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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苏富比拍卖行举办的拍卖会正在伦敦进行。一封特殊的信件最终以60.5万英镑（约合482万元人民币）的高价，被一名匿名的中国收藏家买走。
这封信，是毛泽东和朱德在抗战时期写给时任英国工党领袖、后成为英国首相的克莱门特·艾德礼的。信上都写了什么？艾德礼是个怎样的人？毛泽东等与艾德礼关系如何？这些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封信写于1937年11月1日，是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出的，目的是为寻求英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帮助。英国《卫报》报道说，这封信从延安发出，信尾处分别有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汉字和英文亲笔签名，弥足珍贵。
信上说：“我们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并代表正在与侵略者进行殊死较量的全体中国人民，向英国人民和您所领导的英国工党送上良好的祝愿。”“我们想代表中国向贵党寻求任何有可能来自英国的实际帮助。”“我们相信，当英国人民了解日本在中国所犯下的恶行后，就会选择和我们站在一起，选择以你们的名义帮助中国人民，并选择督促你们的政府来防范这个很有可能给英国带来同等、甚至更残酷威胁的敌人。”信件结尾还写道：“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和平民主战线永存！”
英国媒体称：“这是当时作为中共领导人、后来成为中国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与西方政要进行的最早书信联络之一。”苏富比拍卖行专家希顿评论说：“这次寻求英国抗日援助的尝试，是毛泽东开始参与国际外交的最初阶段，且信上有极其罕见的毛泽东亲笔签名。这是近几十年来国际市场上出现的第二份有毛泽东签名的文件。”
据苏富比拍卖行介绍，这封信是由新西兰记者贝特兰促成的。贝特兰1910年出生于奥克兰，其父是一位虔诚的传教士，他本人曾在牛津大学学习英语，和艾德礼是校友，也是牛津大学工党俱乐部的活跃人士。他思想进步，支持亚洲抵抗日本侵略。1935年，他获得罗德基金资助前往中国和日本做研究，在北京期间为《泰晤士报》撰稿，并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贝特兰曾应毛泽东之邀到访延安。有一次，他在同毛泽东谈话时无意中提到，如果以毛泽东的名义致信英国反对党领导人，也许会对中国的抗战事业有所裨益。毛泽东就写下了这一信函，由贝特兰翻译、打字后，和朱德一起签名发出。
贝特兰特意在信中附上一张字条，写上“如果自己恰巧充当了一个友好使命的中间人，将为此感到荣幸”等字样，并提醒艾德礼要妥善保管这封信，因为“这可能是毛泽东和朱德的亲笔签名第一次出现在英国”。也许是贝特兰的话起到了作用，也可能是艾德礼意识到了毛泽东的重要性，他把这封信悉心保存了下来，历经数代而未遭损毁。艾德礼的儿媳安妮在拍卖此信时表示，虽然艾德礼家族将这封信视为珍宝，但她希望这封信件能被更多的人所知。
囿于当时错综复杂的局势，这封信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二战全面爆发后，中英两国在远东地区合作打击日本。艾德礼任英国掌玺大臣，后任副首相，1945年大选获胜，出任首相。在波茨坦会议上，代表英国出席的就是艾德礼。
新中国成立后，英国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当时正是艾德礼掌权。据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回忆，艾德礼曾对他说：“我们应设法避免让中国人认为只有俄国才是他们唯一的朋友。我希望中国人能和俄国人散伙，希望他们能够在远东和俄国抗衡。”正是这种战略判断，让他表现出较友好的对华态度。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保卫”台湾。艾德礼不希望因台湾问题而恶化与新中国的关系，曾发表讲话反对美国这一做法，表示一旦中美因台湾问题开战，英国不会派兵。这一宣示在当时有积极作用。
（上图）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艾德礼（前右二）。
（左图）在1937年11月1日毛泽东、朱德写给艾德礼的信上，有两人的亲笔签名。
1954年8月24日，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已卸任首相的艾德礼率英国工党代表团访问中国，成为与毛泽东会晤的第一位西方最高级别的政治家。当日，毛泽东穿着一条背后打满罗纹补丁的深灰色裤子会见艾德礼。工作人员劝他换一条，他不同意，说：“没关系，谁会看我后边呀。”两人长谈3个多小时，毛泽东说，中国需要和平环境。“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他希望“工党的朋友们”劝劝美国人把第七舰队撤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艾德礼访华后在香港说，中国官员的清廉和干劲深深打动了他。
艾德礼执政时间不长，但留下了重要的政绩。他推行高福利政策，指示其首任卫生大臣建立了国民保健体系，直到今天，这一免费医疗体系仍让英国民众受惠。他曾被英国研究机构选为“20世纪和平时期最具效率的英国首相”。当年他从战功赫赫的丘吉尔手里夺下首相宝座，靠的就是“实现全民医疗保障”这个承诺。这种民生为本的思想，是他和毛泽东能够“谈得来”的基础。
艾德礼毕业于牛津大学，当过律师，早年曾在伦敦东区为贫民区的孩子服务，这让他逐渐倾向支持社会主义。1922年，他当选工党议员，由此踏上政坛。艾德礼当首相后，实行了一系列国有化和社会改革的政策，不少政策至今仍有重要影响。1946年，他把英格兰银行等诸多重要企业收归国有。此后，他又倡议建立英国电业委员会和煤气委员会，对电业和煤气实行国有化。1949年，他不顾国内外强烈反对之声，推动议会通过法案，将铁矿和钢铁工业国有化，还通过原子能法案，将原子能发展控制在军需部手中。这大大改变了英国工业面貌。
