“中国信用小康指数”的第11次发布，十年间，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经历了不断提速的过程，以本年度的两道调查题目为例，“总体而言，您对中国社会整体的信用环境（政府、企业、人际）评价如何？”对于这道题，71.7%的受访者给予了“中等偏上”的评价；“和去年相比，您是否觉得中国社会的整体信用环境有所好转？”面对这道题，过半受访者的回答是“有一些好转”，还有5.3%的受访者甚至认为“有很大好转”。 2015年6月至7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并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进行了“2015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并参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和大量社会信息，得出“2015中国信用小康指数”为71.7分，比上年提高了1.2分。
“中国信用小康指数”主要从政府公信力、人际信用、企业信用等方面进行测评，本年度政府公信力指数为77.8分，人际信用指数为66.8分，企业信用指数为68.4分。
政府公信力指数在这十年间一直保持着进步的态势，本年度，在“中国信用小康指数”的三项测评指标中，政府公信力指数也是提升幅度最高的一项，比上年增加了3.7分。
企业信用指数则是从去年开始才迎来了大发展，不仅从2005年至2013年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而且在这八年间也从未超越过“及格线”。直到去年，企业信用指数才进了一大步，得了68.2分，比2013年提高了9.7分。今年，企业信用指数又比去年增加了0.2分，虽然升幅不大，但却保持住了“前进”的方向。
最让人担忧的是人际信用指数。总的来说，这十年间，人际信用指数由2005年的66.3分缓慢爬升到了今年的66.8分，仅提升了0.5分，进步不大；从时间节点来看，近年来人际信用指数呈现出的其实是下滑趋势，在2006年和2007年，人际信用指数均比上年有所下降；2008年开始有所回升，2013年达到70.2分的“最高峰”，去年“栽了跟头”，下降了2.4分，今年则又比去年下降了1分，降为66.8分。
近八成受访者可信之人不足6个
“2015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显示，公众对于人际信用的担忧度，要高于对企业信用的担忧度，在“最让人担忧的五大信用问题”排行榜上，企业信用位居第四，而人际信用排名第二。
对于我国的人际信用状况，40.4%的人评价一般，28%的人认为不太好，5.2%的人甚至认为非常不好，只有4.8%的人认为非常好，认为比较好的人也只有21.6%。
这会是受访者的悲观之见吗？
“就您个人而言，您有几个可以信任的人？”受访者对于这道题的回答，或许更能客观地反映出他们对于人际信用状况的真实感受。结果，调查显示，2%的受访者竟没有可信之人；47.6%的受访者只有1～3个可信之人；29.7%的受访者有4～6个可信之人，也不算多；有6个及以上可信之人的受访者则刚够两成（20.7%）。
近八成（79.3%）受访者的可信之人竟不足6个。79.3%，也创下了近几年同题调查的最高数字。2014年，可信之人不足6个者占比73.9%；2013年，可信之人不足6个者占比73%；2012年，可信之人不足6个者占比79%；2011年，可信之人不足6个者占比68.6%。
人际信用为何呈现下滑之势？
长期关注信用问题的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鞠春彦总结了三点原因。
一是在依法治国的国家治理总体战略下，相关的法律安排还有待完善，人们的法治观念也有待提升。在社会转型时期，“法无明文禁止的，公民可以为之”的现实对于人际信用不但缺少积极的促进作用，还会给投机分子提供钻空子的机会。而且，法律与人情有时候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一定程度上，冷冰冰的法律对于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会有一些消解作用。
二是网络时代信息的传播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微信为例，这款由腾讯推出的手机聊天软件在2011年推出，2012年9月注册用户超过了2亿。在微信自媒体红红火火的同时，网络谣言也成为了引人注目的社会治理新热点。尤其是微信圈中“杀熟”现象屡屡出现。虽然政府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如出台“网络谣言司法解释”等，但这些规定对网民的行为和意识产生明显效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从心理角度出发，个人的自我防卫意识会在面对负面问题时先期启动。
此外，媒体议题和社会热点讨论等对人际信任也是有影响的。与告密者有关的问题去年也发生过，关于明星吸毒问题的曝光中也有类似的说法。“饭局恐慌症”直接暴露了人际信用的下降，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讨论会夸大这个问题。自媒体时代，其放大效应会尤其明显。
教师诚信度五年来首超学生
可信之人如此少，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值得信赖之人在受访者心目中的分量有多么重。那么，究竟哪些人最值得信赖呢？
“2015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显示，父母以87.8%的得票率高居榜首；排在第二位的配偶得票率为54.4%，比父母低了33.4个百分点；兄弟姐妹以46.9%的得票率居于第三位；排在第四位的是子女，得票率为41.6%；朋友也跻身进了前五位，29.4%的受访者把票投给了朋友；位列“最值得信赖的人”排行榜第六至十位的依次是：恋人（11.7%）、同学（11.1%）、亲戚（8.1%）、同事（3.6%）、同一宗教信仰的人（1.3%）。
