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对翻译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人们不仅要求译文优美流畅，更要求译文能尽可能地完整、准确地传达原作特有的文化意象。否则，无论多么好的译文，如果失落了甚至歪曲了原文的文化意象，就会使读者感到美中不足，有遗珠之憾，有时还会使读者产生错误的印象。
　　比如，一位唐诗的英译者在翻译被蘅塘退士誉为“千古丽句”的李白的诗句“烟花三月下扬州”时，把这句诗译为Mid April mists and blossoms go，而把原诗中“扬州”一词略去未译。英译者很可能以为此句中的“扬州”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地名罢了，略去不译也许于诗意无大损害。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考虑译诗押韵的需要，不得已而为之。但不管怎样，由于此句中的“扬州”一词未能译出，原诗丰富的涵义和优美意境大受影响。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殊不知‘千古丽句’之丽正在于‘烟花三月’春光最美之时，前往‘扬州’这一花柳繁华之地，时与地二者缺一不可。”研究者更进一步指出：“倘若他（指英译者）了解唐代扬州的盛况，听过但愿‘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故事，大概就不会这样处理了。”这里，“扬州”就是一个文化意象。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笔下，“扬州”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它不仅代表一个风光旖旎的风景地、一个城市名，更代表了一个古代中国文人所向往的享乐去处，一个令他们销魂的所在。
　　由于忽视了文化意象的意义，在翻译中，尤其是在文学翻译中，有时候就会影响原作整体内容的传达，严重者还会影响对原作意境、人物形象的把握。这方面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赵景深翻译的“牛奶路”。众所周知，自从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在《风马牛》一文中对赵景深把Milky Way译成“牛奶路”狠批之后，赵译“牛奶路”便一直是中国翻译界笑谈的对象，甚至成为“乱译”的典型例子。70年代有一篇文章说：“众所周知，天文学中把银河系中那条群星麇集、活像‘星河’似的带子称为‘银河’或‘天河’，相对的英文就是Milky Way，这是天文学上最常见的名词之一，对科学稍微注意的人都会知道，而且字典里也可以查到这个字的解释。但赵景深遇到这个词汇时，竟然将其译为‘牛奶路’！这是极端荒唐的笑话。”由于粗枝大叶，赵景深信笔把Milky Way译成“牛奶路”的可能性很大。但从翻译和传递文化意象的角度来看，如果把赵的译文同他所据的英文译文以及英文译文所据的俄文原文相对照，再联系赵译“牛奶路”的上下文，我们完全可以说，赵景深把Milky Way翻译成“牛奶路”基本上是正确的。
　　首先，赵景深翻译的不是天文学的科学文献，而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翻译应该根据作品的上下文进行翻译。其次，作为文学作品的译者，赵景深不仅应该传达原作的基本内容，而且还应该传达原作的文化意象，而Milky Way恰恰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文化意象！（当然，赵景深当初如此翻译时未必意识到这样译 “基本上是正确的”。）据查，赵译“牛奶路”出自赵景深1922年翻译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樊凯》（现通译为《万卡》）。小说描写沙俄时代一个名叫万卡的九岁的小男孩不堪忍受城里备受欺凌的学徒生活，在圣诞节前夜写信给他在农村的祖父，请求祖父赶快来把他接回农村的故事。与“牛奶路”有关的段落反映万卡写信时回想在农村与祖父在一起度过的愉快时光。
　　赵译系根据小说的英译本转译。英译者是英国著名的俄罗斯古典文学翻译家加尼特夫人。这段文字的英译文如下：
　　The whole sky spangled gay twinkling stars，and the Milky Way is as distinct as though it had been washed and rubbed with snow for holiday.
