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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冰天雪地的俄罗斯感受人性的温暖、在高福利社会加拿大遭遇高学费困境、从东京闯荡到北京、在美国为了绿卡不择手段……在世界各国的大学里，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经历着在国内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生活，留学的经历反过来也决定了他们今天所过的日子。《教育》旬刊记者采访了几位留学生，请他们讲述自己留学的故事。
留学俄罗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在北京西四环外田村路上的四季川菜馆，《教育》旬刊记者采访到了老板娘的妹妹谢晓谦。
谢晓谦说：“我是十几年前被家里‘派’到俄罗斯留学的，算是‘家派留学’吧。为了让我能在俄罗斯生活得有把握一些，家里聚集了大部分财力交给我。我独自启程之前心理忐忑不安，觉得一个女孩子独自在异国他乡生活，一定会孤苦伶仃，非常凄惨，但真实的情况远比我预料的要好。首先让我没想到的是俄罗斯人住房不要钱。俄罗斯政府建好房子分配给民众，人均18平方米以下的部分无偿转给个人，18平方米以上部分也只收很少的钱。莫斯科每户居民还在郊外有自己的森林小屋，这个也是国家建好后无偿分配给居民的。据说这是从前苏联时代起就有的福利。由于这个原因，我在莫斯科的居住完全不成问题，就算自己想要离开学校在外面找住房，租金也非常便宜。”
谢晓谦没想到还有很多。比如在大学里和居民家里没有水表。用于日常生存所必需的自来水、热水（一天24小时供应）、供暖，从来就不收费，所以到处都没有水表这个设备。谢晓谦曾经在读书期间生过几次大病，每次都是到医院免费治疗痊愈。她没想到在俄罗斯看病不花钱，手术免费、住院免费、治疗免费，唯一不免的只有药费。而且不管是不是俄罗斯人，只要在俄罗斯境内的任何人得了病，救护车就免费往医院拉，到了医院就给治病。
谢晓谦去留学之前就知道自己读大学是免费的，这也是她成行的原因。到了大学她了解到，所有学生上学一律免费，教科书均由学校无偿提供之外，学校免费供应全体学生一顿丰盛的、营养充分的早餐或午餐。她曾好奇地询问俄罗斯的教授和同学：“为什么要免费提供食物？”俄罗斯的教授和同学则对这个问题表示惊讶：“学校不管饭，到哪里去吃呢？”俄罗斯现在虽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实际上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俄罗斯是高等教育十分发达的国家，据世界经合组织统计，54%的俄罗斯人有高等教育经历。俄罗斯的大学有公立和私立之分，公立大学威信较高。公立大学中也有自费生，而且公立大学的自费生学费比私立大学的学费还要高一些，其学费折算成人民币，大约是每年2000到2500元。一些大学在大学阶段设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但也有不少大学仍沿用过去的副博士、博士学位。谢晓谦所在的莫斯科建筑大学拥有6个副博士和10个博士专业答辩委员会。她幸运地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留在了俄罗斯工作。她曾经在2008年毕业前夕回到北京找工作，但是到处碰壁。反而是回到俄罗斯，她一帆风顺。她表示自己是靠着俄罗斯的资助学业有成的，因此理应回报俄罗斯。谢晓谦感慨地说：“如果我没有来留学，现在应该在帮我姐姐开饭馆吧。”
在俄罗斯这些年，谢晓谦目睹了该国的经济发展以及教育升级。俄罗斯的经济最近这些年来发展非常迅速，国家的收入很大程度上花在了国民的教育和福利上。她知道中国的经济同样得到了巨大发展，但是和俄罗斯相比教育并没有被放在主要位置上。谢晓谦介绍说，在俄罗斯，近些年经济发展十分迅猛，和中国、巴西、印度一起被称为砖块（BRIC，国外没有金砖这一说法）四国。由于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教育投入也大幅度增加。从2012年9月起，俄罗斯开始实施12年义务教育，从小学到高中全免费。