近三年，父母、配偶、兄弟姐妹已牢牢站稳了“最值得信赖的人”排行榜的前三位，而在此排行榜第四和第五的位置上，子女、朋友则是交替领先。2013年，子女比朋友领先了3.6个百分点；2014年，朋友以微弱优势反超子女，得票率比其高出了0.3个百分点；今年，子女则以高出朋友12.2个百分点的绝对优势再次占领了该排行榜第四名的位次。
自2006年起，“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连续10次发布“诚信职业榜”，在对三十多类不同职业群体的诚信形象调查中，农民、军人、学生、教师、农民工入选前五名的几率最高。今年“诚信职业榜”的前五位依然被这五个职业群体所占据，军人排名第一，教师位列第二，学生居于第三位，农民、农民工分列第四、五位。这是军人职业诚信度连续第三年排名第一；教师职业诚信度则是历年排位最高的一次，也是近五年来排位首次高于学生。 从2010年开始，《小康》每年都会推出“地方人诚信形象排名”，在中国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里，公众会认为哪些地方的人最讲诚信呢？
在这6年当中，共有15个地方的人入选过“地方诚信形象排名”的前十位，其中北京人、山东人、香港人、上海人共6次入选；辽宁人、浙江人、江苏人共5次入选；黑龙江人、澳门人共4次入选；广东人、台湾人共3次入选；天津人、内蒙古人、河北人共2次入选，四川人1次入选。
诚信政府依然任重道远
尽管政府公信力指数一直在进步，但在“最让人担忧的五大信用问题”排行榜上，受访者依旧最关注政府信用。受访者普遍表示，这种担忧主要源自于政府信用本身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对于政府信用的高关注度和高期望值。
政府信用本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信任是政府存在的基石。政府是诚信社会的维护者。要打造诚信社会，首先要打造诚信政府。
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经“提速”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下大力气加强了诚信政府的建设。
回顾以往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加强政府改革建设的内容年年被提及，而“建设诚信政府”的字眼却非常鲜见。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在江西省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建设诚信政府”首次被提及，成了政府工作报告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浙江省丽水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不仅大方地承认了政府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加强自身建设、建设守法守信政府的目标。
那么，哪些政府行为或政府官员的行为会影响到公众对于政府信用的评价呢？“2015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显示，排在首位的是“官员和公务员责任意识淡漠，失职渎职”；其次是“官员和公务员的腐败行为”；再次是“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其实，打造诚信政府，首先应该打造的便是诚信官员。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领导干部要把深入改进作风与加强党性修养结合起来，自觉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这是对领导干部从政素质的底线要求，官员诚信往往比政绩更重要，从这个角度而言，本就是一项系统工程的政府诚信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哪些企业失信行为最致命？
在“最让人担忧的五大信用问题”排行榜上，企业信用位居第四。公众最不能容忍的企业失信行为有哪些呢？“2015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显示，“生产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最让受访者愤怒；其次是“质量欺诈行为”；再次是“拖欠款”。
诚信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和命脉，企业的这些失信行为，必然会对其造成致命的打击。遇到企业严重的失信行为，67.5%的人会“将企业列入黑名单，不与其合作，或不购买该企业产品”；59%的人会“向有关部门举报”；49.2%的人会 “提起法律诉讼”。
对于提高企业诚信水平应该采取的措施，在接受《小康》杂志访问的时候，六成受访者支持“对企业不诚信问题‘零容忍’，加大处罚力度”；五成受访者建议“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定期向社会公开企业信用记录”。
诚信企业究竟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对于这个问题，受访者和信用专家则分别从切身感受和企业经营管理角度，给出了具体细节不同、努力方向却非常一致的回答。