　　目前比较通行也是公认为比较准确的译文是这样的：
　　整个天空点缀着繁星，快活地眨眼。天河那么清楚地显现出来，就好像有人在过节以前用雪把它擦洗过似的。
　　把英译文、中译文同契诃夫的俄文原文对照一下，我们很容易发现，在“牛奶路”一词的翻译上，英译文准确地传达了俄文原文中的文化意象，这与他们同属于希—罗文化传统当然有很大的关系。而中译文却推出了一个与俄文原文和英文译文截然相反的文化意象——“天河”。这个译法看似正确甚至无懈可击，因为词典上就是这么翻译的，实际上却歪曲了原文和谐的人物形象以及自然合理的情景描写，使译文变得自相矛盾，有悖常理。
　　这矛盾首先反映在字面上。由于原文中的意象“路”（way）被中文中的意象“河”所代替，于是译文就出现了这样一句不可思议的句子：“天河……好像有人……把它擦洗过似的。”“河”怎么可以被人去“洗”呢？我们可以想象“洗”星星、“洗”月亮，“洗”一切固体的东西，包括“洗”由许许多多星星组成的“路”，但我们却无论如何难以想象去“洗”河，即使这是一条“天河”。
　　矛盾还反映在人物形象身上。由于“路”与“河”这两个分属于不同民族的文化意象的互换，于是一个在希一罗文化背景下的旧俄农村出生、长大的小男孩，竟具有了与汉民族文化环境中出生、长大的中国农村小孩一样的文化思维，从而把在欧洲民族中几乎家喻户晓的Milky Way想象为中华民族传说中的“天河”。这样的译法显然扭曲了原作人物的民族身份，使这个人物形象显得不中不西。
　　现在我们来看赵景深的译文：
　　天上闪耀着光明的亮星，牛奶路很白，好像是礼拜日用雪擦洗过的一样。
　　这里，由于赵景深把Milky Way译成了“牛奶路”，所以赵译不但保留了原文中“路”的文化意象，而且还避免了“洗河”这样的字面上的矛盾，原文的人物形象也因此被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没有被扭曲。赵译当然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是这种译法尚未能反映出Milky Way一词的希—罗神话文化的内涵。众所周知，Milky Way与古希腊神话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古希腊人认为它就是众神聚居的奥林帕斯山通往大地的“路”，至于它为何如此璀璨闪亮，则是与仙后赫拉洒落的乳汁有关。赵景深把它译成“牛奶路”，这种神话意味就荡然无存了。鲁迅在《风马牛》一文中对这个故事做了极其风趣的描述，然后不无挖苦意味地建议把“牛奶路”改译为“神奶路”。这里，鲁迅其实倒提供了一个比“牛奶路”更为合适的译法，尽管他本人并不以为然。其次，赵景深应该在“牛奶路”下加一条译注，说明“牛奶路”就是汉语中的“银河”“天河”，这样，中国读者就不至于感到突兀甚至莫名其妙了。 　　不顾及各国各民族文化意象的传达，生硬地将西文里的Milky Way与中文的“银河”对等互译，那么，中国美丽的民间故事——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就很难在英译文中合理地表现了，因为他们之间只隔一条“路”而不是“河”；而许多美丽的古希腊神话传说也无法用汉语生动地讲述，居住在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将无法下山，凯旋的天神朱庇特也将无法顺着Milky Way得胜回朝了，因为他们的“路”已经被改造为“河”了。

　　又如，在传统汉民族文化里，蝙蝠是吉祥、健康、幸福的象征；但在西方文化里蝙蝠并没有给人以好感，相反，它是一个丑陋、凶恶、吸血动物的形象。与蝙蝠有关的词语大多带有贬义，像as blind as a bat（瞎得像蝙蝠一样，有眼无珠），crazy as a bat（疯得像蝙蝠）。对于海燕，读过苏联作家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的中国读者，把它看作勇于在暴风雨中搏击风浪的斗士，许多青年人都把它当作学习的榜样；但在西方文化里，海燕却是一个“预示灾难、纠纷、暴力行动即将出现的人或幸灾乐祸的人”。两者相差，不啻天壤之别。类似的例子还有：西风，对英国人来说，因为它带来温暖和雨水，所以对它很有好感，诗人雪莱还有《西风颂》的名篇传世；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是“寒冷”“严冬”的象征，因此对之并无好感。喜鹊，中国人认为是吉祥之物、喜事的征兆；但西方人却把喜鹊视作“饶舌”甚至“小偷”的象征。猫头鹰，中国人视作不祥之物；但西方人却奉作“智慧”的代表。水仙花，中国人称之为凌波仙子，可见对它非常赞赏；但是西方人因为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传说，而把它看作自恋的象征。此外，像在汉民族文化里，兔子是跑得快的象征，因此在古代汉语里有“静若处子，动若脱兔”的说法，现代汉语里也有“他像兔子—样一溜烟地逃走了”的说法；但是在英语中“兔子”却是 “胆小”的象征（或意象），于是就有了as timid as a hare（“胆小如兔”）；而汉语中作为“胆小”的意象却是“老鼠”——“胆小如鼠”。
　　以上这些都属于第一种类型的文化意象的错位，其原因多与各民族的地理环境、生活习俗、文化传统等的不同有关，其中，文化传统的差异是最主要的原因。悠久的历史文化、神话传说、历史事件和文学作品等的积淀，都是构成各民族独特的文化意象的原因。