留学日本：努力向前冲
唐子惠在日本的大学获得了艺术硕士之后，第一时间回到了中国，在北京的媒体从业。她每天忙于推销各种广告业务，试图多赚些钱。她的人生目标是：不靠男人赚钱，靠自己成就一番事业。在她看来事业有成的标志就是有很多钱。
唐子惠并非因为家境贫穷而这么向往金钱。相反，她的父亲是山东省的一位大艺术品商人。她的父亲会包购他看上的画家的全部作品。有一位她从小就熟悉的画家，每画出一幅作品，她的父亲就出20万元收购。父亲花钱把唐子惠送到日本留学，为了锻炼她的能力让她在日本自行决定该做什么。
唐子惠上学期间应聘到一家日本社团工作，为其推广一个网络游戏，从其竞争对手、另一家社团旗下抢过来20多个网吧的生意。对此，她很得意。在课余时间参加社会实践的同时，她的学业也没有耽误，其毕业作品在东京的装置艺术大展上获得了三等奖。
唐子惠表示日本的学习环境极其便利，所有人的工作态度都非常认真负责。一天，她寝室的一支日光灯坏了，报修后，修电灯的物业人员立刻赶来，看了看房中其他几支日光灯，便重新去拿灯管，因为他带来的灯管颜色和现在屋里的灯管有些不同。其实只是亮度稍有不同而已，就这样物业人员来来回回跑了四五次，不仅把坏了的灯管换成了新的，还将所有灯管都都换成了颜色、亮度完全相同的灯管，这才满意地离去。从这位修理工身上，唐子惠感悟到了“世上怕就怕认真两字”的真谛。
日本的同学在读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大都有出国游学的经历，经费是由日本政府提供。这使得日本同学大都见多识广，对唐子惠这样的外国留学生并没有太多神秘感。唐子惠身材高挑，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多名日本男性追求，毕业后也有留在日本工作的机会，但是她直接回到中国，在北京的媒体之间不断变换。谈起未来她没有什么危机感，对当下倒是很有紧迫感。她感到自己非常适合在大城市生活，北京够大，让她如鱼得水。她从未想过会有人因为没钱上学而不能去做自己梦想的事情，比如自费出国留学。她在日本看到那里的同学都是很努力地在奋斗，所以并不觉得中国的教育制度有什么不足之处。
在唐子惠看来，现在中国的大学生经常抱怨学费太贵、就业太难以及生活中有太多困难的事情，那只能表明他们的努力太不够。唐子惠在北京从事过多家媒体的工作，从写稿的记者、编稿的编辑到拉广告的业务员，什么都做过、什么都做。她表示：“只要努力工作，就会有结果。” 留学美国：只为留下
2011年，刘敏敏随同丈夫来到美国。他的丈夫来到美国留学读博士，很快之后刘敏敏也设法申请了当地一所大学的入学资格。刘敏敏的丈夫是公费留学生，但是两个人并不打算学成归国，刚一入学就已经在计划将来留在美国就业的事情。这与他们看到的美国社会生活有关。到美国后，刘敏敏在超市看到当地居民使用政府发的粮票购买食物，惊得目瞪口呆。粮票是中国计划经济年代的东西，现在已经成为收藏品，怎么美国还有这玩意？原来这是由美国联邦农业部拨款给州政府发放给低收入人群的粮票，只可换取美国出产的农作物，不能换取金钱。这使得刘敏敏夫妇觉得陌生的美国生活并不可怕，相反，和中国相比更有安全感。
刘敏敏的丈夫是公派留学生，其原来在国内大学任教，在申请美国留学时并没有获得美国的大学奖学金，于是向中国的国家留学基金委申请了公费留学，居然通过。由于经济来源有一定保障，他们目前没有太大的生活压力。刘敏敏的丈夫表示，大学教师申请公派留学的渠道比大学生要多，和自费出国留学的本科生相比，自己很幸运。
据刘敏敏介绍，一些年轻的留学生更愿意在毕业后回国。在美国一些不是特别好的大学近年来出现了许多来自中国的本科阶段自费留学生，这些学生的父母在国内条件较好，但是希望子女到美国生活。这些出生在1990年之后的留学生来到美国后举目无亲，更加怀念在中国和父母在一起的生活，在学校里自发组织了很多的爱国团体。这些中国学生很少和美国社会的不同领域人群进行交往，还会指责不回国的公费留学生不爱国，因此刘敏敏一家也不和这些年轻的留学生交往。