在受访者看来，诚信企业至少需要做到五点，首先是“不欺诈消费者”，其次是“产品保质保量”，三是“不做虚假夸大宣传”，四是“售后服务到位”，五是“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张优怀则为信用企业总结了应符合的“10项基本条件”，一是独立法人资格，二是依法纳税，三是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四是讲求信用，五是遵守合同，六是守法经营，七是安全生产，八是遵纪守法，九是合法用工，十是承担社会责任。据张优怀介绍，他所在的广东省信用研究会自2006年起经过八年的研究和实践，将企业信用建设、评定、培育三者有机结合，形成了“五师一体信用建设体系”模型，即在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按照特定程序，将企业经营情况、财务信息、合同履行信息、公共记录信息等进行收集，并通过会计师、律师、经济师、信用管理师、博硕导师“五师”组成的专家评审团队对候选企业进行信用评定认证和培育，建立信用档案，帮扶企业诊断信用风险，规划发展战略，融资上市，做强做大。
当前，中国信用体系建设赶上了一个大好时代，张优怀把这个“好时代”巧妙地称作是“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幸福地’巧遇互联网时代”，而“大数据作为最有效的工具助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无疑是这个“好时代”的显著特征。“‘信用’这个无形的东西，通过征信平台的科学评价体系，以‘数据’的形式得到广泛的呈现，并流传于信息网络，作用于商业合作之中，作用于社会生活之中。”张优怀相信，“信用”最终会成为这个社会最有效的身份证，“信用”也最终会成为企业最真实的资产，获得社会的认同。
（感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喆提供的支持。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研究员王知凡对本文亦有贡献）
你手上的市民卡，都有哪些用处？
除了在公共交通、医疗卫生、公园年卡、教育培训等方面有作用外，你能想象，这张小小的卡片上，还搭载着你的个人信用档案和信用记录吗？你能想象，你的信用还能积分吗？
虽然听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有些不可思议，但在一些城市，这正一点点地成为现实。
去年，温州市信用办在网上公示了《以市民卡为载体的温州市个人信用评估体系研究与应用》的课题报告，并向社会征求意见。温州市信用信息中心主任陆剑鸣说，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将以市民卡为载体，根据信用类别提供差异化服务。此外，个人信用评估体系也可以作为相亲、求职、贷款等依据。
在去年9月杭州召开的信息经济和智慧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以及12月在南京举行的全市诚信体系建设工作会议上，两座城市也都传出了“市民卡中将嵌入信息功能”的消息。以后，杭州人的购物、借还自行车等行为，可能都会影响到自己的“信用值”，而通过市民卡服务网点，人们也有望查询到企事业单位、合作伙伴的信用情况；南京人的市民卡上，将记录有自己的义务献血、志愿者活动、见义勇为、慈善等信息，对于诚信者，南京将在公共服务领域给予这些市民优先享受优惠的权利；而对于失信的单位或个人，也将建立起黑名单、黄名单制度，使这些人“处处受限、处处受制”。
近日，正申报“国家信用建设示范城市创建试点”的杭州，又在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研究会暨杭州市现场会上传出了有关诚信建设的消息——这座城市将继续打造“市民诚信卡”，在市民卡上添加越来越多的信用功能，并且市民的信用还可以积分。
信用，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价值，正在不断凸显。
国家、地方、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已成重要工程
去年6月27日，国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以下简称为《纲要》），部署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构筑诚实守信的经济社会环境。这也是我国首部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
到目前为止，《纲要》的出台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从这一年的情况来看，这部国家级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究竟对我国信用体系的建设起到了多大作用？