　　第二种类型的文化意象的错位则表现为作为喻体的意象上的差异。这种情况在成语、谚语中反映得尤为突出。这种意象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文化积累，而是在特定的语言场合中取得了特定的涵义。例如，中文中形容某人瘦，说“他瘦得像猴子”，英文中却说“瘦得像影子”；中文中形容某人吝啬，说“他像一只铁公鸡（一毛不拔）”，英文中却说“他是一枚起不动的螺丝钉（an old screw）”。在成语、谚语中，意象作为喻体的“错位”也很多。例如中文描写事物发展迅速、日新月异的景象，爱用“雨后春笋”作比喻，俄语中却用“雨后蘑菇”作比，英语也用蘑菇作比，如spring up like mushrooms（“像蘑菇般地涌现”）；中文中描写相同气质（类型）的人爱在一起比喻为“物以类聚”，较为抽象，而英语中喻为“同羽毛的鸟总是聚在一起”（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较为具体；中文中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比英语中的Better an open enemy，than a false friend（“宁要公开的敌人，不要伪装的朋友”）更为形象、生动。 　　当然，即使是成语、谚语中作为喻体的意象，其实也总是带着特定民族的文化色彩的。例如，形容某人表面慈善、内心却狠毒无比时，中文里的“笑面虎”仅是一个一般性的意象，而英语中的“披着羊皮的狼”就有深远的文化渊源——它与欧美文化圈内广为流传的一则伊索寓言有关；把Talk of the devil，and he is sure to appear（“说到魔鬼，魔鬼就来”）译成“说曹操，曹操到”，意思似乎并不错，但由于曹操这一特定的带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的历史人物，译文会使读者产生错误的联想。
　　由此可见，文化意象上的错位现象，说明文化意象的跨文化传递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文字如何转换也即翻译的问题，其背后蕴含着不同民族文化如何相互理解、正确交流，以及如何彼此丰富的大问题。
　　文化意象一般都有表层和深层两层意义。把“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译成Even three common cobblers can surpass Zhuge Liang，传达出了该谚语的表层意义，但其深层意义却没有得到表现；而译成Many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或Collective wisdom is greater than a single wit，译出了它的根本意思，却又丢失了两个汉语中特有的文化意象——“臭皮匠”和“诸葛亮”。原文中原本非常和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意义和意象的语言统一体，在译语中不得不割裂为二，这就常常使译者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导致文化意象的失落与扭曲。
　　传递文化意象的问题，从根本上而言，其实也就是一直困扰翻译界的如何正确处理翻译中原作的形式与内容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比较重视内容而轻视形式的意义。在翻译中，我们往往只强调用读者熟悉的形象去调动读者的联想，结果就用“班门弄斧”“情人眼里出西施”等过分民族化的词语去翻译国外相应的成语。这样做的结果，译文是民族化了，但同时也把人家民族的东西“化”掉了，把原本需要我们去了解和熟悉的独特文化意象抛弃了。因此，对翻译的更高要求是，不但要译出原作的语义信息，而且还要译出原作的内在文化信息。

　　鉴于翻译行为时时刻刻都会面临并必须处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而处理这些跨越语言、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的信息传递又不可避免地遭遇不同程度的信息的失落、扭曲和增添，因此，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敏锐地指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这个命题并不是一个用来指导如何进行翻译的方法和手段，而是深刻揭示了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的本质；“创造性”一词并无明确的褒义，“叛逆”一词亦无明确的贬义。就译者而言，尤其是一个认真、负责的译者，他主观上确实是在努力追求尽可能百分之百地忠实原文，把原文的信息体现在译文中，然而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译文与原文之间必定存在差距。这个差距就注定了翻译中必定存在创造性叛逆这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