刘敏敏介绍说，来美国读硕士和博士的留学生大都以留在美国为目标。除非回国能当官发财，否则他们绝对不考虑回国。很多人由于担心毕业后得不到工作签证，刚一到美国就以宗教原因或者其他原因申请了绿卡。
“流血”加拿大：学费太高了
郭勇从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拿到金融硕士学位回到北京已经两年了。他出国之前是北京一所学校的数学老师，业余时间在保险公司打工赚了30多万元人民币，就去加拿大留学了。在加拿大留学和工作数年，郭勇因难以融入当地生活回国。
郭勇介绍说，现在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是自费留学，“我们留学生其实是‘流血’生。”留学生的钱包在流血。留学生的学费是本地学生或是移民的3倍左右。就是这样，大学里的本地学生还要打着标语游行：请降低学费。郭勇记得刚去学校注册的时候，工作人员在大礼堂里向全体学生指导如何交学费，本地学生的学费，4000多加元。本地学生就开始提问：可不可以分期付款，可不可以贷款，为什么会涨的这么高等。当工作人员把留学生学费价格放映出来后，郭勇就像是动物园里的猩猩，被那些本地的学生和家长们盯着看。他还听到身后有人在讨论：“他们太有钱了，这么贵也来读。”
郭勇当时就气得哭笑不得。他是自己上班赚到的钱，知道赚钱的辛苦。他表示，有些留学生是拿着父母的钱出来上学。因为学费贵的要命，许多留学生都去打黑工，挣些零花钱，抵交房租。郭勇也打过工。在加拿大，学费是留学生的第一大“放血”之处。其它还有些不能不花的钱，比如保险，比如房租。有时候一些留学生想要合租独立的大房子，这时候还要找保人，为此要额外支出保证金。
在自费留学生艰苦奋斗的同时，公派留学生却往往到期不回国。在郭勇看来，他们花着纳税人的钱在国外留学，生活轻松自在，比自费生更容易修得高学历，也正因为得到了高学历，更容易找到好工作，所以更少回国。郭勇觉得，与其这样，还不如由国家出钱给所有留学生支付留学费用，或者回国的自费生给报销学费。“凭什么不回国的人得到公费，回国的要自费？”郭勇表示，经济学的基本目的是获得效用。国家赚钱后应该是为本国公民购买服务，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完全可以拿来为自费留学生支付留学学费。
留学俄罗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在北京西四环外田村路上的四季川菜馆，《教育》旬刊记者采访到了老板娘的妹妹谢晓谦。
谢晓谦说：“我是十几年前被家里‘派’到俄罗斯留学的，算是‘家派留学’吧。为了让我能在俄罗斯生活得有把握一些，家里聚集了大部分财力交给我。我独自启程之前心理忐忑不安，觉得一个女孩子独自在异国他乡生活，一定会孤苦伶仃，非常凄惨，但真实的情况远比我预料的要好。首先让我没想到的是俄罗斯人住房不要钱。俄罗斯政府建好房子分配给民众，人均18平方米以下的部分无偿转给个人，18平方米以上部分也只收很少的钱。莫斯科每户居民还在郊外有自己的森林小屋，这个也是国家建好后无偿分配给居民的。据说这是从前苏联时代起就有的福利。由于这个原因，我在莫斯科的居住完全不成问题，就算自己想要离开学校在外面找住房，租金也非常便宜。”
谢晓谦没想到还有很多。比如在大学里和居民家里没有水表。用于日常生存所必需的自来水、热水（一天24小时供应）、供暖，从来就不收费，所以到处都没有水表这个设备。谢晓谦曾经在读书期间生过几次大病，每次都是到医院免费治疗痊愈。她没想到在俄罗斯看病不花钱，手术免费、住院免费、治疗免费，唯一不免的只有药费。而且不管是不是俄罗斯人，只要在俄罗斯境内的任何人得了病，救护车就免费往医院拉，到了医院就给治病。