在商务部研究院信用与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韩家平看来，《纲要》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它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中国首部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的出台，从国家层面上完成了对于诚信建设的顶层设计，因此《纲要》出台后，许多部门、地方也都出台了自己领域内的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意见等，这无疑对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纲要》出台仅一个多月之后，长达2.6万字的《广东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印发。“这是全国第一个出台的省级地方性建设规划。”在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信用研究会执行会长张优怀说，“五位一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要以信用建设为重要抓手，“因为经济建设离不开信用建设，同样，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也都离不开信用建设。‘五位一体’中的任何一个‘位’，都离不开信用建设。如果说信用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新长征，那么《纲要》便是我国的一项重大战略规划，《纲要》的出台让我国的信用建设有了一个具体统一的大纲，也让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落实有了具体的保障。”
的确如韩家平、张优怀所言，在《纲要》的推动下，建立诚信社会、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经成为从国家层面到地方政府着力推进的重要工程。
韩家平说，广东、江苏、浙江、上海、辽宁、陕西、湖南等省市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既与国家层面的规划要求保持了一致，又在经济发展、社会状态等方面保留了地方特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了地方外，各行业也都在加紧信用体系的建设工作。”商务部研究院信用与电子商务研究所研究员徐德顺补充介绍道。例如交通行业，按照《纲要》等文件要求，交通运输部对当前交通运输行业信用体系建设的现状、问题和具体措施等进行了研究后，于今年5月13日下发了《关于加强交通运输行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从制度层面对行业信用体系建设进行了规划和设计，明确推动全行业形成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统筹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此外，还在公路建设、水运建设、运输管理、海事监管、安全监管等行业内不同领域，初步形成了一批信用制度文件。
政府、企业、人际：谁的信用在后退？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速”一年多来，《纲要》——这部国家级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究竟对我国的信用体系建设起到了多大的作用？“2015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显示，认为“作用比较大”的受访者人数最多。
“信用，一个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词，一个君子之风古代中国的见证。如今，在时代嬗变中，开始经受种种考验。”作为中国较早开始关注信用问题的媒体，2005年，《小康》杂志发布第一个“中国信用小康指数”的时候，便发出疑问：“信用，你还在吗？”那一年， “中国信用小康指数”仅为60.2分，刚刚及格，受访者普遍反映：中国的社会诚信度比较低，对此他们很不满意。
今年已是“中国信用小康指数”的第11次发布，十年间，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经历了不断提速的过程，以本年度的两道调查题目为例，“总体而言，您对中国社会整体的信用环境（政府、企业、人际）评价如何？”对于这道题，71.7%的受访者给予了“中等偏上”的评价；“和去年相比，您是否觉得中国社会的整体信用环境有所好转？”面对这道题，过半受访者的回答是“有一些好转”，还有5.3%的受访者甚至认为“有很大好转”。 2015年6月至7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并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进行了“2015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并参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和大量社会信息，得出“2015中国信用小康指数”为71.7分，比上年提高了1.2分。
“中国信用小康指数”主要从政府公信力、人际信用、企业信用等方面进行测评，本年度政府公信力指数为77.8分，人际信用指数为66.8分，企业信用指数为68.4分。
政府公信力指数在这十年间一直保持着进步的态势，本年度，在“中国信用小康指数”的三项测评指标中，政府公信力指数也是提升幅度最高的一项，比上年增加了3.7分。
企业信用指数则是从去年开始才迎来了大发展，不仅从2005年至2013年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而且在这八年间也从未超越过“及格线”。直到去年，企业信用指数才进了一大步，得了68.2分，比2013年提高了9.7分。今年，企业信用指数又比去年增加了0.2分，虽然升幅不大，但却保持住了“前进”的方向。
最让人担忧的是人际信用指数。总的来说，这十年间，人际信用指数由2005年的66.3分缓慢爬升到了今年的66.8分，仅提升了0.5分，进步不大；从时间节点来看，近年来人际信用指数呈现出的其实是下滑趋势，在2006年和2007年，人际信用指数均比上年有所下降；2008年开始有所回升，2013年达到70.2分的“最高峰”，去年“栽了跟头”，下降了2.4分，今年则又比去年下降了1分，降为66.8分。