艾德礼的许多政策，在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上台后被终止或修订。但即使这样，撒切尔夫人仍对他尊重有加。她曾说：“艾德礼是一个谦虚的人，但他做的很多事值得骄傲。”
这封信，是毛泽东和朱德在抗战时期写给时任英国工党领袖、后成为英国首相的克莱门特·艾德礼的。信上都写了什么？艾德礼是个怎样的人？毛泽东等与艾德礼关系如何？这些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弥足珍贵的信件
这封信写于1937年11月1日，是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出的，目的是为寻求英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帮助。英国《卫报》报道说，这封信从延安发出，信尾处分别有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汉字和英文亲笔签名，弥足珍贵。
信上说：“我们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并代表正在与侵略者进行殊死较量的全体中国人民，向英国人民和您所领导的英国工党送上良好的祝愿。”“我们想代表中国向贵党寻求任何有可能来自英国的实际帮助。”“我们相信，当英国人民了解日本在中国所犯下的恶行后，就会选择和我们站在一起，选择以你们的名义帮助中国人民，并选择督促你们的政府来防范这个很有可能给英国带来同等、甚至更残酷威胁的敌人。”信件结尾还写道：“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和平民主战线永存！”
英国媒体称：“这是当时作为中共领导人、后来成为中国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与西方政要进行的最早书信联络之一。”苏富比拍卖行专家希顿评论说：“这次寻求英国抗日援助的尝试，是毛泽东开始参与国际外交的最初阶段，且信上有极其罕见的毛泽东亲笔签名。这是近几十年来国际市场上出现的第二份有毛泽东签名的文件。”
据苏富比拍卖行介绍，这封信是由新西兰记者贝特兰促成的。贝特兰1910年出生于奥克兰，其父是一位虔诚的传教士，他本人曾在牛津大学学习英语，和艾德礼是校友，也是牛津大学工党俱乐部的活跃人士。他思想进步，支持亚洲抵抗日本侵略。1935年，他获得罗德基金资助前往中国和日本做研究，在北京期间为《泰晤士报》撰稿，并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贝特兰曾应毛泽东之邀到访延安。有一次，他在同毛泽东谈话时无意中提到，如果以毛泽东的名义致信英国反对党领导人，也许会对中国的抗战事业有所裨益。毛泽东就写下了这一信函，由贝特兰翻译、打字后，和朱德一起签名发出。
贝特兰特意在信中附上一张字条，写上“如果自己恰巧充当了一个友好使命的中间人，将为此感到荣幸”等字样，并提醒艾德礼要妥善保管这封信，因为“这可能是毛泽东和朱德的亲笔签名第一次出现在英国”。也许是贝特兰的话起到了作用，也可能是艾德礼意识到了毛泽东的重要性，他把这封信悉心保存了下来，历经数代而未遭损毁。艾德礼的儿媳安妮在拍卖此信时表示，虽然艾德礼家族将这封信视为珍宝，但她希望这封信件能被更多的人所知。
与毛泽东长谈3个小时
囿于当时错综复杂的局势，这封信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二战全面爆发后，中英两国在远东地区合作打击日本。艾德礼任英国掌玺大臣，后任副首相，1945年大选获胜，出任首相。在波茨坦会议上，代表英国出席的就是艾德礼。
新中国成立后，英国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当时正是艾德礼掌权。据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回忆，艾德礼曾对他说：“我们应设法避免让中国人认为只有俄国才是他们唯一的朋友。我希望中国人能和俄国人散伙，希望他们能够在远东和俄国抗衡。”正是这种战略判断，让他表现出较友好的对华态度。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保卫”台湾。艾德礼不希望因台湾问题而恶化与新中国的关系，曾发表讲话反对美国这一做法，表示一旦中美因台湾问题开战，英国不会派兵。这一宣示在当时有积极作用。
（左图）在1937年11月1日毛泽东、朱德写给艾德礼的信上，有两人的亲笔签名。
1954年8月24日，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已卸任首相的艾德礼率英国工党代表团访问中国，成为与毛泽东会晤的第一位西方最高级别的政治家。当日，毛泽东穿着一条背后打满罗纹补丁的深灰色裤子会见艾德礼。工作人员劝他换一条，他不同意，说：“没关系，谁会看我后边呀。”两人长谈3个多小时，毛泽东说，中国需要和平环境。“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他希望“工党的朋友们”劝劝美国人把第七舰队撤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艾德礼访华后在香港说，中国官员的清廉和干劲深深打动了他。
让英国人至今怀念的首相
艾德礼执政时间不长，但留下了重要的政绩。他推行高福利政策，指示其首任卫生大臣建立了国民保健体系，直到今天，这一免费医疗体系仍让英国民众受惠。他曾被英国研究机构选为“20世纪和平时期最具效率的英国首相”。当年他从战功赫赫的丘吉尔手里夺下首相宝座，靠的就是“实现全民医疗保障”这个承诺。这种民生为本的思想，是他和毛泽东能够“谈得来”的基础。
艾德礼毕业于牛津大学，当过律师，早年曾在伦敦东区为贫民区的孩子服务，这让他逐渐倾向支持社会主义。1922年，他当选工党议员，由此踏上政坛。艾德礼当首相后，实行了一系列国有化和社会改革的政策，不少政策至今仍有重要影响。1946年，他把英格兰银行等诸多重要企业收归国有。此后，他又倡议建立英国电业委员会和煤气委员会，对电业和煤气实行国有化。1949年，他不顾国内外强烈反对之声，推动议会通过法案，将铁矿和钢铁工业国有化，还通过原子能法案，将原子能发展控制在军需部手中。这大大改变了英国工业面貌。
艾德礼的许多政策，在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上台后被终止或修订。但即使这样，撒切尔夫人仍对他尊重有加。她曾说：“艾德礼是一个谦虚的人，但他做的很多事值得骄傲。”