谢晓谦去留学之前就知道自己读大学是免费的，这也是她成行的原因。到了大学她了解到，所有学生上学一律免费，教科书均由学校无偿提供之外，学校免费供应全体学生一顿丰盛的、营养充分的早餐或午餐。她曾好奇地询问俄罗斯的教授和同学：“为什么要免费提供食物？”俄罗斯的教授和同学则对这个问题表示惊讶：“学校不管饭，到哪里去吃呢？”俄罗斯现在虽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实际上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俄罗斯是高等教育十分发达的国家，据世界经合组织统计，54%的俄罗斯人有高等教育经历。俄罗斯的大学有公立和私立之分，公立大学威信较高。公立大学中也有自费生，而且公立大学的自费生学费比私立大学的学费还要高一些，其学费折算成人民币，大约是每年2000到2500元。一些大学在大学阶段设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但也有不少大学仍沿用过去的副博士、博士学位。谢晓谦所在的莫斯科建筑大学拥有6个副博士和10个博士专业答辩委员会。她幸运地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留在了俄罗斯工作。她曾经在2008年毕业前夕回到北京找工作，但是到处碰壁。反而是回到俄罗斯，她一帆风顺。她表示自己是靠着俄罗斯的资助学业有成的，因此理应回报俄罗斯。谢晓谦感慨地说：“如果我没有来留学，现在应该在帮我姐姐开饭馆吧。”
在俄罗斯这些年，谢晓谦目睹了该国的经济发展以及教育升级。俄罗斯的经济最近这些年来发展非常迅速，国家的收入很大程度上花在了国民的教育和福利上。她知道中国的经济同样得到了巨大发展，但是和俄罗斯相比教育并没有被放在主要位置上。谢晓谦介绍说，在俄罗斯，近些年经济发展十分迅猛，和中国、巴西、印度一起被称为砖块（BRIC，国外没有金砖这一说法）四国。由于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教育投入也大幅度增加。从2012年9月起，俄罗斯开始实施12年义务教育，从小学到高中全免费。
留学日本：努力向前冲
唐子惠在日本的大学获得了艺术硕士之后，第一时间回到了中国，在北京的媒体从业。她每天忙于推销各种广告业务，试图多赚些钱。她的人生目标是：不靠男人赚钱，靠自己成就一番事业。在她看来事业有成的标志就是有很多钱。
唐子惠并非因为家境贫穷而这么向往金钱。相反，她的父亲是山东省的一位大艺术品商人。她的父亲会包购他看上的画家的全部作品。有一位她从小就熟悉的画家，每画出一幅作品，她的父亲就出20万元收购。父亲花钱把唐子惠送到日本留学，为了锻炼她的能力让她在日本自行决定该做什么。
唐子惠上学期间应聘到一家日本社团工作，为其推广一个网络游戏，从其竞争对手、另一家社团旗下抢过来20多个网吧的生意。对此，她很得意。在课余时间参加社会实践的同时，她的学业也没有耽误，其毕业作品在东京的装置艺术大展上获得了三等奖。
唐子惠表示日本的学习环境极其便利，所有人的工作态度都非常认真负责。一天，她寝室的一支日光灯坏了，报修后，修电灯的物业人员立刻赶来，看了看房中其他几支日光灯，便重新去拿灯管，因为他带来的灯管颜色和现在屋里的灯管有些不同。其实只是亮度稍有不同而已，就这样物业人员来来回回跑了四五次，不仅把坏了的灯管换成了新的，还将所有灯管都都换成了颜色、亮度完全相同的灯管，这才满意地离去。从这位修理工身上，唐子惠感悟到了“世上怕就怕认真两字”的真谛。
日本的同学在读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大都有出国游学的经历，经费是由日本政府提供。这使得日本同学大都见多识广，对唐子惠这样的外国留学生并没有太多神秘感。唐子惠身材高挑，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多名日本男性追求，毕业后也有留在日本工作的机会，但是她直接回到中国，在北京的媒体之间不断变换。谈起未来她没有什么危机感，对当下倒是很有紧迫感。她感到自己非常适合在大城市生活，北京够大，让她如鱼得水。她从未想过会有人因为没钱上学而不能去做自己梦想的事情，比如自费出国留学。她在日本看到那里的同学都是很努力地在奋斗，所以并不觉得中国的教育制度有什么不足之处。