近八成受访者可信之人不足6个
“2015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显示，公众对于人际信用的担忧度，要高于对企业信用的担忧度，在“最让人担忧的五大信用问题”排行榜上，企业信用位居第四，而人际信用排名第二。
对于我国的人际信用状况，40.4%的人评价一般，28%的人认为不太好，5.2%的人甚至认为非常不好，只有4.8%的人认为非常好，认为比较好的人也只有21.6%。
这会是受访者的悲观之见吗？
“就您个人而言，您有几个可以信任的人？”受访者对于这道题的回答，或许更能客观地反映出他们对于人际信用状况的真实感受。结果，调查显示，2%的受访者竟没有可信之人；47.6%的受访者只有1～3个可信之人；29.7%的受访者有4～6个可信之人，也不算多；有6个及以上可信之人的受访者则刚够两成（20.7%）。
近八成（79.3%）受访者的可信之人竟不足6个。79.3%，也创下了近几年同题调查的最高数字。2014年，可信之人不足6个者占比73.9%；2013年，可信之人不足6个者占比73%；2012年，可信之人不足6个者占比79%；2011年，可信之人不足6个者占比68.6%。
人际信用为何呈现下滑之势？
长期关注信用问题的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鞠春彦总结了三点原因。
一是在依法治国的国家治理总体战略下，相关的法律安排还有待完善，人们的法治观念也有待提升。在社会转型时期，“法无明文禁止的，公民可以为之”的现实对于人际信用不但缺少积极的促进作用，还会给投机分子提供钻空子的机会。而且，法律与人情有时候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一定程度上，冷冰冰的法律对于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会有一些消解作用。
二是网络时代信息的传播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微信为例，这款由腾讯推出的手机聊天软件在2011年推出，2012年9月注册用户超过了2亿。在微信自媒体红红火火的同时，网络谣言也成为了引人注目的社会治理新热点。尤其是微信圈中“杀熟”现象屡屡出现。虽然政府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如出台“网络谣言司法解释”等，但这些规定对网民的行为和意识产生明显效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从心理角度出发，个人的自我防卫意识会在面对负面问题时先期启动。
此外，媒体议题和社会热点讨论等对人际信任也是有影响的。与告密者有关的问题去年也发生过，关于明星吸毒问题的曝光中也有类似的说法。“饭局恐慌症”直接暴露了人际信用的下降，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讨论会夸大这个问题。自媒体时代，其放大效应会尤其明显。
教师诚信度五年来首超学生
可信之人如此少，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值得信赖之人在受访者心目中的分量有多么重。那么，究竟哪些人最值得信赖呢？
“2015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显示，父母以87.8%的得票率高居榜首；排在第二位的配偶得票率为54.4%，比父母低了33.4个百分点；兄弟姐妹以46.9%的得票率居于第三位；排在第四位的是子女，得票率为41.6%；朋友也跻身进了前五位，29.4%的受访者把票投给了朋友；位列“最值得信赖的人”排行榜第六至十位的依次是：恋人（11.7%）、同学（11.1%）、亲戚（8.1%）、同事（3.6%）、同一宗教信仰的人（1.3%）。
近三年，父母、配偶、兄弟姐妹已牢牢站稳了“最值得信赖的人”排行榜的前三位，而在此排行榜第四和第五的位置上，子女、朋友则是交替领先。2013年，子女比朋友领先了3.6个百分点；2014年，朋友以微弱优势反超子女，得票率比其高出了0.3个百分点；今年，子女则以高出朋友12.2个百分点的绝对优势再次占领了该排行榜第四名的位次。
自2006年起，“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连续10次发布“诚信职业榜”，在对三十多类不同职业群体的诚信形象调查中，农民、军人、学生、教师、农民工入选前五名的几率最高。今年“诚信职业榜”的前五位依然被这五个职业群体所占据，军人排名第一，教师位列第二，学生居于第三位，农民、农民工分列第四、五位。这是军人职业诚信度连续第三年排名第一；教师职业诚信度则是历年排位最高的一次，也是近五年来排位首次高于学生。 从2010年开始，《小康》每年都会推出“地方人诚信形象排名”，在中国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里，公众会认为哪些地方的人最讲诚信呢？
在这6年当中，共有15个地方的人入选过“地方诚信形象排名”的前十位，其中北京人、山东人、香港人、上海人共6次入选；辽宁人、浙江人、江苏人共5次入选；黑龙江人、澳门人共4次入选；广东人、台湾人共3次入选；天津人、内蒙古人、河北人共2次入选，四川人1次入选。
诚信政府依然任重道远
尽管政府公信力指数一直在进步，但在“最让人担忧的五大信用问题”排行榜上，受访者依旧最关注政府信用。受访者普遍表示，这种担忧主要源自于政府信用本身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对于政府信用的高关注度和高期望值。
政府信用本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信任是政府存在的基石。政府是诚信社会的维护者。要打造诚信社会，首先要打造诚信政府。
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经“提速”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下大力气加强了诚信政府的建设。
回顾以往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加强政府改革建设的内容年年被提及，而“建设诚信政府”的字眼却非常鲜见。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在江西省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建设诚信政府”首次被提及，成了政府工作报告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浙江省丽水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不仅大方地承认了政府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加强自身建设、建设守法守信政府的目标。
那么，哪些政府行为或政府官员的行为会影响到公众对于政府信用的评价呢？“2015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显示，排在首位的是“官员和公务员责任意识淡漠，失职渎职”；其次是“官员和公务员的腐败行为”；再次是“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其实，打造诚信政府，首先应该打造的便是诚信官员。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领导干部要把深入改进作风与加强党性修养结合起来，自觉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这是对领导干部从政素质的底线要求，官员诚信往往比政绩更重要，从这个角度而言，本就是一项系统工程的政府诚信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哪些企业失信行为最致命？
在“最让人担忧的五大信用问题”排行榜上，企业信用位居第四。公众最不能容忍的企业失信行为有哪些呢？“2015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显示，“生产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最让受访者愤怒；其次是“质量欺诈行为”；再次是“拖欠款”。
诚信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和命脉，企业的这些失信行为，必然会对其造成致命的打击。遇到企业严重的失信行为，67.5%的人会“将企业列入黑名单，不与其合作，或不购买该企业产品”；59%的人会“向有关部门举报”；49.2%的人会 “提起法律诉讼”。
对于提高企业诚信水平应该采取的措施，在接受《小康》杂志访问的时候，六成受访者支持“对企业不诚信问题‘零容忍’，加大处罚力度”；五成受访者建议“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定期向社会公开企业信用记录”。
诚信企业究竟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对于这个问题，受访者和信用专家则分别从切身感受和企业经营管理角度，给出了具体细节不同、努力方向却非常一致的回答。
在受访者看来，诚信企业至少需要做到五点，首先是“不欺诈消费者”，其次是“产品保质保量”，三是“不做虚假夸大宣传”，四是“售后服务到位”，五是“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张优怀则为信用企业总结了应符合的“10项基本条件”，一是独立法人资格，二是依法纳税，三是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四是讲求信用，五是遵守合同，六是守法经营，七是安全生产，八是遵纪守法，九是合法用工，十是承担社会责任。据张优怀介绍，他所在的广东省信用研究会自2006年起经过八年的研究和实践，将企业信用建设、评定、培育三者有机结合，形成了“五师一体信用建设体系”模型，即在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按照特定程序，将企业经营情况、财务信息、合同履行信息、公共记录信息等进行收集，并通过会计师、律师、经济师、信用管理师、博硕导师“五师”组成的专家评审团队对候选企业进行信用评定认证和培育，建立信用档案，帮扶企业诊断信用风险，规划发展战略，融资上市，做强做大。
当前，中国信用体系建设赶上了一个大好时代，张优怀把这个“好时代”巧妙地称作是“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幸福地’巧遇互联网时代”，而“大数据作为最有效的工具助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无疑是这个“好时代”的显著特征。“‘信用’这个无形的东西，通过征信平台的科学评价体系，以‘数据’的形式得到广泛的呈现，并流传于信息网络，作用于商业合作之中，作用于社会生活之中。”张优怀相信，“信用”最终会成为这个社会最有效的身份证，“信用”也最终会成为企业最真实的资产，获得社会的认同。
（感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喆提供的支持。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研究员王知凡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