在唐子惠看来，现在中国的大学生经常抱怨学费太贵、就业太难以及生活中有太多困难的事情，那只能表明他们的努力太不够。唐子惠在北京从事过多家媒体的工作，从写稿的记者、编稿的编辑到拉广告的业务员，什么都做过、什么都做。她表示：“只要努力工作，就会有结果。” 留学美国：只为留下
2011年，刘敏敏随同丈夫来到美国。他的丈夫来到美国留学读博士，很快之后刘敏敏也设法申请了当地一所大学的入学资格。刘敏敏的丈夫是公费留学生，但是两个人并不打算学成归国，刚一入学就已经在计划将来留在美国就业的事情。这与他们看到的美国社会生活有关。到美国后，刘敏敏在超市看到当地居民使用政府发的粮票购买食物，惊得目瞪口呆。粮票是中国计划经济年代的东西，现在已经成为收藏品，怎么美国还有这玩意？原来这是由美国联邦农业部拨款给州政府发放给低收入人群的粮票，只可换取美国出产的农作物，不能换取金钱。这使得刘敏敏夫妇觉得陌生的美国生活并不可怕，相反，和中国相比更有安全感。
刘敏敏的丈夫是公派留学生，其原来在国内大学任教，在申请美国留学时并没有获得美国的大学奖学金，于是向中国的国家留学基金委申请了公费留学，居然通过。由于经济来源有一定保障，他们目前没有太大的生活压力。刘敏敏的丈夫表示，大学教师申请公派留学的渠道比大学生要多，和自费出国留学的本科生相比，自己很幸运。
据刘敏敏介绍，一些年轻的留学生更愿意在毕业后回国。在美国一些不是特别好的大学近年来出现了许多来自中国的本科阶段自费留学生，这些学生的父母在国内条件较好，但是希望子女到美国生活。这些出生在1990年之后的留学生来到美国后举目无亲，更加怀念在中国和父母在一起的生活，在学校里自发组织了很多的爱国团体。这些中国学生很少和美国社会的不同领域人群进行交往，还会指责不回国的公费留学生不爱国，因此刘敏敏一家也不和这些年轻的留学生交往。
刘敏敏介绍说，来美国读硕士和博士的留学生大都以留在美国为目标。除非回国能当官发财，否则他们绝对不考虑回国。很多人由于担心毕业后得不到工作签证，刚一到美国就以宗教原因或者其他原因申请了绿卡。
“流血”加拿大：学费太高了
郭勇从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拿到金融硕士学位回到北京已经两年了。他出国之前是北京一所学校的数学老师，业余时间在保险公司打工赚了30多万元人民币，就去加拿大留学了。在加拿大留学和工作数年，郭勇因难以融入当地生活回国。
郭勇介绍说，现在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是自费留学，“我们留学生其实是‘流血’生。”留学生的钱包在流血。留学生的学费是本地学生或是移民的3倍左右。就是这样，大学里的本地学生还要打着标语游行：请降低学费。郭勇记得刚去学校注册的时候，工作人员在大礼堂里向全体学生指导如何交学费，本地学生的学费，4000多加元。本地学生就开始提问：可不可以分期付款，可不可以贷款，为什么会涨的这么高等。当工作人员把留学生学费价格放映出来后，郭勇就像是动物园里的猩猩，被那些本地的学生和家长们盯着看。他还听到身后有人在讨论：“他们太有钱了，这么贵也来读。”
郭勇当时就气得哭笑不得。他是自己上班赚到的钱，知道赚钱的辛苦。他表示，有些留学生是拿着父母的钱出来上学。因为学费贵的要命，许多留学生都去打黑工，挣些零花钱，抵交房租。郭勇也打过工。在加拿大，学费是留学生的第一大“放血”之处。其它还有些不能不花的钱，比如保险，比如房租。有时候一些留学生想要合租独立的大房子，这时候还要找保人，为此要额外支出保证金。
在自费留学生艰苦奋斗的同时，公派留学生却往往到期不回国。在郭勇看来，他们花着纳税人的钱在国外留学，生活轻松自在，比自费生更容易修得高学历，也正因为得到了高学历，更容易找到好工作，所以更少回国。郭勇觉得，与其这样，还不如由国家出钱给所有留学生支付留学费用，或者回国的自费生给报销学费。“凭什么不回国的人得到公费，回国的要自费？”郭勇表示，经济学的基本目的是获得效用。国家赚钱后应该是为本国公民购买服务，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完全可以拿来为自费留学生支付留学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